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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如何回归常态
记者：你曾指出，2015年中国经济总的走势是高位下行，这个“高位”从哪里来？
周其仁：2007年第一季度时，美国经济危机还没有发生，中国GDP的季度增长折成年率是15.2%，到2015年三季度是6.9%。换句话说，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已经降低了一半以上。其实自全球经济危机以后，全球很多国家经济都下行，比如日本。但中国原来经济是增速很快的，所以经济下行带来的挑战将远大于低位下行。“高位”来源于国内三次重大的改革开放，这也是中国真正成功的根本，正是因为改革，才把国民经济推向高增长的境地。
第一次改革：包产到户。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很穷，因为工业制造的产品没有市场，只好在工业城市里自循环。这个瓶颈直接限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怎么突破的？就是改革开放。包产到户是第一波。包产到户使劳动力增多，开始允许办民营企业，把城市的门打开，这是我们高位增长的首个奠基石。第二次改革：邓小平南行。经过上世纪80年代末的风波，有关“放活的经济还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的问题，邓小平做出了回答：不仅要坚持改革开放，还要坚持市场经济，因为只有市场才能把各方面放活的力量组织起来。第三次改革：中国加入WTO。这次改革至关重要，就是在我们自己改革的基础上，加入WTO，以政府和世界主要国家政府之间的协定为保障，把不利于中国和全球市场连接的障碍系统去掉。
总的来说，世界就像两个海平面，开放前的中国，人均所得不到200美元；而1980年美国人均GDP就到了12500美元。如果不开放，美国在高海平面，中国在低海平面，这种态势会维持很长时间。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是打通了两个海平面，使资本和技术发生了猛烈的流动。这里面存在一个规律：资本技术越多的国家，其收益率越低；而对于资本和技术越稀缺的国家来说，很少的资本技术，收益率就会增长得非常高。过去不开放，资本技术来不了，一开放，改善了投资环境，资本技术就很快涌入。邓小平当年之所以力主开放，主要是看中了这一点。
记者：自2007年以来，经济高位增长让中国曾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甚至影响了整个产业界、企业界、社会，乃至整个公众的心理：大家喜欢快赢，喜欢顺着风就往上冲。那么，高位增长的弊端是什么？如何理解经济增长的两面性？
周其仁：中国之所以实现高位增长，一是借了全球的力；二是成本优势，廉价劳动力，长期贫穷造就了数目巨大的廉价劳动力；三是改革急剧降低了中国的制度成本，开放使中国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来；四是中国人善于学习，人力资本投资增长迅速，观念、知识、技能和产品质量进步飞快。
理解了经济高位增长的源头，还应该理智看待它带给我们的弊端，这便是正确理解市场经济的两面性的问题：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都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这是好事！但问题是消化得了吗？外汇进入中国，需要兑换成人民币。外资引入得越多，顺差就越多，那中国基础货币的投放就越多。为维持出口优势，我们还不能轻易提高人民币汇率。由此中国便很快就形成了“不差钱”的宏观环境。但如果货币的投放量超过市场上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量，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就会上涨。且不同商品价格上涨的速度也有快有慢，这种差异必将导致商品相对价格发生显著改变。相对价格的改变又会强烈影响到人们的投资行为——“找风口”：大量钱被用到限量供给环节，这一商品的价格又将随之上涨，人们会继续追涨杀跌，如此循环往复。而金融的危险恰恰就在这里，因为它会自我证明、自我强化。
记者：导致经济下行的“病因”是什么？拯救中国经济回归常态的“药方”是？
周其仁：导致经济下行有内外四方面的拉力：全球金融危机收缩外需、迅速丢失成本优势、“不差钱”侵蚀企业家精神、真实利率急升引发的“债务型通缩”。这四种力量将中国经济一起往下拉。
