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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起的父亲杨振声是“五四运动”的闯将、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也是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在杨起出生的那年，正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杨振声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因领头闯“赵家楼”而遭到反动当局的拘捕。
山东蓬莱素有“人间仙境”之誉。这里有个水城，是明代民族英雄戚继光训练水师的地方。杨起童年时常随父亲到海岸古炮台，听父亲讲述戚继光将军抗击倭寇的英雄事迹。20世纪30年代初，因父亲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起随父在青岛生活了一段时间，住处正好面对海港，眼见外国列强万吨级的军舰在中国领海耀武扬威，而当时中国最大的一艘军舰还是清政府从英国购进的只有3400吨的“海圻号”，中国不仅军舰小就连炮声也没外国的大，所见所闻使他愤懑不已，他憧憬着长大后学造船，用自己造的军舰把侵略者赶回老家去，来雪洗落后挨打的屈辱。
在青岛上小学时，杨起每天上学要经过日本人居住区，一些日本孩子仗着人多势众，故意欺负中国小孩，伸脚挡住他的去路。杨起毫不畏惧，抬脚用力向挡路日本孩子的脚跺去，吓得那些日本孩子立即闪开，再也不敢挑衅。
后来，杨起随父来到北平。父亲爱好京剧，常带他去听戏，让他也从舞台人物的善恶忠奸中受到教育与启迪，学会明辨是非。父亲的言传身教对他的成长影响很深，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激发起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报国之志。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已南迁，不在北平招生。杨起本想报考清华大学学造船，无奈只得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在北平沦陷的日子里，杨起每次由学校乘校车返回城里，经西直门时总得受日本兵侮辱性的检查。他不甘当亡国奴，伺机冲破校方阻拦，设法逃出北平。他穿上一件不合体的长袍，装得傻傻的坐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由天津辗转到了长沙，借读于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日寇铁蹄伸入到中国南方大地，南京失守而危及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迁往昆明，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校的师生分两路赴滇，一路经香港、越南去昆明；杨起走的是另一路，他参加了取道湘西徒步西行的“湘黔滇步行团”。这种长途跋涉对身体较弱的杨起来说，无论在体力方面还是意志方面，都是很大的锻炼与考验。步行3000多里路，历时两个多月，最终到达昆明，经过考试正式成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
“最初我学的是工程，后来在父亲挚友李四光教授的影响下改学了地质，迈入地学门槛。”杨起立志为祖国多找地下宝藏，使国家富强起来。从此，他与地质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想学造船的宏愿没能实现，是杨起终生的遗憾。他非常喜欢军舰，直到晚年在他家客厅的醒目位置一直摆着一个标着112号的导弹驱逐舰模型，舰上还悬挂着一面国旗。
1944年，已成为北大研究生的杨起去了新疆，参与筹备建立新疆地质调查所。新疆地处边陲，交通不便、人烟稀少、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有一次，他骑着马去野外考察地质，在妖魔山发现了油页岩。然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那年8月15日突然天降大雪，大雪覆盖了道路，让他迷失了方向，幸好马儿识途，把已冻僵了的他驮了回来，捡了一条命。面对新疆军阀的反动独裁和毫无保障的地质工作条件，他不改初衷，努力工作，成为中国早期涉足准噶尔盆地地质研究者之一。他获得的八道湾矿区煤系地层、构造和含煤性等有价值的地质资料及其地质分析，为解放后乌鲁木齐煤田的进一步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尽管地质工作十分艰险，但杨起对地质的热爱从未动摇，反而乐在其中。
