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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时期，薛暮桥与董时进二人都是农业经济思想领域的代表人物，但其思想内核与理论实践却有很大的差距。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分析了作为马克思农业经济学代表的薛暮桥和现代农业经济学代表的董时进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落后原因的思考和应对方法;分析了两人关于土地改革、“农村合作社”运动及“合作社”的观点。总的来看，因受到不同农业经济理论与方法的影响，薛暮桥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正确认识到近代农业问题在于土地生产关系，董时进则忽略了这一问题，最终二人形成了不同的农业经济思想;对民国时期两人农业经济思想的分析研究，有利于为当代农业发展提供理论与现实的启示。
关键词：薛暮桥;董时进;土地问题;合作社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37-0066-03
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农业进入发展的转折期，农业经济学家开始在近代农业实践的过程中找寻发展方案。薛暮桥与董时进两人在农业经济领域建树颇丰，都有大量关于近代中国农业发展的著作，同时还实地指导了很多近代农业的实践问题。董时进与薛暮桥二人都生于二十世纪初，所处时代背景相同。但董时进接受了纯粹的西式教育，是现代农业经济学派的代表，而薛暮桥受国内部分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是马克思农业经济学的代表之一，因此，二人关于农业经济的思想有一定差距。董时进与薛暮桥二人都将其农业经济理论运用于实践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期，薛暮桥受命在山东解放区开展相关经济工作，主要参与征收公粮、减租减息等工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董时进任职于江西农业院，改良推广农作物、发展园艺等，在四川组织中国农业协进会、创办大新农场等，并创办《中国农民杂志》、创立中国农民党等。二者的农业经济思想既有相似的社会背景但却受不同思想的影响，所持观点有不同之处，因此二人农业经济思想存在可比性，值得学者研究探析。
一、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落后的思考与应对方法
薛暮桥和董时进二人最突出的差异是：薛暮桥是马克思农业经济学派代表，而董时进是现代农业经济学派代表，两人农业经济思想的最大差异也表现在两个农业经济学派思想的差异中。
面对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的原因，二人持不同的意见。董时进作为现代农业经济学派的代表，认为其原因在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的落后，是旧的农业生产技术和不成熟的农业经营方式阻碍着农业的发展，制约着农业产生效率和近代化的进程。如董时进在《农业经济学》书中指出“中国农民至今仍一概使用手工器具，或极简单之畜力器具，其效率甚低”[1]。他认为是由于农民的生产技术落后而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造成中国农村经济的落后。但薛暮桥批判了董时进这种从农业生产技术出发研究近代农业衰落原因的做法，他认为其原因少部分是生产技术的落后，最重要的还是旧的生产关系的影响。薛暮桥在其论文《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中明确表明“生产技术落后，固然是农村破产的原因之一，但它自身又是受了陈腐的生产关系的约束的结果”“除非根本变革社会关系，生产技术决难继续前进”[2]。他认为，只有在改变旧的社会生产关系后，扫清这些障碍，生产技术才能提高，近代中国的农业才能发展起来。
董时进从农业生产技术角度出发，提出解决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的方案。董时进认为“若能利用机械，以增加劳力之效率，岂特农业及农民之生活将起革命的变化”[1]，农业机械的使用必能提高劳动效率，改善农业生产状况。除积极提倡农业机械的使用外，董时进还提出了其他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方法，如发展畜牧、园艺、特产、保持水土兴修水利等。
薛暮桥从农民和地主两个因素的限制来反驳董时进所提倡的以使用农业机械提高生产效率，解决近代农业落后的方法。从农民方面来看，首先是农民无力购买价值高昂的机械;其次是“田场狭小，不适宜于机器耕种”[2]，中国长期实行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土地分散，不能大规模使用机械;最后是节省出的劳动力会加剧农村劳动力的过剩现象，还会进一步加重城市失业问题，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从地主方面分析，由于田租較高，地主更倾向于把土地分散给农民经营，多余的资金不愿用来购买机器，由于中国劳动力廉价，农民耕种的成本反而低于使用机器。薛暮桥还进一步说明，农业机械的租用甚至会加深对农民的剥削，“机器大多是在地主豪绅手中;或者归都市资本家所有，经过地主豪绅之手，然后租给农民合伙使用，因此又给地主豪绅一个剥削农民的绝好机会”[3]。在他看来，机器的层层出租，必然会收取更多的利润，而这笔费用最终是由农民承担，从而使农民的生存环境继续恶化，反而得不偿失。
二、关于土地问题的纷争
