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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法治政府建设，建言司法体制改革，热议立法法修订……“法治”无疑是今年全国人代会的热词。
全面依法治国，被视为与全面深化改革并行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轮”。2015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代表们期待，法治建设能蹄疾而步稳，走出法治中国新天地。
为“任性”权力戴上紧箍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5年要“坚持依宪执政、依法行政，把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一切违法违规的行为都要追究，一切执法不公正不文明的现象都必须纠正。”这样的表述，得到了全国人大代表的普遍赞同。
“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提出后，政府带头作表率，百姓才会很好地跟上，带动全社会学法守法用法。”全国人大代表、台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薛少仙表示。
薛少仙认为，各级政府不仅要带头学法，还要将学法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落实到依法行政上，否则学用脱钩，就是两张皮。“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今年5月1日将生效，政府对‘民告官’案件要积极应诉，行政机关首长该出庭的就要出庭，提高应诉率和出庭率。”薛少仙说。
“行动是无声的示范，在法治建设过程中，领导干部是‘关键少数’，每个领导干部都要自觉守法，牢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国人大代表、金华市委书记徐加爱表示：守法是领导干部的基本素养，领导干部必须做守法模范。如果有权就任性，将给社会带来极大的负能量。“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必须牢记在心，做不到前者是失职，做不到后者是渎职。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是建设法治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徐加爱建议，明确行政执法机关相关权力及操作办法，明确行政相对人违法责任;对行政执法领域的扯皮问题进行梳理，明确一个执法主体，或者推行综合执法，并及时出台司法解释或相关实施细则。
某中部省份工商局发文按级别劝捐，还规定对罚没收入进行“承包到人、实地跟进”;南方某县发红头文件，为嫌犯请求取保候审……全国人大代表、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郑坚江认为，规范政府红头文件，应成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中之重。
郑坚江说，一些红头文件滥发错发，背后是权力错位、越位。他总结“五大乱象”：无论大小事都发红头文件;发文部门互相“打架”，相关企业叫苦连连;层级越低要求越高，有时甚至超越法律;只管发、不管收，出现“烂尾”工程;违法红头文件无追责先例、无纠错机制。
“监督缺位和力度不够，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郑坚江认为，应充分发挥人大监督作用，使红头文件发布科学规范、严肃公正，以进一步提升政府形象和公信力。
“要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相关制度，按程序办事、依制度审核;事中事后，各级人大要建立巡视检查机制，对本级政府的红头文件进行常态化专项监督，做好纠错和清理工作。”郑坚江建议。
让百姓切身感受司法公正
回望2014年，从涉法涉诉信访改革到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再到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挂牌成立，迅速推出的司法体制改革在我国法制史上留下了一道道鲜明的印记。
2015年，包括浙江在内的11个省市将加入第二批司改试点。在3月12日下午审议“两高”工作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表示，当前要重视做好稳定法院队伍的工作。
“主要是担心省级统管有可能使中院、基层院失去地方党政的支持，在属地‘孤军奋战’，执法办案有时反而难度加大;有些审判员、助审员担心实行法官员额制后，自己已经取得的法官身份难以保留，等等。”齐奇说。
今年的“两高”报告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齐奇认为，这将深刻地扭转刑事诉讼活动中长期存在的“以侦查为中心”的强大惯性。这意味着开庭审判阶段对案件的调查，将会越来越具有实质化的特征。这也要求：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
齐奇建议，“两高”加强指导公检法司，进一步更新观念，主动适应改革要求，取消刑事拘留率、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等不合理的考核项目，完善刑事司法相关工作机制，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确保各项侦查程序、公诉程序和审判程序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检察机关肩负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神圣使命。与之相对，当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立法仍然不尽完善。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云龙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尽快出台关于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
“这已经是我连续第5年提出这项建议。”陈云龙说，这项工作在全国的地方性立法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经验，全国31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均已出台了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或决定。因此，他建议围绕解决制约法律监督工作的突出问题，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决议”。