1946年，杨起自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地质学部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起初，杨起从事地史古生物和基础地质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由北京大学调到正在创建的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北京地质学院建院初期，有两个方向可供选择，即煤田和石油，杨起选择了煤田，并主持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煤田地质与勘探专业，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煤田地质教研室。
创办煤田地质及勘探专业的初期，筹建和招生是同时进行的。为了能及时开设课程，杨起勇挑重担，亲自主持编写专业教材、领导筹建实验室，同时主讲两门课程并赶写出相应的教材和讲义。杨起在完成自己担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同时助人为乐，国内的同事同行索取讲稿、教学标本，他从不保守，总是一一提供。他历来重视专业队伍建设，甘为人梯，热心扶持中青年教师，对一些初上讲台的教师，从讲课内容到表达方式都给予具体指导。
在煤田地质教学中，杨起不仅在国内率先开出“煤田地质学”和“中国煤田”等专业课程，还先后4次主编或参加编写《煤田地质学》、《中国煤田地质学》等专著。这些专著及时吸取了国内外不同时期最新研究成果和资料，总结了中国煤田地质特点和规律，成为指导中国煤田地质教学、科研和生产的宝贵文献。
20世纪50年代，杨起着重研究大区域的煤田成因类型、煤系分布规律，探求我国煤炭资源的前景。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杨起结合找煤，从古地理类型和大地构造控煤角度，研究我国各时代聚煤作用有利地区时空上的迁移规律。尤其重点针对南方缺煤省份探讨构造活动性、坳陷继承性等对聚煤作用的影响；讨论构造体系对华北晚古生代巨型波状坳陷的聚煤作用与后期分布的控制作用。他主编的《试论闽粤湘赣四省煤田分布规律》、领衔撰写的《中国东部主要含煤建造与构造体系的关系》等专著，对开展第二次全国煤田预测工作起到了理论上的先导作用。
20世纪70年代，杨起首次提出区域岩浆热变质类型和多热源叠加变质观点，指出多数中国煤经历过3个演化阶段，开拓性地解决了困惑已久的我国部分“煤级偏高”难题，初步阐明了中国煤种分带规律，不仅为寻找急需煤种提供了依据，还指导了寻找隐伏岩体及伴生内生矿床的研究。如对河东煤田南部的预测，经山西地矿局213地质队钻探证实，包括炼焦煤在内的煤总储量高达126亿余吨。
20世纪80年代，杨起领导科研组通过对沉积环境、聚煤模式及生物地层的系统研究，提出了以河南禹县为代表的华北南部太原组和山西组下段分别为陆表海碳酸盐岩-碎屑海岸与三角洲潮坪和浅水三角洲聚煤模式。这是我国将沉积学引进煤地质学领域开展聚煤规律研究的成功范例，被作为科研转化成生产力的典型得到推广。杨起一直潜心研究中国煤变质理论，根据中国煤田地质特点，总结了中国煤的变质类型、变质演化、变质规律、变质特点等，提出“中国煤的多阶段变质演化和多热源叠加变质”新理论，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煤地质学理论做出卓越贡献。 1989年，杨起身患直肠癌，急需手术治疗，学校领导和师生为此十分焦虑，他自己却十分镇静，坚持工作。在生与死的抗争中，杨起以坚强的毅力泰然面对。手术后，他与大家共同努力，完成了包括“鄂尔多斯盆地侏罗纪煤聚集规律及其油气成因联系”、“鄂尔多斯盆地含煤岩系生气潜力研究”等国家级和部级科研项目。