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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投资很重要，但消费更不可少，因为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为此地方政府各种各样的促消费措施纷纷出台。在众多的促消费措施中，杭州的教育消费券特别引人注目，这在国内尚属首次，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第一次。
关注的焦点，也是争论的中心。发放教育消费券有多大的必要性?有多大的现实意义?能否被各地效仿?有很多人在思考和探究，也有很多人想知道结果。
教育消费券——杭州开先河
3月26日，杭州第一批教育消费券发放。杭州市教育局称，教育消费券的总价值将达到1.2亿元，发放对象除杭州居民外，还包括在杭学生和务工人员。具体发放标准是：用于在杭普通高校2009年应届全日制大学本专科毕业生的教育培训券，每生500元，合计约5000万元；用于杭州市区经批准设置、非公办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校在校生的教育培训消费券，每生300元，合计约600万元；持有《杭州市困难家庭救助证》家庭子女就读在杭全日制大学本专科在校生的教育培训消费券，每生2000元，合计约90万元。教育培训消费券每张面值为l00元，使用期限从2009年4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
杭州有关方面称，发教育消费券的目的，一是帮助困难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让在杭大学生获得“一技之长”，二是让更多市民通过培训以及文化课教育，提升学历水平和职业技能，增强就业竞争力。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长肖锋说：“在大学里，书本知识固然丰富，但人才培养模式存在一定缺陷，比如工作经验少，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杭州发放教育培训消费券就是为了弥补当前大学教育的缺陷，解决好大学生从学校到社会最后一公里问题。”
按规定，教育消费券的使用必须在指定机构进行。首批被列为杭州市教育培训消费券定点使用单位的有杭州师范大学等114家学历教育文化培训机构，以及浙江省就业培训中心等72家技能培训机构。在目前的培训项目中，针对大学生的实训项目有创业培训、服务外包人才培训、信息化人才实训、文化创意人才实训等，其他还有车工、电工、绿化工、动漫设计师、计算机程序设计员等工种，适用性较强，可选择面较广。
对于这类消费券，不少人表示了欢迎。杭州师范大学体育健康学院一名学生表示：用人单位在选择高校毕业生时更加注重考查综合素质，而各类技术证书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浙江警官职业技术学院一位大学生表示：多一份证书就多了一份求职砝码，要考证，报名费、资料费、试题费，这些钱加起来不是一个小数目，教育消费券解决了大问题。有不少学生表示，“这是应对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很英明的政策”。
在大学校园，能普遍感到这种需求。一些低年级学生担心，当他们要毕业时，是不是能赶上这种好处。杭州市市长蔡奇在杭州高校大学生教育培训消费券发放仪式上表示，发放教育消费券具有战略意义，是长期之策，今后杭州每年都要发。
“教育消费券是个好办法”
对于杭州首创的教育消费券，社会上的反应如何?
支助大学生创业和就业，杭州以前就有措施，只不过今年将支助方式改成了教育券。杭州市市长蔡奇称，采用教育培训消费券的方式，受惠面更广，门类更齐全，选择也更自由。
在学界，有不少人对教育消费券给予了掌声。
旅美学者薛涌长期关注教育问题，他非常支持给老百姓教育券的做法。他表示：要拉动内需，比起其他消费券和涨工资，发“教育券”是个更好的办法。要拉动内需，首先应该看看内需是否存在、究竟是什么。教育是这些需要中最重要的一项。中国的经济正面临着产业升级的挑战，但大量人口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怎么可能为未来的产业升级提供足够的高技术工人呢?政府应该采取一些倾斜政策，直接给弱势阶层发送教育经费。这钱不是现金，而是教育券。持有者只能用在教育上，不能挪作他用。发教育券比起政府直接投资建学校有效率得多，如果政府直接用行政手段办教育，钱可能会被挪用。发教育券还可以鼓励学校、培训机构之间的竞争一谁手里有钱谁说话就硬，教育券在老百姓手里捏着，办教育的就如同推销商品一样，必须物美价廉、服务周到，让顾客满意，否则就关门。这样，教育就真正变成了以受教育者为中心。
薛涌说：“当今的经济危机可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有消除城多差别的需要，有解决教育问题的需要。拉动内需应该从满足这些需求开始。这样做的结果，是国民素质大提高。这和发消费券或涨工资不同，不仅仅是拉动内需，更是为未来投资，为中国的劳动大军掌握足够的技术、通过提高生产力而增加收入作铺垫。”
持与薛涌相同观点的学者不少。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在一次学术演讲中也表示，中国要拉动内需，必须补教育上欠的账，必须在教育上加大投入。他认为教育券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出路。在教育券制度安排下，增加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将转为居民家庭的教育购买力，可以向包括民间教育在内的一切机构用于购买教育服务。这样，政府追加更多的财政教育经费，可能刺激民间办学投资的增加，有助于在全社会动员更多的资源投资于教育。
学者们说的教育，包括基础教育，也包括职业培训。杭州的调查显示，杭州市民受教育年限偏低。以杭州的发展程度来衡量，国人的受教育程度也不是很高。这种民众文化程度提升的空间，为教育提供了市场。但是，这种教育，民众的自我投入积极性不高，只有在政府主导和资助的模式下，这种市场才能启动。