要让中国经济回归常态，有两个突围方向：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首先，毛巾拧水出成本。成本曲线上升了，国家靠改革把体制成本降下来，企业就要苦练内功，毛巾拧水出成本。比如华为公司就把流程改造做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建议企业都要去掉错误环节，消化成本永远都有可为。其次，成本曲线新空间推移。成本总会上升，人均收入提高是趋势。如果顺利，2020年中国将会变成高收入国家，因为成本总会提上去，那么企业必将生产更高价值的东西，企业家需要把这个成本曲线移到新的空间去。如苹果公司的雇员就没有10万以下的，正因为它有能力进入新的发展空间。总之，拯救中国经济回归常态，就两句话，“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一个国家若真能做到与众不同，即使成本上差一点也没关系。但若还没有具备与众不同的能力，便要把重点放在成本控制上。如果既不能成本领先，也不能与众不同，那便意味着与这个伟大的经济时代告别。
记者：经济中的利与弊，祸福相依。正如高速增长会带来麻烦，但麻烦中也蕴含着机会？在2016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出路在哪里？
周其仁：与几十年前中国经济靠低成本获得高速增长不同，如今也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学习中国，搞开放、拥抱全球化。现在全球经济形势就像一块三明治，上面是大国家，中间的是中国，下面是印度、越南这些国家。
预计在未来5年、10年中，中国需从一个仿造型、追随型的国家及靠更便宜产品竞争的经济形态转变为拥有更多的质量、品质、创新元素、原创元素，甚至是在全球有领导力的原创元素的经济体。还有，中国经济还需不断把改革精神真正落地。目前中国人均GDP为7000美元左右，而世界平均水平GDP是1万美元左右，所以目前有很多消费者跑到国外购物，因为那里有很多产品价格比国内便宜。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成本中存在虚高元素，接下来我们要彻底挤掉这些虚高成本，不把这些虚高成本挤出泡沫，中国未来的经济就没有竞争力。 理智应对“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资本寒冬期
记者：从经济学角度，你如何看待如今“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之势？
周其仁：中国经济下行之势提醒我们该从什么地方下工夫，中国任何时候都不可以高枕无忧，自吹自擂。中国经济的增长靠的是政府、企业及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推动。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而创新利于对冲经济下行。成本上升情况下，更需创新提高生产率。如生产率上升速度慢于企业工资提高速度，那么市场竞争力就将处于劣势，反之将处于优势。
首先，教育理念的改变是最大生产力。中国拥有13亿人口，不会缺少创新的想法，而所有新的商业模式，最初都只是一个想法，一个人如与他人想法相左，将很孤独，也很难把想法变为现实。思想统一、国家稳定是国家立足的根本，但更应有容忍不同想法、敢于突破常规的奇人、怪人的雅量，创造一种利于创新的环境，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组织。如今中国的应试教育，所有问题都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这种“唯标准论”的教育机制怎么会产生有新想法的人才呢？所以教育理念的改变将是最大生产力。
其次，创新是市场活动。如今企业家资源非常重要，他们是一群猜社会需求的人。因为任何人都不知道什么事情会流行，所以我们一定要向各个方向去尝试，只有试了才知道，而践行这些想法需要有资金支持才行，这条路不是一说创新就可以解决的。如滴滴打车，他们的服务现已蔓延到全国几百个城市，与之对应的Uber，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滴滴打车在中国的最大贡献是互联网人用APP把供求撮合起来，而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记者：创新创业中，企业将“互联网 ”口号喊得很热，对此你的建议是？
周其仁：现在从上到下都在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 ”。我在广州发现名创优品的叶国富就从来不谈“互联网 ”。名创优品是一家模仿日本风格的中国本土“十元店”品牌。因为日本人对品质要求严格，叶国富就去找日本人合作，产品采用日本监制，中国制造的模式，只有达到制定标准才可以。如今名创优品的年营收已做到50个亿，而它的品牌与互联网没有半点关系，难道他的商业模式就不是创新吗？现在企业一谈到创新就想跟互联网扯上关系，其实大可不必人云亦云，跟风追着口号走。
在资本寒冬下，中国要有一批勇下决心、做好产品的创新企业，未来他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只有经历这个艰难的转型，“中国制造”在全球的声誉才能逆转，可喜的是，目前中国已涌现出华为、小米这样的企业，开始承担起为质高价优的“国货”正名的责任。