虽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但他又走上了讲台，讲授研究生的学位课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杨起高度关注并投入大量精力开展能源洁净化及其环境效应研究，提倡煤炭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综合洁净利用，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他认为有效预防和综合治理燃煤污染工作十分紧迫，应该加强煤质研究，开展煤中有害物质的研究，走提高煤质、合理用煤、综合用煤的道路。为了深入研究中国煤变质作用类型及煤化作用机理，他不顾年高体弱，重新背上地质包，头顶炎日，冒着酷暑，深入京西煤田进行煤变质带与岩体接触关系的野外实地调查。
进入21世纪后，一向低调的杨起的名字屡次出现在报刊等媒体上。在这些公众信息的平台上，他大声疾呼应从多方面发展洁净煤技术，包括增加煤的入洗量，重视燃煤过程中的脱硫技术研究，开发简易实用的烟道气净化技术等，真正做到发展经济、保护环境、提高煤的综合利用率等多措并举。
晚年，杨起不顾年事已高和病痛的折磨，仍多方奔走，还数次致文、致电国家有关高层。正是在他和一大批专家的共同努力下，2006年至2008年期间，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鼓励煤层气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从而推开了我国煤层气产业繁荣发展的大门。
杨起治学严谨，强调学术上兼容并包，打好基础，并重视教学质量 ，以求实进取、严格要求等来启迪师生，指导学科建设。他倡导在传统地质科学向现代地质科学发展的转变过程中，必须加强和拓宽煤地质学研究，保证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的连续性，以应对能源需求、能源结构、能源安全等严峻的挑战。
有专家认为，从全国到区域、从宏观到微观、从以资源为核心到资源与环境兼顾，杨起的学术关注点浓缩了新中国地质工作的变化，而其个人事业的起伏，更是映照出了中国整个社会环境的激昂、动荡、平稳和飞跃。
杨起长期忙于科学事业，直到55岁才成家。夫人王荣禧出身于书香之家，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曾就职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文艺部，一直从事艺术、新闻工作，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王荣禧说：“开始，杨先生嫌我思想太活跃、太富于幻想；我嫌他太死板、太冰冷。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接触、磨合，他发现我热情、开朗、活泼；我发现他真诚、直爽、重感情，原来是个‘热水瓶’，热在其中。”他们互相取长补短，相濡以沫。
不过，生活中的杨起并不古板或乏味。他喜爱听京戏、看电影，喜欢游泳、打排球、打垒球，爱水仙花，爱荷花。杨起身边的朋友都知道老人特别喜欢猫。他的家里，到处都有猫的影子。墙上挂的、桌上摆的、毛绒的、塑料的，各种各样造型可爱的小猫占领了室内的每个角落。有时候，杨起还会提醒老伴儿去买些猪肝喂给窗外的流浪猫吃。其实不光是猫，杨起对所有的小动物都很喜欢，一切缘于他的心地太善良。
少为人知的是，杨起早年嗜烟，是一位资深烟民。在西南联大时代，杨起就开始了自己的烟民生涯。当时在昆明，他很容易买到从越南进口的“又好又便宜”的法国烟。由于烟劲大，有一次他抽得多了，感到不舒服，想吐，以至于不得不躺下……参加工作以后，随着工作任务的加重，抽烟也跟着升级，备课要抽、阅卷要抽、科研也要抽。为此，他的烟民资格一步步升级，从抽纸烟到一日两包还加上抽烟斗，工作成绩上去了，但健康却下降了。随着烟龄的增长，杨起抽烟的质和量都有所提高，王荣禧说：“他有时抽得脑袋发木，吃东西没味儿。”结婚前，王荣禧在单位借了一本有关抽烟危害的书给他看，这时杨起毫不犹豫地丢掉手中的烟蒂。从此，杨起与陪伴自己30余年的香烟绝交。改革开放后，各种进口好烟涌进，曾有人拿来好烟请杨起品尝，杨起始终不为所动，抵制了各种诱惑。王荣禧非常钦佩他的毅力。
杨起生活节俭，一张纸、一支铅笔也不肯浪费，曾经穿过的圆领衫、棉毛衫破了许多洞，好像渔网似的。然而，杨起对别人却很大方。他总是热心地帮助别人，甚至不去考虑自己的承受能力。1963年前后曾有一次调整工资的机会，杨起与另一位教师都有资格，但名额只有一个，杨起考虑到那位教师刚结婚，可能负担大一些，就把这难得的名额让给了他。有一次，杨起出国归来，学校派车去机场接他。飞机晚点好久，王荣禧觉得影响了司机的休息，于是就向司机表示歉意。没想到，这位师傅说：“没关系，我没跟杨先生说的——我年轻的时候有5个孩子，每月杨先生都给我钱补贴家用。”如果不是这件事，王荣禧也不会知道杨起悄悄做了这么多好事。
