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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娼妓制度绝不如今日之为人鄙视。其原始固极高贵，最初娼妓乃一男神或者妇神之女巫，承迎过客为拜神之表示。其时人御之，亦必事之，然基督教父诟詈诉毁，连篇累牍，目为异端陋俗，及撒旦遗孽。兹后娼妓遂由庙宇驱入市场，沦为商业。——罗素
妓女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也是至今仍然存在的行业。不得不承认，直至今日，从整体上讲，人类对妓女仍然保持着一种暧昧不清的态度。民国时期的王书奴曾借《中国娼妓史》发问：“现在我们既极端主张废娼，但尚不明白娼妓的现在及过去，则将来废娼问题怎能圆满解决？”
本文对古代妓女现象的涉及，并不以解决任何问题为目的，亦不对此现象做道德评判，贬斥或者鼓励，只当是借着这次“文化考古”窥见一缕已然逝去的历史的光影。
在神庙里卖淫
若干年前，当我路过荷兰的红灯区，心中一直有一个疑惑，为什么在红灯区内有好几座教堂？在肉体与精神之间，妓女与教堂究竟有什么关联，或者冲突？直到后来，当我偶然了解到有关妓女起源的一些历史，这个谜团才渐渐解开。或者说，这些历史知识至少在妓女与宗教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
在《中国娼妓史》中，王书奴曾将中国娼妓史分为五个时代，第一个便是殷商时期的“巫娼时代”，即所谓“宗教卖淫时代”。在职业娼妓产生之前，世界许多古老的文明都有“巫娼”的踪迹。
在亚美尼亚，根据法律，纯洁的少女要为神去卖淫献身，任何娶了她们的男人，都不会被视为降低了身份。在吕底亚也有“庙奴”一说，她们是女祭司的一部分，只在寺院院墙内卖淫，并把得到的收入奉献给神。在迦南，卖淫是必不可少的繁衍后代的宗教教规。
最繁忙的或许是古希腊的科林斯。时至今日，人们对这座古城已知之甚少，不足三万的人口更撑不起其往日的风流与威仪。这座城市最繁华的时候恰恰是在“宗教卖淫时代”。在那里，每位妇女在其一生中至少要同一个外来的陌生人在阿芙洛狄特神庙里性交一次。有钱的妇女会坐着带蓬的马车，带着众多仆从直奔内殿。在神庙的围墙内，妇女们一群群坐着，头上都系着饰带，让过往的男人挑选，像是为人民服务的“神仆”。
关于这一点，法国历史学家维奥莱纳·瓦诺依克在他的书里有很好的叙述：
她们坐在那里等候，直到有一个男人来到面前，把钱币投到她们的两腿之间，接下来就在庙里同她们性交。男人在投钱币的时候，必须同时说：“我以女神米莉塔（亚述人把阿芙洛狄特称作米莉塔）的名义召唤你”。男人随意投钱，女人绝对不拒绝，因为是神的钱，她必须跟第一个向她投钱的男人走。当一个女子同外人结合以后，也就完成了对女神的义务，可以回家了。漂亮苗条的女孩子很快就能回家；脸黄腰粗的女人则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履行这条规定。
在那个时候，欲行自由性交的男子，须献贡品于神。到后来变为出香火钱，与神殿“巫女”自由性交，以后再变为卖淫，成为娼妓了。欧西各国娼妓均起源于“宗教”，古代的“女巫”或者“处女”，“神殿”，就是妓女及妓院的滥觞。
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娼妓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光荣。而这一切，首先和神庙有关。神性就是早期圣妓的合法性。据说，同样是妓女，当她们在陶瓷街上拉客的时候，会被人看不起，而一进神庙并在那里同外来人交合之后，立即身价百倍。哪怕她们当时只是下贱的奴隶，男人也不敢不对她们另眼相看。在神庙里卖淫，成了一种镀金方式。
如今人们时常慨叹“战争，让女人走开”。然而，在古希腊时期，战争不但让妓女冲锋陷阵，甚至还会成为佑庇子民的战神。由于神庙里的所有妓女被赋予崇高的地位，人们每当面临一场战争、审判或者政治决策前，都要求她们的祝福和她们的献身。据说，在希腊反对薜西斯的战役中，就曾经请求过庙奴的帮助。打了胜仗以后，妓女们受到女神一样的崇拜。
“甜蜜的职业”
