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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今天的人们都认为,您是主张政府应该清净无为的无为派始祖,我是主张政府应该大有为的有为派鼻祖。从中国历史上占主导的政治实践来看,绝大多数统治者都是践行有为政治的。而儒家思想又被认为对中国的这种有为政治影响最大,这样我就真是有口难辩了。我要说我也是无为派,恐怕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其实,我十分认同无为的政治哲学,仰慕无为而治的治国境界。有我早年的文字为证:我说过,“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论语·卫灵公》)舜是我最崇拜的上三代圣王之一,回到上三代,实行无为而治,是我做梦都想实现的。但我也觉得无为而治听起来太理想了,怕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如果无为而治仅仅是个梦想,那么在现实中政府追求有为就不可避免,毕竟有那么多的政务需要处理啊。老百姓都等着官员们为自己办事呢。社稷的事情,国家的方向,统治者不去操心,不去躬行,那政务不就荒芜了吗?同时,我也担心,“无为而治”会成为昏君不理朝政的借口。
老子:我知道你向往“垂衣拱手而治天下”的上三代无为政治。要做到无为而治,先必须对“无为”有真正的体悟。我们的分歧是,你认为,无为而治,虽然好,但是难以实现;我认为,无为而治,虽然难,也是可以实现的。不能实现的好东西,不是真正的好东西。
孔子:您说得对。我对无为而治的信心是不太足。所以,我才主张应该把无为理解成有所为有所不为,必要时,甚至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老子:实现无为而治,是有条件的。并不是在所有的政体下都能实现无为而治。比如说,在秦始皇的君主专制政体下,在希特勒的纳粹政权下,在斯大林、波尔布特的极权统治下,根本没有实现无为而治的条件。即使在西汉初年实行的无为而治也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没有落实到政体上。一旦无为者人亡,无为之政也就熄灭了。我向往的无为而治在政体上有个前提,这就是治国者须是民众推选出来的,治理国家的资格不能是靠武力抢来的,也不能是家族内血缘世袭、选拔培养的。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是下面的民众选举出来的,不是上级的官员选拔出来的。这些虽不是实现无为而治的全部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
孔子:我倒没有从比较政体的角度来考虑。我想象的无为而治也就是君王放手把权力授给贤能,自己少干政,轻税薄赋。如您所说,即使做到这一步,也丝毫没有制度与政体上的保障。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无为而治很难实现的原因。谢谢您打开了我的眼界。我还有一个问题,您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怎么理解?既然“无为”,又如何做到“无不为”?
老子:推选治国者的选举政体,是统治者由选拔或暴力方式产生的政体无法与之竞争的。我不喜欢尚贤,因为尚贤总是与选拔联系在一起。回到你的问题:天道有其似非而是的一面,也有人称之为悖论,就像你的名言“欲速则不达”一样。关于无为而无不为,我给你讲个发生在你们鲁国的故事。从前,有只海鸟飞到鲁国郊外落脚,鲁国国君便用御车把海鸟迎进太庙,用美酒来款待,为它演奏你最爱听的名曲《九韶》,宰牛杀羊设国宴招待它。可见,鲁君十分真心的善待这只海鸟,也很肯破费,他手下的高官都难有这样的待遇。鲁君为了讨这只海鸟的欢心,其所作所为,不可谓不多。然而,海鸟却目光困惑,神情忧伤,一口肉不吃,一杯酒不喝,结果仅仅三天就郁郁而终了。为什么鲁君的作为越多,这只海鸟死得越快?因为这种有为堵住了海鸟的活路。鲁君越是有为,鸟的生路就被堵得越死。若是换一种方式,用海鸟乐意的方式去对待它,让它在森林中栖息,在沙洲上走动,在江湖上飞翔,啄鳅食鱼,与同伴群居,自由自在的生活,这样,鲁君既不用作为,也不用破费,海鸟反而生气勃勃,快乐舒畅。鲁君若是真心对这只海鸟好,就应该停止一切作为,只做一件小事,把笼子打开,根本的问题就解决了。
管理国家也是这样。如果把民众关在笼子里,把其生路堵死,然后又用各种作为为民众办事,纵然勤政爱民,民众的命运也不会比那只海鸟更好。所以,还不如停止一切作为,把笼子打开,把枷锁除掉,让民众充分自由。这样民众就会把自己的生活基本上照顾得很好,心情也很愉快。民众越自由,活得越好,需要政府的作为也就越少。民众越不自由,活得就越不好,就需要政府多作为。结果是恶性循环。中国的历史与政治就是这样一次次循环,变的是改朝换代,不变的是政府的大有为。
孔子:您讲的这个故事好像是庄周写的,的确发人深省。鲁君用这种有为的方式来对待海鸟,真是白忙活。听您这样讲,我想起了传说中太公姜子牙在回答如何治国、如何爱民时说的一段话:治国之道,爱民而已……利之而勿害,成之而勿败,生之而勿杀,与之而勿夺,乐之而勿苦,喜之而勿怒。民失其所务,则害之也。农失其时,则败之也。重赋敛者,则夺之也。劳而扰之,则怒之者也。这样的无为,就是政府放弃一切扰民的作为,事事都主动顺应民众,就无为无不为了。但是,如果真能做到这样的话,那还需要政府吗?无为而治与政治思想史教科书里所说的无政府主义有什么区别?
