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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关系危机的病毒时代：何为舆论战？
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关系一直处在悬念、不安甚至紧张对立的状态。如今，尚未走出贸易战泥沼又遭遇全球传播的新冠肺炎疫情恐慌，美国领导人使用“中国病毒”“武汉病毒”概念，指控中国隐瞒疫情而鼓动调查、追责、索赔，上演冷战思维性质的反华闹剧；中国则谴责其散播“政治病毒”“信息病毒”。在这种激烈的话语对抗形势下，所谓“新冷战论”的悲观认知越来越得到理解。
但学术界似乎很少思考一个长历史现象，即中美关系危机化事实上反复发生。这与中日关系很像，原因当然是存在周期性发作的问题结构。中日关系遗留了战后处理未和解的历史问题；而中美关系的结构既与对日战后处理未完成有关，又是冷战政治遗产未清算而不得和解的正常化后遗症。简单地说就是，台湾问题作为美国主导对日战后处理所形成的美日同盟遏制中国陷于长期分裂的象征，确证着冷战政治结构的历史连续性。
在此番“病毒战”危机之前的贸易战中，美国就有“脱钩”之说和排斥中国企业、媒体的行动；但那时还不甚清楚所谓“脱钩”是要干什么，存在事出有因、个别案例的观感。而进入新冠肺炎疫情语境就形象化了：蔑视、疑惧心理支配下的嫌恶修辞，不惜夸张地要保持社会距离。这种近乎强迫性、常规化的非接触防疫姿态，成为中美关系危机的新冠表征，实在是一个巧合。所谓巧合，是说美国政要并非因为新冠病毒才抛出“与中国脱钩论”；疫情似乎给现在的中美关系造成了特别的麻烦，但也不过是暴露了本来存在的问题并赋予其夸张声势的反应形式而已。现在有个流行词叫“舆论战”，可能是暗示某种对称、平衡的说法；活跃于媒体的学者常用这个概念，说美国在和中国打舆论战，刺激了中国，不得不打。而打到什么程度呢？最新高度是直指美国某领导人是“人类公敌”“世界和平的敌人”“已经突破做人的底线”。这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檄文语法，渲染着紧张氛围。
以战争修辞表达对抗并称之为“舆论战”，在概念和事实两方面都值得商榷。有主流媒体刊文称：“舆论战从来都是国际政治的一部分”，历史证明失去话语权就失去了第一定义权。但事实上，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史鲜有“舆论战”之说；而在舆论作为公众意见的意义上，“舆论战”概念根本就不能成立。因为舆论是指公共意见、公众意见，但美国政要对中国的指控暗示着某种外交议程设置而并非一般舆论，把中国媒体的社论、评论当成公众意见则更是误解。总之，不存在两国公众意见打仗的事实。“舆论战”不存在，存在什么呢？学习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史就知道，在国际传播的意义上一般使用思想战、信息战、情报战、宣传战，以及观念战争、意识形态战争之类。
20世纪60年代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的学者赖肖尔使用过“思想战”的说法。但他并非要向日本灌输某种观念，而是通过组织日美学者的知识对话传播历史研究的现代化学术思想。这是国际传播的本义，传播就是通過信息交流达成共识；他公然声称与苏联搞“思想战”，所做的是美日知识对话，在历史叙事的现代化理论上达成共识，解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语境的反美民族主义情绪。对照这种“思想战”工作，可以理解“舆论战”概念存在着所指不确定的问题。
但中国外交史上有过疑似当今“舆论战”的现象。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夕批判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的“六评”，这种美帝国主义大批判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毛泽东当面向尼克松解释“打倒帝、修、反”之类的话是“放空炮”。再比如20世纪60年代前期与苏联的论战，以“九评”著名，但到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时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澄清“讲了许多空话”。可见，以脱离事实的空话刺激对方只能给设置解决分歧、化解冲突的外交议程制造精神障碍，使国际冷战趋于情绪化、激烈化。“舆论战”概念所指不确，可以说是“宣传战”。但历史证明它徒劳空言，心理上更明确政治边界、社会边界而使厌恶情绪扩大再生产。怎么消解对抗？回到国际传播和外交议程设置上，要提供事实而不是概念的、哲学的驳斥。所谓提供事实，就是知识生产。在中国经常有人讲话语权，但这个概念就错了，应该叫话语权力——首先有话语，因为话语而发生的权力。没有叙事和逻辑构成的话语而一味地宣誓或诅咒，不能构成关于问题的叙事和有根据的陈述，那种空话没人听，也就不会产生传播学意义的话语权力。