罗素曾经说过：“古代娼妓制度绝不如今日之为人鄙视。其原始固极高贵。最初娼妓乃一男神或者妇神之女巫，承迎过客为拜神之表示。其时人御之，亦必事之，然基督教父诟詈诉毁，连篇累牍，目为异端陋俗，及撒旦遗孽。兹后娼妓遂由庙宇驱入市场，沦为商业。”
谈到妓女职业化，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管仲。管仲帮助齐桓公成为霸主的一项重要改革就是建立国家妓院制度。由于比梭伦创立雅典国家妓院早了大半个世纪，管仲因此被好事者称为“世界官妓之父”。
其一是为了收花粉钱增加国家收入；其二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既能让女奴隶就业，又能让穷光棍有地可去；其三是招揽游士、网罗人才。佳人引诱才子，从政治上讲，这也有些像现在某些地方为招商引资塑造“软实力”。其四则是因为齐桓公好色无度，藉此可以多找点刺激。
雅典时期梭伦也设了国家妓院，“牺牲”妓女以保护良家妇女不受骚扰。雅典妓院和其他娱乐场所是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并向国家纳税的。当然，国家收了这项税，因而也要保护妓院和妓女们。罗马人同样将卖淫嫖娼当作一种生活必需，认为“任何人也不能禁止你逛妓院，也不能不让你买公开出售的东西。”为此，甚至有不少母亲不无自豪地把自己的闺女奉献给卖淫这个“甜蜜的职业”。
妓女不仅有自己的花神节，而且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她们既是顾问，又是兴奋剂。据说亚历山大当年出征之时，曾经妓女满营。其中有位名妓叫泰伊丝。在一次酒足饭饱的宴会之后，她毫不犹豫地向亚历山大建议，烧毁薜西斯的王宫来庆祝节日。亚历山大真的听了。
在古希腊，妓女同样与“文化人”打成一片。艺术家们不忘为她们写下风情万种的墓志铭。有时，妓女也会自己出钱，在希腊最繁华的地方为自己塑像。妓女芙瑞娜在公元前355年决定重建被亚历山大大帝毁坏的底比斯城城墙时，便要求在城墙上刻下这样的句子：“此城曾被亚历山大摧毁，妓女芙瑞娜重建之。”在这里，妓女与皇帝基本平起平坐，而且比皇帝更具理性、建设性。
除了为自己树立牌坊，那些爱戴妓女的人同样会为她们树起牌坊。亚历山大大帝的朋友，巴比伦总督阿尔帕勒曾经热烈地爱着誉满雅典和科林斯两大城市的一位名妓。在她死后，阿尔帕斯为她建了具有坟墓、庙宇和祭坛的豪华纪念建筑群。
皇权下的妓女
在古希腊罗马，偷情的主妇为了逃避通奸的惩罚宁可以妓女自居，甚至有些罗马妇女跑到警察局将自己列入在册妓女。她们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社会地位以换取身心上的自由。公元19年，一位省总督的妻子为当妓女甚至当着市政官的面放弃元老院贵妇地位。
谈到古罗马的灭亡，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皇帝们的残暴与荒淫。康茂德皇帝在郊外的行宫布置成真正的妓院，挑选出不同类型的俊男美女在其中生活与淫乐；老卡图以奉行严格的道德闻名，同样鼓励年轻人去找妓女，以免骚扰良家妇女。多米齐安皇帝给罗马人发牌子，使他们可以免费逛窑子。尼禄穿上兽皮在光天化日之下行淫，并且扮成肮脏流浪者在月光下寻花问柳。
卡里古拉的残暴众所周知，他在皇宫里当起了妓院的老板。按苏比尔小妓院的模式，卡里古拉在帕拉坦一侧布置了一长排豪华的小房间，然而把一些大人物的结发妻子和一些贵族子弟安排在那里，撮合他们卖淫嫖娼。
名垂性史的还有克洛德皇帝的妻子梅莎丽娜，这位有着无数情人的皇后不仅在皇宫里“开房间”幽会情人，还在外面购置房产。更有意思的是，她会在夜深人静时带上贴身宫女溜出禁苑变成妓女“丽西斯卡”，上夜班拉客，尽享人间欢乐。
梅莎丽娜皇后卖淫不为钱财，妓院老板在她身上尽得好处，因为每次她都只给自己留下一个铜板。这些铜板没有货币功能，皇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结绳计事般记住与她睡过的嫖客的数量。厌倦与国王做爱的罗马皇后，不愿苦捱那死气沉沉的婚姻，而将自己的身体献给四海之内的寻芳客，在人类娼妓史上的确是件稀罕之事。