老子:这个故事是出自庄周,他编纂了许多有趣的故事,这是《至乐》中的一篇。回到正题,主张无为而治并不等于主张无政府。无为不是说要求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说,政府不应有违背天道、害民扰民、与民争利、逞强称霸的作为。政府唯一的重务,就是保障民众生活在一个自由自在的秩序之中,即保障民众的自由,又不至于让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重大而微妙的平衡,需要在政体层面上有充分的制度保障。政府无为,民众才能有为。在这种政体之下,政府领导人,与其说是领导,不如说是民众推选出来的向导。向导的任务,不是确定目的地,而是带领大家到达由大家确定的目的地。当他认同大家选定的目的地时,他是跟在大家后面的侍从;当他作为领路人走在前面的时候,他是被雇佣来的向导。他无权对大家颐指气使、指手画脚、作威作福。“听皇上话、跟君王走”,这样的强制性权力服从关系不存在于这样的向导与他的雇佣者之间。
作为向导,政治领袖无权干预民众的生活,更无权剥夺民众的自由,也没有资格发布什么不得违抗的指示。这样的领袖,与其说是民众的领导者,不如说是民众的追随者。他要想获得选票,获得为民服务的赏赐,就必须采取比选民更低的位势。他必须从民众中寻找方向,而不是把方向强加给民众;他必须追随民众,而不是用棍棒驱赶民众。无为而治下的政治领袖,与其说是高高在上的治者,不如说是低低在下的侍者。我用刚想起的《圣经》里的一句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谈话吧:“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新约·马太福音》)。这是天道的安排。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道德经·第六十六章》
天下河溪为何归于江海?因为江海处下居低,包容不争,所以才成为河溪的归处。因此政府若要治理好国家,就必表明愿当公仆而甘居民下。想在前面领导民众,必在后面追随民众。所以在合乎天道的政体下,政府居上而民众不感到重压,政府居前而民众能言行自由。民众推选这样的政府,珍惜这样的政体。因为这样的政体不与民众相争,故天下无政体能与之匹敌竞争。
老子:我知道你向往“垂衣拱手而治天下”的上三代无为政治。要做到无为而治,先必须对“无为”有真正的体悟。我们的分歧是,你认为,无为而治,虽然好,但是难以实现;我认为,无为而治,虽然难,也是可以实现的。不能实现的好东西,不是真正的好东西。
孔子:您说得对。我对无为而治的信心是不太足。所以,我才主张应该把无为理解成有所为有所不为,必要时,甚至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老子:实现无为而治,是有条件的。并不是在所有的政体下都能实现无为而治。比如说,在秦始皇的君主专制政体下,在希特勒的纳粹政权下,在斯大林、波尔布特的极权统治下,根本没有实现无为而治的条件。即使在西汉初年实行的无为而治也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没有落实到政体上。一旦无为者人亡,无为之政也就熄灭了。我向往的无为而治在政体上有个前提,这就是治国者须是民众推选出来的,治理国家的资格不能是靠武力抢来的,也不能是家族内血缘世袭、选拔培养的。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是下面的民众选举出来的,不是上级的官员选拔出来的。这些虽不是实现无为而治的全部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
孔子:我倒没有从比较政体的角度来考虑。我想象的无为而治也就是君王放手把权力授给贤能,自己少干政,轻税薄赋。如您所说,即使做到这一步,也丝毫没有制度与政体上的保障。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无为而治很难实现的原因。谢谢您打开了我的眼界。我还有一个问题,您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怎么理解?既然“无为”,又如何做到“无不为”?