总之，要提供叙事，形成有实证根据的历史语言和有概念体系的科学语言，避免文学渲染和哲学空论，才能对话。有学者主张，提高话语权的方法就是盖过别人的声音，疑似暴力姿态。这完全脱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学对权力的理解。传统的政治学权力观，比如马克斯·韦伯把对于左右别人意志的手段的支配称为“权力”；但汉娜·阿伦特称之为“强力”（force），其新的权力（power）定义是指“人一致行动的能力”——权力的基本表现不在于支使别人的意志，而是在达成协议的交往中形成共同意志。这种“交往的权力”就是传播政治学的权力观——并非强迫别人，而是取得共识、形成一致行动的能力。共识的范围即政治共同体，没有共识的强迫性权力就是否定政治的暴力。从“交往的权力”概念理解，国家间政治的权力竞争作为外交的目标也是追求共识。因此，中美关系危机用“舆论战”或“宣传战”方式并不能化解，而需要对中美关系的历史结构作出知识确认，思考国际传播和外交交涉的方向。
二、话语权力偏在与假性共识结构：中美关系的历史连续性
事实上，宣传战作为冷战政治的历史连续性表征，是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的外交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贸易战发展出的新形态。当前的宣传战修辞与传统冷战时代并无二致。历史如此展开，是因为存在着连续性结构。中美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是全面对抗的传统冷战状态，当时中国流行“美国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之说。建交以后，经过台湾问题折腾和美国对中国发动制裁的风波，邓小平有句名言说“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贸易战时期流行“压舱石”，发生危机就转移到经济领域，以采购贸易作“压舱石”。现在流行“甩锅”，语言离国家间政治越来越远了，“压舱石”就已经很远，没有追究问题所在、交涉解决的意思。“甩锅”就更加戏剧化，这种搞笑的小品语言脱离叙事语境，与新闻、政治、外交的专业性有很大距离。“甩锅”的说法完全没有国际传播的对象意识，是在“小品化”了的中国语境下才能制造“笑点”的怪话而已。 外交修辞的非专业化和戏剧化，回避了“真问题”。中美关系的“真问题”是什么？在中苏结盟与美国阵营形成冷战对抗，对日战后处理久拖至朝鲜战争爆发而使中美关系陷于战争状态之际，美国把对日战后处理导向建构日美同盟压迫分裂中国的国际法进程。杜鲁门总统公然宣传“台湾地位未定论”——“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后来，日本、美国分别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以战后处理象征“两个中国”的“日华和平条约”和把海峡两岸分裂固定化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经过中苏反目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冷战政治转型的所谓“正常化”时期，中日邦交正常化以维持日美安全保障机制——美国在东亚驻军的半永久化——为前提，美国则坚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象征干预中国统一的遏制政策，并无限期拖延朝鲜战争的和平条约即暗示“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尚未达成。
热战、冷战都没有和解，中美关系遗留着台湾问题这一冷战政治核心结构。近几年总是有人议论中美关系是不是发生了“新冷战”，新冷战这种概念未必准确——因为东亚的、中美之间的冷战从来没有宣告结束，现在的中美关系危机不过是一度隐性化的冷战又显在化并有了新的表征罢了。20世纪70年代的所谓“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一美国概念是指利用中苏关系恶化之机建立中美和平共处的“正常”外交关系，并无解决台湾问题的议程设置，当时中国所接受的美国“一个中国”政策表述并非真正达成了谅解，而是姑且的假性共识。
