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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技术产业集群的“竞合关系”表现出“合作关系占主导，竞争关系为辅助”的关系结构；高技术产业集群内部经济主体具有长期合作的主观倾向；高技术产业集群的网络治理机制可以分为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从关系结构与网络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分析入手，对高技术产业集群非正式网络治理机制——信任文化和声誉机制进行了研究；高技术产业集群的信任体系结构包含五个层次，信任是网络型组织的基本运行机制，建立高绩效网络的最重要的要求是信任或社会认同，信任机制可以降低组织之间的交易成本；高技术产业集群以企业为主体的网络具有开放性，声誉机制的扩散效应更为明显，高技术产业集群声誉机制的重要含义在于拓展了交易范围与交易空间，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的资源选择，使潜在交易对象可以演变为现实的可利用资源。
[关键词]高技术产业集群；网络治理机制；信任文化；声誉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8-0042-05
※ 本文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振兴工程科研基金（90407007108）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07年重点课题《国有企业人力资本激励与约束机制》（RC/SASAC2007-5）资助。
一、引 言
高技术产业集群是由地理邻近的许多相互关联公司以及各类机构为解决共同问题通过持续互动而形成的区域经济共同体，是一种典型的区域经济网络组织。Hakansson 与Snehota（1995）以及Welch and Wilkinson（2000）认为，产业网络有三大要素构成：行动者、行动和资源。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范式的一项重要转变，就是借鉴经济社会学和文化理论寻求新的研究空间(Martin and Sunley，1996)[1]，这种转变的重要特征就是从以往对集群内部运输成本、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以及报酬递增的关注转向对集群内部网络、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关注(Storper，1997)[2]。正如Dennis Maillat，Oivier Crevoisier和Bruno Lecog认为，对网络组织经济概念的理解包含四个维度：一是经济维度，网络经济是超越市场与企业两分法的一种组织形态，交易费用经济学对此提供了详尽的解释；第二，认知维度，网络经济的优势是提供集体学习的平台，超越了企业边界的资源瓶颈；第三，历史维度，网络经济是基于信任与相互认同的长期关系系统，路径依赖的历史分析方法可以对这种演进过程提供基本的洞察力；第四，规范维度，所有产业集群都是由旨在确定每个成员的义务与责任的一套规则所定义的，这些规则划定了集体活动的领域，并确保与网络的外部环境相比，网络组织受到始终如一的规制[3]。
基于这样的理论研究背景，并借鉴新经济社会学相关理论，从网络组织的运行机制及规制层面来考察，笔者认为，Hakansson等人的分析仅仅强调网络组织的实体要素，忽视了促使产业集群良性运行的制度因素。根据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具体特征，高技术产业集群是一个包含制度因素在内的经济协作系统，这种制度因素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①。所谓网络治理，就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和个体通过经济合约的联结与社会关系的嵌入所构成的以企业间的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参与者间的关系安排。它以组织间的竞争与合作为基点，以网络组织的协调运作为中心，以制度经济学为分析基础来探讨治理机制与治理目标。
相对于科层治理，网络治理的各个因素有其显著的特点。Larsson在坚持Powell三分法的基础上，把网络组织间的协调称作“握手”。因此通过企业价值网络来配置企业资源，实现了资源配置方式的“握手”，具有重要意义。Jones等（1997）扩展了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引入任务复杂性这一维度，使网络治理建立在四重维度的交易环境中，即：（1）供给稳定状态下需求的不确定性；（2）定制交易的人力资产专用性；（3）时间紧迫下的任务复杂性；（4）网络团体间的交易频率[4]。同时新经济社会学则从结构嵌入的四个主要因素（限制性进入、宏观文化、集体许可与声誉）来讨论网络治理机制。在此基础上，借鉴Jones等四重维度的理念以及结构嵌入的四个主要因素，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从以下四个方面拓展了高技术产业集群的网络治理的理论架构：第一，创业创新文化作为网络治理机制；第二，合作信任文化作为网络治理机制的重要内容，声誉机制是信任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三，就集体许可而言，一部分内容包含于信任规则的内在要求，而另外一部分则属于社会中介组织（比如行业协会）的内容；第四，政府以及其它公共机构是正式公共制度的提供者。
