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新时期文学四十年。作为新诗的重要研究者和新时期诗歌的重要批评家，吴思敬的学术和批评生涯也持续了四十年。四十年间，吴思敬亲历了新时期的诗歌史，见证、推动和守护了新时期诗歌的发展，他是改革开放四十年诗歌的同路人和持灯者。他本人，也已经成为新时期诗歌史的一部分。

在场的批评和创作的和声

　　将吴思敬形容为当代诗歌的同路人，是因为他的批评事业，始于新时期诗歌的发端，他的批评历程，也一直同当代诗歌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他一直是一位在场的批评家。
　　吴思敬诗歌研究和批评的起点，是对青年诗人刘斌的评论《读〈天上的歌〉兼谈儿童诗的幻想》，发表在1978年3月11日的《光明日报》上。“幻想”，在之前十年的禁锢中，已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词。吴思敬敏感抓住了刘斌诗歌中浪漫主义的手法，肯定了诗歌的“幻想”。从这一篇评论起，关注青年，关注诗歌的主流和新声，就成为吴思敬批评研究的一个特点。
　　在“朦胧诗”还是一个语含讥讽的称谓的时候，1980年8月3日，吴思敬就在《北京日报》发表了文章《要允许“不好懂”的诗存在》，为“朦胧诗”争取生存空间。此后，他剖析“第三代”诗歌的特质，为“他们”等在诗坛上定位;对上世纪90年代诗歌主潮及时作出判断;对21世纪初的诗歌潮流作出评述。可以说，在改革开放40年的诗歌中，他从来没有缺席过。
　　对于当代诗歌，作为一个批评家，吴思敬不只是一位观察者和品判者，而是将自己的批评事业投入到当代诗歌建设中。他总是最近距离地感受着当代诗歌跳跃的脉搏，及时地回应它，发出和声。吴思敬的批评文字，实际参与和影响了当代诗歌的进程，同它一起生长，密不可分。实际上，还有许多卓越的批评家，对当代诗歌作出了精彩的解读和研究。但如同吴思敬这样，亲身参与了当代诗歌的建构，作为当代诗人的同路人一路走来，在每个历史关节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还是不多见的。他不是历史的回望者和旁观者，他就在历史之中。
　　有别于那种强调文学研究“独立价值”的学者，吴思敬更希望文学批评可以同当下的文学创作对话。在强调文本独立性的新批评成为学界热潮的时候，吴思敬就对新批评提出过质疑。他认为“单纯从符号学、语义学的角度，对作品的语言、结构、意向等做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的研究”，走的是“一条钻牛角尖的路”。他总是敏感地追踪着诗歌创作的潮头，悉心地体味着诗人们的创作动向。他的批评文字呈现出开放和讨论的姿态，欢迎诗人们加入讨论，并以此对诗人们的创作发生实际影响。

前沿的眼光和宏观的视角

　　吴思敬总是敏感又犀利地关注到当代诗歌发展的最前沿，在人们对诗歌的现状和未来认识尚存混沌的时候，他以文字为灯，澄明了一些模糊的地带。
　　当有人把“文革”后一些青年诗人的诗称为“令人气闷的‘朦胧’”，加以贬义地冠以“朦胧诗”称号的时候，他干脆以“朦胧”立论：“‘朦胧’作为一种艺术风格，说来也算是源远流长了。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诗人的‘嗜痂成癖’。因为，平心而论，‘朦胧’也是一种美。”
　　其后，他更是超脱一时一地的论争，从时代发展和新的美学形态出现的高度论证“朦胧诗”出现的合理性，敏感又准确地将新的诗歌称为“现代诗”，认为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诗人为了捕捉变化的世界中的微妙感觉，难免运用抽象变形、意象暗示、隐喻通感、省略跳跃等手法，并认为“诗歌现代化的提法反映了诗歌要随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规律”，以此为“新的”“怪异的”诗辩护。
　　上世纪90年代的诗歌形态各异，缺乏统一而明确的创作倾向。对这一时期诗歌的描述，吴思敬用了这样的句子：从身边的事物发现需要的诗句。他认为进入上世纪90年代，青年诗人们普遍“把半空悬浮的事物请回大地”，“由过去对现实的漠视、回避，转入对现实存在状况的敞开与关怀，由对隐喻、象征意象的迷恋，转入让存在在诗中直接呈现自己”。这样的描述抽丝剥茧，对上世纪90年代诗歌创作的变化作了清晰的概括。
　　到了21世纪初，诗坛愈来愈众声喧哗。吴思敬于这喧哗声中，将世纪初诗歌的态势归纳为：消解深度与重建新诗的良知并存，靈性书写与低俗欲望的宣泄并存，宏大叙事与日常经验写作并存。在纷繁复杂、如破碎的镜子一般的新世纪诗坛上，什么样的概括都难臻完美。然而，吴思敬用三个“并存”，勾勒出了世纪初诗歌的轮廓，有助于人们透过诗人莫衷一是的自我表达，更准确地把握诗歌创作的现状。这种高屋建瓴的批评眼光，非由对当代诗歌数十年如一日的关注者不能拥有。
　　吴思敬能对诗歌发展的前沿总是持有关注、抱以理解、给予评说，同他对诗歌之美的理解是分不开的。在他看来，诗歌美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发展流动不居的。他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精神追求，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追求的美和发现的美。”  从美的变迁来看待诗，就会积极理解诗歌的创新;从美的视角来看待诗，又会超越一时一地诗歌观念的桎梏。
　　因为吴思敬对诗美的热爱，对“新的”“怪异的”诗的理解与同情，他就如手持一盏灯火，矢志不渝地守护着、温暖着诗歌这一隅园地。如他所说：“中国诗人在寂寞中坚持着，中国诗坛的圣火并没有熄灭，诗正在一步步向我们贴近，但愿我们也能主动去拥抱诗。”