1971年基辛格访华时，中国方面曾经要求美国从东亚撤军、从台湾撤军，基辛格表示美军的存在有利于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后来美国从台湾撤出军事人员，但在日韩驻军仍然能起到维持分裂中国的作用。基辛格所谓约束日本军国主义，似乎不无道理，这反映了美国的战略意识形态生产能力，证明着话语权力偏在——他用事实、概念、理论能说服对方。而基辛格所谓“一个中国”政策，是认识到海峡两边的中國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美国对此不持异议。总之，中国要求的美国撤军和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都没有实现而姑且搁置，是疑似一致而事实上各有原则的假性共识。基辛格的“一个中国”立场表述堪称史诗级战略意识形态。所谓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美国不持异议，貌似肯定现状，其实暗中预设了一个可能：当两边不再都认为是一个中国的时候，美国也会肯定新现状。总之，貌似“一个中国论”的“基辛格定律”隐喻着与大陆达成的假性共识发生破裂的可能性。为了减缓或者掩饰、遮蔽破裂，20世纪80年代的外交战到90年代就转变成贸易战了。明明是台湾问题作怪，但美国同时提出种种经济和国际贸易问题，用汇率、顺差、最惠国待遇之类新的议程设置寻求更多的话语权力工具，诱导中国的国家采购、经贸合作就成了维持台湾问题不翻船的“压舱石”。为了维持过去的假性共识而达成新的假性共识，这是中美关系危机的真实结构。后来的中美贸易战公然与“一个中国”政策挂钩，表明冷战政治结构完全显在化，中美关系的假性共识处于随时被打破的临界线上。其实，从基辛格1971年访华，美国就在摸索以“一个中国”政治修辞的石头过“两个中国”外交之河。美国同意在建交公报中写入疑似针对苏联的“反霸权”条款，但坚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其认定中国受苏联威胁之“战略上的原因”而隐忍。20世纪90年代以后苏联威胁消失，美台军售贸易与台独政治相互激发造成的“两国论”攻势被利用于交涉贸易利益，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原理就从战略机会主义转型为贸易机会主义，台湾问题就是这样决定中美关系危机周期性和形态变异的规律。
三、直面真问题：从知识生产建构国家主体性
特朗普执政后的对华政策是什么机会主义？任意机会主义或自由机会主义。中国一再努力加强贸易合作、恳切呼吁抗疫合作，但美国政府总是不满意，动辄威胁“脱钩”甚至切断关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任意性和自由化。目前，中美关系好像失去头绪、无从着手了。但回顾历史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台湾问题被搁置，中美关系的冷战政治结构没有消解，过去达成的“一个中国”共识是假性的。直面“真问题”，才能思考中美如何建立“正常化”的外交关系。为了达成真实的“一个中国”共识，需要不断地进行外交对话，而不是接受美国贸易机会主义的引导去无限筹措“压舱石”——美国被如此满足了利益要求会越发蔑视中国，发展到种族主义会更加棘手。即使没有新冠肺炎疫情，也仍然有贸易战和宣传战，疫情恐慌之下不过是突显了象征性。所谓象征性，就是从假性和解发生敌视、对抗，而发生权威性自我陈述缺失、不能形成有效对话的情况就可能导致蔑视，持续积累的蔑视则转化为歧视，种族主义作为极端的歧视就是向情绪对抗、力量对抗过渡的临界状态。为了化解这种危机，需要通过把问题对象化的实证研究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思想路线图。这种知识生产是战略思想生产的前提，是自我认识和认识世界的唯一途径，是建构国际传播和国际政治主体性的精神过程。
解决利益冲突需要国家间的政治对话，有效机制是关于历史和国际政治结构的知识对话、战略思想对话，而并非立场、情绪的对抗。为了摆脱目前的中美关系危机困境，必须避免“怼立场”之类的情绪性回应，而应思考关系结构，确知怎样的回应才能赢得话语权力。鉴于中美关系危机的严重性质和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知识的严重贫困，必须打破现在分割的、行政化的智库体制，成立跨部门的专题研究智库，组织有实证研究经验的学者致力于中美关系史、东亚国际关系史的实证研究，在充分的知识生产前提下整理化解中美关系危机的可靠思想。当前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政治化斗争要害也在于知识生产。中国不可能在报道国外学者对病毒来源、传播路径、疫情模拟的研究成果中摆脱美国的指控，这就需要中国学者提供关于中国疫情以及新冠病毒全球传播的权威知识话语。
从中美关系解冻、建交到发生种种危机至今的半个世纪，基辛格这位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之父一直是来中国奔走的信使和战略思想权威。现在，连他也认为中美关系和世界秩序不可能回到过去，所以中国必须独立自主地思考如何应对新时代的中美关系危机。
独立自主的思考需要独立自主的知识生产。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显然失察于“基辛格定律”所暗示的反向演变可能性和事实发展，导致对中美关系进入台独政治常态化的“后基辛格时代”无所警觉。两岸关系的要害在于内战和解政治议程进度之有无，中美关系的要害在于战略对话的可持续与否。基于这种传播政治学的原理，应利用知识生产推动话语生产和新闻生产、舆论生产，建构国际传播和国际政治主体性。