也正是在这种热心助人精神的支撑下，2001年，杨起在拿到何梁何利奖时，又拿出10万元捐给学校，设立基金以奖励德才兼备的学地质的学生。2006年冬天，考虑到银行利息下降，还在北大医院住院的杨起再次把当年的政府津贴全部捐了出去。他的心愿就是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实现自己的理想。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曾经师从杨起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在葛道凯眼里，杨老师就是位慈父，他不仅关心爱护学生，而且治学特别严谨。“我还清楚地记得，杨老师把我精心写就的硕士论文改成了个‘大花脸’，大到前后顺序，小至词句标点，都作了修改，那一次让我触动很大，也对我日后为人做事影响很大。”
2009年5月17日，杨起90岁华诞庆祝会在中国地质大学举行。他的老朋友及新老学生共200多人齐聚一堂，共同为老人祝寿。老寿星杨起坐在鲜花点缀的会场中间，身着亮丽的唐装，显得格外容光焕发，精神矍铄。前来道贺的朋友、学生排着队，争相上前与老人说句祝福的话或者合个影。老人一一握手寒暄，配合留影。
杨起所开创的煤田地质专业，为国家培养了几千名煤田地质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大多已成为专家、教授、高工等，都是教学、科研、生产战线的骨干。杨起在90岁华诞庆祝会的答谢致辞中表示，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雄心犹存，定把大家的鼓励当作鞭策，尽自己所能，为振兴中华、为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为培养更多的优秀科技人才而继续尽绵薄之力，并衷心希望我国能有一大批既有开拓、创新能力，又有务实、奉献精神，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迅速成长起来，为早日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事业，在科教兴国的广阔天地大显身手。
正如一位长期追随杨起的学生所说：“杨老师就像他毕生研究的煤炭一样燃烧自己，为祖国、为社会、为他人带去温暖和光明。”
山东蓬莱素有“人间仙境”之誉。这里有个水城，是明代民族英雄戚继光训练水师的地方。杨起童年时常随父亲到海岸古炮台，听父亲讲述戚继光将军抗击倭寇的英雄事迹。20世纪30年代初，因父亲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起随父在青岛生活了一段时间，住处正好面对海港，眼见外国列强万吨级的军舰在中国领海耀武扬威，而当时中国最大的一艘军舰还是清政府从英国购进的只有3400吨的“海圻号”，中国不仅军舰小就连炮声也没外国的大，所见所闻使他愤懑不已，他憧憬着长大后学造船，用自己造的军舰把侵略者赶回老家去，来雪洗落后挨打的屈辱。
在青岛上小学时，杨起每天上学要经过日本人居住区，一些日本孩子仗着人多势众，故意欺负中国小孩，伸脚挡住他的去路。杨起毫不畏惧，抬脚用力向挡路日本孩子的脚跺去，吓得那些日本孩子立即闪开，再也不敢挑衅。
后来，杨起随父来到北平。父亲爱好京剧，常带他去听戏，让他也从舞台人物的善恶忠奸中受到教育与启迪，学会明辨是非。父亲的言传身教对他的成长影响很深，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激发起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报国之志。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已南迁，不在北平招生。杨起本想报考清华大学学造船，无奈只得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在北平沦陷的日子里，杨起每次由学校乘校车返回城里，经西直门时总得受日本兵侮辱性的检查。他不甘当亡国奴，伺机冲破校方阻拦，设法逃出北平。