理论的观照和历史的视野

　　吴思敬的批评和理论建构是相辅相成的。他以诗歌批评走上诗坛，随后就开始了扎实的理论研究，以此为批评打下厚实的根基。他的批评事业，又在丰富和印证着他的理论建构。
　　批评由理论作为底色，同时又体现着历史的纵深感。如《20世纪新诗理论的几个焦点问题》《20世纪新诗思潮述评》《90年代中国新诗的走向》《90年代诗歌的平民化倾向》《从黑夜走向白昼——21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诗歌》等，都是对诗歌史上的重大话题和当代诗歌的潮流现象做出论述。即使是诗人论，也是将评论对象放入纵的时间轴上加以考察。眼界之高，叙述之廓朗从容就自然而然了。在吴思敬那里，他不仅仅从“当代”来考察“当代诗歌”，更进一步地强调当代诗歌在新诗序列中的位置。虽然新诗一直在“新”，一直在“后”，变化之快几让人眩晕，但从新诗史的角度看，事情或许没那么复杂，新诗的发展还是有其内在的线索。吴思敬敏锐地从康白情的诗中发现了“生活流”，因而表示对当代诗歌中的“日常主义”不必那么“惊诧”。吴思敬认为当代诗歌绝不是“断裂”，而是继承了新诗的传统，他将其总结为，从精神层面上看是“一种蓬勃的革新精神”，从艺术层面上说是一种现代性质、对现代化的追求。正是因为对历史视野的重视，他认为要让传统进入现实的空间，与现实对话。“传统只有进入人们现实的生存空间，才能发生效应，这才是传统的复活。”这些发言，既回应了对当代诗歌“没有传统”、甚至否定其价值的批评，也是对当代诗歌沉迷当下、热衷自我神话现象的有力警醒。

态度的包容和诗学的坚持

　　吴思敬的学术研究和批评文字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其中体现出来的包容性。吴思敬从来不对新出现的事物、即使是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事物轻易加以鞭挞，而总是尽力去理解，或以新事物的出现来补充、更新自己的观念，这使得他始终保持着与当下诗歌对话的活力。这无疑也是他的夫子自道。从对“朦胧诗”的大力支持，到对“生活流”的理解，到对“他们”等在当代诗歌中的定位，到对伊沙、朱文的肯定，乃至对“下半身”的关注，都可见吴思敬包容开放的批评思想。
　　从1990年至今，当代诗歌的“圈子化”现象突出，互相攻讦和自我美化屡见不鲜。以至于无论是诗人或批评家，总会主动或被动地划入某一阵营。属于哪一个阵营，往往是人们关注诗人或批评家发言前不由自主的疑问。然而对吴思敬来说，他只属于“诗”这个阵营，基于人事的成见对他是不存在的，基于偏颇的美学立场的成见对他也是不存在的。上世纪90年代末“盘峰论争”之后，一些诗人和批评家忙着划清阵线——实际上，划清阵线也是种叙事策略，让个人在“斗争”中凸显出来，而吴思敬对两派的争斗并不以为然，他认为“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在创作上“有其各自的合理性”，“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模式”是有害的。他在对具体诗人的批评中坚持的也是诗的立场，在《九十年代中国新诗走向摭谈》 和《从身边的事物中发现需要的诗句——九十年代诗歌印象》等对上世纪90年代诗歌综论的文章中，他都没有专论某一派的诗人，而是把王家新、西川、西渡、于坚、韩东、伊沙、朱文等放在一起加以观察，甚至探寻他们表面分歧下创作的共性。似乎在吴思敬的笔下，打仗的两方预先“化敌为友”了。
　　吴思敬对诗歌有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区别于那些将作品作为客观“文本”、或将作品对象化以建构自身理念的批评研究，作为改革开放40年诗歌的同路人和持灯者，吴思敬的批评研究有着“古典化”的温暖色泽。他用自己的文字为改革开放40年来的诗歌命名和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