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
　　1979年2月初的一天，我登上了陆军11军运送战备物资车队的汽车。11军是原第二野战军的一支英雄部队，上世纪初该军充实了其它军并组成海军北海舰队，1969年11军重建。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前夕，由乙种军扩编为甲种军，与13军、14军同为云南方向我军作战的三个主力军。从1979年2月17日，作战开始，到后来的1984年的骑线拔点作战，该军所属部队英勇奋战，打出了军威，后因国际国内局势的发展变化，该军在1985年被再次撤编。从军部云南大理出发，我坐在卡车的驾驶室里，回头望去，碧波荡漾的洱海，挺拔的大理三塔渐渐地从我的视线中消失。那一刻我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因为我知道，大战即将爆发，迎接我和全体将士的是血与火的考验……
　　我们车队的目的地是金平前线，几十辆崭新的军用卡车蒙着带有迷彩色的伪装网，以标准的行军车距和速度，沿着弯曲的山路向前进发，象一条不可战胜的巨龙，向前滚动。这情景我以前在那些战争题材的电影里看到过，而现在我已融入实景之中了。
　　开车的小战士紧握着方向盘，一脸严肃全神贯注地望着前方，似乎忘了坐在他身边的我（我知道他的心情和我一样，马上就要上战场。而且，他们的危险要比我们大得多。我们在后方医院，而他们将去运输弹药补给物资，随时可能遭遇敌人的炮火袭击）。这要是在平常我们下部队送医药巡诊，这些可爱的小战士们绝不会放过和我们“套近乎”的，总会一口一个大姐长大姐短的……

　　在车队行进的过程中，时不常会有地方上的长途客运汽车和拉着各种物资的民用大卡车。因为公路不宽，每到和我们车队相遇时，他们都会很自觉地把车尽可能地靠边停下来，让我们先行。在错车的那一瞬间，我分明地看到那些客车上穿着各民族服装的乘客，和一个个面色黝黑的货车驾驶员向我们投来的充满惊异、好奇，但分明是期待、又敬重的目光。
　　路程很长，在各种思绪的交织中，我也在回忆着自己近些日子生活的变化；呈上去请求结婚的报告终于在院政委那充满人情味的答复中得到解决：“经过院里研究并报军后勤部领导批准，特批你这个老大不小的“晚婚模范”回上海完婚，但要记住，随时准备归队打仗！”
　　蜜月还没捂热，一封“速回”的加急电报就来了。我爱人也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二话不说他就把我送上了开往昆明的列车，临别赠言只有一句话：“到了前线，保护好自己！”一声汽车喇叭声又把我从甜美的回忆中唤回到疾驰的军车上。
　　我们的车队经过祥云，这里有我们军区空军的一个机场。几年前，经常有越南的飞行员到这里学习培训。我们医院负责为他们提供完善的医疗保障，他们吃空勤小灶，住干部病房，享受着外宾待遇！那时有一首歌颂中越友好的小曲到处传唱：越南中国山连山江连江，共临东海我们的友谊迎朝阳，共饮一江水，早相见晚相望……
　　69年我刚入伍时，就迎接过我院援越抗美归来的医疗队。并根据他们讲述的在越南战场上冒着美军B-52的狂轰滥炸，上高炮阵地抢救伤员的事迹编成文艺节目。那时，我梦想着有一天也能象我们院的那些“国际主义战士”一样，但十年后的今天，我正走向惩罚那些忘恩负义的“白眼儿狼”的战场！
　　开始工作

　　从大理到金平有一千多千米的路程，由于大部都是弯曲的山间公路，有些路段还是工程兵刚抢修的临时军路和便桥，所以用了4天才到达目的地，报到后，院领导向我们介绍了情况，交待了任务。
　　医院的建制由平时的驻军中心医院转换为战时的二个野战医疗所，每所400床位收治量。一所以四肢、颅脑伤为主；二所以胸腹伤为主。我被任命为第二野战医疗所手术分队护士长。对战伤救护而言，手术室工作是重中之重，自感肩上担子不轻；尽管野营拉练年年搞好，战备手术箱年年查，可没经历过战争，实战环境下手术室无经验可循。
　　我所距前线十几里地，翻过一座山头就是前线。这里的一所中学被战时征用，学校有一操场供直升机转运伤员，一个礼堂可容纳百十张床位；为了便于手术器械敷料的清洗，手术室选择了靠近水源最近的教室。能够同时摆开六张手术床；外搭二个帐蓬供敷料器械的消毒、准备、供应。我们即将开展工作的环境与条件是这样的；土砖地、四面透风的门窗，没有无影灯，没有可调节手术床，没有电动吸引器、电灼止血器、没有……，对有创手术，开放性创伤，这样的环境条件和设备是我们迎接的第一个挑战。