他穿上一件不合体的长袍，装得傻傻的坐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由天津辗转到了长沙，借读于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日寇铁蹄伸入到中国南方大地，南京失守而危及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迁往昆明，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校的师生分两路赴滇，一路经香港、越南去昆明；杨起走的是另一路，他参加了取道湘西徒步西行的“湘黔滇步行团”。这种长途跋涉对身体较弱的杨起来说，无论在体力方面还是意志方面，都是很大的锻炼与考验。步行3000多里路，历时两个多月，最终到达昆明，经过考试正式成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
“最初我学的是工程，后来在父亲挚友李四光教授的影响下改学了地质，迈入地学门槛。”杨起立志为祖国多找地下宝藏，使国家富强起来。从此，他与地质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想学造船的宏愿没能实现，是杨起终生的遗憾。他非常喜欢军舰，直到晚年在他家客厅的醒目位置一直摆着一个标着112号的导弹驱逐舰模型，舰上还悬挂着一面国旗。
1944年，已成为北大研究生的杨起去了新疆，参与筹备建立新疆地质调查所。新疆地处边陲，交通不便、人烟稀少、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有一次，他骑着马去野外考察地质，在妖魔山发现了油页岩。然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那年8月15日突然天降大雪，大雪覆盖了道路，让他迷失了方向，幸好马儿识途，把已冻僵了的他驮了回来，捡了一条命。面对新疆军阀的反动独裁和毫无保障的地质工作条件，他不改初衷，努力工作，成为中国早期涉足准噶尔盆地地质研究者之一。他获得的八道湾矿区煤系地层、构造和含煤性等有价值的地质资料及其地质分析，为解放后乌鲁木齐煤田的进一步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尽管地质工作十分艰险，但杨起对地质的热爱从未动摇，反而乐在其中。
1946年，杨起自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地质学部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起初，杨起从事地史古生物和基础地质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由北京大学调到正在创建的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北京地质学院建院初期，有两个方向可供选择，即煤田和石油，杨起选择了煤田，并主持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煤田地质与勘探专业，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煤田地质教研室。
创办煤田地质及勘探专业的初期，筹建和招生是同时进行的。为了能及时开设课程，杨起勇挑重担，亲自主持编写专业教材、领导筹建实验室，同时主讲两门课程并赶写出相应的教材和讲义。杨起在完成自己担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同时助人为乐，国内的同事同行索取讲稿、教学标本，他从不保守，总是一一提供。他历来重视专业队伍建设，甘为人梯，热心扶持中青年教师，对一些初上讲台的教师，从讲课内容到表达方式都给予具体指导。
在煤田地质教学中，杨起不仅在国内率先开出“煤田地质学”和“中国煤田”等专业课程，还先后4次主编或参加编写《煤田地质学》、《中国煤田地质学》等专著。这些专著及时吸取了国内外不同时期最新研究成果和资料，总结了中国煤田地质特点和规律，成为指导中国煤田地质教学、科研和生产的宝贵文献。
20世纪50年代，杨起着重研究大区域的煤田成因类型、煤系分布规律，探求我国煤炭资源的前景。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杨起结合找煤，从古地理类型和大地构造控煤角度，研究我国各时代聚煤作用有利地区时空上的迁移规律。尤其重点针对南方缺煤省份探讨构造活动性、坳陷继承性等对聚煤作用的影响；讨论构造体系对华北晚古生代巨型波状坳陷的聚煤作用与后期分布的控制作用。他主编的《试论闽粤湘赣四省煤田分布规律》、领衔撰写的《中国东部主要含煤建造与构造体系的关系》等专著，对开展第二次全国煤田预测工作起到了理论上的先导作用。
