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于《苦菜花》，我所了解的仅限刊、说和电影。而且，多年来，我也一直把她当作文艺作品来理解。欣赏的时候，激动不已，甚至热泪盈眶。而一次山东之行，则既让我激动，也令我感慨。
先是在海阳县，我采访全国著名女民兵英雄孙玉敏，告别的时候，老人家对我说：“你还可以去找找娟子，就是《苦菜花》里的那个娟子!”于是，我来到乳山市，市委宣传部的负责同志说；“这位革命老人确实还在，只是具体地址不大清楚，你可以去她的老家冯家镇打听打听。”
在当地的一个图书馆，找出《苦菜花》，我发现在作家冯德英写的后记里有这样几段话：
“一声春雷，共产党领导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拯救垂危的祖国……我的家庭在党的教育下，立即投入了革命大潮中。我的大姐、哥哥相继参加了革命。”
“我当时虽然年幼，但是处在那样的时代环境里，生长在被敌人称为共产党的‘干部窝’、我党干部谓之‘招待所’的家庭中……”
“作为艺术形象，书中的人物是根据现实生活集中概括而成的，但几乎所有人物都有一定的模特为蓝本。我家里的亲人和参加当地斗争的同志看过这书后，都说感到亲切，并能说出不少书中的人物是生活中的某人某人……”
接着他又写道：“有了生活才能谈到创作，对这一点是绝对不能怀疑的，无须赘述。”“我只是把自己亲身经受过和熟知的事情，仿照小说的形式，一页一页记下来……”
那么，冯德英的家庭是怎样一个家庭呢?
冯家镇的党委副书记李云俊做了如下介绍：“冯家兄妹五个。除了小弟弟当时年纪小之外，其余都参加了革命，属于堂堂正正的革命家庭。冯秀娟就是以大姐冯德清为原型塑造的。”
在烟台市庆安里的胡同里，我寻找冯德清老人的住处。一位中年男子听说我要找“娟子”，自告奋勇地带我去找，边走边对我说：“那真是个好老太太，待人特别好，一点架子都没有。可这位老人至今还住在狭窄的平房里，连自来水也没有。”正走着，迎面走来一位老太太，中年男子对我说她就是“娟子”。
但老人自己却不愿承认。
“我不是娟子，小说电影那是艺术加工，这你做记者的比我明白。我也没有啥说的，不过你大老远来的，我一句话不说也不好。”
老人讲话的口气很严肃，黑瘦而端庄的面孔上绝少有笑意，但却流露出惊人的刚毅。这大概就是她的气质。
“这是一位饱经风霜而又摧不垮的老人!”我在心里私下这样判断。
说起自己的经历，老人显得云淡风轻的。
“我家是佃户出身，佃户你懂吗?在我们那里，也就是最穷的人家。我们家当时给地主看山，过着很穷很穷的日子。过去不是说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吗?我们家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鬼子来了，我们的日子更是难上加难，他们在离我们家乡15里的地方建立了据点，三天两头就出来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穷人简直没有了活路。这时，党号召我们，组织起来抗日，只有反抗，才能有活路。那时，我才20岁左右，我觉得共产党的话在理，不反抗就是死路一条。于是，我就参加了革命，那里穷人一般都参加革命，都觉得跟着共产党有希望。1942年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我不懂得什么是党章、党纲，只是凭着一种抗日的热情去干工作。我只知道，我是代表穷人去干，给穷人干。而共产党是咱穷人的党，我就是要听党的话，党让咋干就咋干。后来，在党的教育下，特别是我爱人，当时地下党的区委书记姜吉成，他对我影响最大，在他的帮助下，我才逐步懂得革命的道理。后来，我在区里做妇救会工作，为八路军筹军粮、做军鞋、做军衣。针对敌人的扫荡，我带领大家响应党的号召，实行空舍清野，搞反扫荡。那时，我们的热情真高呀，穷人没有不同意起来抗战的。我们党内有纪律，对参加革命的事，实行保密，叫做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我的事情家里不大清楚，可是，父母好像也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他们都在暗中支持我。那时，穷人都愿意跟党走啊!党不是外人，党是咱穷人自己的!穷苦人就是这样认为。我的两个大弟弟一个妹妹，在我的影响下，也都投入抗日的斗争中来了。同志们在我家开会，我的父母就给烧水做饭，身为儿童团员的弟弟妹妹，就站在门口给我们站岗放哨。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们打鬼子、除汉奸、反扫荡，支援前线的八路军，把抗日工作搞得红红火火。今天想起来，那段历史还是叫我激动啊!可是，话又说回来，那不过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完全应该干的。至于个人，那没有什么好讲的!1957年，我的二弟弟冯德英从武汉出差到济南，他当时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他来看我，说要写部书，写我，写咱家。我没有搭讪，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中国人嘛，抗击外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更何况我还是共产党员呢!倒是我老伴姜吉成很支持他，鼓励他把那段斗争写下来。给后代人留下一点财富。后来，他就写了《苦菜花》，又拍了电影，我看了一次电影，倒是挺亲切、挺熟悉的。”
老人介绍说，她解放后一直在机关里做人事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停止了工作。后来，调到市属企业做一般工作，直到离休。当我问起老人的生活状况时，她说：“挺好!我虽然工资不高，但比起那些牺牲的同志，我还是很幸福的。”
虽然历尽沧桑，但老人家对党的信仰依然如故。冯德清老人经常和居委会的老姐妹一起工作，或执勤，或打扫卫生，问她为什么，她这样回答记者：“我是老党员了，党叫干啥就干啥呗。一辈子都是这样过来的，老了，没了单位，就听从居委会的呗。”
老人对党、对人民如此的忠贞与痴情，我除了钦佩之外，还想到了中国共产党自身那种伟大而深刻的魅力。
先是在海阳县，我采访全国著名女民兵英雄孙玉敏，告别的时候，老人家对我说：“你还可以去找找娟子，就是《苦菜花》里的那个娟子!”于是，我来到乳山市，市委宣传部的负责同志说；“这位革命老人确实还在，只是具体地址不大清楚，你可以去她的老家冯家镇打听打听。”
在当地的一个图书馆，找出《苦菜花》，我发现在作家冯德英写的后记里有这样几段话：
“一声春雷，共产党领导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拯救垂危的祖国……我的家庭在党的教育下，立即投入了革命大潮中。我的大姐、哥哥相继参加了革命。”
“我当时虽然年幼，但是处在那样的时代环境里，生长在被敌人称为共产党的‘干部窝’、我党干部谓之‘招待所’的家庭中……”
“作为艺术形象，书中的人物是根据现实生活集中概括而成的，但几乎所有人物都有一定的模特为蓝本。我家里的亲人和参加当地斗争的同志看过这书后，都说感到亲切，并能说出不少书中的人物是生活中的某人某人……”
接着他又写道：“有了生活才能谈到创作，对这一点是绝对不能怀疑的，无须赘述。”“我只是把自己亲身经受过和熟知的事情，仿照小说的形式，一页一页记下来……”
那么，冯德英的家庭是怎样一个家庭呢?
