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东北亚地区合作取得的最大进展是，李克强总理成功访问韩国，并出席了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会议于11月1日发表的《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涵盖了三国几乎所有现有合作渠道和领域，可以说是集思广益的成果。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中断三年半后复会，标志着三国合作的全面恢复。会议确认，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应定期举行，日方将作为2016年三国合作协调国。三国将为2020年建成东亚共同体而努力。
　　近年来，尽管中日、韩日关系欠佳，但三国保持着合作秘书处和各领域20多个部长级接触渠道，以及50多个政府间协调机制。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的宣言，呼应了韩国政府提出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朴槿惠总统顶住各种压力出席中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活动，赢得中方高度评价。近年来，中韩两国共同利益增多，双边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更加密切，在东北亚合作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将为东北亚经贸合作与互联互通，提供新的重要机遇，起到发动机作用。俄罗斯、蒙古对参与东北亚合作的态度也越来越积极。它们各自的发展战略与内在需求，同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相吻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访朝，巩固了中朝关系。朝鲜深知，只靠强大的武器难保国家安稳，而必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并不断取得成效。
　　2015年朝鲜半岛局势的特点是再度发生痉挛性的紧张，但有惊无险，年末趋缓。其中似有一定规律：每逢春夏美韩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朝方必做强烈反应，与韩美互打口水仗，而军演结束后又会举行北南高级别会晤、恢复南北离散家属团聚等活动。虽然朝韩时而剑拔弩张，甚至进入战时状态，但打不起来。
　　目前，有关各方在东北亚最基本的共识是不能有战乱。尽管朝核问题悬而未决，但和平稳定局面并未被打破。东北亚合作开始更加重视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这是汲取了今年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情蔓延的教训，受到中国雾霾等环境问题的驱动，以及公共安全方面挑战增大的结果。这些领域也是中日韩加强合作的新机遇、新动力所在。
　　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的宣言，特别强调“推动可持续发展”，而且是在经济合作范畴之外单独提出的。重视和加强生态保护和绿色经济合作，意味着三国发展理念有了新的提升。
　　人文交流一直是中日韩合作的重要支柱。这次领导人会议将这一领域的合作上升到增进三国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战略、政治高度。三国加强人文交流的共识，覆盖了青年、教育、体育、艺术、旅游、地方政府、公共外交、政府官员对话等多个具体领域。2018年韩国要举行平昌冬奥会，2020年日本东京主办夏季奥运会，2022年又将迎来北京-张家口冬奥会。三届奥运盛事接连在同一地区举办，完全可以成为中日韩加强人文交流和体育、经济合作的历史性契机。
　　从东北亚面临的挑战角度看，2016年将是选举之年、过渡之年，充满变数。例如，美国、中国的台湾地区等，将举行领导人选举。日本也将举行战后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参议院选举，因为选举结果可能直接影响日本能否修改宪法的问题。接下来，韩国等国也将举行总统选举。
　　东北亚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能否实现和确保可持续安全。环顾世界，硝烟正弥漫着中东、非洲、欧洲一些国家。乌克兰陷入分裂，叙利亚危机加剧，欧洲难民潮汹涌，巴黎恐怖袭击血腥，马里人质事件悲惨，俄土关系因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而骤然紧张，美俄地缘战略较量向纵深发展。“伊斯兰国”横行预示着，极端组织的“准国家化”导致恐怖活动从网络化向战争化、战略化方向发展。战后70年的今天，遭到“11.13”恐怖袭击的法国宣布进入战争状态。这种非传统国际格局中的非传统战争，找不到媾和谈判的对手，很可能陷入无休止的长期化。这可能是一种不对称战争的黑洞。
　　在这种形势下，保持着脆弱和平的东北亚充满不安全因素，万一发生战争冲突，就可能酿成一场特殊形式的世界大战。奥巴马总统已在反恐战争联盟中提及亚洲盟友，特别是从2016年3月底起日本将实施新安保法，日本、韩国所承受的安全风险可能增大。中国面临外来势力利用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势力搞恐怖活动的风险也可能增大。
　　《论语》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对中日韩三国决策者来说，通过谋求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实现东北亚的可持续安全，既是当务之急，也是当务之本。
　　朝鲜半岛局势向何处去仍有较多不确定性。朝韩关系既有改善的可能性，也存在恶化的危险性。中国在维护朝鲜半岛可持续安全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但不等于中国可以决定一切。朝核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关键在于朝美关系。美国目前的对朝政策事实上处于冻结状态。下一届白宫主人将会奉行什么样的对朝政策和东亚战略？明年春季美韩联合军演如果不能避开敏感地区或缩小规模，还会造成半岛局势的痉挛性紧张。这会否再度刺激朝鲜加快拥核步伐？六方会谈未来能否恢复？这些都值得密切关注。美国拟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菲律宾从韩国购买FA50超音速战机等，会对中韩关系带来何种影响，也不容忽视。
　　日本问题仍值得高度关注。安倍为摆脱在东北亚的孤立局面，确有通过首脑交往显示同中、韩改善关系的需要和意愿，但这似乎主要是一种外交策略，其政治右倾化大国路线难以改变。中日关系还可能出现反复。安倍的国内政治目标是，通过把国民视线转向经济，缓和同邻国的关系，抑制来自邻国的舆论压力，瓦解日本国内民众的反对声浪，以维持国内民意支持率，争取2016年7月赢得日本参议院选举的大胜，然后着手修宪或制订新宪法。一旦战后日本宪法第九条被修改，日本再度走上“损己害邻”道路的危险性也会随之增大。
　　日本今后还会插足南海，鼓励美、菲、越、澳等国抗衡中国。其目的之一是缓解在钓鱼岛及东海方面的不利态势，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防卫省计划在距台湾最近的与那国岛，以及距钓鱼岛最近的石垣市部署自卫队。这表明，日本自卫队正努力实现钓鱼岛周围海域岛屿军事要塞化，逐步取代美军而把琉球西南岛屿作为遏制中国的前沿基地。日方在国际上炒作所谓南海军事化影响海上航行自由的同时，将加紧实现宫古海峡的军事化。
　　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包含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例如双方对甲午战争以来历史认知的矛盾、对战后东亚国际秩序和国际法基础认知的矛盾、经济与安全利益矛盾，并涉及台湾问题等。日本政府一方面拒绝承认中日双方存在钓鱼岛主权认知争议，另一方面加紧针对中方公务船在钓鱼岛领海执法巡航采取措施。安倍内阁一方面会继续利用钓鱼岛问题制造“中国威胁论”，形成修宪强军的国内舆论;另一方面将借钓鱼岛问题作为推进“联美制华”战略的一个杠杆。一些人又在炒作台湾海峡、南中国海是所谓“日本的生命线”，主张加大介入力度。
　　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并欢迎日本参与，而安倍内阁不仅态度冷淡，还提出扩大基础设施出口提振日本经济的战略，拟斥资1100亿美元，打出“质量牌”另起炉灶。其背后起作用的并非所谓日本谋求成为“普通国家”或“国家正常化”的考虑，而是以日本政治右倾化为背景的对华战略，以及根深蒂固的“海陆对抗”地缘战略旧思维作祟。在安倍内阁看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是谋求海陆通吃的地缘政治战略，必然从海陆两面与美联手抗衡。
　　面对这一挑战，中国的当务之本是，与有关各国共同谋求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把共建“一带一路”作为“海陆和合”的实践稳步推进，通过加强中日之间的功能性合作，防止“战略互惠关系”滑坡、变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