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荒于嬉
　　
　　洛克菲勒有句名言:“培养贵族需要三代的时间。”第一代看金钱,第二代看用度,第三代看文采风流。
　　王世襄正好是第四代。在他回忆中,“祖上三代,有进士出身、治理一方的重臣,有状元及第、直陈时弊的循吏,也有跻身洋务、从事外交的使节。”连母亲也见识不凡:她来自江浙两省交界南浔小镇的一个富有家庭,1900年曾和兄长一同赴英国留学五载。
　　父执辈走的都是“仕途经济”的大道,到了王世襄,就斜斜逸出一枝来。他从小就比一般孩子调皮,偏生家境好,又有条件玩,母亲也不大管束他。清末的八旗子弟培养出一整套玩的讲究,这些项目他都热衷。一来二去,竟成为“燕市”中有名的“玩主”。
　　王世襄在《北京鸽哨》自序中自嘲道:“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韝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昔日他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家里在学校附近购置的大宅,有几十亩的院子。王世襄通通种上葫芦,因为鸣虫得养在葫芦里。一次,燕大名教授邓之诚讲中国历史讲得兴致勃勃,忽然听到“嘟嘟”的蝈蝈叫声,原来是王世襄揣着蝈蝈葫芦进了教室。邓先生一恼,把他赶了出去。
　　官宦子弟爱玩是常情,但大多不会废了“正业”,而王世襄是直将“嬉”视作了正业。他那玩家派头,被周围人视作荒诞不经,甚至因此错失了被选派哈佛留学的机会。
　　
　　繁华落尽显自珍
　　
　　昔日,王世襄也许和所有的晚清纨绔子弟一样贪玩。但解放后,他也不得不被挟裹入动荡和流离。
　　先是进入故宫工作,后来被打成右派并被故宫除名。文革中,他主动请求红卫兵抄家,只为了保住家藏的国宝文物。十年动乱时,他需要每天蹬三轮车往返三十余里,从郊亭往沙滩红楼运五袋水泥。肺结核在他体质最弱时爆发了,同时,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
　　不公的命运到来之初,他甚至和夫人袁荃猷探讨过,是寻短见,还是铤而走险。讨论的结果是,“坚守自珍”。
　　在《自珍集》中,王世襄表明当时的心态:“惟仅此虽可独善其身,却无补于世,终将虚度此生。故更当平心静气,不亢不卑,对一己作客观之剖析,以期发现有可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
　　在这种“自珍”的自勉下,放牛的、种菜的、拉车的、被人歧视和鄙视的王世襄,开始写书了。1958年,他完成了《髹饰录解说》,却不得出版,因为刚刚被打为右派。这部专书出版时,已是25年后的1983年。
　　那些苦难,被王世襄总结为“苦难的半个多世纪”。
　　一张老照片显示,哪怕在五七干校中劳动时,光着膀子的王世襄脸上都有着孩童一样天真的笑容。马未都评价,“他是一个对生活非常豁达的人。”
　　
　　明清家具聚复散
　　
　　1966年,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因受不了打击,含冤自杀。陈梦家是明清家具研究的先行者,他的死亡给予王世襄很大震动。此后,王世襄开始研究明清家具。
　　29岁那年,现在的中国古典家具研究会副理事长张德祥第一次踏进王世襄家时,“感觉就跟进了家具厂的仓库一样”。王世襄钻在两个大漆柜子里睡觉,台灯下放着一摞书稿——那时他正在写作《明式家具珍赏》的第一稿。
　　屋里堆满古代家具:高条案下面是八仙桌,八仙桌下面是矮几。有的明代家具干脆成为家中用具:花梨木长方桌上放着瓶瓶罐罐;大书案边上的坐具是带脚蹬踏的南官帽大椅;结构精美的明代脸盆架上搭放着待洗的衣服。
　　数十年来,他一共收集了79件明代家具精品。然而,到了晚年,王世襄以半卖半送的方式,将它们全给了上海博物馆,除了一个和夫人买菜用的提筐。他一向拒绝“收藏家”的称号,在熟悉王世襄的人眼里,这又是“玩家”的一种特质:身外之物,无需看得太重。
　　2003年,和王世襄相濡以沫的袁荃猷去世。王世襄在悼亡诗中深情回忆,“提篮双玩梁,并行各挈一”。他希望未来辞世后,能请人将这个提筐放在两个墓穴之间,与妻子“生死永相匹”。
　　六年后,95岁的王世襄病逝,终于与妻子“死生不离”。随他一同悄然离去的,还有着这个时代再也难以寻觅的精致生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