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有时候是要四处寻找，才能获得自己心仪已久的藏品，而有些是只要平日留心，就可以拥有的。一日有收藏家来我这里小坐，聊了半天，他在我屋里四处转悠。我说我没有您有钱，收藏的都不是珍品。他扭头说你这人不实在。我纳闷，我怎么不实在了？他指着我一个小本子问，那是什么？我说：“地雷。”他说你别开玩笑，那破本我可找了好几年了。我说这东西值不了几个钱。他顺手就抄起了说：“给你钱，我拿走了。”我一把夺过来，“别的成，就这个不行。”“不值钱，你要它干吗使？”我太太说：“这是他的宝贝。每天没事的时候，就拿我们家一块纯棉布，谁也不让使，谁使就跟谁急，你猜干吗？就是擦他那破本子。”“那里面是不是你小时候的情书？”我告诉他：“比那重要。”
　　
　　犹忆少年抄书时
　　这是一册珍藏了30年的手抄本，它由作业本的残剩页组成，装订于30年前，但“书”的抄写却开始于35年以前。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抄书的时间大约是我上小学六年级，当时在同学家见到一册《中国文学史大纲》，借了回来，觉得很有意思，尤其是书中引用的那些诗词，更是好得不得了。于是，我就零星地抄了一些。上小学的时候，“文革”正当中期，找一本书那叫一个难，找着了，要偷偷看，跟做贼似的，弄不好就有被抄家的危险。一开始抄在零星纸片上，后来觉得这样不好保存，唯一统一的纸张就是作业本。“文革”的时候上学，一门功课一个作业本，我就把作业本正反着用，从前往后写作业，从后往前抄诗词。就这样从上初二到高中毕业，整整抄了有四年的时间。
　　这四年，老师们竟然没有一个发现我的作业本有什么异样。高中毕业，在家里待业一年，闲得没事儿，把用剩下的作业本子都翻出来，把没有用过的纸张装订成了一个比较厚的大本子。现在想起来挺可惜的，如果留着当时最原始的样子，也该是不错的藏品。我把那些零星的手抄本里面的诗词，都抄在了这个大本子上。当时计划得挺好，抄完了唐代，就往前收集汉魏时代的诗歌。没想到一年以后我就上班了，再后来“文革”结束，许多古典诗歌方面的选本重新出版，1980年前后，我买了一些书，少年时代的抄书岁月也结束了。
　　我记得很清楚，1976年12月，我报到上班后，利用星期天休息时间，把手抄本认认真真地给装订起来，又用硬纸壳做了封面。无书的时代、抄书的时代过去了。当书籍遍地，诗歌无处不在的时候，面对手中这册珍藏了三十几年的手抄本，突然觉得那时四处找书抄书的艰难日子，每找到一首诗歌并把它抄下来的那种快乐，让今天的我真的羡慕死了。尽管那时候的字迹很是歪歪扭扭，远没有电脑打出来的漂亮，可是就在这歪歪扭扭的下面珍藏着我少年时的快乐，抄书的快乐。
　　有一种收藏，不追求回报，因为它珍藏的是自己的心灵历程。有一种玩味，不希图时尚，因为它可以让我们不断回味起爱的快乐。
　　
　　载满童年时光的木床
　　这是一张小木床，我珍藏了50年，床龄应该在50年以上，是上世纪50年代初的作品。床的形制很简单，大小床头都是栏杆式的，床梯由松木板钉成。十分典型的上世纪50年代家具的式样。这张木床，是父母结婚时购置的，是他们当时购置的唯一家当，另有一张八仙桌和两把椅子是父母的朋友们赠送的结婚礼物，还有一张木床是父亲从单位里借来的。我出生以后，被母亲从医院抱回家。那时我们家在一个院子的北墙处的一间小屋，大约有8平方米左右，位置就在府右街里的太仆寺街中段南侧，回家后第一个落脚的地方一定是这张木床。四岁以前，我唯一能够记忆起来的事情，就是每逢夏日连阴天，大雨涟涟，院子里的积水冲向小屋的门口，姥姥就带着我和妹妹，用炉灰堆在门外挡水。有时积水很大，挡不住，姥姥就把我和妹妹抱上这张木床。
　　1960年的时候，父亲单位分了房子，家里添置了双人床，于是我就开始和这张木床生活在一起。记得第一次一个人睡觉，还很害怕。床对于四岁的我来说显得很大，那时候我就想什么时候能够长得跟床一般大。一晃，连我的女儿也长得跟床一般大了，这张床也就成了我生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我所说的珍藏，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它不是买回来闲置在房间里的观赏品，而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社会，一定时期的生活见证物。它装载着我的童梦、美梦、噩梦、平常的梦和春梦。
　　50年中，我们搬了好几次家，家里的家具也换了几次，但是这张木床却始终没有被丢弃。后来女儿大了，有了自己的床，我有时候也要回到这张木床上，重温一下童年的梦乡。有位朋友来我这里，见这张木床在房间里很占地方，就建议我把它卖掉换一张钢木沙发床。我对他说：“你知道这张床在我心里珍藏了多少年吗？它装载着我近50年的梦，承载了我50年的生命。”我十几岁开始喜欢读书，从那时起，这张床上就摆满了我喜欢的图书，躺在上面看书，是我青少年时代乃至中年时代最快乐的事情之一。
　　50年代的家具，不饰雕琢，很质朴，很像那个时代的人。50年代的许多东西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它们是那个时代文化最为直接的反映，更重要的是它们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玩味这些藏品，不仅仅是玩味一件东西，而是玩味我们自己的生活，在这种玩味中发现我们过去生活中的美好时光。
　　
　　初读留下的隐私