冯家镇的党委副书记李云俊做了如下介绍：“冯家兄妹五个。除了小弟弟当时年纪小之外，其余都参加了革命，属于堂堂正正的革命家庭。冯秀娟就是以大姐冯德清为原型塑造的。”
在烟台市庆安里的胡同里，我寻找冯德清老人的住处。一位中年男子听说我要找“娟子”，自告奋勇地带我去找，边走边对我说：“那真是个好老太太，待人特别好，一点架子都没有。可这位老人至今还住在狭窄的平房里，连自来水也没有。”正走着，迎面走来一位老太太，中年男子对我说她就是“娟子”。
但老人自己却不愿承认。
“我不是娟子，小说电影那是艺术加工，这你做记者的比我明白。我也没有啥说的，不过你大老远来的，我一句话不说也不好。”
老人讲话的口气很严肃，黑瘦而端庄的面孔上绝少有笑意，但却流露出惊人的刚毅。这大概就是她的气质。
“这是一位饱经风霜而又摧不垮的老人!”我在心里私下这样判断。
说起自己的经历，老人显得云淡风轻的。
“我家是佃户出身，佃户你懂吗?在我们那里，也就是最穷的人家。我们家当时给地主看山，过着很穷很穷的日子。过去不是说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吗?我们家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鬼子来了，我们的日子更是难上加难，他们在离我们家乡15里的地方建立了据点，三天两头就出来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穷人简直没有了活路。这时，党号召我们，组织起来抗日，只有反抗，才能有活路。那时，我才20岁左右，我觉得共产党的话在理，不反抗就是死路一条。于是，我就参加了革命，那里穷人一般都参加革命，都觉得跟着共产党有希望。1942年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我不懂得什么是党章、党纲，只是凭着一种抗日的热情去干工作。我只知道，我是代表穷人去干，给穷人干。而共产党是咱穷人的党，我就是要听党的话，党让咋干就咋干。后来，在党的教育下，特别是我爱人，当时地下党的区委书记姜吉成，他对我影响最大，在他的帮助下，我才逐步懂得革命的道理。后来，我在区里做妇救会工作，为八路军筹军粮、做军鞋、做军衣。针对敌人的扫荡，我带领大家响应党的号召，实行空舍清野，搞反扫荡。那时，我们的热情真高呀，穷人没有不同意起来抗战的。我们党内有纪律，对参加革命的事，实行保密，叫做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我的事情家里不大清楚，可是，父母好像也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他们都在暗中支持我。那时，穷人都愿意跟党走啊!党不是外人，党是咱穷人自己的!穷苦人就是这样认为。我的两个大弟弟一个妹妹，在我的影响下，也都投入抗日的斗争中来了。同志们在我家开会，我的父母就给烧水做饭，身为儿童团员的弟弟妹妹，就站在门口给我们站岗放哨。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们打鬼子、除汉奸、反扫荡，支援前线的八路军，把抗日工作搞得红红火火。今天想起来，那段历史还是叫我激动啊!可是，话又说回来，那不过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完全应该干的。至于个人，那没有什么好讲的!1957年，我的二弟弟冯德英从武汉出差到济南，他当时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他来看我，说要写部书，写我，写咱家。我没有搭讪，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中国人嘛，抗击外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更何况我还是共产党员呢!倒是我老伴姜吉成很支持他，鼓励他把那段斗争写下来。给后代人留下一点财富。后来，他就写了《苦菜花》，又拍了电影，我看了一次电影，倒是挺亲切、挺熟悉的。”
老人介绍说，她解放后一直在机关里做人事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停止了工作。后来，调到市属企业做一般工作，直到离休。当我问起老人的生活状况时，她说：“挺好!我虽然工资不高，但比起那些牺牲的同志，我还是很幸福的。”
虽然历尽沧桑，但老人家对党的信仰依然如故。冯德清老人经常和居委会的老姐妹一起工作，或执勤，或打扫卫生，问她为什么，她这样回答记者：“我是老党员了，党叫干啥就干啥呗。一辈子都是这样过来的，老了，没了单位，就听从居委会的呗。”
老人对党、对人民如此的忠贞与痴情，我除了钦佩之外，还想到了中国共产党自身那种伟大而深刻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