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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罗定理讲述的是关于投票的故事。在介绍著名的阿罗定理之前,有必要讨论一下,为什么要投票？
为什么要投票？在今天看来这个问题是多余的,投票是为了选举出人们愿意服从的权威,进而确立行为规则、管理公共事务。在鲁滨孙的世界里是无须投票的;在一个人数众多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就不可避免要频繁接触、会发生冲突,这就需要规则、需要权威来协调人们的行为,也就是说,需要界定人们自由的边界。
可以设想,如果自由是没有边界的,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由于人与人之间在能力上大致差不多,人们都会希望能够平等地得到一些物品和权利,当物品具有排他性时,人与人之间就会陷入冲突。这种没有规则、没有权威的状态我们称之为“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由于没有任何规则可言,每个人拥有绝对的自由,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和自身的利益得到满足,任何人对世界上每一样事物、甚至包括别人的生命在内,都会把它们当成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这样人与人之间必然相互掠夺,甚至会争相剥夺他人的生命、财产与自由以满足自己,这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其结果是,由这种貌似绝对的自由最终导致的是事实上的绝对不自由,诚如英国17世纪的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所说的,在这种状态下的人的生命是“孤独的、贫穷的、凶残的、充满恐惧的和短促的”。
人们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联合起来走出可怕的 “自然状态”。可以设想的方式是,人们彼此之间签订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将规定每个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这个协议必须是所有人都完全认可的,这样谁违反协议就应该被制止,由此执行协议就可以保障人们之间和平相处彼此尊重。这一思想就是西方政治哲学中非常重要的“社会契约论”思想。
“社会契约论”思想强调的是,政治权威的产生必须得到全体民众的授权和认可,构成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唯一途径只能是人们的同意和授权, 舍此别无它途。不错,既然政治权力将制定约束人们的行为规则并强制人们遵守,且这种强制是人们不得反抗的,那么,要是规则违背了某人的意愿,这个人无疑将成为规则的受害者,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对这个人来说,这和处于自然状态又有什么两样呢？他当然就不会同意这个契约。所以, 政治权力毫无疑问必须得到所有人的同意。
然而,有几种极具欺骗性的论说也曾经主宰了人们的观念。一种说法是,统治者由于掌握了绝对的真理、成为了真理的化身,从而他应该成为独一无二的权威。某位统治者非常爱他的人民,他像一个慈父一样,他对人民的爱甚至超过自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那么这位统治者当然是有合法性的。为了某种崇高的目的,比如说为了国家的繁荣、为了伟大的“革命”,听命于某种统治者是应该的;或者说,某位统治者因为“领导”人民进行了伟大的“革命”,为建设国家不辞辛苦,因此他的统治是合理的。这些看法就是曾经在历史上具有广泛影响且至今仍然在有意无意发挥影响着父权主义与君权神授论思想。
君权神授论认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上帝的意志基础上的,人们应当服从一个整体，即神的意志或某种绝对的真理。在当下,以君权神授论为政治权威进行合法性论证已显得荒诞不经,但其对人们观念的影响很难说已完全消除,而父权主义对现实社会的影响还时时可见。
政治上的父权主义立足于家和国的类比,认为国家是由若干人家组成的合法政府,家庭是私有范围,国家是公有范围,家长是私有范围的绝对主宰,君主是公有范围的最高权威。国是家的扩大,君主是国家的父亲,因此,君主拥有父亲对子女那样自然的权力和权威。这种观念自古有之。在大工业社会出现之前,欧洲人的家庭生活一直是家长式的,16、17世纪家长的地位还因宗教改革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英国内战前夕,菲尔默爵士宣称,人类的先祖亚当是由于父亲的身份而拥有对其后裔的主权,这种初始的、基于自然的权利是一切君权的渊源和基础,而后,君主因为对子民的爱而强化了其统治合法性。
这种思想在历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让人们摆脱了神权政治的影响,但其荒谬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洛克曾这样反驳,尽管子女出世时和出世后一段时间受制于父亲,但这只是暂时的,“随着他们的成长,年龄和理性将解脱这些限制, 直到最后完全解脱而能使一个人自由地处理一切为止”。因此,将父亲的统治权以及由此引申的君权绝对化是没有道理的。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民主权和“社会契约论” 思想无疑已成为普遍共识,但父权主义和神权主义却并没有被人们从观念上予以完全根除。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故事,官员们冒着严寒酷暑,走乡串户慰问群众,和群众亲切握手,赠送纪念品,而群众对此感激涕零;某些公共政策尽管违背了民众意愿,但依然强行出台,为之辩解的理由是这些政策为了“长远利益”、“公共利益”，能更好地提高民众福祉。这其实就是一种父权主义的情结在主导人们的思想,在这里,为政者把自己当成了民众的父亲,认为他们对民众施加的都是确定不疑的爱,民众必须感恩戴德地接受,而民众也往往把自己当成了被恩赐的对象。
消除这些思想流毒,需要回到“社会契约论” 思想、回到人民主权原则。或许有人会问,依照“社会契约论”思想缔结政治权威显然只是一种理想的图景,有谁看到过自然状态和缔结社会契约的真实场景呢？基于这个原因,很多独裁者在为自己进行辩护时会强调,所谓社会契约根本上就是不存在的,因此并不能构成合法性的判定准则。这样的论辩方式显然是将事实判断与规范判断混为一谈了。不过考察人类历史,其实也可以发现一些颇类似于社会契约的历史事实,其中“五月花号协议”以及美国缔结宪法的过程表现的非常典型。