本文从信任文化和声誉机制入手，对高技术产业集群非正式网络治理机制进行研究。
二、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关系结构分析
与传统产业集群的激烈产品竞争关系不同，高技术产业集群在产品方面的竞争程度较弱，在资源获取方面的竞争程度较强，企业间的关系表现为“强资源争夺关系、弱产品竞争关系”。企业与其它参与主体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合作关系，因而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关系结构更多地表现为“合作关系为主导、竞争关系为辅助”的关系结构。高技术产业集群内部参与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与政策规制为参与各方提供合作的制度平台，地方政府本身也是合作博弈的重要行动者；以行业协会为代表的社会中介组织为集群内部相类似的企业提供从信息服务、企业家网络到俱乐部产品等准公共产品，致力于关联企业的多方面合作，社会中介组织本身也是合作博弈的重要行动者；基于产业链与社会分工原理的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之间在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供给与消费上存在的合作；以高技术企业为核心的企业网络与大学、公共实验室以及科研机构的合作；非正式交流所产生的合作；还包括从事相似或相关业务的高技术企业之间的合作。从这个角度而言，任何一个结点的合作是多维度的，而竞争却是有限维度的，所以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关系结构以合作关系为主导。与一般社会分工合作理论表现在传统产业集群的合作活动所不同，它们强调的合作关系本质是基于市场交易关系的合作，以保证社会分工链条的连续性，避免社会分工链条断裂导致的经济波动。而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合作行动，不仅仅保证交易链条的可持续性，更重要地，它强调集群内部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这种合作互动导致知识共享与相互学习，由此促进技术创新。因此，与传统产业集群相比，高技术产业集群参与主体间的合作充满了生机，潜伏着创新的因子。在高技术产业集群中，大学、研究机构与高技术企业互动、非正式交流所产生的互动，以及关联企业的互动学习与战略联盟，是高技术产业集群的重要创新源头。
三、信任作为高技术产业集群的网络治理机制
信任是一种治理/激励结构(trust as governance/incentive structure)。这种信任的含义是对X来说，Y在交易中不会利用自己的脆弱性。因为Y相信这样做符合自己利益。这样Y就具有不会去利用X的脆弱性的激励，否则就有可能受到多种形式的制裁，激励和制裁在性质上可以是经济的或社会的。信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提供稳定的预期；降低交易成本；维持经济秩序。信任是一种昂贵的资源，它放弃短期的机会主义收益，并在长期内小心谨慎地积累信用资本。当然给予的回报也是丰厚的：较少的检查造成的成本节约、信任造成的交易成本下降，更多的合作机会和由此造成的正外部收益。信用资产沉淀成本高，能产生租金。
1.高技术产业集群的信任结构分析
第一层次的信任机制是基于实践知识与接受信息的信任机制，它是高技术产业集群信任结构中的主体部分。这种形式的信任基于对其他行为者有关方面的知识和观察，一行动者观察到另一行动者过去一贯的行为方式是“可信的”，则这个行动者信任另一行动者。这种层次的信任机制既来源于信任双方第一手的经验，比如重复的个人接触，面对面的交流，长期的关系和成功关系的历史纪录，这种信任可以称之为“实践证实信任”；也来源于长期作为第三方局外人对交易双方的信用观察，或者通过网络其它成员的对该成员的反复声誉传播，获得了该个成员有关信任的知识与信息，这种信任可以称之为“信息证实信任”。“实践证实信任”来源于集群内部的重复合作关系，为成员间的经常性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信息证实信任”来源与第三方的信息传播，为成员间的合作开拓新的合作空间，并且“信息证实信任”保证了某一个企业子网络组织的活力，避免了路径依赖、技术刚性以及专用性资产敲竹杠的网络风险。因此第一层次的信任机制是普遍的、基础的，为高技术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最基本的非正式制度支持，客观上也满足了企业技术创新对动态开放网络的本质需求。
