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潮落养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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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如其来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再度暴露出中国生猪养殖产业固有的风险高、价格波动大等农业安全方面的隐患。
  
  5月8日,据国家农业部最新统计,中国猪肉市场价已经连续下跌12周,加上受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影响,多个省份猪肉价格监测系统发出了蓝色预警。中国一些城市的猪肉价格甚至跌到了五块多钱一斤(仅相当于2008年同期价格的一半),和一棵大白菜的价钱差不多。
  
  飘忽不定的中国“猪周期”
  
  这要放在两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2007年的5月,中国猪肉价格同比上涨43.1%,达到历史最高位,吃肉甚至成了不少家庭的负担。造成肉价飙升的源头是在2004年和2005年——当时肉价过低、饲料成本太高,“猪贱伤农”,许多农户放弃养猪,大量宰杀母猪;2006年又爆发了猪蓝耳病疫情,导致猪肉供应量锐减,价格飞涨,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猪周期”。
  2007年8月31日,为了平抑猪肉价格,保障猪肉市场供应,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此后一年,财政部再次出台10项扶持生猪养殖的优惠政策,包括能繁母猪补贴、能繁母猪保险、疫病防疫补助、支持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免税等。中国养猪生产开始进入“大跃进”。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消息,2008年猪肉产量4615万吨,比上一年增长7.6%,生猪年末存栏46264万头,比上一年增长5.2%,生猪出栏60960万头,比上一年增长7.9%,2009年年初,可繁殖母猪存栏达5010万头,比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制定的“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预案”中确定的生猪存栏4.1亿头,可繁殖母猪4100万头的指标高出一大截。到2009年3月底,全国能繁母猪存栏达4942万头,明显出现潜在的生猪出栏产能过剩。
  而现在,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市场需求却逐步减弱。首先是一些生猪主产区,生猪主要“外调”到沿海地区,但金融危机下,中国东南沿海外贸出口企业大量倒闭,出现了农民工“返乡潮”,导致外调需求下降,大量生猪只能在产地消化,而产区的消化能力相对有限。其次,食品安全问题。从瘦肉精事件到甲型H1N1流感,使消费者对猪肉消费信心下降,助推了生猪价格的下滑速度。近期的猪流感事件无疑雪上加霜。尽管后来世卫组织给猪“正名”,并更名为甲型H1N1流感,市场稍有回暖,但在持续走弱的经济形势下,加上逐渐转暖的天气,猪肉需求令人堪忧。
  与此同时,饲料用粮价格却不断走高。玉米,山东德州粮商收购价4月底在每吨1540-1560元之间,比年初上涨160元/吨,南方则达到每吨1700-1750元;大豆,中国东北大豆油脂加工企业的全军覆没,加之阿根廷大豆产量缩减,本就一路“跟涨不跟跌”的豆粕价格更加坚挺。养殖成本的高涨进一步挤压了养殖利润。据统计,猪粮比由年初的9.33∶1跌至目前的5.81∶1,已经跌破6.32∶1的盈亏平衡点。按目前价格计算,卖一头猪要亏损60-100元。中国生猪养殖似乎又回到了2004、2005年的那一波“猪周期”的低谷。
  
