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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年，魏可欣和她的小团队辛苦运营网站，为被遗忘的中国贫困人口募捐，到最穷的人家去发放小额贷款，完全不以盈利为目的。
在2010年即将到来的早春，魏可欣就要满26岁了，而她和朋友一起创立的“我开”(wokai)组织，也将年满3岁。“我开”被戏称为“贫农版facebook”，魏可欣和她的小团队辛苦运营网站，为被遗忘的贫困人口募捐，到最穷的人家去发放小额贷款，完全不以盈利为目的。
一个大约70平米的房子，厕所、办公室、会客室、会议室，还有一间厨房，这里是“我开”在中国北京的办公室：关上门，这间胡同里小四合院的正房，就把东四和雍和宫的躁動喧嚷连同清早老北京醒来的吱吱嘎嘎一起关在了门外。
魏可欣觉得这里简直堪称完美。
最早她和伙伴计划找一个100平米左右的房子，最多能支付一个月4000块的租金。魏可欣所有的朋友都跟她讲：你不可能租得到。看了许多糟糕的地方以后，有人打电话来介绍了现在这个地方，月租只要3000块，只是没有暖气。
“原来不会在办公室待很久，因为很冷。”魏可欣指着靠墙站立的白色暖气片，“今年刚刚装上的。”此时的北京是零下6度的天气，办公室里却很温暖，窗外的屋顶上，一只猫懒散地走过。
接受采访这天，是魏可欣从美国回到中国的第三天，在美国过完圣诞节的她，决定在中国过春节了。
家族的力量
“从小到大，创业和帮助世界，是我的两个核心价值。”魏可欣说。她的Gmail聊天头像是她的父亲，也是她的偶像。
因为有黑人血统，魏可欣的父亲年轻时遭遇了很多不平等的对待。也正是因为这样，父亲总是特别努力。魏可欣的父亲从员工做起，后来买下了自己工作的公司，再后来，这个只有3人的地图公司在父亲的经营下成为美国西海岸最大的地图公司，员工超过200人。在公司发展之余，魏可欣的父亲还自觉帮助社会，时常给请不起律师的穷人提供法律援助。79岁那年，他将公司卖掉，把所有收入都投入奥克兰的一个贫困青年扶助基金会。
魏可欣继承了父亲的企业家精神和爱心。这两点的完美统一，就是她在大学时候找到的专业方向“经济发展与扶贫”。
2006年大学刚毕业，魏可欣就带着满腔热情来到中国。她花了两个夏天和大学的一年学中文，来中国的时候已经能够比较流利地说中文。她希望通过在中国的经验去了解对一个国家发展而言，究竟哪些方式是有用的。
最初有创业想法的时候，魏可欣和同龄的美国同学孟康妮(Courtney)，刚刚结束清华大学的一个国际发展项目的培训，在云南一带旅游。魏可欣能清晰地回忆起丽江、大理、西双版纳的美景，但很不喜欢西双版纳的商业味道。
“那边有很多的热带雨林也有很多山，爬山的时间长，我们就在爬山的过程中把关于‘我开’的想法基本勾画了出来。”魏可欣说。
魏可欣和孟康妮既是同学，又是室友，两人一起合租公寓的时候，对于未来都没有明确打算。魏可欣想要在中国从事与发展相关的工作，而已经在中国小额信贷领域有3年工作经验的孟康妮则迫切希望能做些开创性的事业，把自己的积累发挥出来。
当时，魏可欣跟康妮结伴在中国城乡旅行，亲眼看到了中国收入差距拉大造成的不公正现象，而小额信贷让穷人有条件通过努力获得经济独立，是对贫困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按照魏可欣的说法，恰好她们具备技能、经验和热忱去开创一个从事小额信贷的非营利性组织。
魏可欣和朋友把“我开”作为这项事业的名字，汉语全拼“Wokai”是网址。“我要开始自己的小产业，意思很好。”
魏可欣一直都认为自己能够成为“我开”的CEO，是因为家庭提供了太好的平台：“如果我愿意在美国做一个大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我可以，如果我想要自己创业，我可以；如果我想要帮助别人，我也可以。我常常提醒自己，我是如此的幸运。”
魏可欣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成长在一个庞大的家庭里，有好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她的家族成员中有商业领袖，也有普通工人，还有人曾经进过监狱；有黑人也有白人，有拉美人，欧洲人，还有中国人。