采访：史亚娟
编辑：薛华
记者：你曾指出，2015年中国经济总的走势是高位下行，这个“高位”从哪里来？
周其仁：2007年第一季度时，美国经济危机还没有发生，中国GDP的季度增长折成年率是15.2%，到2015年三季度是6.9%。换句话说，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已经降低了一半以上。其实自全球经济危机以后，全球很多国家经济都下行，比如日本。但中国原来经济是增速很快的，所以经济下行带来的挑战将远大于低位下行。“高位”来源于国内三次重大的改革开放，这也是中国真正成功的根本，正是因为改革，才把国民经济推向高增长的境地。
第一次改革：包产到户。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很穷，因为工业制造的产品没有市场，只好在工业城市里自循环。这个瓶颈直接限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怎么突破的？就是改革开放。包产到户是第一波。包产到户使劳动力增多，开始允许办民营企业，把城市的门打开，这是我们高位增长的首个奠基石。第二次改革：邓小平南行。经过上世纪80年代末的风波，有关“放活的经济还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的问题，邓小平做出了回答：不仅要坚持改革开放，还要坚持市场经济，因为只有市场才能把各方面放活的力量组织起来。第三次改革：中国加入WTO。这次改革至关重要，就是在我们自己改革的基础上，加入WTO，以政府和世界主要国家政府之间的协定为保障，把不利于中国和全球市场连接的障碍系统去掉。
总的来说，世界就像两个海平面，开放前的中国，人均所得不到200美元；而1980年美国人均GDP就到了12500美元。如果不开放，美国在高海平面，中国在低海平面，这种态势会维持很长时间。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是打通了两个海平面，使资本和技术发生了猛烈的流动。这里面存在一个规律：资本技术越多的国家，其收益率越低；而对于资本和技术越稀缺的国家来说，很少的资本技术，收益率就会增长得非常高。过去不开放，资本技术来不了，一开放，改善了投资环境，资本技术就很快涌入。邓小平当年之所以力主开放，主要是看中了这一点。
记者：自2007年以来，经济高位增长让中国曾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甚至影响了整个产业界、企业界、社会，乃至整个公众的心理：大家喜欢快赢，喜欢顺着风就往上冲。那么，高位增长的弊端是什么？如何理解经济增长的两面性？
周其仁：中国之所以实现高位增长，一是借了全球的力；二是成本优势，廉价劳动力，长期贫穷造就了数目巨大的廉价劳动力；三是改革急剧降低了中国的制度成本，开放使中国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来；四是中国人善于学习，人力资本投资增长迅速，观念、知识、技能和产品质量进步飞快。
理解了经济高位增长的源头，还应该理智看待它带给我们的弊端，这便是正确理解市场经济的两面性的问题：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都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这是好事！但问题是消化得了吗？外汇进入中国，需要兑换成人民币。外资引入得越多，顺差就越多，那中国基础货币的投放就越多。为维持出口优势，我们还不能轻易提高人民币汇率。由此中国便很快就形成了“不差钱”的宏观环境。但如果货币的投放量超过市场上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量，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就会上涨。且不同商品价格上涨的速度也有快有慢，这种差异必将导致商品相对价格发生显著改变。相对价格的改变又会强烈影响到人们的投资行为——“找风口”：大量钱被用到限量供给环节，这一商品的价格又将随之上涨，人们会继续追涨杀跌，如此循环往复。而金融的危险恰恰就在这里，因为它会自我证明、自我强化。
记者：导致经济下行的“病因”是什么？拯救中国经济回归常态的“药方”是？
周其仁：导致经济下行有内外四方面的拉力：全球金融危机收缩外需、迅速丢失成本优势、“不差钱”侵蚀企业家精神、真实利率急升引发的“债务型通缩”。这四种力量将中国经济一起往下拉。