老子:推选治国者的选举政体,是统治者由选拔或暴力方式产生的政体无法与之竞争的。我不喜欢尚贤,因为尚贤总是与选拔联系在一起。回到你的问题:天道有其似非而是的一面,也有人称之为悖论,就像你的名言“欲速则不达”一样。关于无为而无不为,我给你讲个发生在你们鲁国的故事。从前,有只海鸟飞到鲁国郊外落脚,鲁国国君便用御车把海鸟迎进太庙,用美酒来款待,为它演奏你最爱听的名曲《九韶》,宰牛杀羊设国宴招待它。可见,鲁君十分真心的善待这只海鸟,也很肯破费,他手下的高官都难有这样的待遇。鲁君为了讨这只海鸟的欢心,其所作所为,不可谓不多。然而,海鸟却目光困惑,神情忧伤,一口肉不吃,一杯酒不喝,结果仅仅三天就郁郁而终了。为什么鲁君的作为越多,这只海鸟死得越快?因为这种有为堵住了海鸟的活路。鲁君越是有为,鸟的生路就被堵得越死。若是换一种方式,用海鸟乐意的方式去对待它,让它在森林中栖息,在沙洲上走动,在江湖上飞翔,啄鳅食鱼,与同伴群居,自由自在的生活,这样,鲁君既不用作为,也不用破费,海鸟反而生气勃勃,快乐舒畅。鲁君若是真心对这只海鸟好,就应该停止一切作为,只做一件小事,把笼子打开,根本的问题就解决了。
管理国家也是这样。如果把民众关在笼子里,把其生路堵死,然后又用各种作为为民众办事,纵然勤政爱民,民众的命运也不会比那只海鸟更好。所以,还不如停止一切作为,把笼子打开,把枷锁除掉,让民众充分自由。这样民众就会把自己的生活基本上照顾得很好,心情也很愉快。民众越自由,活得越好,需要政府的作为也就越少。民众越不自由,活得就越不好,就需要政府多作为。结果是恶性循环。中国的历史与政治就是这样一次次循环,变的是改朝换代,不变的是政府的大有为。
孔子:您讲的这个故事好像是庄周写的,的确发人深省。鲁君用这种有为的方式来对待海鸟,真是白忙活。听您这样讲,我想起了传说中太公姜子牙在回答如何治国、如何爱民时说的一段话:治国之道,爱民而已……利之而勿害,成之而勿败,生之而勿杀,与之而勿夺,乐之而勿苦,喜之而勿怒。民失其所务,则害之也。农失其时,则败之也。重赋敛者,则夺之也。劳而扰之,则怒之者也。这样的无为,就是政府放弃一切扰民的作为,事事都主动顺应民众,就无为无不为了。但是,如果真能做到这样的话,那还需要政府吗?无为而治与政治思想史教科书里所说的无政府主义有什么区别?
老子:这个故事是出自庄周,他编纂了许多有趣的故事,这是《至乐》中的一篇。回到正题,主张无为而治并不等于主张无政府。无为不是说要求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说,政府不应有违背天道、害民扰民、与民争利、逞强称霸的作为。政府唯一的重务,就是保障民众生活在一个自由自在的秩序之中,即保障民众的自由,又不至于让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重大而微妙的平衡,需要在政体层面上有充分的制度保障。政府无为,民众才能有为。在这种政体之下,政府领导人,与其说是领导,不如说是民众推选出来的向导。向导的任务,不是确定目的地,而是带领大家到达由大家确定的目的地。当他认同大家选定的目的地时,他是跟在大家后面的侍从;当他作为领路人走在前面的时候,他是被雇佣来的向导。他无权对大家颐指气使、指手画脚、作威作福。“听皇上话、跟君王走”,这样的强制性权力服从关系不存在于这样的向导与他的雇佣者之间。
作为向导,政治领袖无权干预民众的生活,更无权剥夺民众的自由,也没有资格发布什么不得违抗的指示。这样的领袖,与其说是民众的领导者,不如说是民众的追随者。他要想获得选票,获得为民服务的赏赐,就必须采取比选民更低的位势。他必须从民众中寻找方向,而不是把方向强加给民众;他必须追随民众,而不是用棍棒驱赶民众。无为而治下的政治领袖,与其说是高高在上的治者,不如说是低低在下的侍者。我用刚想起的《圣经》里的一句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谈话吧:“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新约·马太福音》)。这是天道的安排。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道德经·第六十六章》
天下河溪为何归于江海?因为江海处下居低,包容不争,所以才成为河溪的归处。因此政府若要治理好国家,就必表明愿当公仆而甘居民下。想在前面领导民众,必在后面追随民众。所以在合乎天道的政体下,政府居上而民众不感到重压,政府居前而民众能言行自由。民众推选这样的政府,珍惜这样的政体。因为这样的政体不与民众相争,故天下无政体能与之匹敌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