最初创建“我开”的时候，魏可欣跟做校董的母亲说过自己的想法。母亲当即建议她去跟一位有小额信贷经验的女士咨询。透过盘根错节的家族关系网，魏可欣接触到了后来“我开”的几位董事，以及许多先后或者一直在为“我开”提供帮助的人，帮助评估项目、审查资格、进行培训、设计商业计划，是这些人帮助魏可欣和她的朋友们把一纸蓝图，搭建成今天规模可观的组织机构。
小额信贷是对中国有效的扶贫方式
魏可欣对于运动出奇地热情。回到中国的第二天，她就恢复了健身，跑了8公里。
年轻和健康，使她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在北京的时候，魏可欣几乎每天都会到办公室来，有时候志愿者们来得齐就会热闹，有时候可能只是一两个人，更多的时候，魏可欣都是一个人在工作。
“我非常喜欢工作，可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都不会累，回到美国我会刻意让自己休息，努力控制住自己不要去工作，但不管干什么别的事情我都会想到工作。”魏可欣觉得办公和生活必须要分开，她住在北京办公室不远处的一个小区里，跟几个外国朋友一起。
魏可欣到过大半个中国，光在宁夏、河北、内蒙和四川等省份的小额信贷机构调研就有12次。为见借款人，她胆战心惊地搭乘过为了逃过检查而四处绕路的非法运营长途车，也曾亲眼看到获得帮助的农户真的脱贫了。
为了尽可能地不受干扰，也因为中国人民银行对于外资进行农村小额信贷的限制，魏可尉把自己的网站注册在了她自已的家乡奥克兰。“我开”的北京办事处作为外国组织的代表机构，不需要中国政府许可。
在选择合作伙伴作为实地合作机构的时候，魏可欣非常谨慎。通过严格评估之后，选择了中国最好的3家NGO小额信贷组织中的2家：四川省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ARDY)和内蒙古昭乌达妇女可持续发展协会(CZWSDA)作为实地合作伙伴。这两家机构在中国开展小额贷款服务已有十多年历史，是资格最老、政府关系深厚、发展最好的民间机构。
在钱到达农户手中之后，每三个月“我开”的实地合作机构都会派出专人前往借款人家中跟踪钱的使用状况。“我开”机构借鉴诺贝尔奖获得者尤努斯发明的信用方式，以5个借款人组成1个小组的方式，相互督促和担保还款，利用由中国特色的“人情纽带”，确保了本金和利息的回收。
一年过去了，“我开”做得很好，用741位捐赠者的121456美元，帮助了239位中国四川和内蒙古地区的农民。让人惊讶的是，这些原本日收入在1美元以下的贫困农民竟然百分之百的还上了借款，同时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缺乏生产资料的农民用在“我开”获得的贷款，或是养鹅养猪，或是开办小杂货铺，开始有能力让生活走上持 续发展的正轨。
“我开”网站上每个申请贷款的农户都会有一个图文并茂的档案页面，主要由对借款数量和使用计划做出说明，浏览者浏览页面，自由选择自己想支持的人为他捐款。而这笔钱也将被直接转给这个被选择的农户。
现实证明了魏可欣的设想，旨在为贫困农户提供自我就业和发展机会的小额信贷是对中国有效的扶贫方式。
“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必需的条件去摆脱贫困，个人努力当然很重要，但是只要这个人有动力去改变，就不应该剥夺机会。”魏可欣说。
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我认为有一个‘我开的神’存在着，保佑着我们。”魏可欣和她的朋友们什么都敢想，也什么都敢做，再加上那么一点点庇佑，他们想做的几乎都做成了，比如找到而今的办公室，也比如遭遇李开复。
那是在一个国际性的活动里，主办方会后组织参观某机构，所有要前往参观地点的人都要搭乘同一辆大巴车，魏可欣就跟去了。开车前，李开复坐在了她旁边的座位上。
她跟李开复聊起了“我开”的计划和遭遇的困难，李开复很热心地帮忙解答。那时候正逢“我开”在进行网站前期的调查调试，李开复介绍了他熟识的一家世界知名的大企业，用超低价格帮助“我开”完成了网络架构。问魏可欣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人和事儿，她的回答是非常地道的一个中国词：缘分。
负责中国区发展事务的张圣，是自己辞职应聘来的，他在CBS工作的姐姐正好是魏可欣的朋友。1983年生的张圣，比魏可欣大了不到1岁，学习工商管理专业的他，毕业之后却在广告圈里做创意和文案工作，职位越来越高，满足感却越来越少。与魏可欣的见面，让他认识到了“我开”是未来10年最理想的事业发展平台。