在关于近代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认识上，薛暮桥认为，土地私有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枷锁，少数地主占据了广大的土地，而最大多数的自耕农却仅占有少量的土地，只能从地主手中租种土地。在他看来，这种畸形的土地关系深深地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现今中国土地问题所以如此严重，不仅因为分配不均;最主要的还是这种土地关系妨碍农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3]因此，薛暮桥积极倡导土地革命，要求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变革土地关系。
董时进也十分重视中国近代农业中的土地问题，但却反对任何形式的土地改革。在董时进看来，中国农民并没有像以薛暮桥为代表的马克思农业经济学派所认为的那样受到巨大的剥削压迫，因为“农业在中国自古是最尊崇的职业”“中国的土地和佃农问题，只是一种寻常的社会经济问题”[4]，在他看来，近代中国的农民并没有处于最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董时进还反对将土地问题的关键聚焦于土地的分配问题上，否认是土地的分配不均导致了农业经济的落后，董时进宣称“中国的最根本的土地问题不是分配的问题，而是有无多少的问题”[4]。面对中国土地总数不敷分配这一难题，董时进提出通过减少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量或者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增加产值的方法来解决土地不足的难题。而在董时进看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无非是从农业生产技术与经营方式出发，也再次印证着董时进以生产技术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农业经济学观点。 薛暮桥批判了董时进这种对土地问题的看法和解决措施，认为他们不仅没有看到土地问题的本质还在逃避直接解决这一问题，诸如减少人口、提高土地生产效率仅仅是浮于表象的应对措施，并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案。薛暮桥提到“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博士教授以为土地问题只是一个耕地不足，或是人口过剩问题;所以解决办法，不是节制生育，就是移民垦殖……这只是取消土地问题，绝不是解决土地问题”[3]。按照薛暮桥的观点，董时进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仍旧浮于形式，根本没有把握住近代中国土地问题的关键。
三、关于“合作社”的建议
面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落后、发展困难的情况，董时进和薛暮桥进一步提出了解决的具体方案，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建立“农村合作社”，但对合作社的性质、组织办法等持不同的观点。根据董时进的观点，“农村合作社”的分类可以有很多种，按照其功效可分为信用合作、购买合作、生产合作等，但是由于现阶段农村经济落后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先建立起“信用合作社”。董时进解释“信用合作”是“需借款者相联络，共同负责，向外借入生产资金，或生活必须之费用”[5]。他认为近代农业经济发展困难是因为农民缺乏资金，但贷款困难，所以急需这种最便利、最低息的贷款，董时进很快开始在华洋义赈会开展的农村合作社中实践着其合作社理论。
薛暮桥评价以董时进为代表的这种“农村合作运动”是 “资本主义控制小生产的一个有力工具”“中国的农村经济更趋向于殖民地化而已”[3]。薛暮桥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出于他马克思农业经济学的立场，他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状况分析认为，由于近代中国土地私有制度的存在，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没有变化，地主依旧会剥削农民。其次，由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这种发展为国家政权引导的农业合作运动不可能维护农民阶级的利益。因此，这种性质的农业合作不可能真正解决农业经济落后的问题。
薛暮桥在解放战争时期提出了建立怎样的合作社的观点。与过去中国社会中的合作社被帝国主义和地主用来剥削农民不同，合作社在新民主主义的解放区中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薛暮桥指出，解放区合作社的性质是“群众性的经济组织，并非官办机关”[6]，政府机关不能用行政性命令干预合作社的生产与组织，必须保持合作社的独立性。合作社涉及的种类也较多，以组织生产为中心，包括生产合作社、供销运输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薛暮桥坚持合作社“民办公助”的组织原则，认为“民办是为群众服务，并由群众自己经营，所谓公助，是由政府给以方针和业务上的指导帮助”[6]。显然，薛暮桥不仅看到了政府对合作社的指导作用，还坚持政府对合作社的有限指导，坚定合作社的“群众性”原则、民办公助原则。
董时进也注意到了关于合作社的组织与领导：“要合作事业及早发达，实不能不希望公家切实的扶助指导。”[5]他指出合作社的发展需要政府等公共组织的帮助，但是随着国内合作社的组织开展，董时进也认识到政府的帮助指导必须是有限的，“政府的帮助，必须以使人民能自助为目的。”[5]显然，虽然董时进和薛暮桥两人对合作社的性质组成等认识不同，但都坚持着合作社的“群众性”“自助性”这一观点，接受政府有限的指导与帮助，虽然不论合作社的后期发展如何，但两人对于政府对合作社的干预程度达成了共识。
四、对董时进与薛暮桥农业经济思想的比较评价