时下，大学生就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大学生就业难，与就业岗位绝对数字少有关，也与大学生本身的素质有关。教育部一项调查表明：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与社会要求有明显差距，是造成大学生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如果能再接受一些实践性较强的教育和培训，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就业难的不光是大学生，还有社会上很多群体。这些人就业，同样面临专业技能缺乏的问题。一方面，市场上的普通劳动力供应充足，导致普通劳工就业难，也影响了他们劳动回报；另一方面，有专业技术的劳动力供应相对少，有些领域甚至缺口很大。因此，职业培训存在很大的市场空间。
政府在劳动力培训上负有责任，时下，很多地方政府也在行动。然而，采用何种方式最有效率和效用，是政府必须选择的。如果将教育经费直接给高校和培训机构，效率和效用难以得到保证，而以教育消费券的形式投入，则有很多方面的优势。
一是受教育者有很大的自主选择权。受教育者需要接受哪些培训，个体差异性较大。如果教育经费直接拨到教育机构，那么，属于该教育机构的教育对象，只能在这个机构内选择。如果发教育券，则社会上所有的教育培训机构都是他们的选择对象，选择自由度很大。
二是可能在教育培训机构之间展开竞争，有利于教育培训质量的提高。教育消费者成为哪里 的学生，哪所机构便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到相应的财政拨款。这样，教育机构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入学，就不得不提高教育质量、搞好教育报务，就不敢多收费、乱收费。这种公平竞争的结果，就是教育资源合理而有效地配置，是教育效率的提高和教育成本的降低。
三是有助于教育培训市场的发展。比如一些民办教育机构不享受政府的教育投资，有了教育消费券，民办教育机构就可以凭借高质量的教育服务，吸引手持教育券的消费者，也就可以享受到财政补助了。这不但有利于民办教育与公立教育的公平竞争，也可以促进教育市场的繁荣，反过来拉动内需。
四是有利于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有了良性竞争，就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分配，有利于成本节约，从而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
无论是制度动机，还是制度的社会必要性，还是技术的先进性，教育消费券都显示出很高的尝试价值。
杭州经验可不可借鉴?
杭州的教育消费券制度出台后，追仿之声在其他地方先后出现。广州市政协委员、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董事长贺惠山就呼吁：广州应该发放教育消费券。
面向广州市的低收入家庭和外来务工人员发放教育消费券，主要用于抵消部分学费，再由政府财政向学校作出相应补贴。
郑州也实行教育消费券制度。只不过，这种教育消费券只限于中学生校外辅导专用，每张价值100元，类似的，由民办机构发放的教育消费券也在一些城市出现。
那么，这种制度有没有推广的必要性?
中央教科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程方平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教育券制度有其优越性，但杭州的这种制度要不要效仿，完全要看各个地方的实际，没必要盲目照搬。”
程方平表示，杭州的教育消费券，与普通意义上的教育券有相同点，也有差别。教育券实行的前提是教育资源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而有限教育资源在分配上又有许多不透明、不公平，以至众多体制上的干扰。教育券在促进教育资源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保证教育的公平性等方面，意义是明显的。这些优点，杭州教育消费券也存在。教育券虽然有很高的支持率，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教育券主张者以“私营化”、“市场化”等为理论支撑，可能冲击传统的教育，制约教育的终极目标；实施教育券需要很强的经济支撑，在政府财政投入状况没有大幅度变化的情况下，对教育券能否成功制约较大；在具体实施中，由于教育机构质量评估制度尚不完善，民众难以判断，实施教育券不一定能促进现有学校的优胜劣汰，反而会出现“经济隔离”的教育现状，等等。
“杭帅I教育消费券的推出，对于激发民众的教育消费，促进教育需求的增长，引导民众的教育行为，肯定有积极意义，体现了政府的积极作为。在教育券实施的过程中，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变化的可能性和影响的多元性是存在广阔空间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同样是实施教育券，中国和外国、浙江和其他省市、不同的市县和地区都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在甲地没有成功的试验在乙地可能会取得极大的成功，反之亦然。再有，教育券制度的实行，必然会与教育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关系，必然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作前提。中国的地方发展差异大，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一些发达地方能做的，可能80％的地方不能做。教育消费券在杭州是一个试验，其他地方可以学习其先进的做法，但一定要把人家的经验和地方实际相结合，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要广泛听取民意，做到民主决策，确保地方政策的科学性有最终效果，为本地方提供福祉。”程方平建议。