第二层次的信任机制是基于理性计算的信任机制，这种层次的信任机制满足了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网络动态扩展与有限次重复合作要求，是高技术产业集群信任机制结构的重要组成内容。这种信任来源于对其他行动者行为可预期性的计算。这种信任机制假设，理性的行动者会按照他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这意味着组织中的其他行动者可以预期他的行为，这个行动者知道自己的行为后果，这样这个行动者就会按照其他行动者所预期的那样去做，否则成本会太高。所以这种形式的信任产生于，一旦合作者出现违约行为或不诚实行为，就会由网络内部的规制制度产生某种形式的制止和威慑效应，或者即使没有惩罚，违约者本身的机会主义收益也甚小——这本质上是一种“双赢”信任机制。对于高技术产业集群内部的某一个创新企业而言，合作的对象不应该只局限于已有网络中的经常合作对象以及具有良好信用记录的潜在合作对象，也可能与集群新进入企业以及集群内部新的衍生企业进行合作，可是这些企业由于嵌入产业集群时间很短，甚至没有一个系统的信用记录，那么如果需要进行合作，就只好依赖于基于理性计算的信任机制。但是，随着合作活动的有限次或无限次重复进行，这种基于理性计算的信任机制就会演变为“实践证实信任”（对参与成员而言）或者演变为“信息证实信任”（对第三方而言）。
第三层次信任机制是基于身份的信任机制，它是高技术产业集群的信任机制结构中的最高层次信任，产生于多次重复交易之中，由“信息证实信任（或理性计算信任）——实践证实信任——身份信任”发展而来。与传统产业集群不同，高技术产业集群的“身份”信任绝大部分不是基于亲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由于高技术产业集群具有开放性，人力资源流动特征非常明显（如美国硅谷和我国深圳），所以高技术产业集群并不普遍存在基于地缘的“乡亲关系”与“宗族关系”，也不是基于“血缘关系”与“姻亲关系”的扩展家庭（传统身份关系恰恰体现在我国江浙一带的传统产业集群），很多时候是基于个人多次重度交易所形成的特殊友谊。当然，这种身份（友谊特征）有时也发生在一个类似“泛家族”的网络中，比如同学关系、同事关系、伙伴关系与俱乐部成员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与传统“泛家族关系”具有本质区别。正如前述，高技术企业是一个由不同人力资本组成的特殊契约，由此形成的企业间关系是知识交易关系，这就决定了传统家族关系难以支撑高技术企业发展并维持企业间的知识交流活动，因此高技术企业绝大部分关系由现代身份所支撑，这与传统产业集群存在根本区别。第三层次信任是由于参与者对对方身份认可而产生的，合作成员的期望和意图被内部化。这种信任建立在个人关系基础上，是基于对他人的了解而建立和发展的。Granovetter认为，信任是嵌入于经济行为的个人关系网络[5]。这种信任和激励结构的一个共同点是在于相信的基础，X相信Y不会利用自己的脆弱性，部分原因是因为这可能会破坏它们之间的友谊，X相信Y珍惜它们之间的友谊。关系意味着相互的义务，而义务感会使人做出值得信任的行为。一个人如果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他就会失去面子，不仅会受别人的谴责；而且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失去关系网及其中所包含的社会资源和网络资源。这是基于个人关系的一种社会制裁。在Granovetter看来，个人关系作为信任的基础比作为治理结构的信任有更重要的含义，比如得到第一手信息的质量使得基于个人关系成为信任的最重要的基础。这个信息更丰富、更具体、更准确，而且可以很便宜。亲密的个人关系成为信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第四层次的信任机制是基于社会伦理与商业道德的信任机制，这种信任机制既是其它信任机制的基石，又为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其它层次治理机制可能存在的治理盲点与失灵空间提供了补充。这种层次的信任机制作为一种抽象的社会制度，可以表述为X有信心相信Y不会利用自己的脆弱性，是因为X相信 Y的处世标准和价值观符合社会伦理与商业道德的一般原则，这是一种最低限度的信任。因此，这种形式的社会信任既是其它信任机制的奠基石，又为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其它层次治理机制的治理盲点与失灵空间提供了补充。这种信任和法律一样，使得在商业环境中人们接受普遍遵循的商业准则和规范。这种形式的信任和个人信任相互交织，没有这种确认，社会将变得不可知。
第五层次的信任机制是基于制度的普遍信任机制，这种信任机制为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其它层次治理机制提供正式制度支持，能够促进信任范围的进一步扩展。制度性信任越成熟，个人之间的信任越容易发展起来。基于制度的普遍信任建立在政府的公共政策与行业之间的规则之上。
2.信任的治理绩效