董时进十分注重农村的经济调查，他在北平大学农学院任教时经常带领学生实地考察。因此，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董时进的农业经济学理论带有很强的“实用性”、研究的本土化。如面对中国土地问题时，董时进认为中国耕地不足、分配不均，提出解决的直接办法是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或是移民垦荒以达到“开源”的目的。董时进还提出重视科学技术，强调发展盈利性的农业、副业，兴修水利等具体措施来解决农业经济落后的难题，这些都是一些实用性很强的理论与方法。但是，这些方法都有局限性，“董时进农学思想及实践本质上带有改良主义的局限性，其宣传的主义及口号缺乏稳定的环境去实现，失败亦不可避免”[7]，董时进没有看到近代中国的国情、生产关系，甚至反对任何形式的土地改革，没有认识到是近代中国落后的土地生产关系导致了中国农民的悲苦命运，这是形成他农业经济理论局限的根源。但无论如何，在近代时期的中国，董时进能够结合农业的实地经济调查，提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实用性的农业经济理论，对當时农业发展仍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薛暮桥从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以农业经济中的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提出只有改变旧的生产关系才能改变农村经济落后的局面，才能真正实现中国近代农业的发展。面对现代农业经济学派提出的发展农业机械提高农业经济的理论，薛暮桥列举农民与地主两个因素客观分析近代农业机械在中国行不通的原因，认为这种做法甚至会进一步加剧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科学地分析了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问题。
五、结论
总的来说，由于薛暮桥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科学地认识到近代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即土地生产关系问题，更全面、科学、理性地分析近代中国农业的问题。董时进忽略了土地生产关系这一问题，反对任何形式的土地改革，而执着于农业技术与经营方式的改良，其农业经济理论的局限性最终在历史实践中暴露。同理，面对如何促进当代农业发展这一难题时，只有坚持正确的农业经济分析方法，把握现代农业的核心问题，才能更好促进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董时进. 农业经济学[M]. 北京：北平文化学社，1932：177.
[2] 薛暮桥. 薛暮桥学术论著自选集[M]. 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39.
[3] 薛暮桥. 中国农村经济常识[M]. 新知书店，1937：26-141.
[4] 董时进. 国防与农业[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122.
[5] 董时进. 农村合作[M]. 农学院农业经济系，1931：18+157+168.
[6] 薛暮桥，等. 怎样办合作社[M]. 伦敦：光华书店，1948：1- 4.
[7] 李可可. 董时进农学思想及实践活动研究[D]. 昆明：云南大学，2014：88.
（荐稿人：罗玲，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邹宇铭）
关键词：薛暮桥;董时进;土地问题;合作社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37-0066-03
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农业进入发展的转折期，农业经济学家开始在近代农业实践的过程中找寻发展方案。薛暮桥与董时进两人在农业经济领域建树颇丰，都有大量关于近代中国农业发展的著作，同时还实地指导了很多近代农业的实践问题。董时进与薛暮桥二人都生于二十世纪初，所处时代背景相同。但董时进接受了纯粹的西式教育，是现代农业经济学派的代表，而薛暮桥受国内部分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是马克思农业经济学的代表之一，因此，二人关于农业经济的思想有一定差距。董时进与薛暮桥二人都将其农业经济理论运用于实践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期，薛暮桥受命在山东解放区开展相关经济工作，主要参与征收公粮、减租减息等工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董时进任职于江西农业院，改良推广农作物、发展园艺等，在四川组织中国农业协进会、创办大新农场等，并创办《中国农民杂志》、创立中国农民党等。二者的农业经济思想既有相似的社会背景但却受不同思想的影响，所持观点有不同之处，因此二人农业经济思想存在可比性，值得学者研究探析。
一、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落后的思考与应对方法
薛暮桥和董时进二人最突出的差异是：薛暮桥是马克思农业经济学派代表，而董时进是现代农业经济学派代表，两人农业经济思想的最大差异也表现在两个农业经济学派思想的差异中。
面对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的原因，二人持不同的意见。董时进作为现代农业经济学派的代表，认为其原因在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的落后，是旧的农业生产技术和不成熟的农业经营方式阻碍着农业的发展，制约着农业产生效率和近代化的进程。如董时进在《农业经济学》书中指出“中国农民至今仍一概使用手工器具，或极简单之畜力器具，其效率甚低”[1]。他认为是由于农民的生产技术落后而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造成中国农村经济的落后。但薛暮桥批判了董时进这种从农业生产技术出发研究近代农业衰落原因的做法，他认为其原因少部分是生产技术的落后，最重要的还是旧的生产关系的影响。薛暮桥在其论文《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中明确表明“生产技术落后，固然是农村破产的原因之一，但它自身又是受了陈腐的生产关系的约束的结果”“除非根本变革社会关系，生产技术决难继续前进”[2]。他认为，只有在改变旧的社会生产关系后，扫清这些障碍，生产技术才能提高，近代中国的农业才能发展起来。
