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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武汉中考语文现代文阅读有一篇题为《椅子改变中国文化》的文章，作者是一位80后年轻人王巍。内容如下：“……最早的时候，没有椅子，人们会客的时候都是跪坐在席子上，这叫跽坐。到了东汉末年，一种名叫‘胡床’的折叠板凳传人中原，第一次改变了人们的坐姿，人们逐渐开始放弃跪坐这种难受的姿势。唐代中期，胡床逐渐演变为我们习以为常的有靠背、有扶手、可以让双腿自然垂下的椅子。到了宋朝，这种椅子便广泛地流行起来。椅子的流行不仅仅使人们的坐姿发生改变，更重要的是对古代中国文化产生了冲击……”他写及的具体冲击有四点：1.椅子使窗户位置升高。2.家具数量增加，高足家具如桌子出现。3.用餐方式由分餐制变成围坐一张桌子吃饭的合餐制。4.椅子出现前君臣议事大家都跪着，关系像是合作伙伴；椅子出现后，皇帝高坐在椅子上，臣民们跪拜在地上，这巩固了皇权至上的观念。
这位年轻人的说法极具想象力和创造性，说法显然是接受了我国家具研究领域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我们是席地而坐的民族，汉代以后椅凳才传人中原，开始了高足家具与垂足而坐的时代。
据查询到的资料，此观点最早是由知名民族学家、历史学家黄现瑶先生(1899-1982年)提出。他在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相继发表有《我国坐俗古今之变》(一、二、三、四、五)、《古书解读初探》等文章，提出：“纵观吾国古今坐俗，可以大概为二，即自古至隋为跪坐时期，唐宋以后为椅坐时期。元子(凳)本可垂足，此坐始于唐，盛于宋。唐之椅子、绳床垂足而且倚坐，宋代承习，当然无异。此不独文献上，足为明证，即汉代山东孝堂山石刻及武梁祠之画像石，以及古传名画，今出土文物，亦可见之。”
上述假设和结论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本无可非议，但是近年来这个观点经媒体当做文化普及宣传，有成为社会公认和学术定论的趋势。我们的祖先究竟是席地而坐还是被席地而坐的呢?对此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第一，这个观点把因果关系颠倒了。不是因为有了椅凳，我们的祖先才学会了垂足而坐，或者说，不是家具决定人类的立姿、坐姿和卧姿，而是人类的生体结构、活动规律和生活需要决定了我们的行为举止，并由此决定了适合人类的房屋以及各种各样家具的诞生。
我们知道，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主要区别是“站立”。考古学发现，人类从半直立到完全直立经过了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现代人类的身体结构通过进化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与其他任何哺乳动物都不同，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独特的立姿、坐姿和卧姿。比如人类的胸廓形状与绝大多数动物不同，鸡、犬、猪、羊、狮、虎、猴、马等动物都是横径明显小于上下径，而人的胸廓横径大于前后径。躯体结构决定了马不能平躺仰卧而人类却适宜平卧，因此我们有了平坦的床。众所周知，鸟巢都是碗状的，这是因为鸟是俯卧的，而鸟的胸部是弧形的，鸟为自身搭建了适宜身体结构的窝。相信不会有人说，因为有了平床，所以我们学会了平卧。
人类的下肢骨形态和结构适应其支持和行走的功能，并具有完整牢固的骨盆。这个拱形骨盆接受从骶骨传来的身体重量，当人坐下时，体重传到左右坐骨结节，耻骨承受张力，下肢的压力获得释放，人类获得休息。而直坐姿势不止让人休息，人类还可以在直坐姿势下进行手工劳动、进食等活动。对于在野外生活的远古人类，垂足高位而坐是极其重要和必须的。这样便于观察环境，在获得休息的同时及时发现天敌或猎物，便于在紧急情况下拔腿而起，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简单想象一下，我们的祖先在狩猎活动中累了，自然会躺下或者席地而坐休息，其中也会有人找一块石头或者一截树木垂足高位而坐，在休息的同时为自己及群体保持警惕状态。为了便于在行走时维持身体的平衡，同时减轻在走、跑、跳跃时从下面传到脊柱的震动，而减少对头部的冲击，人的脊柱进化呈“S”状弯曲。这使得人类在垂足而坐时不能得到完全的放松，容易失去平衡。选择背后有一块大石头的地方垂足倚坐便成为一种最自然的选择，这是靠背椅出现的起因。后来，人类的这种下意识发展成为有意识设计制作带弯曲后背的明式圈椅，现在被誉为“人体工程学”。建筑领域有一套名为“建筑设计标准规范”的工具书，内有数百万数据，如住宅的走廊应该多宽，厨房的操作台应该多高，500人学校的操场应该多大等等，所有数据的原始依据就是人体的结构尺寸和活动规律。