格拉诺维特认为：信任来源于社会网络，信任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而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就嵌入于社会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在经济领域最基本的行为是交换，而交换行为得以发生的基础是双方必须建立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6]。在一个复杂的社会性及互依性高的社会中，如果交易双方没有信任就不可能预期对方会回报为他想做的事，因此也就不能确保自己的需求或意愿得到满足。Fukuyama认为，社会道德是经济成功和经济效率的重要的但通常是隐形的贡献者[7]。信任使得社会可以在更大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从事活动，信任可以使人们在社会在没有权力或市场的前提下从事合作。高技术产业集群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和动态性，信任变得越来越有价值。市场或权力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合作方面存在失灵，所以信任成为赢得合作行为的一种很重要的治理工具。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增大了交易双方信息的不透明性，因此也增大了经济活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如果交易双方的信任程度低，交易的双方将大行机会主义行为。这将减少未来的经济活动，因此经济活动和增长将受到损害。如果交易双方高度信任，尽管潜在机会主义行为也会出现，但经济活动会更加活跃。网络型组织的基本运行机制为信任[8]，建立高绩效网络的最重要的要求是信任或社会认同，透过信任，组织之间的交易成本才得以降低。
信任是高技术产业集群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生产性社会资本。传统研究强调信任在减少交易成本方面的功能，但是交易成本的减少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可以穷尽的（因为它可以趋向零值），而高技术产业集群基于信任网络的合作却具有非常大的生产潜力。特别重要的高技术产业集群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合作创新，要求合作网络具有动态开放性，以满足技术创新复杂性、时效性的要求，合作对象包括一次性交易对象、有限次重复交易对象以及多次重复交易对象，所以需要一种完善的信任体系支撑参与主体之间的技术创新活动。合作主体间的信任能够促进双方遵循理性预期原则，提高技术创新活动的成功概率。而一旦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获得成功，就具有“破坏性”的生产力。基于此，本文认为，与传统产业集群相比较，高技术产业集群需要一种更加复杂而完善的信任结构体系以支撑高技术产业集群的有效运行，同时，一旦这种信任体系建立，具有非常大的生产力。
四、声誉是一种重要的网络组织治理机制
声誉之于信任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如果交易双方没有交易记录，但是存在一个声誉市场，参与双方就有可能开展交易活动。声誉的基础在于第三方信任，同时声誉拓展了信任空间。一个良好的声誉无疑是网络组织成员进行内部合作的一个必要前提，声誉是网络组织成员合作的一个有效激励[9]。根据Fombrun和Rindova（1996）的定义，“企业声誉是企业过去一切行为及结果的综合体现，这些行为及结果反映了企业向各类利益相关者提供有价值产出的能力。”[10]声誉是一种特殊的信任/激励机制，它为网络组织的信任机制提供了基础和重要前提。Desgupta认为，所有的信任都基于声誉[11]。从这个意义上讲，声誉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治理（激励）机制。科瑞普斯也认为，合作行为受声誉效应的控制：行动者不愿意欺骗另一个成员，因为这个成员与共同的第三方成员相联系，这些共同的联系会意识到他们的行动[12]。正如2000年6月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哈佛大学演讲所说，“如果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引擎，那么声誉就是使之运行的燃料”。
正如前述，在高技术产业集群中，网络成员间的合作具有动态开放性：参与主体基于技术创新任务的复杂性、环境不确定性以及技术变迁的迅捷性，合作对象不可能总是锁定于一个特定的子网络，成员间的合作既要发生在重复交易的参与主体之间，也可能基于任务的需要发生在没有交易记录的经济主体之间，此时声誉在高技术产业集群的网络治理机制中就发生非常重要的作用。Cravens等学者也指出，声誉在风险投资行业有着格外重要的价值，基于声誉的信任是一种重要的激励/治理结构安排。高技术产业集群声誉机制的重要含义在于，拓展了交易范围与交易空间，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的资源选择，使潜在交易对象可以演变为现实的可利用资源。假设，X为了某一项技术创新任务需要与集群内部的Y合作，但是此前双方并没有交易记录。由于地理邻近信息容易扩散并且交易成本不高，它们在集群内部与其它经济主体的交易状况都可以被了解到。虽然对Y来说利用X的脆弱性符合其短期利益，但由于存在一个声誉市场，所以Y在未来与其他人交易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Y过去的交易中没有利用其它交易伙伴的脆弱性的信誉。
