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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与其他经济改革一样，其实质就是改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激发企业的活力与创造力。国企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和辉煌业绩，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与完善，一些国企存在的弊端和不适应也逐步显露出来。因此，国企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环节。
国有企业是实现国家目标的重要工具
美国是今日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美国崛起的进程中，大型跨国公司立下的汗马功劳是不可磨灭的。根据《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球500家大公司中，1997年美国占175家，1999年为179家；在全球前10大公司中，1997年美国占4家，1999年占5家。而世界经济命脉在哪里呢？正在大型跨国公司的手中，他们控制了全球1/3的生产总值和1/2的国际贸易。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轨道上运行。放眼中国经济的发展，国企就是支撑中国经济的脊梁，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国有企业一直阔步前行。在《财富》杂志公布的2011年世界企业500强中，共有59家国企榜上有名，其中，中石化、中石油和国家电网更是位列前十。这59家国企中，除当年新增的10余家，都继续保持了强劲的增长态势。尤其是中央企业，表现出更强的市场活力与竞争力：“十一五”期间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上缴税金和税后净利润等主要经营指标均实现了翻番，年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15%。即使是在最困难的2008年，中央企业利润同比虽下降30.8%，但上交税金不降反升，达到10426亿元，同比增长18.6%，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17%，成为社会发展的支撑力量。正是因为国企的高速发展，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可以看出，没有企业的崛起，就不会有大国的崛起，这一点毫无疑问；没有大国的崛起，亦不会有企业的崛起，这一点亦毋庸置疑。
国企发展改革的回顾
在新中国的头30年，国有企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为中国经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国有企业的发展也存在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国家对企业管得过多过死、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等弊端。所以，国企改革成为国家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政府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国企的发展和改革。从改革开放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国企改革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80年代。由于当时在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中，私营经济不复存在，集体经济除农业外所占比重也不大，国有经济不仅占主导，而且数量上也处于主体地位，绝大部分工商企业属国家所有。国有企业的效益如何，直接决定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同时，由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管得过死，企业缺乏自主权，因此我们就把改革的侧重点放在了“搞活国营企业”上。通过“扩权让利”，实施承包经济责任制，改革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加强对外开放，搞活整个国民经济。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理论。与之相适应，“国营企业”这一概念逐步为“国有企业”所取代，“搞活国有企业”的提法也逐步取代了“搞活国营企业”的提法。主要采取“抓大放小”，改造或转让困难国有企业，开始引入现代企业制度。
但是，无论是搞活国营企业还是搞活国有企业，都是把着眼点放在单个企业上，特别是效益差的企业。于是，在实践中，国企改革实际上成了挽救亏损国有企业的过程，许多改革措施也往往不是实质性的制度创新和经营机制的转换，而是“减利、免税、停息”等“父爱主义”的救济行为，而对于那些效益较好的企业则关心甚少，甚至“鞭打快牛”。其结果是效益差的企业没救活，效益好的企业也被拖累，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额不断扩大，搞活国有企业的希望并没有实现。
第二阶段是9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改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理论，为人们观察国企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国有企业，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管理者应当把各种企业置于平等的竞争环境中，而不能厚此薄彼。在平等竞争中，一部分企业，当然也包括一部分国有企业，会由于各种原因被淘汰，这是经济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特别是1993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以后，“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的提法流行了起来。这一提法和“搞活国有企业”的提法相比较，其积极意义在于：在理论上它把国有企业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在实践上，它使人们不再把眼光仅仅局限在那些亏损国有企业上。特别是这一提法，为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资本经营、资产重组，特别是“抓大放小”等改革策略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前提和依据。
