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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画中，以马为形象题材进行描绘的时期大致可追溯到远古，在岩画或者石窟壁画中可以见到。在古代，马作为一种交通运输和骑射的工具，往往被皇室贵族所喜爱和重视，故而多方收罗，出于对马的喜爱并寄予其永恒性，往往将其表现在绘画或者雕塑上。
（一）
《照夜白图》为唐代画家韩幹所做，纵30.8厘米，横33.5厘米，纸本设色，现收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描绘的是唐玄宗非常喜欢的坐骑之一—照夜白，画家使用精细的线条勾勒出马的轮廓造型，并且在颈部和四条腿的部分以淡墨略施晕染，来表现马健硕的肌肉。然而骏马却被拴在身后的一根木桩上，但是很显然，它不甘于被拘束，努力的奋勇挣扎着，从它飘动的马鬃、张大的鼻孔以及耸立的耳朵更突出画面紧张气氛，同时也体现出马内在的生命力。除此之外，在画面的右上，还能看见“韩幹画照夜白”六个字，为南唐后主李煜所题写，左上有“彦远”二字，似为唐代张彦远所写，还有“平生真赏”印、“似道”印等和乾隆弘历等十二人的题跋共同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流传至今。
骏马照夜白是宁远王国向唐玄宗表谢意回献的两匹汗血宝马其中的一匹（另外一匹叫玉花骢），该马作为玄宗最喜爱的坐骑，无论是在唐朝辉煌之时还是在“安史之乱”，都陪在玄宗身边，可谓是一名忠实的“臣子”，一位不离不弃的“随从”。
画面上昂首飞跃的骏马，会让我们不自觉地想到西汉时期的雕塑作品“马踏飞燕”，给我们的感觉同样是一种风驰电掣，跃马奔腾。西汉的“马踏飞燕”凌云飞驰，骁勇矫健，体现的是当时西汉朝气蓬勃的社会风貌，马作为一种民族尊严、一种善战的表现、一种国力强盛的象征深深被西汉人所喜爱。同样，作为中国最强盛时代之一的唐朝，马的象征寓意很显然和西汉不尽相同，也是时代风貌的一种的象征，但是联系到当时玄宗和骏马照夜白的关系，再加上中国画中常常运用的隐喻之意来表现个人精神的手法，会让我们猜想韩幹所做的《照夜白》可能就是以马喻人，是皇帝唐玄宗的象征。在《宣和畫谱》中提到“乾象天，天行健故为马”，[ 俞剑华标点注译，《宣和画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马是天和君主的象征。韩幹作为一名宫廷画家，作画首先要做的肯定是迎合皇帝的审美取向。奔腾的骏马是对唐玄宗皇帝的象征，原本应该自由驰骋，但却被”木桩”羁绊，想要挣脱约束，但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提到自由，还应该想到和玄宗本人所信奉的道教有关，它推崇逍遥的态度，向往自由自在，然而作为一国的统治者，显然是不被允许的，这样看来，唐玄宗皇帝和宝马照夜白的“处境”相类似，想要挣脱束缚享受逍遥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情。
（二）
李公麟的《五马图》纵29.3厘米，横225厘米，以白描的手法画了五匹西域进贡给北宋王朝朝廷的骏马，并各由有一名傒官牵引。每批马的背后都有黄庭坚的题字，说明马的年龄、进贡实践、马名、收于何厥等信息，并题跋为李伯时所做。根据题跋我们可以读出，五马依次为凤头骢、锦膊骢、好头赤、照夜白、满川花，均为西域的上等贡品。前三位的傒官为西域少数民族的形象和装束，后两位是汉人傒官，姿态各异，无一类同。傒官的形象或饱经风霜、或年轻气盛、或气度骄横，马的造型因品种的差异、大小、肥瘦、高低、毛色等各具差别。虽然他完全用单一的墨色进行作画，但是他对马以及随行的马夫却进行了细致的描绘，通过微妙的细节来表现他们的性情和内心世界。