奈保尔式性效率
2001年，英国作家奈保尔获诺奖公开感谢的不是领导和家人，而是他经常光顾的妓女们。以文笔犀利而富于争议著称的奈保尔承认，由于忙于工作无暇追求更体面的情妇，便只有在妓女的怀中寻求慰藉：“我无法去追求其他的女人，因为这耗费时间。如果你想引诱一个女人，如果你的婚姻在各方面都不如意，你就无法决定这样去追求，这需要很多天，很多星期的时间，这等于是放弃事业。”
如今很多人会从道德高度对“奈保尔式性效率”进行批判。若在古代，那些对人类生活失望透顶的男人纷纷回到妓女的怀里寻求慰藉。
北宋名臣、文坛领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曾经娶一代名妓甄金莲为妾。初相遇时，甄金莲还是雏妓。在父母包办婚姻的年代，妓院的确是才子佳人的爱情避难所。一代才子柳永更慨叹：“烟花巷陌，依旧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青春都一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伊壁鸠鲁曾在自己的花园里至少给六名妓女讲课，名妓郝尔皮里斯给亚里士多德生了一个儿子，而苏格拉底先生同样会为了观赏某位妓女的迷人风姿而中断演说。如今的妓女只有皮肉生意，而在那时妓女却代表着一种精神生活。仿佛妓女不是一种日常消费品，而是像圣妓时代一样具有某种世俗的高度。如瓦诺依克所说，公元前四世纪，当个人主义开始侵入艺术和民风民俗领域，妓女不再被视为一种“东西”，她们开始被尊重和赞扬，不再是奴隶而是任性的女主人。
门萨的娼妓与沉重的肉身
伍迪·艾伦在《门萨的娼妓》里向人们描述了一家与众不同的妓院。妓院提供的服务是专门为与妻子无法交流的男性提供精神智力体验。精神交流被视为高尚的，而肉体交流则被贬斥。
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里曾经谈到“丹东与妓女”，借此厘清法国大革命时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的分野。
玛丽昂出场之前，有一场妓女之母——市民西蒙的老婆与市民们关于卖淫正当性的论辩。市民们认为，妓女卖淫当然是道德败坏，但这是贵族老爷们的压迫逼出来的。只有从肉体上消灭贵族，才能重整社会的道德秩序……只要消灭了阶级剥削制度，卖淫的不道德现象就可以消除了。
妓女之母——西蒙的老婆不这么认为。她说，卖淫与阶级压迫和剥削不相干，纯粹是一种生理性行为，一种自然性的生存方式。妓女玛丽昂提出了基于自己的感觉偏好的道德诉求，这种道德诉求的正当性在于自己的感觉偏好的自然权利：
我是一个永恒不变之体，是永无休止的渴念的掳取，是一团红火，一股激流。……人们爱从哪寻求快乐就从哪寻找，这又有什么高低雅俗的分别呢？肉体也好，圣像也好，玩具也好，感觉都是一样的。
刘小枫由此得出结论：妓女玛丽昂的道德是个体的生存感觉偏好，是身体的自然性享乐。丹东及其门徒们与妓女鬼混，与作为抽象的公意道德符号的“人民”对立，他们的道德立场站到妓女一边去了。
性政治、身体政治以及随之而来的这一切复杂争执从来没有停止过。然而，这一切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似乎并没有出现。在东方，甚至有学者在柳如是身上看到中国古代的自由主义传统。
瓦诺依克在《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古希腊罗马的娼妓与社会》一书中这样写道：在古希腊，娼妓很长时期是同神圣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参与对神膜拜的妓女受到人们像对待女神一样的尊敬。她们对于人们增强信仰，尊奉神明做了贡献。有时甚至可以说，她们的献身对城市财富的增加也功不可没。
而到了古罗马时代，便进入了大竞技场和大妓院时代。甚至包括罗马也只不过是一个“大娼妓”，人间帝王同她淫乱。而皇帝们更以其残暴与疯狂以及对肉欲的无节制的追求强化了古罗马的“婊子”形象。在基督教义将恶与肉欲的罪恶联系在一起之前，肉体本被视为神圣之物，但是随着寻欢作乐导致罗马覆灭，娼妓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伦理崩溃的象征。亢奋的生活由此为无能的政治担责。