“通过努力，司法的公信力与前些年相比已有了较大的提升。但立案难、执行难的问题在有些地方仍不同程度的存在。比如，有些地方涉及拆迁、土地征用、社会集资等与老百姓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案件，法院不予受理，老百姓就会认为法律指望不上，只能采取上访甚至群体聚集等方式进行维权。”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元立金属制品集团董事长叶新华表示，法院在涉及公众利益的案件上不应挂“免战牌”，要有作为、敢担当。
“法治信仰的培养，必须以法律和法院判决的权威性以及用法律方式能有效解决问题为前提。”全国人大代表、国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長陈乃科表示，“法院判决执行率低、债权人的权利不能完整实现、当事人对法院裁判的执行不满意”已成为当前司法工作的“顽疾”。
他建议，在加强对法院执行工作的保障、细化联动执行制度的基础上，法院要围绕是否穷尽执行措施建立监督体系，加强主管领导的审批责任，在案卷材料上督促执行法官穷尽执行措施。外部则要通过明确执行监督范围、丰富执行监督方式、建立执行监督协作机制等方面构建地方检察院监督民事执行活动的工作体系。 当前，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和日益频繁的经济交往导致新类型纠纷与日俱增，大量矛盾涌至法院。“以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为例，该院2006年收案5047件，2014年收案高达12509件，一线法官人均结案达276件。”全国人大代表、祐康集团董事长戴天荣认为，“案多人少”的现实条件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亟待建立和完善。
“要及时制定、修改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相关法律法规，夯实法律基础。同时明确诉前调解主体，确定诉前调解前置程序，构建系统、科学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法院要进一步加强指导，帮助完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形成良性互动。”戴天荣表示。
人大在依法治国中积极作为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一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审议20件法律草案，修改法律10件，制定法律2件，作出8个法律解释。本次人代会还对立法法进行修改，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本次全国人代会对立法法进行修改，这对孜孜不倦争取地方立法权长达27年之久的温州来讲，无疑迎来了新的曙光。”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笑华表示，温州市人大正全力以赴做好立法的各项准备工作。
“由于这项工作对我们来讲是一项全新的工作，特别是立法机制和程序如何建立，立法质量如何保证，立法能力如何提高等问题，都缺乏经验，亟需上级人大给予指导和帮助。”她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对设区的市立法工作的指导和培训，为地方立法工作的全面顺利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过去的一年，全国人大坚持问题导向，增强监督的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同样以“钉钉子”的精神，强化对民生领域突出问题的跟踪监督和联动监督，影响大、成效实。
全国人大代表、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车晓端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可适时选择全国范围内群众关注度特别高的议题持续跟踪或上下联动督查。
“如对2014年修改的环保法实施情况，如继续加强食品安全、大气污染防治、推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等议题，可采取各级人大多级联动和持续跟踪方式，增强广大群众普遍关注点的监督实效，推动政府依法用权、有权难任性！”车晓端说。
全国人大代表、金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锦朝则表示，要以适应新常态下任务需求为导向，加强人大自身建设，合理配备人员、设置办事机构。“以提升整体功能为导向，优化有关人员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职业结构，提高整体素质。以强化基层基础为导向，加强乡镇人大规范化建设，加强基层人大干部队伍建设。”黄锦朝说。
“政府晒出权力，推进权力清单，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依程序开展工作，各项职权也应‘清单化’。”在3月9日上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金财说。
王金财认为，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四权”，“四权”都要“清单化”，但目前来看，立法、监督有明确的专门法律，而且都有年度工作计划，人事任免工作也有清晰明确的界定和严格操作程序。但是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既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和规范，也缺乏严格操作程序，这已影响重大事项决定权有效行使。
“探索建立地方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清单，就是对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范围边界、运行程序作出规定，规范和明确重大事项决定权运行的环节、过程、责任，做到可执行、可考核、可问责，并向社会公开。”王金财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人大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权力清单”。
他认为，这张清单要做到“四个清”：边界清，根据法律规定和地方实际，把各种重大事项逐一列举，再加上概括性规定，尽可能把重大事项细化、量化、具体化;职责清，对涉及重大事项决定权行使的各方面职責进行梳理，明确职责任务;流程清，明确重大事项议案的提出、审议、表决、公开等各个环节;效果清，建立健全决议决定执行情况跟踪问效机制。
“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指导地方人大进一步行使好重大事项决定权;建议把重大事项清单建立和落实情况作为地方法制建设考核的一项内容。”王金财说。