现在，张圣需要西装革履地去参加筹款晚会或者慈善活动，也需要穿着冲锋衣扛起背包走进连话都听不懂一句的边远山区。
近距离看贫穷的脸太多次，他坦承现在对农民们讲给他听的那些关于生活的悲苦故事，已经有些漠然。他一年要自己背着包去最基层的农村三四次，很多地方连电话都不通，“他们确实没有改变生活所需要的条件。”而在更多平凡的日子里，他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做事务性工作，用一只水果罐头瓶子做茶杯。
魏可欣高度赞扬了张圣的热情和工作能力。张圣和她一样，每天都“狠狠地工作”，“狠狠地生活”。张圣跟魏可欣关系非常好，时常一起出去娱乐，自称平时爱好运动。魏可欣笑说他已经很久没有运动过了，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是身体不适，张圣脱掉鞋袜展示自己上次运动时候被人踩得淤血的脚趾。
“我开”的全职工作人员只有4人，还有3名兼职的志愿者。孟康妮在美国有一份全职的金融工作，所以只是兼职在为“我开”服务，但“我开”在全球有超过150名活跃的志愿者在为网站进行公关、筹款、实地工作。“我们对志愿者很有吸引力，是因为我们确实在帮助中国的贫困人口。”
2009年10月份开始，尤其是2009年10月13日，“我开”网站单日访问量因为一个电视采访的播出而从200多人飙升至10000人。坐在办公室查看数据的魏可欣开心坏了，清楚地记住了这个里程碑式的日子。从那之后，“我开”和魏可欣本人都获得了巨大的媒体曝光量，一度达到平均每天要接受3个采访的程度。
不管是在凤凰卫视还是在MSNB C、Bloomberg做电视节目，还是接受电话邮件的采访，她都会特别记得嘱咐要多写“我开”少写她自己；也会很真诚地感谢所有帮助和支持我开网的人，总是强调说“我非常荣幸能够成为我开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将我们改善世界的理想变成现实”。
目前没有男朋友的魏可欣也希望能够在事业成功的同时有幸福的生活，“最好在30歲左右结婚，然后有自己的孩子。但是缘分还是要慢慢地等。”目前“我开”还在扩展期，太多的工作让她没有可能在美国长住和经营感情。
“我绝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魏可欣很骄傲也很笃定。
在2010年即将到来的早春，魏可欣就要满26岁了，而她和朋友一起创立的“我开”(wokai)组织，也将年满3岁。“我开”被戏称为“贫农版facebook”，魏可欣和她的小团队辛苦运营网站，为被遗忘的贫困人口募捐，到最穷的人家去发放小额贷款，完全不以盈利为目的。
一个大约70平米的房子，厕所、办公室、会客室、会议室，还有一间厨房，这里是“我开”在中国北京的办公室：关上门，这间胡同里小四合院的正房，就把东四和雍和宫的躁動喧嚷连同清早老北京醒来的吱吱嘎嘎一起关在了门外。
魏可欣觉得这里简直堪称完美。
最早她和伙伴计划找一个100平米左右的房子，最多能支付一个月4000块的租金。魏可欣所有的朋友都跟她讲：你不可能租得到。看了许多糟糕的地方以后，有人打电话来介绍了现在这个地方，月租只要3000块，只是没有暖气。
“原来不会在办公室待很久，因为很冷。”魏可欣指着靠墙站立的白色暖气片，“今年刚刚装上的。”此时的北京是零下6度的天气，办公室里却很温暖，窗外的屋顶上，一只猫懒散地走过。
接受采访这天，是魏可欣从美国回到中国的第三天，在美国过完圣诞节的她，决定在中国过春节了。
家族的力量
“从小到大，创业和帮助世界，是我的两个核心价值。”魏可欣说。她的Gmail聊天头像是她的父亲，也是她的偶像。
因为有黑人血统，魏可欣的父亲年轻时遭遇了很多不平等的对待。也正是因为这样，父亲总是特别努力。魏可欣的父亲从员工做起，后来买下了自己工作的公司，再后来，这个只有3人的地图公司在父亲的经营下成为美国西海岸最大的地图公司，员工超过200人。在公司发展之余，魏可欣的父亲还自觉帮助社会，时常给请不起律师的穷人提供法律援助。79岁那年，他将公司卖掉，把所有收入都投入奥克兰的一个贫困青年扶助基金会。
魏可欣继承了父亲的企业家精神和爱心。这两点的完美统一，就是她在大学时候找到的专业方向“经济发展与扶贫”。
2006年大学刚毕业，魏可欣就带着满腔热情来到中国。她花了两个夏天和大学的一年学中文，来中国的时候已经能够比较流利地说中文。她希望通过在中国的经验去了解对一个国家发展而言，究竟哪些方式是有用的。
