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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岁的安徽人吕其明成了“当代偶像”——人民大会堂前,白发苍苍的他挺直了腰杆儿,伴着自己创作的《红旗颂》交响乐,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了进去。这一天,是2021年6月29日,他获得中国首次颁授的“七一勋章”。
对于“红旗”,吕其明的感受绝非常人能比——他就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人。
1930年5月,吕其明出生在安徽无为县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吕惠生是当地著名的进步人士。抗日战争爆发后,吕惠生积极投入抗日宣传,协助新四军筹集大量的弹药、粮饷,后担任了江苏仪征县县长。得知新四军文工团需要小队员时,吕惠生毫不犹豫地将年仅10岁的吕其明和12岁的女儿吕小晴送到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抗敌剧团,他想让儿女经受战争的考验,迅速成长为为国为民奋斗不息的英勇战士。
那正是我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缺米少盐,缺医少药,日寇重重封锁,危机四伏。小小的吕其明硬是咬着牙,每天随大部队行军至少五六十公里,多则七八十公里。一到驻地,战士们可以休息,而抗敌剧团需要排练演出,天天累得倒头就睡。尽管如此,吕其明仍然情绪饱满地排演着,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宣传抗日、鼓舞士气的演出任务。
剧团的大哥哥大姐姐都很喜欢这个聪明可爱的小弟弟,教他学文化,教他学唱歌、跳舞、演戏,教他拉二胡、吹口琴,一步步把他引进艺术的大门。
令吕其明终生难忘的是,1942年春夏之交,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来到吕其明所在的抗敌剧团,授课并排练曲目。吕其明如饥似渴地学习和记录着。
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吕其明忽然听到一阵优美的琴声从树林里傳来。他走进去一看,原来是贺绿汀老师正在月光下拉着小提琴。悦耳的琴声深深吸引了吕其明。一曲奏毕,贺绿汀发现身后有一个小男孩听得入迷,不禁亲切地俯身问道:“你多大了?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呀?”听了吕其明的讲述,贺绿汀鼓励吕其明说:“你现在正是学拉琴的时候,快叫你爸爸给你买把小提琴吧。”吕其明高兴得连连点头。
听了贺绿汀三个月的讲课后,吕其明开始尝试作曲,他把新四军军号曲调改写成了四部合唱曲《向前进》,又谱写了独唱曲《雪》。
可是不久,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时任皖江行政公署主任的吕惠生在北撤途中,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逮捕。吕惠生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始终不屈,最后英勇就义,并在临行前留下了一首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皖江大地的军民为吕惠生的牺牲表示了深深的敬意,这也更激励着吕其明继承父亲的遗志勇往直前。15岁时,经过多年严峻考验的吕其明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年仅17岁的吕其明,就为曹鹏汉作词的《军队向前进》谱曲。这首进行曲式的歌曲迅速在他所属的解放军部队里传唱开来,从济南一直唱到上海。吕其明说:“这首歌既是我个人真实感情的流露,也唱出了广大指战员的心声。”他把此歌看成自己真正的处女作。
1949年11月16日,19岁的吕其明随华东军区文工团进城,转业到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乐队任小提琴演奏员。然而,他的远大志向是成为一名作曲家。他想用手中的笔为中国、为党和人民写出激昂豪迈和喜闻乐见的音乐作品。吕其明知道光有理想和干劲不行,还得有丰富的音乐表现方法,有深厚的音乐修养,有广阔深入的生活体验,有来源于生活的民间音乐的滋养。所以他在参加乐队演奏之余,学习乐队的配器效果,学习电影作曲的基本知识。他还向专业作曲家罗忠镕请教和声问题,向钢琴演奏员学习弹奏钢琴,广泛研究和吸收中外音乐作品的成功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作曲能力。