董时进从农业生产技术角度出发，提出解决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的方案。董时进认为“若能利用机械，以增加劳力之效率，岂特农业及农民之生活将起革命的变化”[1]，农业机械的使用必能提高劳动效率，改善农业生产状况。除积极提倡农业机械的使用外，董时进还提出了其他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方法，如发展畜牧、园艺、特产、保持水土兴修水利等。
薛暮桥从农民和地主两个因素的限制来反驳董时进所提倡的以使用农业机械提高生产效率，解决近代农业落后的方法。从农民方面来看，首先是农民无力购买价值高昂的机械;其次是“田场狭小，不适宜于机器耕种”[2]，中国长期实行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土地分散，不能大规模使用机械;最后是节省出的劳动力会加剧农村劳动力的过剩现象，还会进一步加重城市失业问题，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从地主方面分析，由于田租較高，地主更倾向于把土地分散给农民经营，多余的资金不愿用来购买机器，由于中国劳动力廉价，农民耕种的成本反而低于使用机器。薛暮桥还进一步说明，农业机械的租用甚至会加深对农民的剥削，“机器大多是在地主豪绅手中;或者归都市资本家所有，经过地主豪绅之手，然后租给农民合伙使用，因此又给地主豪绅一个剥削农民的绝好机会”[3]。在他看来，机器的层层出租，必然会收取更多的利润，而这笔费用最终是由农民承担，从而使农民的生存环境继续恶化，反而得不偿失。
二、关于土地问题的纷争
在关于近代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认识上，薛暮桥认为，土地私有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枷锁，少数地主占据了广大的土地，而最大多数的自耕农却仅占有少量的土地，只能从地主手中租种土地。在他看来，这种畸形的土地关系深深地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现今中国土地问题所以如此严重，不仅因为分配不均;最主要的还是这种土地关系妨碍农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3]因此，薛暮桥积极倡导土地革命，要求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变革土地关系。
董时进也十分重视中国近代农业中的土地问题，但却反对任何形式的土地改革。在董时进看来，中国农民并没有像以薛暮桥为代表的马克思农业经济学派所认为的那样受到巨大的剥削压迫，因为“农业在中国自古是最尊崇的职业”“中国的土地和佃农问题，只是一种寻常的社会经济问题”[4]，在他看来，近代中国的农民并没有处于最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董时进还反对将土地问题的关键聚焦于土地的分配问题上，否认是土地的分配不均导致了农业经济的落后，董时进宣称“中国的最根本的土地问题不是分配的问题，而是有无多少的问题”[4]。面对中国土地总数不敷分配这一难题，董时进提出通过减少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量或者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增加产值的方法来解决土地不足的难题。而在董时进看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无非是从农业生产技术与经营方式出发，也再次印证着董时进以生产技术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农业经济学观点。 薛暮桥批判了董时进这种对土地问题的看法和解决措施，认为他们不仅没有看到土地问题的本质还在逃避直接解决这一问题，诸如减少人口、提高土地生产效率仅仅是浮于表象的应对措施，并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案。薛暮桥提到“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博士教授以为土地问题只是一个耕地不足，或是人口过剩问题;所以解决办法，不是节制生育，就是移民垦殖……这只是取消土地问题，绝不是解决土地问题”[3]。按照薛暮桥的观点，董时进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仍旧浮于形式，根本没有把握住近代中国土地问题的关键。
三、关于“合作社”的建议
面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落后、发展困难的情况，董时进和薛暮桥进一步提出了解决的具体方案，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建立“农村合作社”，但对合作社的性质、组织办法等持不同的观点。根据董时进的观点，“农村合作社”的分类可以有很多种，按照其功效可分为信用合作、购买合作、生产合作等，但是由于现阶段农村经济落后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先建立起“信用合作社”。董时进解释“信用合作”是“需借款者相联络，共同负责，向外借入生产资金，或生活必须之费用”[5]。他认为近代农业经济发展困难是因为农民缺乏资金，但贷款困难，所以急需这种最便利、最低息的贷款，董时进很快开始在华洋义赈会开展的农村合作社中实践着其合作社理论。