当声誉这一无形资产成为企业技术创新进而创造价值的重要要素时，一旦企业出现不诚实行为，就会很快在网络中快速扩散，高技术企业所面临的风险种类就会增加：此前可能仅仅面临技术创新风险和市场风险，此时还增加了缺少交易对象的风险。这种缺少交易对象的风险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一是难以获取中间产品、风险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等技术创新所需要的资源；二是分销商渠道可能被堵塞，进入市场的难度加大；三是作为知识主动溢出的受益者机会大大减少，不容易在企业间开展互动学习；四是当企业声誉及其恶化时及容易被集群整体网络所排斥拒绝，此前投资所形成的沉淀资本迅速贬值；五是如果存在一个典型的法律惩罚机制，面临着一定数量的货币损失。
声誉机制在高技术产业集群的重要性还体现在拓展网络合作创新空间方面。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声誉是依靠过去的良好交易记录而获取，被第三方所识别，其主要功能却体现在为潜在的参与双方提供未来的交易活动空间，这一点对于拓展创新网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技术创新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任何一个高技术企业在集群的合作创新子网络都需要拓展，此时声誉机制产生主要作用。
五、结 语
与传统产业集群相比，高技术产业集群的社会信任结构不同。传统产业集群存在一种广泛的、基于身份特征的特殊主义信任，不复杂的中间产品交易关系可以发生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嵌入性关系网络，这种信任结构相对稳定。但是高技术产业集群的中间产品具有技术复杂性，企业间的关系更多地是一种知识交易关系。不同于传统产业集群，促进技术创新的信息与知识可能在网络空间呈现匀质分布状态，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难以满足高技术产业集群网络空间多维度知识流动，网络趋向扩大，信任则向基于知识流动的普遍主义信任扩展。
从网络内部的声誉机制而言，传统产业集群的声誉机制局限于一个特定的社会网络，声誉机制具有内敛性，强的自约束性。一旦某一个企业出现非理性的机会主义行为，声誉扩散主要局限于已有的网络结构中，即使向外部扩散，范围不会很大。所谓家丑不可外扬，尤其是这种网络基于血缘和其它亲缘关系。但是对于高技术产业集群而言，声誉机制存在于弱联系占主导的社会结构中，许多交易行为不一定发生在稳态的重复交易之中，在扩展的网络中，机会主义行为更易于产生。但是，由于以企业为主体的网络具有开放性，每一个节点具有不同的网络安排，所以不同于传统产业集群，声誉机制的扩散效应更为明显。经济主体具有自平衡特征，一旦这个平衡机制被破坏，则会被网络“扫地出门”。
[注 释]
①正式制度安排包括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规制与协调机制、社会
中介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商会）的协调维护机制。这种正式
的制度安排具有强制力，保证企业间的合作关系能够有序进行，
达到互动、协调、整合与维护的网络治理目标。非正式制度安
排主要包括创业创新文化与合作信任文化，创业创新文化提供
了创业创新活动的本源动力，能够保持高技术产业集群的网络
生命力，促进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动态演化，尤其是创业创新文
化体现在促进新企业的诞生、促进原有创新企业裂变以及吸纳
外部创新企业进入方面。合作信任文化则体现产业集群内部高
技术企业之间的内部联系性与网络根植性。正是由于产业集群
内部存在一种基于专业化分工的合作信任文化，才导致了高技
术产业集群的网络根植性，知识流动与互动学习才成为可能。
反观我国的高技术产业集群，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和土地优惠政
策以及完善基础设施这种“筑巢引凤”措施来吸引高技术企业
落户高新园区，相对忽视集群内部的网络互动与信任合作关系，
这种产业集群不具备真正意义的网络根植性，一旦政策变化或
者其它区域存在更大的政策吸引力，高技术企业就可能“远走
高飞”，反而导致高新技术开发区之间的“政策倾销”式恶性竞争。
[参考文献]
[1]Martin, Sunley . Paul Krugman’s geographical economic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critical assessment [J].Economic Geography,1996,72(3):259-292.
[2]Storper. M.The regional worl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economy [M] .New York: Gulford Press, 1997：91-121.
[3]贾根良．网络组织：超越市场与企业两分法[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8，（4）:13-19.