（版面所限，本文略去作者所加注释。）
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关系一直处在悬念、不安甚至紧张对立的状态。如今，尚未走出贸易战泥沼又遭遇全球传播的新冠肺炎疫情恐慌，美国领导人使用“中国病毒”“武汉病毒”概念，指控中国隐瞒疫情而鼓动调查、追责、索赔，上演冷战思维性质的反华闹剧；中国则谴责其散播“政治病毒”“信息病毒”。在这种激烈的话语对抗形势下，所谓“新冷战论”的悲观认知越来越得到理解。
但学术界似乎很少思考一个长历史现象，即中美关系危机化事实上反复发生。这与中日关系很像，原因当然是存在周期性发作的问题结构。中日关系遗留了战后处理未和解的历史问题；而中美关系的结构既与对日战后处理未完成有关，又是冷战政治遗产未清算而不得和解的正常化后遗症。简单地说就是，台湾问题作为美国主导对日战后处理所形成的美日同盟遏制中国陷于长期分裂的象征，确证着冷战政治结构的历史连续性。
在此番“病毒战”危机之前的贸易战中，美国就有“脱钩”之说和排斥中国企业、媒体的行动；但那时还不甚清楚所谓“脱钩”是要干什么，存在事出有因、个别案例的观感。而进入新冠肺炎疫情语境就形象化了：蔑视、疑惧心理支配下的嫌恶修辞，不惜夸张地要保持社会距离。这种近乎强迫性、常规化的非接触防疫姿态，成为中美关系危机的新冠表征，实在是一个巧合。所谓巧合，是说美国政要并非因为新冠病毒才抛出“与中国脱钩论”；疫情似乎给现在的中美关系造成了特别的麻烦，但也不过是暴露了本来存在的问题并赋予其夸张声势的反应形式而已。现在有个流行词叫“舆论战”，可能是暗示某种对称、平衡的说法；活跃于媒体的学者常用这个概念，说美国在和中国打舆论战，刺激了中国，不得不打。而打到什么程度呢？最新高度是直指美国某领导人是“人类公敌”“世界和平的敌人”“已经突破做人的底线”。这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檄文语法，渲染着紧张氛围。
以战争修辞表达对抗并称之为“舆论战”，在概念和事实两方面都值得商榷。有主流媒体刊文称：“舆论战从来都是国际政治的一部分”，历史证明失去话语权就失去了第一定义权。但事实上，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史鲜有“舆论战”之说；而在舆论作为公众意见的意义上，“舆论战”概念根本就不能成立。因为舆论是指公共意见、公众意见，但美国政要对中国的指控暗示着某种外交议程设置而并非一般舆论，把中国媒体的社论、评论当成公众意见则更是误解。总之，不存在两国公众意见打仗的事实。“舆论战”不存在，存在什么呢？学习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史就知道，在国际传播的意义上一般使用思想战、信息战、情报战、宣传战，以及观念战争、意识形态战争之类。
20世纪60年代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的学者赖肖尔使用过“思想战”的说法。但他并非要向日本灌输某种观念，而是通过组织日美学者的知识对话传播历史研究的现代化学术思想。这是国际传播的本义，传播就是通過信息交流达成共识；他公然声称与苏联搞“思想战”，所做的是美日知识对话，在历史叙事的现代化理论上达成共识，解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语境的反美民族主义情绪。对照这种“思想战”工作，可以理解“舆论战”概念存在着所指不确定的问题。
但中国外交史上有过疑似当今“舆论战”的现象。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夕批判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的“六评”，这种美帝国主义大批判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毛泽东当面向尼克松解释“打倒帝、修、反”之类的话是“放空炮”。再比如20世纪60年代前期与苏联的论战，以“九评”著名，但到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时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澄清“讲了许多空话”。可见，以脱离事实的空话刺激对方只能给设置解决分歧、化解冲突的外交议程制造精神障碍，使国际冷战趋于情绪化、激烈化。“舆论战”概念所指不确，可以说是“宣传战”。但历史证明它徒劳空言，心理上更明确政治边界、社会边界而使厌恶情绪扩大再生产。怎么消解对抗？回到国际传播和外交议程设置上，要提供事实而不是概念的、哲学的驳斥。所谓提供事实，就是知识生产。在中国经常有人讲话语权，但这个概念就错了，应该叫话语权力——首先有话语，因为话语而发生的权力。没有叙事和逻辑构成的话语而一味地宣誓或诅咒，不能构成关于问题的叙事和有根据的陈述，那种空话没人听，也就不会产生传播学意义的话语权力。
