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凌的父亲是画儿童读物绘本的，从小就看着父亲画的小猫、小狗等卡通形象长大的他对以线为主的叙事性作品有着特别强烈的亲切感，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来自成长背景中的亲切感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了。从上大学时起温凌就开始有意识地尝试用单线勾画的方式来画画，但当时并不把它当成是一种艺术创作—与多数在美院学习的孩子一样，具有“复杂”技术含量的油画和版画等才是当时温凌眼中顺理成章的“艺术”模式—而是单纯当成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直到2009年，温凌才开始正式采用这种自己曾经有些不屑的方式来进行创作。对他来说画画的目的之一是要复制和传播自己的DNA，这是生育子女外的另一种延续自我的生命讯息的方式。
　　温凌的绘画基本都是通过“默画”的方式来完成的，没有写生时参照实物的比对过程，源于记忆本身的归纳和删除能力也被大大地强化了—“我发现自己只能记住生活中的某些事和某些东西，有一些我记不住或不感兴趣的人和事儿会被记忆自动删除掉，比如说我就始终记不住汽车仪表板的样子，也不爱去画它。而这种记忆的筛选过程有些是有原因的，有些则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它们应该都跟我的潜意识和曾经的生活经历有关，当这些经过筛选后的点滴累积到一定量之后，它们反过来又可以代表我的个性，或者说透露出我生命中的DNA符码吧。”—用看似像“流水账”一样的叙述方式，《One Day in My Life》中的“一天”合成了不止发生在“一天”之内的生活片段：起床、上网、吃饭、约朋友、再吃饭、做爱等等，重构了一串平淡无奇的现代生活“账本”，切换在不同的构图和细节之间，像一个长时间对着天花板打着哈欠发呆的少年，“无聊”而又真实地感知着时间流走的苍白与残酷；而“无序”的线条和形象则在每个被手工折出的、粗糙的画框边界之内或之外，抵御着大面积的空白对于已经被记忆删减过的时间片段的无情覆盖。
　　2000年的时候，刚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毕业的温凌曾在报社做过一年的美术编辑，这个工作难度不高可以胜任的人也很多。但温凌却在一年后被解雇了，被解雇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做的不好，而是因为这个职位本身人员过剩，而这段最初的从业经历对温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开始思考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如果做一份谁都可以干的、并不具备“不可取代性”的工作是太不安全的。这种理念也直接影响到他的创作，温凌说自己更希望在作品中将个人的不可取代性做到极致，因为每个人特有的成长背景和世界观会给他（她）正在做的事情塑性，他希望更多地思考自己身处的状态，并找到一种更加“精准”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被生活塑所造出的迥异形态，这并不是靠单纯的“勇敢”或“勤奋”就能完成的。
　　从2002年底辞掉自己的第二份工作—《京华时报》的摄影师——开始，到被签约成“职业艺术家”之前，温凌在4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任何收入。作为一个地道的北京孩子，他也成了一个典型的“啃老族”，吃父母住父母的，而他的父母也喜欢儿子这种时常“在家”的状态，因为自己本身对生活的要求也不高，所以在这4年时间里温凌的生活过的并不算特别辛苦。2004年，温凌加入了由他的几个大学同学组成的“N12绘画团体”，参加展览和受关注的机会也因群体的力量而增多了，也有画廊开始主动跟他接洽了。2007年温凌与“北京现在画廊”签约，后来又成为了“星空间”的签约艺术家，有了“合法”的职业化身份之后，温凌笑谈自己的创作可以更加肆无忌惮了，因为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
　　最后，在谈到商业系统对于青年一代艺术家的影响时，温凌表示在商业系统介入和艺术品市场火爆之前，尤其在2005年以前，像他这样没有什么固定收入的职业艺术家的生存还是挺艰难的，而商业系统的介入确实给青年艺术家带来了更多独立创作的机会，它对于艺术生态上的多样性发展还是挺宽容的，而至于说什么创作被商业挟持等都是艺术家自己的问题，单纯从创作角度来看现在的大环境还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