全面依法治国，被视为与全面深化改革并行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轮”。2015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代表们期待，法治建设能蹄疾而步稳，走出法治中国新天地。
为“任性”权力戴上紧箍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5年要“坚持依宪执政、依法行政，把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一切违法违规的行为都要追究，一切执法不公正不文明的现象都必须纠正。”这样的表述，得到了全国人大代表的普遍赞同。
“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提出后，政府带头作表率，百姓才会很好地跟上，带动全社会学法守法用法。”全国人大代表、台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薛少仙表示。
薛少仙认为，各级政府不仅要带头学法，还要将学法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落实到依法行政上，否则学用脱钩，就是两张皮。“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今年5月1日将生效，政府对‘民告官’案件要积极应诉，行政机关首长该出庭的就要出庭，提高应诉率和出庭率。”薛少仙说。
“行动是无声的示范，在法治建设过程中，领导干部是‘关键少数’，每个领导干部都要自觉守法，牢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国人大代表、金华市委书记徐加爱表示：守法是领导干部的基本素养，领导干部必须做守法模范。如果有权就任性，将给社会带来极大的负能量。“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必须牢记在心，做不到前者是失职，做不到后者是渎职。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是建设法治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徐加爱建议，明确行政执法机关相关权力及操作办法，明确行政相对人违法责任;对行政执法领域的扯皮问题进行梳理，明确一个执法主体，或者推行综合执法，并及时出台司法解释或相关实施细则。
某中部省份工商局发文按级别劝捐，还规定对罚没收入进行“承包到人、实地跟进”;南方某县发红头文件，为嫌犯请求取保候审……全国人大代表、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郑坚江认为，规范政府红头文件，应成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中之重。
郑坚江说，一些红头文件滥发错发，背后是权力错位、越位。他总结“五大乱象”：无论大小事都发红头文件;发文部门互相“打架”，相关企业叫苦连连;层级越低要求越高，有时甚至超越法律;只管发、不管收，出现“烂尾”工程;违法红头文件无追责先例、无纠错机制。
“监督缺位和力度不够，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郑坚江认为，应充分发挥人大监督作用，使红头文件发布科学规范、严肃公正，以进一步提升政府形象和公信力。
“要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相关制度，按程序办事、依制度审核;事中事后，各级人大要建立巡视检查机制，对本级政府的红头文件进行常态化专项监督，做好纠错和清理工作。”郑坚江建议。
让百姓切身感受司法公正
回望2014年，从涉法涉诉信访改革到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再到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挂牌成立，迅速推出的司法体制改革在我国法制史上留下了一道道鲜明的印记。
2015年，包括浙江在内的11个省市将加入第二批司改试点。在3月12日下午审议“两高”工作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表示，当前要重视做好稳定法院队伍的工作。
“主要是担心省级统管有可能使中院、基层院失去地方党政的支持，在属地‘孤军奋战’，执法办案有时反而难度加大;有些审判员、助审员担心实行法官员额制后，自己已经取得的法官身份难以保留，等等。”齐奇说。
今年的“两高”报告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齐奇认为，这将深刻地扭转刑事诉讼活动中长期存在的“以侦查为中心”的强大惯性。这意味着开庭审判阶段对案件的调查，将会越来越具有实质化的特征。这也要求：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
齐奇建议，“两高”加强指导公检法司，进一步更新观念，主动适应改革要求，取消刑事拘留率、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等不合理的考核项目，完善刑事司法相关工作机制，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确保各项侦查程序、公诉程序和审判程序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检察机关肩负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神圣使命。与之相对，当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立法仍然不尽完善。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云龙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尽快出台关于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
“这已经是我连续第5年提出这项建议。”陈云龙说，这项工作在全国的地方性立法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经验，全国31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均已出台了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或决定。因此，他建议围绕解决制约法律监督工作的突出问题，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决议”。