为什么要投票？在今天看来这个问题是多余的,投票是为了选举出人们愿意服从的权威,进而确立行为规则、管理公共事务。在鲁滨孙的世界里是无须投票的;在一个人数众多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就不可避免要频繁接触、会发生冲突,这就需要规则、需要权威来协调人们的行为,也就是说,需要界定人们自由的边界。
可以设想,如果自由是没有边界的,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由于人与人之间在能力上大致差不多,人们都会希望能够平等地得到一些物品和权利,当物品具有排他性时,人与人之间就会陷入冲突。这种没有规则、没有权威的状态我们称之为“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由于没有任何规则可言,每个人拥有绝对的自由,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和自身的利益得到满足,任何人对世界上每一样事物、甚至包括别人的生命在内,都会把它们当成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这样人与人之间必然相互掠夺,甚至会争相剥夺他人的生命、财产与自由以满足自己,这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其结果是,由这种貌似绝对的自由最终导致的是事实上的绝对不自由,诚如英国17世纪的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所说的,在这种状态下的人的生命是“孤独的、贫穷的、凶残的、充满恐惧的和短促的”。
人们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联合起来走出可怕的 “自然状态”。可以设想的方式是,人们彼此之间签订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将规定每个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这个协议必须是所有人都完全认可的,这样谁违反协议就应该被制止,由此执行协议就可以保障人们之间和平相处彼此尊重。这一思想就是西方政治哲学中非常重要的“社会契约论”思想。
“社会契约论”思想强调的是,政治权威的产生必须得到全体民众的授权和认可,构成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唯一途径只能是人们的同意和授权, 舍此别无它途。不错,既然政治权力将制定约束人们的行为规则并强制人们遵守,且这种强制是人们不得反抗的,那么,要是规则违背了某人的意愿,这个人无疑将成为规则的受害者,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对这个人来说,这和处于自然状态又有什么两样呢？他当然就不会同意这个契约。所以, 政治权力毫无疑问必须得到所有人的同意。
然而,有几种极具欺骗性的论说也曾经主宰了人们的观念。一种说法是,统治者由于掌握了绝对的真理、成为了真理的化身,从而他应该成为独一无二的权威。某位统治者非常爱他的人民,他像一个慈父一样,他对人民的爱甚至超过自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那么这位统治者当然是有合法性的。为了某种崇高的目的,比如说为了国家的繁荣、为了伟大的“革命”,听命于某种统治者是应该的;或者说,某位统治者因为“领导”人民进行了伟大的“革命”,为建设国家不辞辛苦,因此他的统治是合理的。这些看法就是曾经在历史上具有广泛影响且至今仍然在有意无意发挥影响着父权主义与君权神授论思想。
君权神授论认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上帝的意志基础上的,人们应当服从一个整体，即神的意志或某种绝对的真理。在当下,以君权神授论为政治权威进行合法性论证已显得荒诞不经,但其对人们观念的影响很难说已完全消除,而父权主义对现实社会的影响还时时可见。
政治上的父权主义立足于家和国的类比,认为国家是由若干人家组成的合法政府,家庭是私有范围,国家是公有范围,家长是私有范围的绝对主宰,君主是公有范围的最高权威。国是家的扩大,君主是国家的父亲,因此,君主拥有父亲对子女那样自然的权力和权威。这种观念自古有之。在大工业社会出现之前,欧洲人的家庭生活一直是家长式的,16、17世纪家长的地位还因宗教改革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英国内战前夕,菲尔默爵士宣称,人类的先祖亚当是由于父亲的身份而拥有对其后裔的主权,这种初始的、基于自然的权利是一切君权的渊源和基础,而后,君主因为对子民的爱而强化了其统治合法性。
这种思想在历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让人们摆脱了神权政治的影响,但其荒谬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洛克曾这样反驳,尽管子女出世时和出世后一段时间受制于父亲,但这只是暂时的,“随着他们的成长,年龄和理性将解脱这些限制, 直到最后完全解脱而能使一个人自由地处理一切为止”。因此,将父亲的统治权以及由此引申的君权绝对化是没有道理的。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民主权和“社会契约论” 思想无疑已成为普遍共识,但父权主义和神权主义却并没有被人们从观念上予以完全根除。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故事,官员们冒着严寒酷暑,走乡串户慰问群众,和群众亲切握手,赠送纪念品,而群众对此感激涕零;某些公共政策尽管违背了民众意愿,但依然强行出台,为之辩解的理由是这些政策为了“长远利益”、“公共利益”，能更好地提高民众福祉。这其实就是一种父权主义的情结在主导人们的思想,在这里,为政者把自己当成了民众的父亲,认为他们对民众施加的都是确定不疑的爱,民众必须感恩戴德地接受,而民众也往往把自己当成了被恩赐的对象。
消除这些思想流毒,需要回到“社会契约论” 思想、回到人民主权原则。或许有人会问,依照“社会契约论”思想缔结政治权威显然只是一种理想的图景,有谁看到过自然状态和缔结社会契约的真实场景呢？基于这个原因,很多独裁者在为自己进行辩护时会强调,所谓社会契约根本上就是不存在的,因此并不能构成合法性的判定准则。这样的论辩方式显然是将事实判断与规范判断混为一谈了。不过考察人类历史,其实也可以发现一些颇类似于社会契约的历史事实,其中“五月花号协议”以及美国缔结宪法的过程表现的非常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