　　二月十四日，营以上干部传达了军委的作战命令，明确了此次作战的性质是：保卫边疆对越自卫反击。后勤首长指示：要做到快抢、快救、快治、安全后送。至此，全院官兵离开大理已二十多天了，行军路上，告别旧岁迎来新年；集结金平前线这半个月的时间里，战友们做了大量的消毒敷料和大小不等的手术包，研究大批量保管员通过时的工作方案，例如：除布类敷料高压消毒外，器械以及能量浸泡的物品，均采用煮沸或化学消毒液浸泡的方法进行灭菌消毒。手术器械包化整为零，一般清创以四钳一剪一针持（止血钳、组织剪、持针器）为一个单位，再根据战伤面积和深度酌情增加。人员专业分工：麻醉组三人；手术一组：负责中心器械台的供应与分配，由业务全面的手术室护士担任。手术二组：负责单位手术台的巡回、接换台、器械配合，由熟悉解剖和手术步骤的手术室护士担任。手术三组：负责器械清洗、消毒、耗材的补充和供应，由临床临时调配的护士担当。总共11个人的战斗集体；战前进行了如此物质与组织的准备，等待教训越南鬼子的战斗打响。
　　大战开始
　　二月十七日凌晨，密集的枪炮声惊醒了熟睡的人们，大家意识到这一天真的来临了。不约而同一骨碌爬起来往手术室跑，展开所有的简易手术床，器械台，照明灯到位，消毒手术包，手术器械、消毒液、大量冲洗用生理盐水……；11点左右，前沿阵地的伤员陆续送来，大部分是地雷炸伤、枪伤、四肢、胸腹、联合伤；接下来的两天两夜通宵达旦，眼看着战士们的血肉之躯，我们来不及悲伤，来不及憎恨、各司其职，里出外进，与死神，伤痛抢时间；我们做到了手术床不空，伤员不等，环环相扣，两个昼夜大小清创120多人次，全院伤员通过量600多人次。前线的进攻战打得异常艰难惨烈，从伤员的数量和伤情上可见一斑。

　　随着战线向纵深推进，突显了山岳丛林作战山高坡徒，气候湿热给伤员救治带来的麻烦。失血、感染、休克、生命经历时间与距离考验。前指杨司令员不无感触地说：打了几十年仗没见过这么复杂的地形。
　　伤员从阵地送到师团卫生队包扎，后送到前线野战医疗队初步清创止血，再后送到野战医疗所已经三级次了，有的已是伤后三四天了。我们所见伤口严重感染、生蛆、气性坏疽；长时间扎止血带造成肢体缺血坏死不得不截肢的有；腹部伤经多次清创不彻底造成肠穿孔肠外漏、感染、出血休克的有；胸部伤没有闭式引流、心包填塞、血气胸呼吸困难的有；即便受到如此重创的躯体，我不曾听到呻呤，我不得不钦佩这些敢于为国赴死疆场的战士，他们个个都是英雄。想起白求恩大夫的一句话：救护工作应靠近火线。这真是太重要了。前线需要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同样需要有经验的麻醉医生，没有完善的麻醉镇痛不可能彻底清创，特别是胸腹伤。让伤员在最短的时间得到有效的处理，给后送救治赢得时间，是减少伤残率和死亡率的关键。