通常在文人的理想中，绘画是自我表达的媒介，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绘画，不需要被限制在一定的创作范围中。同样作为文人画家的李公麟也一样，《五马图》看似是在运用简约、淡雅的白描对西域进贡的宝马进行描绘，其实则不然。根据前辈人的记载，《五马图》中的五马其实并不存在，而大有可能是李公麟及其好友黄庭坚所编造想象出来的五头马的形象。在画面中，除了黄庭坚的题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段同乡晚辈曾纡的题跋，其中提到曾纡来汴京参加科举考试，到黄庭坚家中拜访，正巧看到了这幅《五马图》。其实在当时《五马图》被称作《天牛图》，所属人是张询（字仲谋）。该画的主人在当时也属于苏轼的文人集团中的人物，在西北边境和京城供职时政绩显赫，但在1088年被贬为了地方官员。了解了画的所属主人及从政背景之后，似乎对于作《五马图》的真正意义也变得更加清晰。
我们可能会想，为什么李公麟及好友要对本来没有的西域宝马进行描绘，而不是直接到马厥中进行写生？这里我们就需要对苏轼所收藏的《三马图》进行了解。《三马图》的作者同样也是李公麟，描绘的是宋哲宗在位期间西域进贡的几匹宝马，但是由于当时宋朝和吐蕃族的战争，哲宗再没有心思去观赏名马，再加上对名马的照顾不当，使得有些马死在了马厥中。次年，吐蕃族再向朝廷进献一匹汗血宝马，可因为当时不是进朝的时节而被拒绝，使得汗血宝马留在了边关，而此时的苏轼正在礼部为官。由于宋哲宗抛弃王安石的变法政策和神宗的战争政策，力求要和当时的吐蕃、西夏民族恢复和平，“旧党”开始重新占据主要位置，自然而然，苏轼在朝廷中要遭受排挤，此时的苏轼犹如马厥里的骏马，因为生不逢时只能死在马厥中。
由于马造型的雄壮和强健，仰首嘶鸣、彪悍威武的神情加之千里日行的能力，常常隐喻为人的精神特质，而精神特质往往又被不被重用而表现出来，来象征自己的境遇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同样《三马图》和《五马图》一样，初看知是在单单表现马的形象，而了解之后，却是另一番寓意。张洵和苏轼的处境大体类同，把从未见过的西域骏马比作是自己，来隐喻当时自身命运的无奈。
（三）
因为马独有的特性，往往被人们赋予一定的象征寓意，或是象征英雄的英勇善战、或是象征时代的朝气蓬勃，或是隐喻自身的怀才不遇等等来进行描绘。韩幹的《照夜白图》和李公麟的《五马图》属于画鞍马的同一题材，但因为两位作画者所处时代的背景以及创作时的心态不同，自然所表达的象征寓意也不同。正如马蒂斯所说的那样“只有在创作中深刻反映这个时代的画家才是伟大的”，的确，正是处于不同社会环境的两位作画者，在面对宝马时才会引起不同的情感反应。
（一）
《照夜白图》为唐代画家韩幹所做，纵30.8厘米，横33.5厘米，纸本设色，现收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描绘的是唐玄宗非常喜欢的坐骑之一—照夜白，画家使用精细的线条勾勒出马的轮廓造型，并且在颈部和四条腿的部分以淡墨略施晕染，来表现马健硕的肌肉。然而骏马却被拴在身后的一根木桩上，但是很显然，它不甘于被拘束，努力的奋勇挣扎着，从它飘动的马鬃、张大的鼻孔以及耸立的耳朵更突出画面紧张气氛，同时也体现出马内在的生命力。除此之外，在画面的右上，还能看见“韩幹画照夜白”六个字，为南唐后主李煜所题写，左上有“彦远”二字，似为唐代张彦远所写，还有“平生真赏”印、“似道”印等和乾隆弘历等十二人的题跋共同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流传至今。
骏马照夜白是宁远王国向唐玄宗表谢意回献的两匹汗血宝马其中的一匹（另外一匹叫玉花骢），该马作为玄宗最喜爱的坐骑，无论是在唐朝辉煌之时还是在“安史之乱”，都陪在玄宗身边，可谓是一名忠实的“臣子”，一位不离不弃的“随从”。
画面上昂首飞跃的骏马，会让我们不自觉地想到西汉时期的雕塑作品“马踏飞燕”，给我们的感觉同样是一种风驰电掣，跃马奔腾。西汉的“马踏飞燕”凌云飞驰，骁勇矫健，体现的是当时西汉朝气蓬勃的社会风貌，马作为一种民族尊严、一种善战的表现、一种国力强盛的象征深深被西汉人所喜爱。同样，作为中国最强盛时代之一的唐朝，马的象征寓意很显然和西汉不尽相同，也是时代风貌的一种的象征，但是联系到当时玄宗和骏马照夜白的关系，再加上中国画中常常运用的隐喻之意来表现个人精神的手法，会让我们猜想韩幹所做的《照夜白》可能就是以马喻人，是皇帝唐玄宗的象征。在《宣和畫谱》中提到“乾象天，天行健故为马”，[ 俞剑华标点注译，《宣和画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马是天和君主的象征。