第三阶段也应是前一轮国企改革的最后阶段。国资委的成立初步实现了出资人职能的一体化和集中化，隔开了其他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直接干预。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层面的责任清晰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创新，进一步激发了企业改革的活力。“兼并重组”、“整合”取代“拆分”、“消除垄断”成为国企改革的主题词。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诸如石油石化、电力、国防、通信、运输、冶金、机械等行业集中。一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和资源枯竭的国有企业通过政策性关闭破产退出市场。
经过多年多轮改革，从“国营”到“国有”再到“国资”，企业属于国家的所有权没有变，变化的是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企业发展活力和竞争力得到了很好的激发。应该承认，中国近些年创造出来的发展奇迹离不开国有经济的壮大。国企的发展与改革，给予我们的是中国式经济发展的速度与中国梦想实现的道路。
深化国企改革的思考
党的十八报告中，“改革”一词被86次提及。以至在外媒眼里，这是一份“执政党发出的改革攻坚令”。党的十八大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心和信心，明确了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方向，国企改革任重道远，国企发展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在当今国际经济形势和中国国情下，如何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化国企改革，我认为，可从以下六点入手：
明确界定国有经济布局，对国有企业分类管理。进一步的改革需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明确分类，进而明确界定国有经济的布局领域，以及各领域国企产权多元化的开放程度。国有经济布局应该集中在涉及国家安全、公共事业、高科技支柱产业等方面。对国有企业的分类和布局界定，对下一步改革极为重要。
改革、完善管理体制，明确企业所有者、决策者、经营管理者的定位。下一步改革要按国有经济布局和国企分类对国企进行分类管理，规范现代企业制度。经过改革和调整，我国国有企业在治理机构设置上基本完善，但机制上和具体操作上还存在很多问题，如企业政治化，领导政治身份等。要通过权力分离（原始所有权与法人产权的分离、法人产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权力制衡（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之间）的具体举措，既要避免出现国有资产处置不当（流失）、“内部人”控制企业的现象，又要避免职责不清、权责不清。同时要理顺国有企业内部各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必须正确处理“老三会”与“新三会”之间的关系，明确各组织的职能定位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予以保障，进而充分发挥“老三会”和“新三会”的积极作用。还要规范议事规则和办事程序，解决一些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重点放在流程和程序的规范上。在明确权责边界的基础上，要重点规范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议事规则和办事程序，使法人治理结构运行制度化、具体化、流程化。
调整治理结构，适度开放产权，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在明确国有经济布局和分类管理的基础上，积极稳妥适度开放产权是国企深度改革的切入点和重要内容。要根据国家经济总体布局，从国有独资向国有独资、股权多元化转变。在竞争性领域适度向民营企业开放产权，非资源类产业开放力度应该加大，但必须继续保留国有控股形态。
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创新国有企业选人用人机制。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前提下，确保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者以及经营者依法行使经营和用人权得以落实，推进“四个转变”。即准入标准向市场和出资人认可转变，选拔方式向市场化配置方式转变，任用程序向依法分层分类聘任转变，管理方式向职位职责契约化管理转变，加大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将经营管理者自身利益与企业产权紧密结合。为避免国有资产遭受巨大损失，使之面临严峻的安全问题，应将企业的产权与经营管理者的利益更紧密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我们的法规还没有一个说法，是未来亟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目前，国家开展的股权激励办法主要是奖励股权、送股权、出售股权等等，技术折股方式只包括省级以上主管部门认定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上市企业不包括在内，范围小而窄。要针对产业布局和不同类别国企的情况，适时改革考核、收入分配制度。作为国有企业主体的经营管理者，应关注的就是企业的生命，凭借经营管理者的个人能力，使企业得到很好的发展。我们应正视他们所做的贡献，予以适当的补偿。
加大市场化改革，提升国企创新能力。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中国企业国际化、全球化的主力军应该也必须是大型国企。因此，国企市场化改革必须进行，否则很难真正参与全球化，更难在全球化中扮演重要角色。能够拉动企业发展的真正动力是市场，引领企业创新的最有效内在动力也来自市场。对于国有企业来讲，在目前的产权架构下，创新力动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企业运营缺乏透明度，长官一言堂，各个组织缺乏独立性。这样很容易走两个极端的倾向，一种是一把手把创新作为升迁的“形象工程”，另一种是不注重科技投入，把资源和精力过度投入横向规模扩张和纵向产业链延伸。企业没有创新的动力和压力，即使政府大规模科技投入也作用甚微，政府的投入只会变成“填钱”，更谈不上发挥政府投入的杠杆作用。因此，要在放手同时引导企业的管理、经营、投资、投入、人才等等都要按市场规律办事。