  绑在生猪链上的“蚂蚱”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月CPI(居民消费价格)和PPI(工业品出厂价)显示,4月CPI同比下降1.5%,降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3%。从月环比看,4月份CPI比3月份下降0.2%,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8%。食品价格的下降,主要受肉类尤其是猪肉价格的影响,4月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下降了13.5%,其中猪肉价格下降28.6%。
  这轮行情下跌,分析人士指出,猪肉价格和农产品价格(尤其是饲料价格)将受到打击。由于生猪的养殖周期明显超过禽类,恢复起来将比禽类的时间周期更长,因此农产品市场,尤其是豆粕等饲料性产品所遭受的打击将是长期性的。从子行业来看,饲料、农业综合、种植业首当其冲。
  5月6日,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通过媒体呼吁公众多吃猪肉,帮助农民,帮助自己的企业发展。“我们的一些规模化养猪场刚刚建立起来,刚刚有猪要销售,突然价格大跌了,这个压力特别大。”他说,新希望集团作为地震灾区的一个企业,一个从事农牧业的企业,将代表养猪农民,感谢消费者,感谢那些用多吃猪肉的方式来帮助农民朋友和帮助相关企业的人。
  而在2007年的那一波生猪大涨行情中,许多社会资金也纷纷进了“猪圈”。当时,中粮集团宣布,在未来5年内将投资97亿元,在湖北建成存栏50万头的母猪养殖基地,形成1000万头的国家生猪现代化健康养殖示范区;泰国正大集团与江苏省农垦集团,以合资经营方式设立江苏正大苏垦猪业,计划用5年左右时间,形成年出栏100万头生猪及屠宰和加工能力;网易也决定进军养猪业,年出栏生猪将达到100万头……
  国际知名投行高盛到中国养猪也被炒得沸沸扬扬。2008年8月5日,《中国经营报》报道:“高盛近期斥资2亿-3亿美元,在中国生猪养殖的重点地区湖南、福建一带一口气全资收购了十余家专业养猪场。”报道称,以高盛为代表的国际私募基金(PE)渗透的不仅是中国养殖业的整条产业链,更涉及中国农业上下游各个领域。
  后经调查发现,其实在中国疯狂收购猪场的并非高盛,而是一家总部位于南昌的艾格非国际集团(下称“艾格非”)。2008年,艾格非利用在纳斯达克上市融资的1亿美元,在江西、福建、广西、上海等地迅速收购了近40家猪场。有意思的是,艾格非之所以能顺利上市,不仅在于它有十多年猪预混饲料的生产和销售经验,更得益于中国2007年飙涨的猪肉价格和政府补贴,令海外投资者普遍看好中国的养猪业……而现在艾格非的30多家猪场面临亏损的压力。
  2008年“养猪大跃进”中,曾经一度高调进军养猪业的中国的房地产商们,现如今更是左右为难。苏有静是首批踏入“猪倌”行列的南京开发商之一。他把从房地产业中挣来的2000多万元,全砸在养猪事业上。2008年3月份,苏有静投资的南京最大的“金大象生猪标准化养殖场”正式开建,猪舍面积2.35万平方米,每年可出栏生猪3.5万头。可现在已经建好的新猪圈里,却一头猪也没有。据苏有静的介绍,由于目前猪肉价格直线下滑,“我们南京市现在目前有很多家新建的猪场不敢进猪,还有些猪场现在都卖种猪”。
  
  如何降低养猪行业的风险
  
  目前,中国市场上的生猪价格已经跌至成本价格,毛利只有4%-5%左右,整个养猪产业链上的企业——上游饲料企业、中间的养殖户、下游的屠宰等无一不陷入困境。原因何在?
  分析认为,“新型H1N1病毒对消费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但很多企业针对H1N1疫情已采取了应急预案,“中国人口众多,消费习惯短时期内也难以改变,这种需求的刚性决定了疫情不会对消费产生长期的抑制作用”,中国畜牧业协会养猪业分会副秘书长、中国农科院畜牧所养猪室主任王立贤表示。
  关键还在于,中国养猪业主体大多是分散的小农户(约为40%);仓促上阵的大型养猪企业又缺乏整合市场的力量,市场呈现出“散沙式”状况,难逃暴涨暴跌的怪圈。“中国的养猪业一定是大规划、集约化、科学化的这种养猪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进入以后,当比重占到一定的尺度,相对地说这种养猪大起大落的情况才会有所改变。”
  此外,非市场因素也是一种隐患。“大部分养殖户之所以还在坚持,主要是因为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及人力,一时难于抽身,另外就是希望有朝一日,生猪价格能够回升,或政府及社会能够给予支持帮助。”而为保护养殖户利益,维护生猪生产的信心,2009年年初,中国财政部、农业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应急预案,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对此,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副教授黄瑞华认为,政府应该改变原先的补贴模式,“不要再把资金补贴给新建猪场,过度热情鼓励养猪,只会导致母猪数量的非正常增长,埋下猪肉价格快速走入下一个谷底的祸根”。
  
  潮起潮落中的“政府之手”
  
  无独有偶,对2007年的猪肉上涨行情中的政府出手,经济学教授赵晓指出,这确实“对价格起到平抑的作用,至少不会再出现大幅度上涨的局面”。但正是政府“有形之手”的推动,令中国养猪积极性激增,王立贤表示,“2008年上半年大量补栏的母猪的第一窝仔猪,以及2007年5月份开始补栏母猪的第二窝仔猪重叠上市,生猪供应量增大导致现在价格大幅下滑”。
  5月11日,在生猪生产逼近年初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所设定的生产盈亏平衡预警点的形势下,中国政府再度出手——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当前稳定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意见》(下称《意见》)再次提出,抓紧落实已出台的生猪和奶牛良种冻精补贴、能繁母猪补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等扶持政策,保护养殖户利益,维护生猪生产的信心。
  《意见》提出要加强市场调控,认真执行《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适时启动相应的调控措施,如增加部分中央建设投资支持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扩大社会冰鲜冷冻储藏能力等。“启动预案对于调控价格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调控的是价格,无法控制总量。根本的还是要及时分布行业信息,引导养殖户根据市场变化,调整养殖规模。”
  政府该不该出手,尺度该如何把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养猪产业年度产值600多亿元,占畜牧业产值近50%,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也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黄瑞华认为,“这个行业生产周期长,市场波动大,养殖户抗风险能力也比较差,需要国家长期继续加大投入。”“目前这种情况下,假如说把资金直接用在他们身上,是雪中送炭。而不是对每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来进行补助……在任何时候我觉得这都是不合理的。”有专家直言,如果补贴政策变成淘汰1头母猪补助200元,适当淘汰部分母猪,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但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出手只有“涨也补贴,降也补贴”这一招?这“涨也补贴,降也补贴”是否将会造成中国生猪养殖业陷入“猪周期”的恶性循环中?
  