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建造木结构的房屋，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遗存了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干栏式建筑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地理环境，今天在我国西南地区还可见到。遗址清理出来的木构件主要有木桩、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构件上带有榫头和卯口，约有几百件，说明当时建房时垂直相交的接点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术，而且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家具与建筑同宗同源一起发展，家具功能是建筑功能的延伸，人类正是通过家具来消化和享用建筑室内空间。如果说建筑的原始功能是御寒暑、避风雨和防止野兽侵袭，那么家具的原始功能就是坐、卧和储存。高超的榫卯技术是中国传统家具的特色，现在很难判断这种技术是从房屋还是从家具上起源的。现在可以假设的是，我们的祖先在建设房屋的同时，起先是搬移适合垂足而坐的石头或者木块到居住环境内，进而改造或者构筑生活所需的木质家具……这就是凳子、椅子以及后来逐步发展的所有家具的原始起因。
第二，黄现瑶先生提出我国古代坐俗的依据是文献记载及汉画像石、古画和出土的文物。其中最多、最形象、最可靠的无疑是汉代以前的画像砖、画像石及石刻、陶俑等出土实物。近几十年随着土木工程建设的发展，反映先秦文化的文物和汉代画像砖石大量出土。其中不乏大量反映高足家具和垂足而坐的场景的文物。图l为东汉画像石“西王母”拓片，图中人物垂腿安坐于一张长凳上。图2为四川出土的东汉画像砖拓片，表现了当时女子的不同坐姿，其中左边女子一足垂一足抬起，是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状态。图3--5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极其清晰地显示了单人凳与双人凳已经被广泛使用，主要人物跪坐或者盘腿高坐其上。图6显示的应该是三口之家在高足床上其乐融融的场面，证明高足家具在当时已经出现并被广泛利用。
第三，支持我们祖先2000年前是席地而坐的有一种观点认为，那时所有的欧洲人都是坐在椅子上的，因为欧洲气候比较阴冷潮湿；亚洲人都是坐在地上的，我们中国人也不例外，因为亚洲气候温暧干燥。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2000年前华夏文明中的礼制、哲学、风水阴阳学、医药养生学、饮食文化等已经基本形成。中国哲学家历来认为“万物莫不有对”，《易经》以 阴阳的变化解释世界，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等。万物一分为二，阴阳、水火、寒热、干湿等对立而存在。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和制约，通过生活实践，华夏民族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地属阴性，属阳性的人体要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
中国古建筑从总体上说是木结构，但并不是纯木，是以砖、瓦、石等为辅。历史上很早就有秦砖汉瓦一说，砖墙砖地是中国木结构建筑的特点，北京的紫禁城、苏州园林、山西的大院等都是这样。而中国传统认为砖地也属阴寒，在砖地上席地坐卧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伤害，要与砖地保持一定的空间。不能一屁股坐在地上的概念已经从生活习惯、礼仪制度演变成一种文化，并且发展趋于极致，以至于将双足也列入尽可能与地面保持距离的范畴。汉画像石上经常出现盘腿坐在凳子上的场景，应该是出于这种文化拘束。发展到后来出现专门用于搁置双足的家具——脚踏，置于椅子和床前以保护双足不受湿寒。中国古典家具椅子前腿之间安装的管脚枨，为了方便搁置双脚特别削出一斜面，这些在世界其他家具文化中都是很少见的。我们祖先在定居的环境中，由简至繁制造各种木质家具以保持自己与地面的距离，这也是中国家具发展的原始基础之一。