妓女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也是至今仍然存在的行业。不得不承认，直至今日，从整体上讲，人类对妓女仍然保持着一种暧昧不清的态度。民国时期的王书奴曾借《中国娼妓史》发问：“现在我们既极端主张废娼，但尚不明白娼妓的现在及过去，则将来废娼问题怎能圆满解决？”
本文对古代妓女现象的涉及，并不以解决任何问题为目的，亦不对此现象做道德评判，贬斥或者鼓励，只当是借着这次“文化考古”窥见一缕已然逝去的历史的光影。
在神庙里卖淫
若干年前，当我路过荷兰的红灯区，心中一直有一个疑惑，为什么在红灯区内有好几座教堂？在肉体与精神之间，妓女与教堂究竟有什么关联，或者冲突？直到后来，当我偶然了解到有关妓女起源的一些历史，这个谜团才渐渐解开。或者说，这些历史知识至少在妓女与宗教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
在《中国娼妓史》中，王书奴曾将中国娼妓史分为五个时代，第一个便是殷商时期的“巫娼时代”，即所谓“宗教卖淫时代”。在职业娼妓产生之前，世界许多古老的文明都有“巫娼”的踪迹。
在亚美尼亚，根据法律，纯洁的少女要为神去卖淫献身，任何娶了她们的男人，都不会被视为降低了身份。在吕底亚也有“庙奴”一说，她们是女祭司的一部分，只在寺院院墙内卖淫，并把得到的收入奉献给神。在迦南，卖淫是必不可少的繁衍后代的宗教教规。
最繁忙的或许是古希腊的科林斯。时至今日，人们对这座古城已知之甚少，不足三万的人口更撑不起其往日的风流与威仪。这座城市最繁华的时候恰恰是在“宗教卖淫时代”。在那里，每位妇女在其一生中至少要同一个外来的陌生人在阿芙洛狄特神庙里性交一次。有钱的妇女会坐着带蓬的马车，带着众多仆从直奔内殿。在神庙的围墙内，妇女们一群群坐着，头上都系着饰带，让过往的男人挑选，像是为人民服务的“神仆”。
关于这一点，法国历史学家维奥莱纳·瓦诺依克在他的书里有很好的叙述：
她们坐在那里等候，直到有一个男人来到面前，把钱币投到她们的两腿之间，接下来就在庙里同她们性交。男人在投钱币的时候，必须同时说：“我以女神米莉塔（亚述人把阿芙洛狄特称作米莉塔）的名义召唤你”。男人随意投钱，女人绝对不拒绝，因为是神的钱，她必须跟第一个向她投钱的男人走。当一个女子同外人结合以后，也就完成了对女神的义务，可以回家了。漂亮苗条的女孩子很快就能回家；脸黄腰粗的女人则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履行这条规定。
在那个时候，欲行自由性交的男子，须献贡品于神。到后来变为出香火钱，与神殿“巫女”自由性交，以后再变为卖淫，成为娼妓了。欧西各国娼妓均起源于“宗教”，古代的“女巫”或者“处女”，“神殿”，就是妓女及妓院的滥觞。
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娼妓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光荣。而这一切，首先和神庙有关。神性就是早期圣妓的合法性。据说，同样是妓女，当她们在陶瓷街上拉客的时候，会被人看不起，而一进神庙并在那里同外来人交合之后，立即身价百倍。哪怕她们当时只是下贱的奴隶，男人也不敢不对她们另眼相看。在神庙里卖淫，成了一种镀金方式。
如今人们时常慨叹“战争，让女人走开”。然而，在古希腊时期，战争不但让妓女冲锋陷阵，甚至还会成为佑庇子民的战神。由于神庙里的所有妓女被赋予崇高的地位，人们每当面临一场战争、审判或者政治决策前，都要求她们的祝福和她们的献身。据说，在希腊反对薜西斯的战役中，就曾经请求过庙奴的帮助。打了胜仗以后，妓女们受到女神一样的崇拜。
“甜蜜的职业”
罗素曾经说过：“古代娼妓制度绝不如今日之为人鄙视。其原始固极高贵。最初娼妓乃一男神或者妇神之女巫，承迎过客为拜神之表示。其时人御之，亦必事之，然基督教父诟詈诉毁，连篇累牍，目为异端陋俗，及撒旦遗孽。兹后娼妓遂由庙宇驱入市场，沦为商业。”