  养猪事关国家安全的大事
  
  在中国CPI的构成中,食品占到三成多,而猪肉的权重则占到一成多。这意味着,中国生猪养殖业的经济地位很重要——猪肉价格大幅度上涨,将直接导致通胀压力的增加。它不仅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产业链,更由于其以农村散户养殖为主,关乎中国广大农民增收致富的大事。2008年7月31日,围绕农业与非农产品市场补贴与市场开放问题长达7年之久的多哈谈判再次破裂,农业成了各国死保的底线。
  国际著名投资大师罗杰斯干脆说:“在中国最有投资价值的就是农产品。”当中国媒体仍以奇怪的眼光报道“大学生回家养猪”的新闻时,世界著名的投资银行已经开始深入到中国农村养猪。国际资本凭借金融自由化规则,以“养猪”为切入口,不断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的直接投资,大举进入中国农业产业链条。
  通过建立专业化和标准化生产基地,投资农产品深加工,以及代理出口市场,提高中国农业对国际资本的依赖程度。可以想象,从品种的引进、农产品的加工,到设备的开发和出口渠道的建立,一旦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国际资本,中国农业的发展就必将受制于人。有人预计,中国加入WTO后的15-30年,贸易自由化将终结中国农业长期自给自足的形象。
  而国际资本的逐利性,又会令它在这个产业崩溃的前夜立刻撤离,留下的唯有“一地鸡毛”。
  新希望集团副总裁王航表示,“近两年来,我国的生猪产业正在从‘千家万户养殖’、‘后院养殖’向专业户养殖与合作社养殖演变。”目前,专业户养殖与合作社养殖已经迅速占到了全国养殖量的40%,并在以加速度推进。“到明年,规模养殖会超过50%,这为国际资本的并购进入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除了前述的高盛、艾格非,德意志银行同样正在大规模布局中国的养殖业。据了解,德意志银行正计划为天津宝迪集团(下称“宝迪”)注资6000万美元。作为一家发展势头很猛的农业产业集团,宝迪计划在全国建立十大肉食品工业园,与雨润、双汇三分天下。德意志银行如果注资成功,就可以大举进入中国大宗肉食品消费市场。
  尽管有人指出,“由于生猪养殖及加工业集中度不高,即使大规模或大范围的收购也轻易不会构成垄断。”中国前三大肉类加工企业占全国的总市场份额仅为3.7%,但是,生猪养殖及消费的区域性,却足以使其局部地区获得价格上的控制力或影响力。而国际资本可以一手控制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大豆、玉米及豆粕的价格,同时一手控制中国的生猪养殖企业,从中直接获取利润。
  “大豆、玉米、豆粕等是农业饲料的主要来源,其价格直接决定着生猪养殖的成本及猪肉的价格。而且今年上半年大豆价格创出新高,全球大豆储量则创新低的报道,进一步暗示着生猪养殖面临巨大的获利机会。德意志银行、摩根、高盛等投行,它们的目标是参股各种类型的大型农业企业,向中国农业的上游、中游、下游分头渗透,养猪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以‘养猪’为起点,向整个农业产业链延伸渗透,并借助与资本市场的结合,打通价格通道,通过控制产业链来获取超额利润与丰厚回报。”
  2008年,中国粮食进出口首次出现逆差。现在,中国60%的大型大豆加工业已经被外资控制。尽管中国从2008年8月1日开始实施《反垄断法》,但由于农业相关产业的集中度不高,对外资进入不能实行有效的监管。据《第一财经日报》5月15日报道,美国农业部在最新的研究报告里第一次用“进退两难”来形容中国大豆国家收储所面临的处境。报道称,中国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储国产大豆,让价格低廉的外国大豆得以乘虚而入。现在,这个世界头号大豆进口国,正处在如何销售自己高价库存大豆和收购国内农民大豆的“两难”境地。美国则是中国大豆收储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农村精锐劳动力人口向城市转移,已经使中国从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逐步向依赖外国农产品进口的方向演变。而农业问题或农业危机会把整个金融系统,整个经济体系一并拉下水。到底拿什么来祈祷中国不发生因为农业问题而造成整个国家进退两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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