总之，要提供叙事，形成有实证根据的历史语言和有概念体系的科学语言，避免文学渲染和哲学空论，才能对话。有学者主张，提高话语权的方法就是盖过别人的声音，疑似暴力姿态。这完全脱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学对权力的理解。传统的政治学权力观，比如马克斯·韦伯把对于左右别人意志的手段的支配称为“权力”；但汉娜·阿伦特称之为“强力”（force），其新的权力（power）定义是指“人一致行动的能力”——权力的基本表现不在于支使别人的意志，而是在达成协议的交往中形成共同意志。这种“交往的权力”就是传播政治学的权力观——并非强迫别人，而是取得共识、形成一致行动的能力。共识的范围即政治共同体，没有共识的强迫性权力就是否定政治的暴力。从“交往的权力”概念理解，国家间政治的权力竞争作为外交的目标也是追求共识。因此，中美关系危机用“舆论战”或“宣传战”方式并不能化解，而需要对中美关系的历史结构作出知识确认，思考国际传播和外交交涉的方向。
二、话语权力偏在与假性共识结构：中美关系的历史连续性
事实上，宣传战作为冷战政治的历史连续性表征，是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的外交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贸易战发展出的新形态。当前的宣传战修辞与传统冷战时代并无二致。历史如此展开，是因为存在着连续性结构。中美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是全面对抗的传统冷战状态，当时中国流行“美国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之说。建交以后，经过台湾问题折腾和美国对中国发动制裁的风波，邓小平有句名言说“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贸易战时期流行“压舱石”，发生危机就转移到经济领域，以采购贸易作“压舱石”。现在流行“甩锅”，语言离国家间政治越来越远了，“压舱石”就已经很远，没有追究问题所在、交涉解决的意思。“甩锅”就更加戏剧化，这种搞笑的小品语言脱离叙事语境，与新闻、政治、外交的专业性有很大距离。“甩锅”的说法完全没有国际传播的对象意识，是在“小品化”了的中国语境下才能制造“笑点”的怪话而已。 外交修辞的非专业化和戏剧化，回避了“真问题”。中美关系的“真问题”是什么？在中苏结盟与美国阵营形成冷战对抗，对日战后处理久拖至朝鲜战争爆发而使中美关系陷于战争状态之际，美国把对日战后处理导向建构日美同盟压迫分裂中国的国际法进程。杜鲁门总统公然宣传“台湾地位未定论”——“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后来，日本、美国分别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以战后处理象征“两个中国”的“日华和平条约”和把海峡两岸分裂固定化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经过中苏反目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冷战政治转型的所谓“正常化”时期，中日邦交正常化以维持日美安全保障机制——美国在东亚驻军的半永久化——为前提，美国则坚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象征干预中国统一的遏制政策，并无限期拖延朝鲜战争的和平条约即暗示“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尚未达成。
热战、冷战都没有和解，中美关系遗留着台湾问题这一冷战政治核心结构。近几年总是有人议论中美关系是不是发生了“新冷战”，新冷战这种概念未必准确——因为东亚的、中美之间的冷战从来没有宣告结束，现在的中美关系危机不过是一度隐性化的冷战又显在化并有了新的表征罢了。20世纪70年代的所谓“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一美国概念是指利用中苏关系恶化之机建立中美和平共处的“正常”外交关系，并无解决台湾问题的议程设置，当时中国所接受的美国“一个中国”政策表述并非真正达成了谅解，而是姑且的假性共识。
1971年基辛格访华时，中国方面曾经要求美国从东亚撤军、从台湾撤军，基辛格表示美军的存在有利于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后来美国从台湾撤出军事人员，但在日韩驻军仍然能起到维持分裂中国的作用。基辛格所谓约束日本军国主义，似乎不无道理，这反映了美国的战略意识形态生产能力，证明着话语权力偏在——他用事实、概念、理论能说服对方。而基辛格所谓“一个中国”政策，是认识到海峡两边的中國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美国对此不持异议。总之，中国要求的美国撤军和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都没有实现而姑且搁置，是疑似一致而事实上各有原则的假性共识。