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星期前，我在肯塔基州遇到一个人，他经历了美国历次去工业化的浪潮。
　　他在65年前成长于一个种植烟草和放牧的农场，但他一直喜欢机器，即便是在上高中时，他每周都在车库里工作40个小时。之后他又在不同的工厂里上班：制造飞机零部件、汽车座椅，以及建筑物屋顶上那些大型空调扇的金属板和外壳。
　　每隔几年，赶上经济的转移，或是就业机会流向墨西哥，他就会遭受失业的打击。不过，他的失业时间从未超过6个月，很快他又能重新上岗。
　　现在他是半退休状态，但是已经4年没有休过假，因为他和老婆要照顾她年迈的母亲，后者吞咽有困难。到现在为止，他已经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救过她母亲10次，而且他们必须住在她附近以防不测。
　　他在职业生涯中期得到了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工作，在金属薄片车间担任主管。但是技术的变革使得他不再胜任管理新工人，所以他们让他离开。
　　他打算最后一天悄悄地进去，收拾好自己的办公桌，然后偷偷溜走。但是他离开的消息不胫而走，当他怀里抱着箱子走出办公室时，欢送的人群早已排成了两排，从他的办公室穿过车间，一直延伸到他的汽车停放的位置。他走过人群时热泪盈眶，所到之处大家都对他致以掌声和欢呼。
　　我们听过太多关于愤怒白人的故事，但是这个人却有着可敬的尊贵。这种尊贵来自于他懂得如何做事。现代工厂中的潜在问题在于，工人不再直接制造产品，而只是操作机器和软件。
　　社会学家理查德·塞纳特曾说：“这种工作方式的结果是，面包师已经不知道怎样烤面包。”但是肯塔基州的这个人能够照顾好自己—在家自己修管道，或者更换刹车片。
　　他也有自己的故事。不是那种你通常在专业社会领域里看到的代理人写的故事：我找到了自己的激情，驾驭了自己的大船。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应对的叙事：许多强大的外力在我的控制之外，但是我不断调整，在我有限的能力之内做到最好，不辜负自己的职责。
　　这也是一种荣誉。不过，过去的几个月同这种处境的人交流过之后，我不禁感慨，这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亏欠他们的，不仅是在经济方面。
　　劳动阶层总有一些非叠加式的悲哀。在一些行业，当你年纪更大，就会升任更高的职位。过去在论资排辈的工厂里就是这样。
　　但是现在许多职业都有随机和偶发的特点。随着工人年龄的增长，潜在雇主越来越怀疑他们的技能，而不是对他们更有信心。结果，经常看到一些中年时工作很得力的人，之后却滑落到一些大材小用的岗位上，这让他们感到很失落。
　　此外，我还经常碰见六七十岁还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他们只是不想在家待着。当问起他们更多问题时，你会发现他们全身心扑在家庭和工作上，却往往不具备这个圈子以外的社会关系。
　　他们的多数朋友来自于工作，但要是不在一起工作了，相互之间的友谊也就淡了。年长的人觉得不被需要，年轻的人觉得迷茫，不知怎么，这些渴望的灵魂永远找不到彼此。
　　郊区的居民并不工作。在婴儿潮时期，郊区给家庭提供了抚养孩子的安全之所。但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老龄化、远程办公和单人家庭的时代。
　　人是离开彼此就无法蓬勃发展的动物，但我们发现有太多的人已经进入了半独立的生活状态。
　　这些人都不是我说的后工业化病的受害者，他们是工作努力、生活体面的成功人士，只是到头来却都孤零零地生活在衰败的社区里，诉说着孤独的内心里余下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