此后,吕其明逐渐走上了创作影视音乐的道路,陆续为电影《铁道游击队》《白求恩大夫》《庐山恋》《城南旧事》《雷雨》《焦裕禄》等电影和一些电视连续剧创作了精彩的音乐。
当电影导演赵明邀请吕其明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时,他欣然应允,觉得这是一次锤炼自己和展示才能的极好机会,并决心要在音乐创作中有特点、有突破。对游击队的生活和战斗,他还是熟悉的,而且他为抗战题材的电影创作音乐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他认真地收集当地的民歌素材,了解当年铁道游击队坚持抗战的光辉事迹。吕其明和导演赵明商量后,认为在影片高潮出现前应该增加一点篇幅,抒发游击队员们的情感,反映游击队员们在残酷的战斗中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情怀和乐观主义精神。这就需要在影片中安排一首插曲,让游击队员们在傍晚时,坐在微山湖的岸边或船上演唱。赵明非常赞同吕其明这个富有创意的建议,要他赶快写出来。没多久,吕其明就写出了这部影片音乐中最出彩、最著名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具有山东地方歌谣特色的插曲在影片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随着影片在全国放映,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迅速传遍全国,成了经典电影歌曲,至今传唱不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吕其明的成名作,也是他音乐创作的代表作之一。
吕其明的电影音乐创作,总是根据影片中的剧情需要进行构思,力求创新。他为彩色故事片《庐山恋》谱写了30多段音乐,其中既有贯穿全片的主题曲《飞向远方的故乡》(歌词也是他写的),也有结合影片需要的《恋歌》和《啊!故乡》两首插曲。片中的三首歌曲都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吕其明在写《庐山恋》音乐之前曾说:“我写过几十部电影音乐,但大多数是战争题材或工业题材,音乐的分量和风格仿佛是色彩凝重的油画。而《庐山恋》的音乐却像是一幅山水画或水彩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探索。”后来,《庐山恋》荣获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提名,而影片中的音乐和插曲至今依然回响在人们的心中。为《城南旧事》创作音乐时,为了表现20世纪初期北京胡同里所弥漫的淡淡哀愁以及纯真的人性之美,吕其明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用李叔同的《送别》作为音乐旋律,加以变奏发展,贯穿全片。另外,为寻找旧时代城市里那种独特的“散文诗式的悲剧”气氛,他还在老弄堂里走着、看着、想着,揣摩和想象老北京城胡同里的呼吸和意蕴。这些真切的感受,全化成音符在影片里流淌和鸣响。结果,《城南旧事》荣获了1983年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
除了影视音乐创作之外,吕其明在交响乐创作方面同样成果辉煌。他将自己为影视创作的音乐,根据交响乐的乐思逻辑、结构曲式、旋律变奏等要求加以再创作,写成了多种音乐体裁的作品。这些交响乐作品并不是他的影视音乐的简单重复,而是全新的再创作。
在吕其明创作的大型器乐作品中,最著名的当属管弦乐序曲《红旗颂》。
《红旗颂》是吕其明1965年时的一个“奉命之作”,它以开国大典为背景,描绘了天安门上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雄伟庄严的情景。
那是在第六届“上海之春”音乐舞蹈节举办前夕,上海音乐家协会的负责人贺绿汀、丁善德、黄贻钧等提出,开幕式上应有一部新创作的有分量的管弦乐作品,大家一致推选吕其明来创作。黄贻钧提议,这部作品的名字就叫《红旗颂》。这个名字鲜明而概括,有很大的音乐想象空间,无疑为吕其明的创作设定了“规定情景”,唤起了他过去与红旗相关的大量回忆。他随即进入了紧张的创作中。整整七天,他废寝忘食,奋笔疾书,眼前仿佛出现了人民子弟兵在战场上高举红旗冲锋陷阵的场面,出现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廣场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宏伟情景,同时也想起了父亲吕惠生壮烈牺牲前留下的绝命诗。他在灵感和激情的驱使下作曲时,眼前不断地再现红旗指引我国人民走向胜利的生动画面。仅仅一周,吕其明就拿出了《红旗颂》的初稿。在诸位前辈音乐家提出审听意见后,他又做了些修改,落笔定稿。