和所有热爱祖国的人们一样，对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国的未来，我们从来都不缺少信心。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既要求宏观管理体制的转变，同时也要求经济主体要从计划的轨道转向市场轨道。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中国国有企业一定能在走向市场、走向竞争中实现历史新跨越。承担起历史的使命，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中国梦的实现。
国有企业是实现国家目标的重要工具
美国是今日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美国崛起的进程中，大型跨国公司立下的汗马功劳是不可磨灭的。根据《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球500家大公司中，1997年美国占175家，1999年为179家；在全球前10大公司中，1997年美国占4家，1999年占5家。而世界经济命脉在哪里呢？正在大型跨国公司的手中，他们控制了全球1/3的生产总值和1/2的国际贸易。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轨道上运行。放眼中国经济的发展，国企就是支撑中国经济的脊梁，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国有企业一直阔步前行。在《财富》杂志公布的2011年世界企业500强中，共有59家国企榜上有名，其中，中石化、中石油和国家电网更是位列前十。这59家国企中，除当年新增的10余家，都继续保持了强劲的增长态势。尤其是中央企业，表现出更强的市场活力与竞争力：“十一五”期间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上缴税金和税后净利润等主要经营指标均实现了翻番，年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15%。即使是在最困难的2008年，中央企业利润同比虽下降30.8%，但上交税金不降反升，达到10426亿元，同比增长18.6%，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17%，成为社会发展的支撑力量。正是因为国企的高速发展，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可以看出，没有企业的崛起，就不会有大国的崛起，这一点毫无疑问；没有大国的崛起，亦不会有企业的崛起，这一点亦毋庸置疑。
国企发展改革的回顾
在新中国的头30年，国有企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为中国经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国有企业的发展也存在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国家对企业管得过多过死、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等弊端。所以，国企改革成为国家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政府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国企的发展和改革。从改革开放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国企改革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80年代。由于当时在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中，私营经济不复存在，集体经济除农业外所占比重也不大，国有经济不仅占主导，而且数量上也处于主体地位，绝大部分工商企业属国家所有。国有企业的效益如何，直接决定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同时，由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管得过死，企业缺乏自主权，因此我们就把改革的侧重点放在了“搞活国营企业”上。通过“扩权让利”，实施承包经济责任制，改革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加强对外开放，搞活整个国民经济。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理论。与之相适应，“国营企业”这一概念逐步为“国有企业”所取代，“搞活国有企业”的提法也逐步取代了“搞活国营企业”的提法。主要采取“抓大放小”，改造或转让困难国有企业，开始引入现代企业制度。
但是，无论是搞活国营企业还是搞活国有企业，都是把着眼点放在单个企业上，特别是效益差的企业。于是，在实践中，国企改革实际上成了挽救亏损国有企业的过程，许多改革措施也往往不是实质性的制度创新和经营机制的转换，而是“减利、免税、停息”等“父爱主义”的救济行为，而对于那些效益较好的企业则关心甚少，甚至“鞭打快牛”。其结果是效益差的企业没救活，效益好的企业也被拖累，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额不断扩大，搞活国有企业的希望并没有实现。
第二阶段是9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改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理论，为人们观察国企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国有企业，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管理者应当把各种企业置于平等的竞争环境中，而不能厚此薄彼。在平等竞争中，一部分企业，当然也包括一部分国有企业，会由于各种原因被淘汰，这是经济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特别是1993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以后，“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的提法流行了起来。这一提法和“搞活国有企业”的提法相比较，其积极意义在于：在理论上它把国有企业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在实践上，它使人们不再把眼光仅仅局限在那些亏损国有企业上。特别是这一提法，为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资本经营、资产重组，特别是“抓大放小”等改革策略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前提和依据。