第四，不可否认，汉代画像砖、石及各种随葬俑中大量出现跪坐在地的形象。对此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1896 1979年)在1953年《跪坐、蹲踞与箕踞》一文中指出，原始人为缓解劳累，最自然的休息体态以蹲踞(下肢屈折，以膝向上，臀部向下而不着地)及箕踞(以臀部坐地，两腿向前平伸如箕状)为最普遍，不是以跪坐为主要体相。又说，蹲踞和箕踞不但是东夷人的习惯，可能也是夏人的习惯，而跪坐却是尚鬼的商人统治阶级的坐姿，并演变成了一种供奉祖先、祭祀神天以及接待宾客的礼仪。可见跪坐只是一种“礼”，屈膝表现的是臣对君、客对主、下对上的尊重、服从与卑躬，因此有“卑躬屈膝”一说。出土的随葬品中也有这种“礼”教文化的体现，如著名的满城西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形象为跪地执灯的年轻宫女，虽然通体鎏金，但其身份是奴仆，只能跪姿服务。出土的各种跪姿俑很多，均是奴仆阶层，受此文化拘束非跪不可。
这种跪坐也不是隋唐时就消失殆尽，实际一直延续至近百年前。清末民初百姓叩见官爷依然需要下跪，英皇特使因不向清皇屈膝下跪而酿成外交危机，可见下跪有失尊严是全人类的共识。而跪坐远不止是“面子”问题，在席子上两膝向前跪地，臀部坐放在小腿上，双手放在膝盖上，稍保持片刻，下肢便会血液循环不畅，麻木疼痛难忍。除非从小坚持跪坐，经过十年修炼将秀腿坐压成罗圈腿后方能适应。可见跪坐虽然在汉画像石、砖上大量出现，但并不能说明这是当时人们生活中的常态，更不能由此断定这是中国人唯一会的坐姿。就像正步走一样，是当今最正式最高礼仪的步态，但只是在队伍经过主席台前走一分钟，人们绝大多数时间都是随行漫步。
第五，跪坐不是常态，汉画像砖上的“席地”又怎么解释呢?仔细分析图7可以发现，宾客膝下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席”，而是有一定厚度的一层铺垫。《礼记-礼器》中说：“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意为不论哪种席子，凡为天子设席必五重，诸侯三重，大夫二重，而且这还不包括下层的筵，并将其列为礼的制度。五席分别为莞席、藻席、次席、蒲度、熊席。莞席，以莞草所编，材质粗糙，用来直接铺在地上，以防潮隔虫。《诗·小雅·斯干》：“下莞上篥，乃安斯寝。”藻席，指花纹精美、色彩艳丽的席子。次席，又称“桃枝席”，是竹席的一种。熊席，指以熊、虎、豹、狼皮等所做之席，属冬季使用的暧席一类。《西京杂记》载：“绿熊席，毛长二尺余，人眠而拥毛自蔽，望之者不能见。坐则没其中。”
这位年轻人的说法极具想象力和创造性，说法显然是接受了我国家具研究领域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我们是席地而坐的民族，汉代以后椅凳才传人中原，开始了高足家具与垂足而坐的时代。
据查询到的资料，此观点最早是由知名民族学家、历史学家黄现瑶先生(1899-1982年)提出。他在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相继发表有《我国坐俗古今之变》(一、二、三、四、五)、《古书解读初探》等文章，提出：“纵观吾国古今坐俗，可以大概为二，即自古至隋为跪坐时期，唐宋以后为椅坐时期。元子(凳)本可垂足，此坐始于唐，盛于宋。唐之椅子、绳床垂足而且倚坐，宋代承习，当然无异。此不独文献上，足为明证，即汉代山东孝堂山石刻及武梁祠之画像石，以及古传名画，今出土文物，亦可见之。”
上述假设和结论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本无可非议，但是近年来这个观点经媒体当做文化普及宣传，有成为社会公认和学术定论的趋势。我们的祖先究竟是席地而坐还是被席地而坐的呢?对此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第一，这个观点把因果关系颠倒了。不是因为有了椅凳，我们的祖先才学会了垂足而坐，或者说，不是家具决定人类的立姿、坐姿和卧姿，而是人类的生体结构、活动规律和生活需要决定了我们的行为举止，并由此决定了适合人类的房屋以及各种各样家具的诞生。