20世纪70年代，杨起首次提出区域岩浆热变质类型和多热源叠加变质观点，指出多数中国煤经历过3个演化阶段，开拓性地解决了困惑已久的我国部分“煤级偏高”难题，初步阐明了中国煤种分带规律，不仅为寻找急需煤种提供了依据，还指导了寻找隐伏岩体及伴生内生矿床的研究。如对河东煤田南部的预测，经山西地矿局213地质队钻探证实，包括炼焦煤在内的煤总储量高达126亿余吨。
20世纪80年代，杨起领导科研组通过对沉积环境、聚煤模式及生物地层的系统研究，提出了以河南禹县为代表的华北南部太原组和山西组下段分别为陆表海碳酸盐岩-碎屑海岸与三角洲潮坪和浅水三角洲聚煤模式。这是我国将沉积学引进煤地质学领域开展聚煤规律研究的成功范例，被作为科研转化成生产力的典型得到推广。杨起一直潜心研究中国煤变质理论，根据中国煤田地质特点，总结了中国煤的变质类型、变质演化、变质规律、变质特点等，提出“中国煤的多阶段变质演化和多热源叠加变质”新理论，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煤地质学理论做出卓越贡献。 1989年，杨起身患直肠癌，急需手术治疗，学校领导和师生为此十分焦虑，他自己却十分镇静，坚持工作。在生与死的抗争中，杨起以坚强的毅力泰然面对。手术后，他与大家共同努力，完成了包括“鄂尔多斯盆地侏罗纪煤聚集规律及其油气成因联系”、“鄂尔多斯盆地含煤岩系生气潜力研究”等国家级和部级科研项目。虽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但他又走上了讲台，讲授研究生的学位课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杨起高度关注并投入大量精力开展能源洁净化及其环境效应研究，提倡煤炭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综合洁净利用，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他认为有效预防和综合治理燃煤污染工作十分紧迫，应该加强煤质研究，开展煤中有害物质的研究，走提高煤质、合理用煤、综合用煤的道路。为了深入研究中国煤变质作用类型及煤化作用机理，他不顾年高体弱，重新背上地质包，头顶炎日，冒着酷暑，深入京西煤田进行煤变质带与岩体接触关系的野外实地调查。
进入21世纪后，一向低调的杨起的名字屡次出现在报刊等媒体上。在这些公众信息的平台上，他大声疾呼应从多方面发展洁净煤技术，包括增加煤的入洗量，重视燃煤过程中的脱硫技术研究，开发简易实用的烟道气净化技术等，真正做到发展经济、保护环境、提高煤的综合利用率等多措并举。
晚年，杨起不顾年事已高和病痛的折磨，仍多方奔走，还数次致文、致电国家有关高层。正是在他和一大批专家的共同努力下，2006年至2008年期间，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鼓励煤层气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从而推开了我国煤层气产业繁荣发展的大门。
杨起治学严谨，强调学术上兼容并包，打好基础，并重视教学质量 ，以求实进取、严格要求等来启迪师生，指导学科建设。他倡导在传统地质科学向现代地质科学发展的转变过程中，必须加强和拓宽煤地质学研究，保证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的连续性，以应对能源需求、能源结构、能源安全等严峻的挑战。
有专家认为，从全国到区域、从宏观到微观、从以资源为核心到资源与环境兼顾，杨起的学术关注点浓缩了新中国地质工作的变化，而其个人事业的起伏，更是映照出了中国整个社会环境的激昂、动荡、平稳和飞跃。
杨起长期忙于科学事业，直到55岁才成家。夫人王荣禧出身于书香之家，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曾就职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文艺部，一直从事艺术、新闻工作，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王荣禧说：“开始，杨先生嫌我思想太活跃、太富于幻想；我嫌他太死板、太冰冷。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接触、磨合，他发现我热情、开朗、活泼；我发现他真诚、直爽、重感情，原来是个‘热水瓶’，热在其中。”他们互相取长补短，相濡以沫。