最初有创业想法的时候，魏可欣和同龄的美国同学孟康妮(Courtney)，刚刚结束清华大学的一个国际发展项目的培训，在云南一带旅游。魏可欣能清晰地回忆起丽江、大理、西双版纳的美景，但很不喜欢西双版纳的商业味道。
“那边有很多的热带雨林也有很多山，爬山的时间长，我们就在爬山的过程中把关于‘我开’的想法基本勾画了出来。”魏可欣说。
魏可欣和孟康妮既是同学，又是室友，两人一起合租公寓的时候，对于未来都没有明确打算。魏可欣想要在中国从事与发展相关的工作，而已经在中国小额信贷领域有3年工作经验的孟康妮则迫切希望能做些开创性的事业，把自己的积累发挥出来。
当时，魏可欣跟康妮结伴在中国城乡旅行，亲眼看到了中国收入差距拉大造成的不公正现象，而小额信贷让穷人有条件通过努力获得经济独立，是对贫困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按照魏可欣的说法，恰好她们具备技能、经验和热忱去开创一个从事小额信贷的非营利性组织。
魏可欣和朋友把“我开”作为这项事业的名字，汉语全拼“Wokai”是网址。“我要开始自己的小产业，意思很好。”
魏可欣一直都认为自己能够成为“我开”的CEO，是因为家庭提供了太好的平台：“如果我愿意在美国做一个大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我可以，如果我想要自己创业，我可以；如果我想要帮助别人，我也可以。我常常提醒自己，我是如此的幸运。”
魏可欣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成长在一个庞大的家庭里，有好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她的家族成员中有商业领袖，也有普通工人，还有人曾经进过监狱；有黑人也有白人，有拉美人，欧洲人，还有中国人。
最初创建“我开”的时候，魏可欣跟做校董的母亲说过自己的想法。母亲当即建议她去跟一位有小额信贷经验的女士咨询。透过盘根错节的家族关系网，魏可欣接触到了后来“我开”的几位董事，以及许多先后或者一直在为“我开”提供帮助的人，帮助评估项目、审查资格、进行培训、设计商业计划，是这些人帮助魏可欣和她的朋友们把一纸蓝图，搭建成今天规模可观的组织机构。
小额信贷是对中国有效的扶贫方式
魏可欣对于运动出奇地热情。回到中国的第二天，她就恢复了健身，跑了8公里。
年轻和健康，使她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在北京的时候，魏可欣几乎每天都会到办公室来，有时候志愿者们来得齐就会热闹，有时候可能只是一两个人，更多的时候，魏可欣都是一个人在工作。
“我非常喜欢工作，可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都不会累，回到美国我会刻意让自己休息，努力控制住自己不要去工作，但不管干什么别的事情我都会想到工作。”魏可欣觉得办公和生活必须要分开，她住在北京办公室不远处的一个小区里，跟几个外国朋友一起。
魏可欣到过大半个中国，光在宁夏、河北、内蒙和四川等省份的小额信贷机构调研就有12次。为见借款人，她胆战心惊地搭乘过为了逃过检查而四处绕路的非法运营长途车，也曾亲眼看到获得帮助的农户真的脱贫了。
为了尽可能地不受干扰，也因为中国人民银行对于外资进行农村小额信贷的限制，魏可尉把自己的网站注册在了她自已的家乡奥克兰。“我开”的北京办事处作为外国组织的代表机构，不需要中国政府许可。
在选择合作伙伴作为实地合作机构的时候，魏可欣非常谨慎。通过严格评估之后，选择了中国最好的3家NGO小额信贷组织中的2家：四川省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ARDY)和内蒙古昭乌达妇女可持续发展协会(CZWSDA)作为实地合作伙伴。这两家机构在中国开展小额贷款服务已有十多年历史，是资格最老、政府关系深厚、发展最好的民间机构。
在钱到达农户手中之后，每三个月“我开”的实地合作机构都会派出专人前往借款人家中跟踪钱的使用状况。“我开”机构借鉴诺贝尔奖获得者尤努斯发明的信用方式，以5个借款人组成1个小组的方式，相互督促和担保还款，利用由中国特色的“人情纽带”，确保了本金和利息的回收。
一年过去了，“我开”做得很好，用741位捐赠者的121456美元，帮助了239位中国四川和内蒙古地区的农民。让人惊讶的是，这些原本日收入在1美元以下的贫困农民竟然百分之百的还上了借款，同时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缺乏生产资料的农民用在“我开”获得的贷款，或是养鹅养猪，或是开办小杂货铺，开始有能力让生活走上持 续发展的正轨。