这年的5月8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上海之春”开幕式上,一曲《红旗颂》演毕,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听众都被其雄伟、昂扬的旋律所震撼。此曲一炮打响,随即传遍全国,而且久演不衰。它是第一部以歌颂红旗为主题的器乐作品,也是迄今中国音乐舞台演奏率最高、媒体播放次数最多的音乐作品之一,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曲目之一”。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上海之春”开幕式上演奏的《红旗颂》,曲子并未定稿,因为吕其明回过头再听时,发现了许多不足之处。他想要修改,为了不破坏大家心中对于《红旗颂》的印象,他放慢节奏,用一种“切香肠”的方法一点一点地修改。这一打磨,就持续了整整54年……2019年5月,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红旗颂》的定稿版总谱,历时54年的打磨,《红旗颂》这才最终定稿。
吕其明始终铭记自己是一个党员作曲家,是党和人民及人民军队培养他成长起来的。所以他的创作尽管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但总是洋溢着一种主旋律的激情,充溢着昂扬奋发、催人前进的正能量,他把创作这样的作品当作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责任。“为祖国和人民写作不是口号,而是神圣的使命!”吕其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后来,他又为《红旗颂》写出姊妹篇——长达40分钟的交响组曲《使命》。
2016年3月7日,吕其明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了专场音乐会,下半场演出的便是《使命》,一时一票难求。当时正值“两会”在北京召开,“两会”中的女委员、女代表沾了“三八”妇女节的光,才得到优先照顾前往观听音乐会。有位记者感慨地说:“吕老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够在主旋律和接地气之间游刃有余,作品不仅思想性正确,还特别好听、好唱。”这番话正好也印证了吕其明创作的九字原则:唱得响、传得开、留得下。
如今已经91岁的吕其明仍然精力旺盛,保持着创作激情,他说:“我不吸烟,不喝酒,生活简单朴素,长期以来都保持豁达乐观的心态,早睡早起,作曲时从不‘开夜车’,也不患得患失。音乐可以说是我最好的‘营养品’。”
对于“红旗”,吕其明的感受绝非常人能比——他就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人。
10岁参加新四军
1930年5月,吕其明出生在安徽无为县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吕惠生是当地著名的进步人士。抗日战争爆发后,吕惠生积极投入抗日宣传,协助新四军筹集大量的弹药、粮饷,后担任了江苏仪征县县长。得知新四军文工团需要小队员时,吕惠生毫不犹豫地将年仅10岁的吕其明和12岁的女儿吕小晴送到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抗敌剧团,他想让儿女经受战争的考验,迅速成长为为国为民奋斗不息的英勇战士。
那正是我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缺米少盐,缺医少药,日寇重重封锁,危机四伏。小小的吕其明硬是咬着牙,每天随大部队行军至少五六十公里,多则七八十公里。一到驻地,战士们可以休息,而抗敌剧团需要排练演出,天天累得倒头就睡。尽管如此,吕其明仍然情绪饱满地排演着,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宣传抗日、鼓舞士气的演出任务。
剧团的大哥哥大姐姐都很喜欢这个聪明可爱的小弟弟,教他学文化,教他学唱歌、跳舞、演戏,教他拉二胡、吹口琴,一步步把他引进艺术的大门。
令吕其明终生难忘的是,1942年春夏之交,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来到吕其明所在的抗敌剧团,授课并排练曲目。吕其明如饥似渴地学习和记录着。
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吕其明忽然听到一阵优美的琴声从树林里傳来。他走进去一看,原来是贺绿汀老师正在月光下拉着小提琴。悦耳的琴声深深吸引了吕其明。一曲奏毕,贺绿汀发现身后有一个小男孩听得入迷,不禁亲切地俯身问道:“你多大了?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呀?”听了吕其明的讲述,贺绿汀鼓励吕其明说:“你现在正是学拉琴的时候,快叫你爸爸给你买把小提琴吧。”吕其明高兴得连连点头。