不过，生活中的杨起并不古板或乏味。他喜爱听京戏、看电影，喜欢游泳、打排球、打垒球，爱水仙花，爱荷花。杨起身边的朋友都知道老人特别喜欢猫。他的家里，到处都有猫的影子。墙上挂的、桌上摆的、毛绒的、塑料的，各种各样造型可爱的小猫占领了室内的每个角落。有时候，杨起还会提醒老伴儿去买些猪肝喂给窗外的流浪猫吃。其实不光是猫，杨起对所有的小动物都很喜欢，一切缘于他的心地太善良。
少为人知的是，杨起早年嗜烟，是一位资深烟民。在西南联大时代，杨起就开始了自己的烟民生涯。当时在昆明，他很容易买到从越南进口的“又好又便宜”的法国烟。由于烟劲大，有一次他抽得多了，感到不舒服，想吐，以至于不得不躺下……参加工作以后，随着工作任务的加重，抽烟也跟着升级，备课要抽、阅卷要抽、科研也要抽。为此，他的烟民资格一步步升级，从抽纸烟到一日两包还加上抽烟斗，工作成绩上去了，但健康却下降了。随着烟龄的增长，杨起抽烟的质和量都有所提高，王荣禧说：“他有时抽得脑袋发木，吃东西没味儿。”结婚前，王荣禧在单位借了一本有关抽烟危害的书给他看，这时杨起毫不犹豫地丢掉手中的烟蒂。从此，杨起与陪伴自己30余年的香烟绝交。改革开放后，各种进口好烟涌进，曾有人拿来好烟请杨起品尝，杨起始终不为所动，抵制了各种诱惑。王荣禧非常钦佩他的毅力。
杨起生活节俭，一张纸、一支铅笔也不肯浪费，曾经穿过的圆领衫、棉毛衫破了许多洞，好像渔网似的。然而，杨起对别人却很大方。他总是热心地帮助别人，甚至不去考虑自己的承受能力。1963年前后曾有一次调整工资的机会，杨起与另一位教师都有资格，但名额只有一个，杨起考虑到那位教师刚结婚，可能负担大一些，就把这难得的名额让给了他。有一次，杨起出国归来，学校派车去机场接他。飞机晚点好久，王荣禧觉得影响了司机的休息，于是就向司机表示歉意。没想到，这位师傅说：“没关系，我没跟杨先生说的——我年轻的时候有5个孩子，每月杨先生都给我钱补贴家用。”如果不是这件事，王荣禧也不会知道杨起悄悄做了这么多好事。
也正是在这种热心助人精神的支撑下，2001年，杨起在拿到何梁何利奖时，又拿出10万元捐给学校，设立基金以奖励德才兼备的学地质的学生。2006年冬天，考虑到银行利息下降，还在北大医院住院的杨起再次把当年的政府津贴全部捐了出去。他的心愿就是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实现自己的理想。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曾经师从杨起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在葛道凯眼里，杨老师就是位慈父，他不仅关心爱护学生，而且治学特别严谨。“我还清楚地记得，杨老师把我精心写就的硕士论文改成了个‘大花脸’，大到前后顺序，小至词句标点，都作了修改，那一次让我触动很大，也对我日后为人做事影响很大。”
2009年5月17日，杨起90岁华诞庆祝会在中国地质大学举行。他的老朋友及新老学生共200多人齐聚一堂，共同为老人祝寿。老寿星杨起坐在鲜花点缀的会场中间，身着亮丽的唐装，显得格外容光焕发，精神矍铄。前来道贺的朋友、学生排着队，争相上前与老人说句祝福的话或者合个影。老人一一握手寒暄，配合留影。
杨起所开创的煤田地质专业，为国家培养了几千名煤田地质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大多已成为专家、教授、高工等，都是教学、科研、生产战线的骨干。杨起在90岁华诞庆祝会的答谢致辞中表示，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雄心犹存，定把大家的鼓励当作鞭策，尽自己所能，为振兴中华、为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为培养更多的优秀科技人才而继续尽绵薄之力，并衷心希望我国能有一大批既有开拓、创新能力，又有务实、奉献精神，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迅速成长起来，为早日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事业，在科教兴国的广阔天地大显身手。
正如一位长期追随杨起的学生所说：“杨老师就像他毕生研究的煤炭一样燃烧自己，为祖国、为社会、为他人带去温暖和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