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犯威廉·凯姆勒直愣愣地坐在一把特殊的椅子上，心神不定，面如死灰。电通上了。伴随着一声惨叫，受刑者全身剧烈颤动，但并没有马上毙命。接下来的第二个回合加大了电流强度，这个壮实的年轻人旋即在极度痛苦中一命呜呼。
　　这一天是1890年8月6日，地点在美国纽约。
　　次日当地报纸报道第一次实施电刑，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凯姆勒被威斯汀豪斯公司送上不归路”。当时的美国公众多半并不知晓，在这一颇具历史意味的重大事件背后，是两个利益集团的角逐与争斗。其中最有分量的一个幕后推手，或者说“编导”，居然是名闻遐迩的“发明大王”托马斯·爱迪生。
　　1884年，28岁的科学怪杰尼古拉·特斯拉从克罗地亚移居美国，拜会他深为仰慕的明星人物爱迪生。
　　年龄相差9岁的这两位一开始还惺惺相惜，但没过多久就出现裂痕。直接的触发因素或许是爱迪生的食言。他在两年前启动的直流发电机项目遭遇发展瓶颈：因电压太低而导致电力输送范围有限。为此，他委托特斯拉改进涡轮机设计，并许诺给予5万美元的奖励。可特斯拉完活后却被告知，奖励不过是个玩笑。
　　特斯拉气坏了，两人就此分道扬镳。其实，这当中还有一个更根本的歧见：爱迪生被暂时的成功冲昏了头脑，一根筋地把建设输电系统的宝压在直流电技术上，并且投入了巨额资本。而特斯拉已经孕育成型、实现重大突破的交流电技术，包括在这种电流模式下工作的设备，爱迪生信不过也不感兴趣。但他万万没想到，特斯拉一跺脚就投进了他曾经的朋友、如今的强劲对手乔治·威斯汀豪斯的怀抱。
　　与执著于发明创造的爱迪生不同，威斯汀豪斯虽然也是个发明家，但他更注重购买他人的专利并将其跟生产结合起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实业。这一次，他买断了特斯拉发电机和变压器的设计，还有另外一位发明家威廉·斯坦利改进的一台交流发电机。如虎添翼的威斯汀豪斯电力系统不仅能够有效地进行长途电力传输，而且其运营与维护费用也比爱迪生系统低廉。它很快就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了上风。
　　吃了因循守旧的亏，爱迪生这回真正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但是，自负、自尊和已经投下的巨资“罩”着他，非但未能让他改弦易辙，反而使得他另辟蹊径出阴招，不顾体面地发动了一场企图放大人们对交流电的恐惧、旨在扼杀交流电系统的恶意公关活动。
　　1888年这一年间，与爱迪生早已形成默契的一位电气工程师、他原来的测电笔销售员哈罗德·布朗，联合爱迪生十分信任的一位电学家亚瑟·肯内利，共同开展了一系列实验。实验中，他们使用从威斯汀豪斯公司秘密购进的交流发电机，电死了至少50只猫、狗、牛和马等动物，并邀请新闻记者来到展示现场观看。以此为靶子，他们渲染说交流电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和相当高的事故死亡率，是“杀千刀的死亡电流”，而直流电“完全无害”。他们甚至还游说议员，促其以法律形式将所有电路的电压都限制在几百伏之内。
　　这一系列行动的“极致”，亦是最具创造力的一个“设计”，便是将威斯汀豪斯这个名字跟电刑和死亡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在爱迪生一方的不断游说下，纽约监狱部门终于同意采用交流电这一新方法执行死刑。
　　当然，威斯汀豪斯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同样组织人马在报章上对爱迪生一方进行反击，揭露对方刻意制造惊骇效果的卑劣阴谋，同时在市场上与之展开了更为激烈的较量。这一制式之争，实际上也是两个系统（利益集团）为获取巨额收益而进行的一场商业标准大战。
　　技术进步的步伐无法阻挡。“电流之战”不久即决出胜负，交流电最终成为普及电气化的最佳途径。
　　固执的爱迪生用了大约20年时间才勉强妥协。有一天，在见到威廉·斯坦利的儿子时，爱迪生对他讲：“噢，顺便说一下，告诉你父亲，我错了。”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