[4]Jones, C. Hessterly, S. W. & Borgatti. A General Theory of Network Governance: Exchange Conditions and Social Mechanism[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7,22(4):911-945.
[5]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
[6]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
[7]Fukuyama F.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M].London：Helmish, 1995.
[8]Morgan R, Hunt S D. The commitment-trust theory of relationship marketing [J].Journal of Marketing 1994,（58）:202-238.
[9]卢福财，胡平波．网络组织成员合作的声誉模型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5，（2）:73-79.
[10]Fombrun, C. J. and Rindova, V. Who’s Tops and Who Decide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orporate Reputations [R]. New York University,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Working Paper, 1996.
[11]Dasgupta P. Trust as a commodity [A]. In Gambett D ed.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Europe[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91-117.
[12]Kreps D M. Corporate culture and economic theory [A].In Alt J, Shepsle K, eds.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90.
Study on Network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Hi-tech Industrial Cluster: Trust and Reputation
Xu Tao1，Zhang Zhaohua2
(1.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3，China；2.Anyang New-Technology Development Area, Anyang 455100,China)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hi-tech industrial cluster is shown on the relation structure that cooperation is dominant and competition is auxiliary. There is a subjective tendency on long-term cooperation for economic main bodies of hi-tech industrial cluster. Starting with analysis on rela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opportunism behavior of network members, in depth research has been made on the informal network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hi-tech industrial cluster: trust and reputation. The trust system structure of hi-tech industrial cluster includes five layers, where trust is the basic operation mechanism for organization of network type. The most important requirement for establishing a high performance network is trust or social identity, and trust mechanism could reduce transaction cost between organizations. The network of hi-tech industrial cluster dominated by enterprises is featured with openness, and the diffusing effect of reputation mechanism shall be more obvious. The important meaning of reputation mechanism in hi-tech industrial cluster is shown on the expansion of the scope and space for transaction, more resources selection for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transfering potential transaction objects into available resources in reality.
Key words：hi-tech industrial cluster；network governance mechanism；trust culture；reputation mechanism
（责任编辑：张改兰）
[关键词]高技术产业集群；网络治理机制；信任文化；声誉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8-0042-05
※ 本文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振兴工程科研基金（90407007108）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07年重点课题《国有企业人力资本激励与约束机制》（RC/SASAC2007-5）资助。
一、引 言