我们知道，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主要区别是“站立”。考古学发现，人类从半直立到完全直立经过了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现代人类的身体结构通过进化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与其他任何哺乳动物都不同，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独特的立姿、坐姿和卧姿。比如人类的胸廓形状与绝大多数动物不同，鸡、犬、猪、羊、狮、虎、猴、马等动物都是横径明显小于上下径，而人的胸廓横径大于前后径。躯体结构决定了马不能平躺仰卧而人类却适宜平卧，因此我们有了平坦的床。众所周知，鸟巢都是碗状的，这是因为鸟是俯卧的，而鸟的胸部是弧形的，鸟为自身搭建了适宜身体结构的窝。相信不会有人说，因为有了平床，所以我们学会了平卧。
人类的下肢骨形态和结构适应其支持和行走的功能，并具有完整牢固的骨盆。这个拱形骨盆接受从骶骨传来的身体重量，当人坐下时，体重传到左右坐骨结节，耻骨承受张力，下肢的压力获得释放，人类获得休息。而直坐姿势不止让人休息，人类还可以在直坐姿势下进行手工劳动、进食等活动。对于在野外生活的远古人类，垂足高位而坐是极其重要和必须的。这样便于观察环境，在获得休息的同时及时发现天敌或猎物，便于在紧急情况下拔腿而起，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简单想象一下，我们的祖先在狩猎活动中累了，自然会躺下或者席地而坐休息，其中也会有人找一块石头或者一截树木垂足高位而坐，在休息的同时为自己及群体保持警惕状态。为了便于在行走时维持身体的平衡，同时减轻在走、跑、跳跃时从下面传到脊柱的震动，而减少对头部的冲击，人的脊柱进化呈“S”状弯曲。这使得人类在垂足而坐时不能得到完全的放松，容易失去平衡。选择背后有一块大石头的地方垂足倚坐便成为一种最自然的选择，这是靠背椅出现的起因。后来，人类的这种下意识发展成为有意识设计制作带弯曲后背的明式圈椅，现在被誉为“人体工程学”。建筑领域有一套名为“建筑设计标准规范”的工具书，内有数百万数据，如住宅的走廊应该多宽，厨房的操作台应该多高，500人学校的操场应该多大等等，所有数据的原始依据就是人体的结构尺寸和活动规律。
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建造木结构的房屋，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遗存了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干栏式建筑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地理环境，今天在我国西南地区还可见到。遗址清理出来的木构件主要有木桩、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构件上带有榫头和卯口，约有几百件，说明当时建房时垂直相交的接点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术，而且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家具与建筑同宗同源一起发展，家具功能是建筑功能的延伸，人类正是通过家具来消化和享用建筑室内空间。如果说建筑的原始功能是御寒暑、避风雨和防止野兽侵袭，那么家具的原始功能就是坐、卧和储存。高超的榫卯技术是中国传统家具的特色，现在很难判断这种技术是从房屋还是从家具上起源的。现在可以假设的是，我们的祖先在建设房屋的同时，起先是搬移适合垂足而坐的石头或者木块到居住环境内，进而改造或者构筑生活所需的木质家具……这就是凳子、椅子以及后来逐步发展的所有家具的原始起因。
第二，黄现瑶先生提出我国古代坐俗的依据是文献记载及汉画像石、古画和出土的文物。其中最多、最形象、最可靠的无疑是汉代以前的画像砖、画像石及石刻、陶俑等出土实物。近几十年随着土木工程建设的发展，反映先秦文化的文物和汉代画像砖石大量出土。其中不乏大量反映高足家具和垂足而坐的场景的文物。图l为东汉画像石“西王母”拓片，图中人物垂腿安坐于一张长凳上。图2为四川出土的东汉画像砖拓片，表现了当时女子的不同坐姿，其中左边女子一足垂一足抬起，是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状态。图3--5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极其清晰地显示了单人凳与双人凳已经被广泛使用，主要人物跪坐或者盘腿高坐其上。图6显示的应该是三口之家在高足床上其乐融融的场面，证明高足家具在当时已经出现并被广泛利用。