关注的焦点，也是争论的中心。发放教育消费券有多大的必要性?有多大的现实意义?能否被各地效仿?有很多人在思考和探究，也有很多人想知道结果。
教育消费券——杭州开先河
3月26日，杭州第一批教育消费券发放。杭州市教育局称，教育消费券的总价值将达到1.2亿元，发放对象除杭州居民外，还包括在杭学生和务工人员。具体发放标准是：用于在杭普通高校2009年应届全日制大学本专科毕业生的教育培训券，每生500元，合计约5000万元；用于杭州市区经批准设置、非公办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校在校生的教育培训消费券，每生300元，合计约600万元；持有《杭州市困难家庭救助证》家庭子女就读在杭全日制大学本专科在校生的教育培训消费券，每生2000元，合计约90万元。教育培训消费券每张面值为l00元，使用期限从2009年4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
杭州有关方面称，发教育消费券的目的，一是帮助困难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让在杭大学生获得“一技之长”，二是让更多市民通过培训以及文化课教育，提升学历水平和职业技能，增强就业竞争力。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长肖锋说：“在大学里，书本知识固然丰富，但人才培养模式存在一定缺陷，比如工作经验少，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杭州发放教育培训消费券就是为了弥补当前大学教育的缺陷，解决好大学生从学校到社会最后一公里问题。”
按规定，教育消费券的使用必须在指定机构进行。首批被列为杭州市教育培训消费券定点使用单位的有杭州师范大学等114家学历教育文化培训机构，以及浙江省就业培训中心等72家技能培训机构。在目前的培训项目中，针对大学生的实训项目有创业培训、服务外包人才培训、信息化人才实训、文化创意人才实训等，其他还有车工、电工、绿化工、动漫设计师、计算机程序设计员等工种，适用性较强，可选择面较广。
对于这类消费券，不少人表示了欢迎。杭州师范大学体育健康学院一名学生表示：用人单位在选择高校毕业生时更加注重考查综合素质，而各类技术证书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浙江警官职业技术学院一位大学生表示：多一份证书就多了一份求职砝码，要考证，报名费、资料费、试题费，这些钱加起来不是一个小数目，教育消费券解决了大问题。有不少学生表示，“这是应对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很英明的政策”。
在大学校园，能普遍感到这种需求。一些低年级学生担心，当他们要毕业时，是不是能赶上这种好处。杭州市市长蔡奇在杭州高校大学生教育培训消费券发放仪式上表示，发放教育消费券具有战略意义，是长期之策，今后杭州每年都要发。
“教育消费券是个好办法”
对于杭州首创的教育消费券，社会上的反应如何?
支助大学生创业和就业，杭州以前就有措施，只不过今年将支助方式改成了教育券。杭州市市长蔡奇称，采用教育培训消费券的方式，受惠面更广，门类更齐全，选择也更自由。
在学界，有不少人对教育消费券给予了掌声。
旅美学者薛涌长期关注教育问题，他非常支持给老百姓教育券的做法。他表示：要拉动内需，比起其他消费券和涨工资，发“教育券”是个更好的办法。要拉动内需，首先应该看看内需是否存在、究竟是什么。教育是这些需要中最重要的一项。中国的经济正面临着产业升级的挑战，但大量人口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怎么可能为未来的产业升级提供足够的高技术工人呢?政府应该采取一些倾斜政策，直接给弱势阶层发送教育经费。这钱不是现金，而是教育券。持有者只能用在教育上，不能挪作他用。发教育券比起政府直接投资建学校有效率得多，如果政府直接用行政手段办教育，钱可能会被挪用。发教育券还可以鼓励学校、培训机构之间的竞争一谁手里有钱谁说话就硬，教育券在老百姓手里捏着，办教育的就如同推销商品一样，必须物美价廉、服务周到，让顾客满意，否则就关门。这样，教育就真正变成了以受教育者为中心。
薛涌说：“当今的经济危机可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有消除城多差别的需要，有解决教育问题的需要。拉动内需应该从满足这些需求开始。这样做的结果，是国民素质大提高。这和发消费券或涨工资不同，不仅仅是拉动内需，更是为未来投资，为中国的劳动大军掌握足够的技术、通过提高生产力而增加收入作铺垫。”
持与薛涌相同观点的学者不少。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在一次学术演讲中也表示，中国要拉动内需，必须补教育上欠的账，必须在教育上加大投入。他认为教育券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出路。在教育券制度安排下，增加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将转为居民家庭的教育购买力，可以向包括民间教育在内的一切机构用于购买教育服务。这样，政府追加更多的财政教育经费，可能刺激民间办学投资的增加，有助于在全社会动员更多的资源投资于教育。
学者们说的教育，包括基础教育，也包括职业培训。杭州的调查显示，杭州市民受教育年限偏低。以杭州的发展程度来衡量，国人的受教育程度也不是很高。这种民众文化程度提升的空间，为教育提供了市场。但是，这种教育，民众的自我投入积极性不高，只有在政府主导和资助的模式下，这种市场才能启动。