听了贺绿汀三个月的讲课后,吕其明开始尝试作曲,他把新四军军号曲调改写成了四部合唱曲《向前进》,又谱写了独唱曲《雪》。
可是不久,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时任皖江行政公署主任的吕惠生在北撤途中,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逮捕。吕惠生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始终不屈,最后英勇就义,并在临行前留下了一首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皖江大地的军民为吕惠生的牺牲表示了深深的敬意,这也更激励着吕其明继承父亲的遗志勇往直前。15岁时,经过多年严峻考验的吕其明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年仅17岁的吕其明,就为曹鹏汉作词的《军队向前进》谱曲。这首进行曲式的歌曲迅速在他所属的解放军部队里传唱开来,从济南一直唱到上海。吕其明说:“这首歌既是我个人真实感情的流露,也唱出了广大指战员的心声。”他把此歌看成自己真正的处女作。
抗日歌传“微山湖”
1949年11月16日,19岁的吕其明随华东军区文工团进城,转业到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乐队任小提琴演奏员。然而,他的远大志向是成为一名作曲家。他想用手中的笔为中国、为党和人民写出激昂豪迈和喜闻乐见的音乐作品。吕其明知道光有理想和干劲不行,还得有丰富的音乐表现方法,有深厚的音乐修养,有广阔深入的生活体验,有来源于生活的民间音乐的滋养。所以他在参加乐队演奏之余,学习乐队的配器效果,学习电影作曲的基本知识。他还向专业作曲家罗忠镕请教和声问题,向钢琴演奏员学习弹奏钢琴,广泛研究和吸收中外音乐作品的成功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作曲能力。
此后,吕其明逐渐走上了创作影视音乐的道路,陆续为电影《铁道游击队》《白求恩大夫》《庐山恋》《城南旧事》《雷雨》《焦裕禄》等电影和一些电视连续剧创作了精彩的音乐。
当电影导演赵明邀请吕其明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时,他欣然应允,觉得这是一次锤炼自己和展示才能的极好机会,并决心要在音乐创作中有特点、有突破。对游击队的生活和战斗,他还是熟悉的,而且他为抗战题材的电影创作音乐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他认真地收集当地的民歌素材,了解当年铁道游击队坚持抗战的光辉事迹。吕其明和导演赵明商量后,认为在影片高潮出现前应该增加一点篇幅,抒发游击队员们的情感,反映游击队员们在残酷的战斗中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情怀和乐观主义精神。这就需要在影片中安排一首插曲,让游击队员们在傍晚时,坐在微山湖的岸边或船上演唱。赵明非常赞同吕其明这个富有创意的建议,要他赶快写出来。没多久,吕其明就写出了这部影片音乐中最出彩、最著名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具有山东地方歌谣特色的插曲在影片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随着影片在全国放映,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迅速传遍全国,成了经典电影歌曲,至今传唱不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吕其明的成名作,也是他音乐创作的代表作之一。
吕其明的电影音乐创作,总是根据影片中的剧情需要进行构思,力求创新。他为彩色故事片《庐山恋》谱写了30多段音乐,其中既有贯穿全片的主题曲《飞向远方的故乡》(歌词也是他写的),也有结合影片需要的《恋歌》和《啊!故乡》两首插曲。片中的三首歌曲都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吕其明在写《庐山恋》音乐之前曾说:“我写过几十部电影音乐,但大多数是战争题材或工业题材,音乐的分量和风格仿佛是色彩凝重的油画。而《庐山恋》的音乐却像是一幅山水画或水彩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探索。”后来,《庐山恋》荣获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提名,而影片中的音乐和插曲至今依然回响在人们的心中。为《城南旧事》创作音乐时,为了表现20世纪初期北京胡同里所弥漫的淡淡哀愁以及纯真的人性之美,吕其明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用李叔同的《送别》作为音乐旋律,加以变奏发展,贯穿全片。另外,为寻找旧时代城市里那种独特的“散文诗式的悲剧”气氛,他还在老弄堂里走着、看着、想着,揣摩和想象老北京城胡同里的呼吸和意蕴。这些真切的感受,全化成音符在影片里流淌和鸣响。结果,《城南旧事》荣获了1983年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