要让中国经济回归常态，有两个突围方向：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首先，毛巾拧水出成本。成本曲线上升了，国家靠改革把体制成本降下来，企业就要苦练内功，毛巾拧水出成本。比如华为公司就把流程改造做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建议企业都要去掉错误环节，消化成本永远都有可为。其次，成本曲线新空间推移。成本总会上升，人均收入提高是趋势。如果顺利，2020年中国将会变成高收入国家，因为成本总会提上去，那么企业必将生产更高价值的东西，企业家需要把这个成本曲线移到新的空间去。如苹果公司的雇员就没有10万以下的，正因为它有能力进入新的发展空间。总之，拯救中国经济回归常态，就两句话，“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一个国家若真能做到与众不同，即使成本上差一点也没关系。但若还没有具备与众不同的能力，便要把重点放在成本控制上。如果既不能成本领先，也不能与众不同，那便意味着与这个伟大的经济时代告别。
记者：经济中的利与弊，祸福相依。正如高速增长会带来麻烦，但麻烦中也蕴含着机会？在2016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出路在哪里？
周其仁：与几十年前中国经济靠低成本获得高速增长不同，如今也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学习中国，搞开放、拥抱全球化。现在全球经济形势就像一块三明治，上面是大国家，中间的是中国，下面是印度、越南这些国家。
预计在未来5年、10年中，中国需从一个仿造型、追随型的国家及靠更便宜产品竞争的经济形态转变为拥有更多的质量、品质、创新元素、原创元素，甚至是在全球有领导力的原创元素的经济体。还有，中国经济还需不断把改革精神真正落地。目前中国人均GDP为7000美元左右，而世界平均水平GDP是1万美元左右，所以目前有很多消费者跑到国外购物，因为那里有很多产品价格比国内便宜。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成本中存在虚高元素，接下来我们要彻底挤掉这些虚高成本，不把这些虚高成本挤出泡沫，中国未来的经济就没有竞争力。 理智应对“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资本寒冬期
记者：从经济学角度，你如何看待如今“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之势？
周其仁：中国经济下行之势提醒我们该从什么地方下工夫，中国任何时候都不可以高枕无忧，自吹自擂。中国经济的增长靠的是政府、企业及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推动。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而创新利于对冲经济下行。成本上升情况下，更需创新提高生产率。如生产率上升速度慢于企业工资提高速度，那么市场竞争力就将处于劣势，反之将处于优势。
首先，教育理念的改变是最大生产力。中国拥有13亿人口，不会缺少创新的想法，而所有新的商业模式，最初都只是一个想法，一个人如与他人想法相左，将很孤独，也很难把想法变为现实。思想统一、国家稳定是国家立足的根本，但更应有容忍不同想法、敢于突破常规的奇人、怪人的雅量，创造一种利于创新的环境，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组织。如今中国的应试教育，所有问题都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这种“唯标准论”的教育机制怎么会产生有新想法的人才呢？所以教育理念的改变将是最大生产力。
其次，创新是市场活动。如今企业家资源非常重要，他们是一群猜社会需求的人。因为任何人都不知道什么事情会流行，所以我们一定要向各个方向去尝试，只有试了才知道，而践行这些想法需要有资金支持才行，这条路不是一说创新就可以解决的。如滴滴打车，他们的服务现已蔓延到全国几百个城市，与之对应的Uber，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滴滴打车在中国的最大贡献是互联网人用APP把供求撮合起来，而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记者：创新创业中，企业将“互联网 ”口号喊得很热，对此你的建议是？
周其仁：现在从上到下都在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 ”。我在广州发现名创优品的叶国富就从来不谈“互联网 ”。名创优品是一家模仿日本风格的中国本土“十元店”品牌。因为日本人对品质要求严格，叶国富就去找日本人合作，产品采用日本监制，中国制造的模式，只有达到制定标准才可以。如今名创优品的年营收已做到50个亿，而它的品牌与互联网没有半点关系，难道他的商业模式就不是创新吗？现在企业一谈到创新就想跟互联网扯上关系，其实大可不必人云亦云，跟风追着口号走。
在资本寒冬下，中国要有一批勇下决心、做好产品的创新企业，未来他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只有经历这个艰难的转型，“中国制造”在全球的声誉才能逆转，可喜的是，目前中国已涌现出华为、小米这样的企业，开始承担起为质高价优的“国货”正名的责任。
采访：史亚娟
编辑：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