谈到妓女职业化，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管仲。管仲帮助齐桓公成为霸主的一项重要改革就是建立国家妓院制度。由于比梭伦创立雅典国家妓院早了大半个世纪，管仲因此被好事者称为“世界官妓之父”。
其一是为了收花粉钱增加国家收入；其二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既能让女奴隶就业，又能让穷光棍有地可去；其三是招揽游士、网罗人才。佳人引诱才子，从政治上讲，这也有些像现在某些地方为招商引资塑造“软实力”。其四则是因为齐桓公好色无度，藉此可以多找点刺激。
雅典时期梭伦也设了国家妓院，“牺牲”妓女以保护良家妇女不受骚扰。雅典妓院和其他娱乐场所是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并向国家纳税的。当然，国家收了这项税，因而也要保护妓院和妓女们。罗马人同样将卖淫嫖娼当作一种生活必需，认为“任何人也不能禁止你逛妓院，也不能不让你买公开出售的东西。”为此，甚至有不少母亲不无自豪地把自己的闺女奉献给卖淫这个“甜蜜的职业”。
妓女不仅有自己的花神节，而且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她们既是顾问，又是兴奋剂。据说亚历山大当年出征之时，曾经妓女满营。其中有位名妓叫泰伊丝。在一次酒足饭饱的宴会之后，她毫不犹豫地向亚历山大建议，烧毁薜西斯的王宫来庆祝节日。亚历山大真的听了。
在古希腊，妓女同样与“文化人”打成一片。艺术家们不忘为她们写下风情万种的墓志铭。有时，妓女也会自己出钱，在希腊最繁华的地方为自己塑像。妓女芙瑞娜在公元前355年决定重建被亚历山大大帝毁坏的底比斯城城墙时，便要求在城墙上刻下这样的句子：“此城曾被亚历山大摧毁，妓女芙瑞娜重建之。”在这里，妓女与皇帝基本平起平坐，而且比皇帝更具理性、建设性。
除了为自己树立牌坊，那些爱戴妓女的人同样会为她们树起牌坊。亚历山大大帝的朋友，巴比伦总督阿尔帕勒曾经热烈地爱着誉满雅典和科林斯两大城市的一位名妓。在她死后，阿尔帕斯为她建了具有坟墓、庙宇和祭坛的豪华纪念建筑群。
皇权下的妓女
在古希腊罗马，偷情的主妇为了逃避通奸的惩罚宁可以妓女自居，甚至有些罗马妇女跑到警察局将自己列入在册妓女。她们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社会地位以换取身心上的自由。公元19年，一位省总督的妻子为当妓女甚至当着市政官的面放弃元老院贵妇地位。
谈到古罗马的灭亡，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皇帝们的残暴与荒淫。康茂德皇帝在郊外的行宫布置成真正的妓院，挑选出不同类型的俊男美女在其中生活与淫乐；老卡图以奉行严格的道德闻名，同样鼓励年轻人去找妓女，以免骚扰良家妇女。多米齐安皇帝给罗马人发牌子，使他们可以免费逛窑子。尼禄穿上兽皮在光天化日之下行淫，并且扮成肮脏流浪者在月光下寻花问柳。
卡里古拉的残暴众所周知，他在皇宫里当起了妓院的老板。按苏比尔小妓院的模式，卡里古拉在帕拉坦一侧布置了一长排豪华的小房间，然而把一些大人物的结发妻子和一些贵族子弟安排在那里，撮合他们卖淫嫖娼。
名垂性史的还有克洛德皇帝的妻子梅莎丽娜，这位有着无数情人的皇后不仅在皇宫里“开房间”幽会情人，还在外面购置房产。更有意思的是，她会在夜深人静时带上贴身宫女溜出禁苑变成妓女“丽西斯卡”，上夜班拉客，尽享人间欢乐。
梅莎丽娜皇后卖淫不为钱财，妓院老板在她身上尽得好处，因为每次她都只给自己留下一个铜板。这些铜板没有货币功能，皇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结绳计事般记住与她睡过的嫖客的数量。厌倦与国王做爱的罗马皇后，不愿苦捱那死气沉沉的婚姻，而将自己的身体献给四海之内的寻芳客，在人类娼妓史上的确是件稀罕之事。
奈保尔式性效率
2001年，英国作家奈保尔获诺奖公开感谢的不是领导和家人，而是他经常光顾的妓女们。以文笔犀利而富于争议著称的奈保尔承认，由于忙于工作无暇追求更体面的情妇，便只有在妓女的怀中寻求慰藉：“我无法去追求其他的女人，因为这耗费时间。如果你想引诱一个女人，如果你的婚姻在各方面都不如意，你就无法决定这样去追求，这需要很多天，很多星期的时间，这等于是放弃事业。”