打磨54年的《红旗颂》
除了影视音乐创作之外,吕其明在交响乐创作方面同样成果辉煌。他将自己为影视创作的音乐,根据交响乐的乐思逻辑、结构曲式、旋律变奏等要求加以再创作,写成了多种音乐体裁的作品。这些交响乐作品并不是他的影视音乐的简单重复,而是全新的再创作。
在吕其明创作的大型器乐作品中,最著名的当属管弦乐序曲《红旗颂》。
《红旗颂》是吕其明1965年时的一个“奉命之作”,它以开国大典为背景,描绘了天安门上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雄伟庄严的情景。
那是在第六届“上海之春”音乐舞蹈节举办前夕,上海音乐家协会的负责人贺绿汀、丁善德、黄贻钧等提出,开幕式上应有一部新创作的有分量的管弦乐作品,大家一致推选吕其明来创作。黄贻钧提议,这部作品的名字就叫《红旗颂》。这个名字鲜明而概括,有很大的音乐想象空间,无疑为吕其明的创作设定了“规定情景”,唤起了他过去与红旗相关的大量回忆。他随即进入了紧张的创作中。整整七天,他废寝忘食,奋笔疾书,眼前仿佛出现了人民子弟兵在战场上高举红旗冲锋陷阵的场面,出现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廣场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宏伟情景,同时也想起了父亲吕惠生壮烈牺牲前留下的绝命诗。他在灵感和激情的驱使下作曲时,眼前不断地再现红旗指引我国人民走向胜利的生动画面。仅仅一周,吕其明就拿出了《红旗颂》的初稿。在诸位前辈音乐家提出审听意见后,他又做了些修改,落笔定稿。
这年的5月8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上海之春”开幕式上,一曲《红旗颂》演毕,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听众都被其雄伟、昂扬的旋律所震撼。此曲一炮打响,随即传遍全国,而且久演不衰。它是第一部以歌颂红旗为主题的器乐作品,也是迄今中国音乐舞台演奏率最高、媒体播放次数最多的音乐作品之一,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曲目之一”。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上海之春”开幕式上演奏的《红旗颂》,曲子并未定稿,因为吕其明回过头再听时,发现了许多不足之处。他想要修改,为了不破坏大家心中对于《红旗颂》的印象,他放慢节奏,用一种“切香肠”的方法一点一点地修改。这一打磨,就持续了整整54年……2019年5月,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红旗颂》的定稿版总谱,历时54年的打磨,《红旗颂》这才最终定稿。
吕其明始终铭记自己是一个党员作曲家,是党和人民及人民军队培养他成长起来的。所以他的创作尽管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但总是洋溢着一种主旋律的激情,充溢着昂扬奋发、催人前进的正能量,他把创作这样的作品当作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责任。“为祖国和人民写作不是口号,而是神圣的使命!”吕其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后来,他又为《红旗颂》写出姊妹篇——长达40分钟的交响组曲《使命》。
2016年3月7日,吕其明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了专场音乐会,下半场演出的便是《使命》,一时一票难求。当时正值“两会”在北京召开,“两会”中的女委员、女代表沾了“三八”妇女节的光,才得到优先照顾前往观听音乐会。有位记者感慨地说:“吕老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够在主旋律和接地气之间游刃有余,作品不仅思想性正确,还特别好听、好唱。”这番话正好也印证了吕其明创作的九字原则:唱得响、传得开、留得下。
如今已经91岁的吕其明仍然精力旺盛,保持着创作激情,他说:“我不吸烟,不喝酒,生活简单朴素,长期以来都保持豁达乐观的心态,早睡早起,作曲时从不‘开夜车’,也不患得患失。音乐可以说是我最好的‘营养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