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英们的黄埔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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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的父亲孙元良、刘若英的祖父刘咏尧皆为黄埔一期生——黄埔后代有他们的独特气质,这些家教传承在秦汉、刘若英等人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秦汉:
  和父亲在1937年的南京重逢
  台湾媒体曾捕捉到秦汉手不释卷的画面:秦汉从住家独自走出来,穿着背心,戴渔夫帽和墨镜,手里还拿着一本《思想的原点》,径自走向家对面的中医诊所。这是一本由日本作家荒木清所著,主要让读者以新的观念及方式进入哲学思想的图书。
  “我喜欢读书都是受到父亲的影响,从小父亲就教导我们,读书能通古今、变气质。”秦汉回忆说,父亲庭训甚多,主要是要求子女们多读书。
  秦汉的父亲孙元良,原名孙仲祥,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曾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在这场战斗中,孙元良率800壮士苦守四行仓库,名扬中外。他参与过东征北伐、抗战、内战,曾担任国民党第5绥靖区司令,一生戎马。
  孙元良到台湾后报请退役,领了微薄的退休金,改行经商,一路走得相当辛苦。秦汉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那时,我年纪还小,记忆中父亲曾穿过军服,忙进忙出。我们住在台北北投区,家里养鸡、养猪,和大多数当年的台湾人一样生活。后来,父亲离开台湾到日本经商,一度卖面维生。有人说他是‘卖面将军’,但父亲不以为意,他说这是自力更生。”
  孙元良生性豁达,加上重视养生,活到了103岁高龄。秦汉回忆,父亲嗜好园艺,喜欢栽种修剪花木,好读史书。在这点儿上秦汉继承的极为优良,对同为艺人的儿子孙国豪时常吐出:“一日三省吾身”的劝诫。
  对于秦汉从事演艺工作,孙元良非常开明,他尊重秦汉的选择,并没有按老观念将演员视为不入流的戏子。孙元良不仅同意儿子从影,连秦汉的独子孙国豪投身演艺圈时,他也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孙国豪透露,他第一次到香港参加电影拍摄时,爷爷就写了几封信让他随身带着。信里除了勉励他要好好工作之外,还特别叮嘱:“不要迟到,不要因剧情需要而抽烟、喝酒。”由于孙家的家教开明中不失规矩,秦汉、孙国豪在演艺工作上的表现,向来为圈内人所肯定。
  晚年的孙元良很少提及当年的风风雨雨。1985年,是他最后一次高调亮相。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否认1931年后日军在华大屠杀的事实,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当时已经81岁高龄的孙元良在台湾高雄市发表了一份抗议书。
  受父亲孙元良影响,几年前,秦汉接受了很低的片酬,参加了电影《南京大屠杀》的拍摄。秦汉说:“那年,我在南京拍摄这部电影时,想象着父亲当年奉命率第72军据守南京,打一场不可能赢的仗;想象着当时伤亡惨重的场景,格外伤感。”
  刘若英:祖父母的爱情和优雅,影响我一生
  年过40才嫁人结婚的刘若英,多年在努力寻找祖父母的爱情。
  祖父刘咏尧是当年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国民党陆军上将。刘若英两岁时父母离异,她被祖父带回身边抚养。
  “祖父很威严,要不就不出声,一出声就整条巷子都能听到他在骂我。”在刘若英眼里,祖父永远都是座大山,压倒一切,但她却从来都不怕这个威严的祖父。
  祖父特别省电,他认为省电是一种爱国行为,但刘若英小时候总是丢三落四,上洗手间出来常常都忘了关灯,所以常常被骂,但骂完祖父也只好无奈地在墙上贴纸条,上面写着“记得关灯”、“记得随时关水”等等。
  到了上学的年龄,刘若英开始慢慢懂得“利用”祖父的威严。台湾的教学制度是允许体罚的,顽皮的刘若英常常会因不听话而被老师打手板,“那时我特别坏,每次被打,我就很希望祖父能帮我出气,吃晚饭时,我就老在饭桌底下搓手……我演戏,祖父问我怎么了,我说手疼被老师打,好痛……”
  祖父知道小孙女被人打,拍案而起,“谁打你?!来人,拿枪出来!”家里的五个副官就齐刷刷地站到了他面前。
  刘若英的祖母是老一辈淑女的典范,90多高龄时依旧不穿丝袜就不出门。“她走路,还是把腰杆挺得笔直笔直的。在重要场合,她绝对要穿旗袍、绝对要穿有跟的鞋。”
  7岁那年,祖母牵着刘若英第一次去学钢琴。刘若英问她:我为什么要学钢琴?她说,如果有一天你老公不要你了,你还能有一技之长,可以养自己、养小孩。“我那个年纪,连男人长什么样子都不太知道,但就已经开始要学习‘他有可能会离开我’这一点。”
  每次,祖母只要看到刘若英穿睡衣跑出来,就会马上牵着她的手,带着她往房里冲,帮她换好衣服。
  尽管刘若英从来不听老人家的话,但祖父母的那些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地种在她心里,她说,自己受他们的影响太大了,以至于长大后,会觉得自己有些“不合时宜”,“我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譬如说,我从来不会主动跟男生表白……连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觉得我这样的想法太过时了,但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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