如今很多人会从道德高度对“奈保尔式性效率”进行批判。若在古代，那些对人类生活失望透顶的男人纷纷回到妓女的怀里寻求慰藉。
北宋名臣、文坛领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曾经娶一代名妓甄金莲为妾。初相遇时，甄金莲还是雏妓。在父母包办婚姻的年代，妓院的确是才子佳人的爱情避难所。一代才子柳永更慨叹：“烟花巷陌，依旧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青春都一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伊壁鸠鲁曾在自己的花园里至少给六名妓女讲课，名妓郝尔皮里斯给亚里士多德生了一个儿子，而苏格拉底先生同样会为了观赏某位妓女的迷人风姿而中断演说。如今的妓女只有皮肉生意，而在那时妓女却代表着一种精神生活。仿佛妓女不是一种日常消费品，而是像圣妓时代一样具有某种世俗的高度。如瓦诺依克所说，公元前四世纪，当个人主义开始侵入艺术和民风民俗领域，妓女不再被视为一种“东西”，她们开始被尊重和赞扬，不再是奴隶而是任性的女主人。
门萨的娼妓与沉重的肉身
伍迪·艾伦在《门萨的娼妓》里向人们描述了一家与众不同的妓院。妓院提供的服务是专门为与妻子无法交流的男性提供精神智力体验。精神交流被视为高尚的，而肉体交流则被贬斥。
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里曾经谈到“丹东与妓女”，借此厘清法国大革命时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的分野。
玛丽昂出场之前，有一场妓女之母——市民西蒙的老婆与市民们关于卖淫正当性的论辩。市民们认为，妓女卖淫当然是道德败坏，但这是贵族老爷们的压迫逼出来的。只有从肉体上消灭贵族，才能重整社会的道德秩序……只要消灭了阶级剥削制度，卖淫的不道德现象就可以消除了。
妓女之母——西蒙的老婆不这么认为。她说，卖淫与阶级压迫和剥削不相干，纯粹是一种生理性行为，一种自然性的生存方式。妓女玛丽昂提出了基于自己的感觉偏好的道德诉求，这种道德诉求的正当性在于自己的感觉偏好的自然权利：
我是一个永恒不变之体，是永无休止的渴念的掳取，是一团红火，一股激流。……人们爱从哪寻求快乐就从哪寻找，这又有什么高低雅俗的分别呢？肉体也好，圣像也好，玩具也好，感觉都是一样的。
刘小枫由此得出结论：妓女玛丽昂的道德是个体的生存感觉偏好，是身体的自然性享乐。丹东及其门徒们与妓女鬼混，与作为抽象的公意道德符号的“人民”对立，他们的道德立场站到妓女一边去了。
性政治、身体政治以及随之而来的这一切复杂争执从来没有停止过。然而，这一切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似乎并没有出现。在东方，甚至有学者在柳如是身上看到中国古代的自由主义传统。
瓦诺依克在《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古希腊罗马的娼妓与社会》一书中这样写道：在古希腊，娼妓很长时期是同神圣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参与对神膜拜的妓女受到人们像对待女神一样的尊敬。她们对于人们增强信仰，尊奉神明做了贡献。有时甚至可以说，她们的献身对城市财富的增加也功不可没。
而到了古罗马时代，便进入了大竞技场和大妓院时代。甚至包括罗马也只不过是一个“大娼妓”，人间帝王同她淫乱。而皇帝们更以其残暴与疯狂以及对肉欲的无节制的追求强化了古罗马的“婊子”形象。在基督教义将恶与肉欲的罪恶联系在一起之前，肉体本被视为神圣之物，但是随着寻欢作乐导致罗马覆灭，娼妓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伦理崩溃的象征。亢奋的生活由此为无能的政治担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