第三，支持我们祖先2000年前是席地而坐的有一种观点认为，那时所有的欧洲人都是坐在椅子上的，因为欧洲气候比较阴冷潮湿；亚洲人都是坐在地上的，我们中国人也不例外，因为亚洲气候温暧干燥。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2000年前华夏文明中的礼制、哲学、风水阴阳学、医药养生学、饮食文化等已经基本形成。中国哲学家历来认为“万物莫不有对”，《易经》以 阴阳的变化解释世界，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等。万物一分为二，阴阳、水火、寒热、干湿等对立而存在。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和制约，通过生活实践，华夏民族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地属阴性，属阳性的人体要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
中国古建筑从总体上说是木结构，但并不是纯木，是以砖、瓦、石等为辅。历史上很早就有秦砖汉瓦一说，砖墙砖地是中国木结构建筑的特点，北京的紫禁城、苏州园林、山西的大院等都是这样。而中国传统认为砖地也属阴寒，在砖地上席地坐卧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伤害，要与砖地保持一定的空间。不能一屁股坐在地上的概念已经从生活习惯、礼仪制度演变成一种文化，并且发展趋于极致，以至于将双足也列入尽可能与地面保持距离的范畴。汉画像石上经常出现盘腿坐在凳子上的场景，应该是出于这种文化拘束。发展到后来出现专门用于搁置双足的家具——脚踏，置于椅子和床前以保护双足不受湿寒。中国古典家具椅子前腿之间安装的管脚枨，为了方便搁置双脚特别削出一斜面，这些在世界其他家具文化中都是很少见的。我们祖先在定居的环境中，由简至繁制造各种木质家具以保持自己与地面的距离，这也是中国家具发展的原始基础之一。
第四，不可否认，汉代画像砖、石及各种随葬俑中大量出现跪坐在地的形象。对此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1896 1979年)在1953年《跪坐、蹲踞与箕踞》一文中指出，原始人为缓解劳累，最自然的休息体态以蹲踞(下肢屈折，以膝向上，臀部向下而不着地)及箕踞(以臀部坐地，两腿向前平伸如箕状)为最普遍，不是以跪坐为主要体相。又说，蹲踞和箕踞不但是东夷人的习惯，可能也是夏人的习惯，而跪坐却是尚鬼的商人统治阶级的坐姿，并演变成了一种供奉祖先、祭祀神天以及接待宾客的礼仪。可见跪坐只是一种“礼”，屈膝表现的是臣对君、客对主、下对上的尊重、服从与卑躬，因此有“卑躬屈膝”一说。出土的随葬品中也有这种“礼”教文化的体现，如著名的满城西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形象为跪地执灯的年轻宫女，虽然通体鎏金，但其身份是奴仆，只能跪姿服务。出土的各种跪姿俑很多，均是奴仆阶层，受此文化拘束非跪不可。
这种跪坐也不是隋唐时就消失殆尽，实际一直延续至近百年前。清末民初百姓叩见官爷依然需要下跪，英皇特使因不向清皇屈膝下跪而酿成外交危机，可见下跪有失尊严是全人类的共识。而跪坐远不止是“面子”问题，在席子上两膝向前跪地，臀部坐放在小腿上，双手放在膝盖上，稍保持片刻，下肢便会血液循环不畅，麻木疼痛难忍。除非从小坚持跪坐，经过十年修炼将秀腿坐压成罗圈腿后方能适应。可见跪坐虽然在汉画像石、砖上大量出现，但并不能说明这是当时人们生活中的常态，更不能由此断定这是中国人唯一会的坐姿。就像正步走一样，是当今最正式最高礼仪的步态，但只是在队伍经过主席台前走一分钟，人们绝大多数时间都是随行漫步。
第五，跪坐不是常态，汉画像砖上的“席地”又怎么解释呢?仔细分析图7可以发现，宾客膝下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席”，而是有一定厚度的一层铺垫。《礼记-礼器》中说：“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意为不论哪种席子，凡为天子设席必五重，诸侯三重，大夫二重，而且这还不包括下层的筵，并将其列为礼的制度。五席分别为莞席、藻席、次席、蒲度、熊席。莞席，以莞草所编，材质粗糙，用来直接铺在地上，以防潮隔虫。《诗·小雅·斯干》：“下莞上篥，乃安斯寝。”藻席，指花纹精美、色彩艳丽的席子。次席，又称“桃枝席”，是竹席的一种。熊席，指以熊、虎、豹、狼皮等所做之席，属冬季使用的暧席一类。《西京杂记》载：“绿熊席，毛长二尺余，人眠而拥毛自蔽，望之者不能见。坐则没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