“我开”网站上每个申请贷款的农户都会有一个图文并茂的档案页面，主要由对借款数量和使用计划做出说明，浏览者浏览页面，自由选择自己想支持的人为他捐款。而这笔钱也将被直接转给这个被选择的农户。
现实证明了魏可欣的设想，旨在为贫困农户提供自我就业和发展机会的小额信贷是对中国有效的扶贫方式。
“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必需的条件去摆脱贫困，个人努力当然很重要，但是只要这个人有动力去改变，就不应该剥夺机会。”魏可欣说。
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我认为有一个‘我开的神’存在着，保佑着我们。”魏可欣和她的朋友们什么都敢想，也什么都敢做，再加上那么一点点庇佑，他们想做的几乎都做成了，比如找到而今的办公室，也比如遭遇李开复。
那是在一个国际性的活动里，主办方会后组织参观某机构，所有要前往参观地点的人都要搭乘同一辆大巴车，魏可欣就跟去了。开车前，李开复坐在了她旁边的座位上。
她跟李开复聊起了“我开”的计划和遭遇的困难，李开复很热心地帮忙解答。那时候正逢“我开”在进行网站前期的调查调试，李开复介绍了他熟识的一家世界知名的大企业，用超低价格帮助“我开”完成了网络架构。问魏可欣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人和事儿，她的回答是非常地道的一个中国词：缘分。
负责中国区发展事务的张圣，是自己辞职应聘来的，他在CBS工作的姐姐正好是魏可欣的朋友。1983年生的张圣，比魏可欣大了不到1岁，学习工商管理专业的他，毕业之后却在广告圈里做创意和文案工作，职位越来越高，满足感却越来越少。与魏可欣的见面，让他认识到了“我开”是未来10年最理想的事业发展平台。
现在，张圣需要西装革履地去参加筹款晚会或者慈善活动，也需要穿着冲锋衣扛起背包走进连话都听不懂一句的边远山区。
近距离看贫穷的脸太多次，他坦承现在对农民们讲给他听的那些关于生活的悲苦故事，已经有些漠然。他一年要自己背着包去最基层的农村三四次，很多地方连电话都不通，“他们确实没有改变生活所需要的条件。”而在更多平凡的日子里，他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做事务性工作，用一只水果罐头瓶子做茶杯。
魏可欣高度赞扬了张圣的热情和工作能力。张圣和她一样，每天都“狠狠地工作”，“狠狠地生活”。张圣跟魏可欣关系非常好，时常一起出去娱乐，自称平时爱好运动。魏可欣笑说他已经很久没有运动过了，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是身体不适，张圣脱掉鞋袜展示自己上次运动时候被人踩得淤血的脚趾。
“我开”的全职工作人员只有4人，还有3名兼职的志愿者。孟康妮在美国有一份全职的金融工作，所以只是兼职在为“我开”服务，但“我开”在全球有超过150名活跃的志愿者在为网站进行公关、筹款、实地工作。“我们对志愿者很有吸引力，是因为我们确实在帮助中国的贫困人口。”
2009年10月份开始，尤其是2009年10月13日，“我开”网站单日访问量因为一个电视采访的播出而从200多人飙升至10000人。坐在办公室查看数据的魏可欣开心坏了，清楚地记住了这个里程碑式的日子。从那之后，“我开”和魏可欣本人都获得了巨大的媒体曝光量，一度达到平均每天要接受3个采访的程度。
不管是在凤凰卫视还是在MSNB C、Bloomberg做电视节目，还是接受电话邮件的采访，她都会特别记得嘱咐要多写“我开”少写她自己；也会很真诚地感谢所有帮助和支持我开网的人，总是强调说“我非常荣幸能够成为我开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将我们改善世界的理想变成现实”。
目前没有男朋友的魏可欣也希望能够在事业成功的同时有幸福的生活，“最好在30歲左右结婚，然后有自己的孩子。但是缘分还是要慢慢地等。”目前“我开”还在扩展期，太多的工作让她没有可能在美国长住和经营感情。
“我绝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魏可欣很骄傲也很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