第三阶段也应是前一轮国企改革的最后阶段。国资委的成立初步实现了出资人职能的一体化和集中化，隔开了其他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直接干预。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层面的责任清晰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创新，进一步激发了企业改革的活力。“兼并重组”、“整合”取代“拆分”、“消除垄断”成为国企改革的主题词。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诸如石油石化、电力、国防、通信、运输、冶金、机械等行业集中。一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和资源枯竭的国有企业通过政策性关闭破产退出市场。
经过多年多轮改革，从“国营”到“国有”再到“国资”，企业属于国家的所有权没有变，变化的是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企业发展活力和竞争力得到了很好的激发。应该承认，中国近些年创造出来的发展奇迹离不开国有经济的壮大。国企的发展与改革，给予我们的是中国式经济发展的速度与中国梦想实现的道路。
深化国企改革的思考
党的十八报告中，“改革”一词被86次提及。以至在外媒眼里，这是一份“执政党发出的改革攻坚令”。党的十八大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心和信心，明确了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方向，国企改革任重道远，国企发展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在当今国际经济形势和中国国情下，如何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化国企改革，我认为，可从以下六点入手：
明确界定国有经济布局，对国有企业分类管理。进一步的改革需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明确分类，进而明确界定国有经济的布局领域，以及各领域国企产权多元化的开放程度。国有经济布局应该集中在涉及国家安全、公共事业、高科技支柱产业等方面。对国有企业的分类和布局界定，对下一步改革极为重要。
改革、完善管理体制，明确企业所有者、决策者、经营管理者的定位。下一步改革要按国有经济布局和国企分类对国企进行分类管理，规范现代企业制度。经过改革和调整，我国国有企业在治理机构设置上基本完善，但机制上和具体操作上还存在很多问题，如企业政治化，领导政治身份等。要通过权力分离（原始所有权与法人产权的分离、法人产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权力制衡（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之间）的具体举措，既要避免出现国有资产处置不当（流失）、“内部人”控制企业的现象，又要避免职责不清、权责不清。同时要理顺国有企业内部各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必须正确处理“老三会”与“新三会”之间的关系，明确各组织的职能定位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予以保障，进而充分发挥“老三会”和“新三会”的积极作用。还要规范议事规则和办事程序，解决一些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重点放在流程和程序的规范上。在明确权责边界的基础上，要重点规范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议事规则和办事程序，使法人治理结构运行制度化、具体化、流程化。
调整治理结构，适度开放产权，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在明确国有经济布局和分类管理的基础上，积极稳妥适度开放产权是国企深度改革的切入点和重要内容。要根据国家经济总体布局，从国有独资向国有独资、股权多元化转变。在竞争性领域适度向民营企业开放产权，非资源类产业开放力度应该加大，但必须继续保留国有控股形态。
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创新国有企业选人用人机制。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前提下，确保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者以及经营者依法行使经营和用人权得以落实，推进“四个转变”。即准入标准向市场和出资人认可转变，选拔方式向市场化配置方式转变，任用程序向依法分层分类聘任转变，管理方式向职位职责契约化管理转变，加大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将经营管理者自身利益与企业产权紧密结合。为避免国有资产遭受巨大损失，使之面临严峻的安全问题，应将企业的产权与经营管理者的利益更紧密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我们的法规还没有一个说法，是未来亟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目前，国家开展的股权激励办法主要是奖励股权、送股权、出售股权等等，技术折股方式只包括省级以上主管部门认定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上市企业不包括在内，范围小而窄。要针对产业布局和不同类别国企的情况，适时改革考核、收入分配制度。作为国有企业主体的经营管理者，应关注的就是企业的生命，凭借经营管理者的个人能力，使企业得到很好的发展。我们应正视他们所做的贡献，予以适当的补偿。
加大市场化改革，提升国企创新能力。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中国企业国际化、全球化的主力军应该也必须是大型国企。因此，国企市场化改革必须进行，否则很难真正参与全球化，更难在全球化中扮演重要角色。能够拉动企业发展的真正动力是市场，引领企业创新的最有效内在动力也来自市场。对于国有企业来讲，在目前的产权架构下，创新力动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企业运营缺乏透明度，长官一言堂，各个组织缺乏独立性。这样很容易走两个极端的倾向，一种是一把手把创新作为升迁的“形象工程”，另一种是不注重科技投入，把资源和精力过度投入横向规模扩张和纵向产业链延伸。企业没有创新的动力和压力，即使政府大规模科技投入也作用甚微，政府的投入只会变成“填钱”，更谈不上发挥政府投入的杠杆作用。因此，要在放手同时引导企业的管理、经营、投资、投入、人才等等都要按市场规律办事。
和所有热爱祖国的人们一样，对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国的未来，我们从来都不缺少信心。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既要求宏观管理体制的转变，同时也要求经济主体要从计划的轨道转向市场轨道。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中国国有企业一定能在走向市场、走向竞争中实现历史新跨越。承担起历史的使命，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中国梦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