韩幹作为一名宫廷画家，作画首先要做的肯定是迎合皇帝的审美取向。奔腾的骏马是对唐玄宗皇帝的象征，原本应该自由驰骋，但却被”木桩”羁绊，想要挣脱约束，但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提到自由，还应该想到和玄宗本人所信奉的道教有关，它推崇逍遥的态度，向往自由自在，然而作为一国的统治者，显然是不被允许的，这样看来，唐玄宗皇帝和宝马照夜白的“处境”相类似，想要挣脱束缚享受逍遥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情。
（二）
李公麟的《五马图》纵29.3厘米，横225厘米，以白描的手法画了五匹西域进贡给北宋王朝朝廷的骏马，并各由有一名傒官牵引。每批马的背后都有黄庭坚的题字，说明马的年龄、进贡实践、马名、收于何厥等信息，并题跋为李伯时所做。根据题跋我们可以读出，五马依次为凤头骢、锦膊骢、好头赤、照夜白、满川花，均为西域的上等贡品。前三位的傒官为西域少数民族的形象和装束，后两位是汉人傒官，姿态各异，无一类同。傒官的形象或饱经风霜、或年轻气盛、或气度骄横，马的造型因品种的差异、大小、肥瘦、高低、毛色等各具差别。虽然他完全用单一的墨色进行作画，但是他对马以及随行的马夫却进行了细致的描绘，通过微妙的细节来表现他们的性情和内心世界。
通常在文人的理想中，绘画是自我表达的媒介，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绘画，不需要被限制在一定的创作范围中。同样作为文人画家的李公麟也一样，《五马图》看似是在运用简约、淡雅的白描对西域进贡的宝马进行描绘，其实则不然。根据前辈人的记载，《五马图》中的五马其实并不存在，而大有可能是李公麟及其好友黄庭坚所编造想象出来的五头马的形象。在画面中，除了黄庭坚的题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段同乡晚辈曾纡的题跋，其中提到曾纡来汴京参加科举考试，到黄庭坚家中拜访，正巧看到了这幅《五马图》。其实在当时《五马图》被称作《天牛图》，所属人是张询（字仲谋）。该画的主人在当时也属于苏轼的文人集团中的人物，在西北边境和京城供职时政绩显赫，但在1088年被贬为了地方官员。了解了画的所属主人及从政背景之后，似乎对于作《五马图》的真正意义也变得更加清晰。
我们可能会想，为什么李公麟及好友要对本来没有的西域宝马进行描绘，而不是直接到马厥中进行写生？这里我们就需要对苏轼所收藏的《三马图》进行了解。《三马图》的作者同样也是李公麟，描绘的是宋哲宗在位期间西域进贡的几匹宝马，但是由于当时宋朝和吐蕃族的战争，哲宗再没有心思去观赏名马，再加上对名马的照顾不当，使得有些马死在了马厥中。次年，吐蕃族再向朝廷进献一匹汗血宝马，可因为当时不是进朝的时节而被拒绝，使得汗血宝马留在了边关，而此时的苏轼正在礼部为官。由于宋哲宗抛弃王安石的变法政策和神宗的战争政策，力求要和当时的吐蕃、西夏民族恢复和平，“旧党”开始重新占据主要位置，自然而然，苏轼在朝廷中要遭受排挤，此时的苏轼犹如马厥里的骏马，因为生不逢时只能死在马厥中。
由于马造型的雄壮和强健，仰首嘶鸣、彪悍威武的神情加之千里日行的能力，常常隐喻为人的精神特质，而精神特质往往又被不被重用而表现出来，来象征自己的境遇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同样《三马图》和《五马图》一样，初看知是在单单表现马的形象，而了解之后，却是另一番寓意。张洵和苏轼的处境大体类同，把从未见过的西域骏马比作是自己，来隐喻当时自身命运的无奈。
（三）
因为马独有的特性，往往被人们赋予一定的象征寓意，或是象征英雄的英勇善战、或是象征时代的朝气蓬勃，或是隐喻自身的怀才不遇等等来进行描绘。韩幹的《照夜白图》和李公麟的《五马图》属于画鞍马的同一题材，但因为两位作画者所处时代的背景以及创作时的心态不同，自然所表达的象征寓意也不同。正如马蒂斯所说的那样“只有在创作中深刻反映这个时代的画家才是伟大的”，的确，正是处于不同社会环境的两位作画者，在面对宝马时才会引起不同的情感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