　　第一次对异性动情，叫初恋；第一次与异性亲嘴，叫初吻；第一次阅读外国文学名著，我叫它初读。少年时代读过的书，印象之深刻，终其一生难于磨灭。尽管在后来的三十多年中，我阅读过不少外国文学名著，古典的、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现代派的、后现代派的，能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能说没有，但都无法和少年时代读过的那部《鲁滨孙漂流记》相比。
　　那是在一种渴望和等待之中获得的阅读快感，那种愉悦兴奋，至今难以忘怀。第一次听到《鲁滨孙漂流记》这个书名，是听一位老师在批评一位同学上课看课外书时知道的。当时老师把书没收了，还说这是一部歌颂个人奋斗的坏书。下课以后，我就去找那位挨批评的同学，等老师把书还来了，借给我看看。可老师没有把书还给他。从那以后我就四处找《鲁滨孙漂流记》，找到后，旷了两天课，在家把它偷偷地读完了。偷偷读书与其说是一种情调，不如说是一种刺激。潘小松在《如何看待名著》中说，他看过毛姆的《人性的枷锁》之后，觉得毛姆塑造的主人公菲利普，远不如鲁滨孙给人的印象深刻。我们是同龄人，他少年时代读过的书中一定有这部名著。
　　读书的快乐，有时既取决于书的内容，有时候又不完全取决于书的内容。阅读的环境，往往会把这种快乐烘托出来，或是湮灭下去。我那个时代的少年，不知道什么叫偷情，可是知道偷偷读书。用“偷”来渲染“情”，情会疯狂。用“偷”来衬托“读”，同样兴奋。
　　少年时代读过的那部《鲁滨孙漂流记》，一直没有淘换到，因为在我读到那部书的时候，书的封面封底都没有了，就连目录页也不知哪去了，书用当时的报纸包着。后来我收藏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滨孙漂流记》（中文版），又收藏了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原文加汉文注释的英文本，以及世界书局出版的带汉文注释的英文本。前者注释者为马骥，后者为叶绍生。更让我欣喜若狂的是， 我还有19世纪英国出版的英文原版。环顾被一万多册图书占据的居室，谁也比不上这几部小书的分量。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总要把它们请出来，在回忆的脚步声中，共同缅怀过去的那段读书时光。这时候仿佛自己又在偷偷和自己的“初恋情人”幽会。不惑之年，对于生活，对于人生，对于阅读来说都是一个分界线。心情比从前宁静了许多，或者说是麻木了许多，可一见到《鲁滨孙漂流记》，心中总能泛起莫可名状的涟漪。尽管我不懂英文，可我还是要抱着词典，看上几行书中的文字。
　　
　　初二时的“小说”习作
　　上初二的时候，我和最要好的同学乔柏林暑假期间一口气写了好几千字的一部小说。写这部小说的起因，完全是出于赌气。初二期末语文考试，我们班以考作文为主。因为班主任喜欢写作，所以其他班考的都是课本上的知识题，唯独我们班只要能写一篇好作文，就能得好分。作文不是在课堂上写，而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考试就是自己朗读。当时我是学校广播室的广播员，朗读有优势，本人自幼喜欢语文，所以对这种考试的方法，特来情绪。我写过的一些作文，也曾经被老师拿到课堂上当范文读。乔柏林也喜欢作文，本想这回头筹应属于我们两人中的一个。可是哪承想，班里的任树青写了一篇“小说”，在当时来说算是很长的作文，他站那儿读了大约半节课。那篇小说写的是作者放假期间回老家农村，参加阶级斗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故事。考完试后的一节语文课上，老师公布了这次语文考试的成绩，我和乔柏林的作文都是满分，但是这次考试的最佳成绩是任树青的那篇小说，得分120分。老师解释，多出来的那20分，是语文教研室的另一位老师张万隆先生特意要求加的，以示表彰。
　　我们俩心里这个不服，要早知道能够写小说，谁不会写呀？为了赌这口气，我和乔柏林整个假期就开始写小说。那时候买不起稿纸，就把用剩下的作业本的空白页撕下来当稿纸。我们写的也是反映阶级斗争的内容，不过比任树青的那篇复杂一点，还加入了特务活动，有谋杀，有破案，名字叫作《一张图纸》。现在看来那故事太幼稚了，为了一张水库图纸，又是阶级敌人破坏，又是特务偷图纸。至今我还收藏着少年时的这份饱含了我们希望的东西。整整一个假期也没有写完，开学以后就没有再继续，少年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小说没写成，我们俩就在课堂上传纸条，纸条上写的都是些顺口溜。当时不懂事，还管这叫“格律诗”，其实也就是一行写7个字或5个字，写成两联的叫绝句，写成四联的叫律诗。不管怎么说，也不管那些东西多么不像样，那些文字的的确确给我们的少年时代带来了不同于打打闹闹的快乐。
　　我们收藏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经历，是我们自己的心路历程，是生活给我们留下的痕迹。当我们老了的时候，能够让我们忆起的那段曾经鲜活的生活片段。现在人们的收藏，已经从仅仅重视古玩，走向了更加宽阔的领域，人们开始注意历史上那些能够反映人们生活面貌的日常用品的遗留物。从这些遗留物中，我们可以发现，另一种还没有被解读的历史面貌与某种真相。
　　编辑/王文娜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