时下，大学生就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大学生就业难，与就业岗位绝对数字少有关，也与大学生本身的素质有关。教育部一项调查表明：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与社会要求有明显差距，是造成大学生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如果能再接受一些实践性较强的教育和培训，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就业难的不光是大学生，还有社会上很多群体。这些人就业，同样面临专业技能缺乏的问题。一方面，市场上的普通劳动力供应充足，导致普通劳工就业难，也影响了他们劳动回报；另一方面，有专业技术的劳动力供应相对少，有些领域甚至缺口很大。因此，职业培训存在很大的市场空间。
政府在劳动力培训上负有责任，时下，很多地方政府也在行动。然而，采用何种方式最有效率和效用，是政府必须选择的。如果将教育经费直接给高校和培训机构，效率和效用难以得到保证，而以教育消费券的形式投入，则有很多方面的优势。
一是受教育者有很大的自主选择权。受教育者需要接受哪些培训，个体差异性较大。如果教育经费直接拨到教育机构，那么，属于该教育机构的教育对象，只能在这个机构内选择。如果发教育券，则社会上所有的教育培训机构都是他们的选择对象，选择自由度很大。
二是可能在教育培训机构之间展开竞争，有利于教育培训质量的提高。教育消费者成为哪里 的学生，哪所机构便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到相应的财政拨款。这样，教育机构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入学，就不得不提高教育质量、搞好教育报务，就不敢多收费、乱收费。这种公平竞争的结果，就是教育资源合理而有效地配置，是教育效率的提高和教育成本的降低。
三是有助于教育培训市场的发展。比如一些民办教育机构不享受政府的教育投资，有了教育消费券，民办教育机构就可以凭借高质量的教育服务，吸引手持教育券的消费者，也就可以享受到财政补助了。这不但有利于民办教育与公立教育的公平竞争，也可以促进教育市场的繁荣，反过来拉动内需。
四是有利于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有了良性竞争，就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分配，有利于成本节约，从而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
无论是制度动机，还是制度的社会必要性，还是技术的先进性，教育消费券都显示出很高的尝试价值。
杭州经验可不可借鉴?
杭州的教育消费券制度出台后，追仿之声在其他地方先后出现。广州市政协委员、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董事长贺惠山就呼吁：广州应该发放教育消费券。
面向广州市的低收入家庭和外来务工人员发放教育消费券，主要用于抵消部分学费，再由政府财政向学校作出相应补贴。
郑州也实行教育消费券制度。只不过，这种教育消费券只限于中学生校外辅导专用，每张价值100元，类似的，由民办机构发放的教育消费券也在一些城市出现。
那么，这种制度有没有推广的必要性?
中央教科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程方平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教育券制度有其优越性，但杭州的这种制度要不要效仿，完全要看各个地方的实际，没必要盲目照搬。”
程方平表示，杭州的教育消费券，与普通意义上的教育券有相同点，也有差别。教育券实行的前提是教育资源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而有限教育资源在分配上又有许多不透明、不公平，以至众多体制上的干扰。教育券在促进教育资源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保证教育的公平性等方面，意义是明显的。这些优点，杭州教育消费券也存在。教育券虽然有很高的支持率，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教育券主张者以“私营化”、“市场化”等为理论支撑，可能冲击传统的教育，制约教育的终极目标；实施教育券需要很强的经济支撑，在政府财政投入状况没有大幅度变化的情况下，对教育券能否成功制约较大；在具体实施中，由于教育机构质量评估制度尚不完善，民众难以判断，实施教育券不一定能促进现有学校的优胜劣汰，反而会出现“经济隔离”的教育现状，等等。
“杭帅I教育消费券的推出，对于激发民众的教育消费，促进教育需求的增长，引导民众的教育行为，肯定有积极意义，体现了政府的积极作为。在教育券实施的过程中，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变化的可能性和影响的多元性是存在广阔空间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同样是实施教育券，中国和外国、浙江和其他省市、不同的市县和地区都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在甲地没有成功的试验在乙地可能会取得极大的成功，反之亦然。再有，教育券制度的实行，必然会与教育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关系，必然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作前提。中国的地方发展差异大，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一些发达地方能做的，可能80％的地方不能做。教育消费券在杭州是一个试验，其他地方可以学习其先进的做法，但一定要把人家的经验和地方实际相结合，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要广泛听取民意，做到民主决策，确保地方政策的科学性有最终效果，为本地方提供福祉。”程方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