基辛格的“一个中国”立场表述堪称史诗级战略意识形态。所谓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美国不持异议，貌似肯定现状，其实暗中预设了一个可能：当两边不再都认为是一个中国的时候，美国也会肯定新现状。总之，貌似“一个中国论”的“基辛格定律”隐喻着与大陆达成的假性共识发生破裂的可能性。为了减缓或者掩饰、遮蔽破裂，20世纪80年代的外交战到90年代就转变成贸易战了。明明是台湾问题作怪，但美国同时提出种种经济和国际贸易问题，用汇率、顺差、最惠国待遇之类新的议程设置寻求更多的话语权力工具，诱导中国的国家采购、经贸合作就成了维持台湾问题不翻船的“压舱石”。为了维持过去的假性共识而达成新的假性共识，这是中美关系危机的真实结构。后来的中美贸易战公然与“一个中国”政策挂钩，表明冷战政治结构完全显在化，中美关系的假性共识处于随时被打破的临界线上。其实，从基辛格1971年访华，美国就在摸索以“一个中国”政治修辞的石头过“两个中国”外交之河。美国同意在建交公报中写入疑似针对苏联的“反霸权”条款，但坚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其认定中国受苏联威胁之“战略上的原因”而隐忍。20世纪90年代以后苏联威胁消失，美台军售贸易与台独政治相互激发造成的“两国论”攻势被利用于交涉贸易利益，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原理就从战略机会主义转型为贸易机会主义，台湾问题就是这样决定中美关系危机周期性和形态变异的规律。
三、直面真问题：从知识生产建构国家主体性
特朗普执政后的对华政策是什么机会主义？任意机会主义或自由机会主义。中国一再努力加强贸易合作、恳切呼吁抗疫合作，但美国政府总是不满意，动辄威胁“脱钩”甚至切断关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任意性和自由化。目前，中美关系好像失去头绪、无从着手了。但回顾历史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台湾问题被搁置，中美关系的冷战政治结构没有消解，过去达成的“一个中国”共识是假性的。直面“真问题”，才能思考中美如何建立“正常化”的外交关系。为了达成真实的“一个中国”共识，需要不断地进行外交对话，而不是接受美国贸易机会主义的引导去无限筹措“压舱石”——美国被如此满足了利益要求会越发蔑视中国，发展到种族主义会更加棘手。即使没有新冠肺炎疫情，也仍然有贸易战和宣传战，疫情恐慌之下不过是突显了象征性。所谓象征性，就是从假性和解发生敌视、对抗，而发生权威性自我陈述缺失、不能形成有效对话的情况就可能导致蔑视，持续积累的蔑视则转化为歧视，种族主义作为极端的歧视就是向情绪对抗、力量对抗过渡的临界状态。为了化解这种危机，需要通过把问题对象化的实证研究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思想路线图。这种知识生产是战略思想生产的前提，是自我认识和认识世界的唯一途径，是建构国际传播和国际政治主体性的精神过程。
解决利益冲突需要国家间的政治对话，有效机制是关于历史和国际政治结构的知识对话、战略思想对话，而并非立场、情绪的对抗。为了摆脱目前的中美关系危机困境，必须避免“怼立场”之类的情绪性回应，而应思考关系结构，确知怎样的回应才能赢得话语权力。鉴于中美关系危机的严重性质和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知识的严重贫困，必须打破现在分割的、行政化的智库体制，成立跨部门的专题研究智库，组织有实证研究经验的学者致力于中美关系史、东亚国际关系史的实证研究，在充分的知识生产前提下整理化解中美关系危机的可靠思想。当前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政治化斗争要害也在于知识生产。中国不可能在报道国外学者对病毒来源、传播路径、疫情模拟的研究成果中摆脱美国的指控，这就需要中国学者提供关于中国疫情以及新冠病毒全球传播的权威知识话语。
从中美关系解冻、建交到发生种种危机至今的半个世纪，基辛格这位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之父一直是来中国奔走的信使和战略思想权威。现在，连他也认为中美关系和世界秩序不可能回到过去，所以中国必须独立自主地思考如何应对新时代的中美关系危机。
独立自主的思考需要独立自主的知识生产。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显然失察于“基辛格定律”所暗示的反向演变可能性和事实发展，导致对中美关系进入台独政治常态化的“后基辛格时代”无所警觉。两岸关系的要害在于内战和解政治议程进度之有无，中美关系的要害在于战略对话的可持续与否。基于这种传播政治学的原理，应利用知识生产推动话语生产和新闻生产、舆论生产，建构国际传播和国际政治主体性。
（版面所限，本文略去作者所加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