　　胜利与回顾
　　三月五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军队开始从越南撤军，并保持再次还击的权力。我们的救治持续到三月十二日，历时23天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告捷。
　　这一仗检验和锻炼了我军后勤保障的能力，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实战演练。全院收治伤员2 207名，大小手术1 079人次，后送伤员1 795名，院内死亡13名。手术室荣立集体二等功。这军功章上也有昆明市支援我们医疗队的功劳，他们用精湛的技术和经验，在胸部伤的处理上推广应用了自制胸腔闭式引流的技术及自体血回输法，解决和弥补了野战条件下器材不足、血源不足的困难。军功章上还刻有当地人民的辉煌，他们组成的担架队穿梭在枪林弹雨的阵地间，抢运受伤的战士，搬运烈士的遗体，直至把他们护送回祖国怀抱，有的甚至付出生命。
　　停战后，我有机会走过金水河南桥（友谊桥）到越方那发阵地看看，这里是11军攻坚战的地方，硝烟尚未散尽，一片焦土，阵阵恶臭，贫穷落后的地貌不忍目睹。回望祖国，山林叠翠梯田层层，甘蔗成片一派祥和景象。要知道那个年代，中国人民也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人民生活靠粮票布票有限供给，就这样还是将一袋袋印有“中粮”字样的大米运送越南；在我们救治的越南战俘伤员身上，还穿着缀有“八一”扣的××式军装，为什么中国无私的援助和宽厚换不回越南人的良心？！不狠狠教训这些忘恩负义的“白眼儿狼”，打得他们满地找牙长记性，就对不起中国人民！中国绵长的边界线与14国接壤，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做强，国家富裕了，军队强大了，才有资本谈和平。

　　撤军
　　部队即将撤离金平前线，临行前，我们到烈士陵园与长眠于此的六百多位战友告别。细雨霏霏、苍松环抱、哀乐缭绕，再坚强的心此刻也被溶化，止不住的泪水敞开了流淌；一个个尚待修缮的墓碑，有些还不知英雄的名字。我采摘了烂漫的山茶，久久凝望、怀念、守候着他们。耳边阵阵松涛像是英雄们又整装列队，为捍卫祖国疆土待令出发。
　　反思
　　我霍然感到人生境界升华，这身绿色的军装穿在身上沉甸甸的。
　　三十六年过去了，边境无战事，中越边民自由贸易往来，一派和平景象。
　　随着时间的流逝，那场反击战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与记忆，作为亲历者，那硝烟的战场、那褪色的军装，依旧是我记忆中珍藏的财富。
　　对越自卫反击战是继抗美援朝后，我军境外作战投入兵力最多，动员范围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斗，为保障战争完胜，军队医务人员担负了保障战斗力、降低死亡率的重任。与三十六年前相比，世界风云变幻无常，正在崛起的中国在世界维和的舞台上担负了更多的责任和角色。这就给部队卫勤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搭上祖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列车，卫勤装备料技化、现代化、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使医疗器材更新换代，卫生列车、医院船、救护直升机、机动净水车、具有多功能的医疗方舱，为遂行保障的机动性灵活性提供了更多选择。各类一次性手术包、辅助器材、便携式仪器等等，节约了大量的人力资源；野战医院依赖这些装备即可做到展开即用、收起就走、接近前沿、靠近现场，提高救治率。面对我军战时卫勤装备的飞速发展，我常常想，如果那时我们有现在这样好的医疗设备，该能挽救多少战友的生命和躯体啊？
　　无论什么样的战争，终结者都是人。对战伤救护而言，现代医院分科过细、专科技术精准，但未必适应战伤救治。未来战争对人的杀伤多是复杂复合伤情，我们需要的是思想品质过硬、技术全面一专多能的军队医务人才。
　　一九七九年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年。那一年我成就了自己的小家，保卫了祖国大家；从军路上，我见证了中国军人为国而战，生为军人，死为军魂的血性；见证了中国军人敢打必胜的勇气和胆量；见证了战争带给人们永久的伤痛。
　　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为了和平时刻准备战争。
　　对武士英护士长的采访缘于数年前记者在昆明对原迪庆军分区司令员杨子谦的采访。杨司令的爱人也是当年参加自卫还击作战的军医，当时我就想采访她，但她谦虚地婉拒了。过了两年她向我推荐了武士英护士长。武护士长现居上海，于是我就通过电话对她进行了采访。这也是记者从事“口述历史”专栏采访以来，接触的一百多位人士中唯一一位通过电话采访的人。武大夫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她讲得很动情，极富感染力。相信您在看完本篇文章后，会对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那场血与火的战争有另一种感悟吧！
　　感谢杨子谦司令员和夫人宋建新对本次采访工作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