“通过努力，司法的公信力与前些年相比已有了较大的提升。但立案难、执行难的问题在有些地方仍不同程度的存在。比如，有些地方涉及拆迁、土地征用、社会集资等与老百姓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案件，法院不予受理，老百姓就会认为法律指望不上，只能采取上访甚至群体聚集等方式进行维权。”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元立金属制品集团董事长叶新华表示，法院在涉及公众利益的案件上不应挂“免战牌”，要有作为、敢担当。
“法治信仰的培养，必须以法律和法院判决的权威性以及用法律方式能有效解决问题为前提。”全国人大代表、国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長陈乃科表示，“法院判决执行率低、债权人的权利不能完整实现、当事人对法院裁判的执行不满意”已成为当前司法工作的“顽疾”。
他建议，在加强对法院执行工作的保障、细化联动执行制度的基础上，法院要围绕是否穷尽执行措施建立监督体系，加强主管领导的审批责任，在案卷材料上督促执行法官穷尽执行措施。外部则要通过明确执行监督范围、丰富执行监督方式、建立执行监督协作机制等方面构建地方检察院监督民事执行活动的工作体系。 当前，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和日益频繁的经济交往导致新类型纠纷与日俱增，大量矛盾涌至法院。“以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为例，该院2006年收案5047件，2014年收案高达12509件，一线法官人均结案达276件。”全国人大代表、祐康集团董事长戴天荣认为，“案多人少”的现实条件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亟待建立和完善。
“要及时制定、修改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相关法律法规，夯实法律基础。同时明确诉前调解主体，确定诉前调解前置程序，构建系统、科学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法院要进一步加强指导，帮助完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形成良性互动。”戴天荣表示。
人大在依法治国中积极作为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一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审议20件法律草案，修改法律10件，制定法律2件，作出8个法律解释。本次人代会还对立法法进行修改，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本次全国人代会对立法法进行修改，这对孜孜不倦争取地方立法权长达27年之久的温州来讲，无疑迎来了新的曙光。”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笑华表示，温州市人大正全力以赴做好立法的各项准备工作。
“由于这项工作对我们来讲是一项全新的工作，特别是立法机制和程序如何建立，立法质量如何保证，立法能力如何提高等问题，都缺乏经验，亟需上级人大给予指导和帮助。”她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对设区的市立法工作的指导和培训，为地方立法工作的全面顺利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过去的一年，全国人大坚持问题导向，增强监督的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同样以“钉钉子”的精神，强化对民生领域突出问题的跟踪监督和联动监督，影响大、成效实。
全国人大代表、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车晓端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可适时选择全国范围内群众关注度特别高的议题持续跟踪或上下联动督查。
“如对2014年修改的环保法实施情况，如继续加强食品安全、大气污染防治、推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等议题，可采取各级人大多级联动和持续跟踪方式，增强广大群众普遍关注点的监督实效，推动政府依法用权、有权难任性！”车晓端说。
全国人大代表、金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锦朝则表示，要以适应新常态下任务需求为导向，加强人大自身建设，合理配备人员、设置办事机构。“以提升整体功能为导向，优化有关人员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职业结构，提高整体素质。以强化基层基础为导向，加强乡镇人大规范化建设，加强基层人大干部队伍建设。”黄锦朝说。
“政府晒出权力，推进权力清单，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依程序开展工作，各项职权也应‘清单化’。”在3月9日上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金财说。
王金财认为，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四权”，“四权”都要“清单化”，但目前来看，立法、监督有明确的专门法律，而且都有年度工作计划，人事任免工作也有清晰明确的界定和严格操作程序。但是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既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和规范，也缺乏严格操作程序，这已影响重大事项决定权有效行使。
“探索建立地方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清单，就是对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范围边界、运行程序作出规定，规范和明确重大事项决定权运行的环节、过程、责任，做到可执行、可考核、可问责，并向社会公开。”王金财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人大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权力清单”。
他认为，这张清单要做到“四个清”：边界清，根据法律规定和地方实际，把各种重大事项逐一列举，再加上概括性规定，尽可能把重大事项细化、量化、具体化;职责清，对涉及重大事项决定权行使的各方面职責进行梳理，明确职责任务;流程清，明确重大事项议案的提出、审议、表决、公开等各个环节;效果清，建立健全决议决定执行情况跟踪问效机制。
“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指导地方人大进一步行使好重大事项决定权;建议把重大事项清单建立和落实情况作为地方法制建设考核的一项内容。”王金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