薛暮桥评价以董时进为代表的这种“农村合作运动”是 “资本主义控制小生产的一个有力工具”“中国的农村经济更趋向于殖民地化而已”[3]。薛暮桥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出于他马克思农业经济学的立场，他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状况分析认为，由于近代中国土地私有制度的存在，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没有变化，地主依旧会剥削农民。其次，由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这种发展为国家政权引导的农业合作运动不可能维护农民阶级的利益。因此，这种性质的农业合作不可能真正解决农业经济落后的问题。
薛暮桥在解放战争时期提出了建立怎样的合作社的观点。与过去中国社会中的合作社被帝国主义和地主用来剥削农民不同，合作社在新民主主义的解放区中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薛暮桥指出，解放区合作社的性质是“群众性的经济组织，并非官办机关”[6]，政府机关不能用行政性命令干预合作社的生产与组织，必须保持合作社的独立性。合作社涉及的种类也较多，以组织生产为中心，包括生产合作社、供销运输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薛暮桥坚持合作社“民办公助”的组织原则，认为“民办是为群众服务，并由群众自己经营，所谓公助，是由政府给以方针和业务上的指导帮助”[6]。显然，薛暮桥不仅看到了政府对合作社的指导作用，还坚持政府对合作社的有限指导，坚定合作社的“群众性”原则、民办公助原则。
董时进也注意到了关于合作社的组织与领导：“要合作事业及早发达，实不能不希望公家切实的扶助指导。”[5]他指出合作社的发展需要政府等公共组织的帮助，但是随着国内合作社的组织开展，董时进也认识到政府的帮助指导必须是有限的，“政府的帮助，必须以使人民能自助为目的。”[5]显然，虽然董时进和薛暮桥两人对合作社的性质组成等认识不同，但都坚持着合作社的“群众性”“自助性”这一观点，接受政府有限的指导与帮助，虽然不论合作社的后期发展如何，但两人对于政府对合作社的干预程度达成了共识。
四、对董时进与薛暮桥农业经济思想的比较评价
董时进十分注重农村的经济调查，他在北平大学农学院任教时经常带领学生实地考察。因此，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董时进的农业经济学理论带有很强的“实用性”、研究的本土化。如面对中国土地问题时，董时进认为中国耕地不足、分配不均，提出解决的直接办法是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或是移民垦荒以达到“开源”的目的。董时进还提出重视科学技术，强调发展盈利性的农业、副业，兴修水利等具体措施来解决农业经济落后的难题，这些都是一些实用性很强的理论与方法。但是，这些方法都有局限性，“董时进农学思想及实践本质上带有改良主义的局限性，其宣传的主义及口号缺乏稳定的环境去实现，失败亦不可避免”[7]，董时进没有看到近代中国的国情、生产关系，甚至反对任何形式的土地改革，没有认识到是近代中国落后的土地生产关系导致了中国农民的悲苦命运，这是形成他农业经济理论局限的根源。但无论如何，在近代时期的中国，董时进能够结合农业的实地经济调查，提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实用性的农业经济理论，对當时农业发展仍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薛暮桥从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以农业经济中的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提出只有改变旧的生产关系才能改变农村经济落后的局面，才能真正实现中国近代农业的发展。面对现代农业经济学派提出的发展农业机械提高农业经济的理论，薛暮桥列举农民与地主两个因素客观分析近代农业机械在中国行不通的原因，认为这种做法甚至会进一步加剧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科学地分析了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问题。
五、结论
总的来说，由于薛暮桥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科学地认识到近代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即土地生产关系问题，更全面、科学、理性地分析近代中国农业的问题。董时进忽略了土地生产关系这一问题，反对任何形式的土地改革，而执着于农业技术与经营方式的改良，其农业经济理论的局限性最终在历史实践中暴露。同理，面对如何促进当代农业发展这一难题时，只有坚持正确的农业经济分析方法，把握现代农业的核心问题，才能更好促进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董时进. 农业经济学[M]. 北京：北平文化学社，1932：177.
[2] 薛暮桥. 薛暮桥学术论著自选集[M]. 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39.
[3] 薛暮桥. 中国农村经济常识[M]. 新知书店，1937：26-141.
[4] 董时进. 国防与农业[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122.
[5] 董时进. 农村合作[M]. 农学院农业经济系，1931：18+157+168.
[6] 薛暮桥，等. 怎样办合作社[M]. 伦敦：光华书店，1948：1- 4.
[7] 李可可. 董时进农学思想及实践活动研究[D]. 昆明：云南大学，2014：88.
（荐稿人：罗玲，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邹宇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