高技术产业集群是由地理邻近的许多相互关联公司以及各类机构为解决共同问题通过持续互动而形成的区域经济共同体，是一种典型的区域经济网络组织。Hakansson 与Snehota（1995）以及Welch and Wilkinson（2000）认为，产业网络有三大要素构成：行动者、行动和资源。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范式的一项重要转变，就是借鉴经济社会学和文化理论寻求新的研究空间(Martin and Sunley，1996)[1]，这种转变的重要特征就是从以往对集群内部运输成本、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以及报酬递增的关注转向对集群内部网络、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关注(Storper，1997)[2]。正如Dennis Maillat，Oivier Crevoisier和Bruno Lecog认为，对网络组织经济概念的理解包含四个维度：一是经济维度，网络经济是超越市场与企业两分法的一种组织形态，交易费用经济学对此提供了详尽的解释；第二，认知维度，网络经济的优势是提供集体学习的平台，超越了企业边界的资源瓶颈；第三，历史维度，网络经济是基于信任与相互认同的长期关系系统，路径依赖的历史分析方法可以对这种演进过程提供基本的洞察力；第四，规范维度，所有产业集群都是由旨在确定每个成员的义务与责任的一套规则所定义的，这些规则划定了集体活动的领域，并确保与网络的外部环境相比，网络组织受到始终如一的规制[3]。
基于这样的理论研究背景，并借鉴新经济社会学相关理论，从网络组织的运行机制及规制层面来考察，笔者认为，Hakansson等人的分析仅仅强调网络组织的实体要素，忽视了促使产业集群良性运行的制度因素。根据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具体特征，高技术产业集群是一个包含制度因素在内的经济协作系统，这种制度因素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①。所谓网络治理，就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和个体通过经济合约的联结与社会关系的嵌入所构成的以企业间的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参与者间的关系安排。它以组织间的竞争与合作为基点，以网络组织的协调运作为中心，以制度经济学为分析基础来探讨治理机制与治理目标。
相对于科层治理，网络治理的各个因素有其显著的特点。Larsson在坚持Powell三分法的基础上，把网络组织间的协调称作“握手”。因此通过企业价值网络来配置企业资源，实现了资源配置方式的“握手”，具有重要意义。Jones等（1997）扩展了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引入任务复杂性这一维度，使网络治理建立在四重维度的交易环境中，即：（1）供给稳定状态下需求的不确定性；（2）定制交易的人力资产专用性；（3）时间紧迫下的任务复杂性；（4）网络团体间的交易频率[4]。同时新经济社会学则从结构嵌入的四个主要因素（限制性进入、宏观文化、集体许可与声誉）来讨论网络治理机制。在此基础上，借鉴Jones等四重维度的理念以及结构嵌入的四个主要因素，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从以下四个方面拓展了高技术产业集群的网络治理的理论架构：第一，创业创新文化作为网络治理机制；第二，合作信任文化作为网络治理机制的重要内容，声誉机制是信任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三，就集体许可而言，一部分内容包含于信任规则的内在要求，而另外一部分则属于社会中介组织（比如行业协会）的内容；第四，政府以及其它公共机构是正式公共制度的提供者。
本文从信任文化和声誉机制入手，对高技术产业集群非正式网络治理机制进行研究。
二、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关系结构分析
与传统产业集群的激烈产品竞争关系不同，高技术产业集群在产品方面的竞争程度较弱，在资源获取方面的竞争程度较强，企业间的关系表现为“强资源争夺关系、弱产品竞争关系”。企业与其它参与主体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合作关系，因而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关系结构更多地表现为“合作关系为主导、竞争关系为辅助”的关系结构。高技术产业集群内部参与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与政策规制为参与各方提供合作的制度平台，地方政府本身也是合作博弈的重要行动者；以行业协会为代表的社会中介组织为集群内部相类似的企业提供从信息服务、企业家网络到俱乐部产品等准公共产品，致力于关联企业的多方面合作，社会中介组织本身也是合作博弈的重要行动者；基于产业链与社会分工原理的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之间在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供给与消费上存在的合作；以高技术企业为核心的企业网络与大学、公共实验室以及科研机构的合作；非正式交流所产生的合作；还包括从事相似或相关业务的高技术企业之间的合作。从这个角度而言，任何一个结点的合作是多维度的，而竞争却是有限维度的，所以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关系结构以合作关系为主导。与一般社会分工合作理论表现在传统产业集群的合作活动所不同，它们强调的合作关系本质是基于市场交易关系的合作，以保证社会分工链条的连续性，避免社会分工链条断裂导致的经济波动。而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合作行动，不仅仅保证交易链条的可持续性，更重要地，它强调集群内部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这种合作互动导致知识共享与相互学习，由此促进技术创新。因此，与传统产业集群相比，高技术产业集群参与主体间的合作充满了生机，潜伏着创新的因子。在高技术产业集群中，大学、研究机构与高技术企业互动、非正式交流所产生的互动，以及关联企业的互动学习与战略联盟，是高技术产业集群的重要创新源头。
三、信任作为高技术产业集群的网络治理机制
信任是一种治理/激励结构(trust as governance/incentive structure)。这种信任的含义是对X来说，Y在交易中不会利用自己的脆弱性。因为Y相信这样做符合自己利益。这样Y就具有不会去利用X的脆弱性的激励，否则就有可能受到多种形式的制裁，激励和制裁在性质上可以是经济的或社会的。信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提供稳定的预期；降低交易成本；维持经济秩序。信任是一种昂贵的资源，它放弃短期的机会主义收益，并在长期内小心谨慎地积累信用资本。当然给予的回报也是丰厚的：较少的检查造成的成本节约、信任造成的交易成本下降，更多的合作机会和由此造成的正外部收益。信用资产沉淀成本高，能产生租金。
1.高技术产业集群的信任结构分析
第一层次的信任机制是基于实践知识与接受信息的信任机制，它是高技术产业集群信任结构中的主体部分。这种形式的信任基于对其他行为者有关方面的知识和观察，一行动者观察到另一行动者过去一贯的行为方式是“可信的”，则这个行动者信任另一行动者。这种层次的信任机制既来源于信任双方第一手的经验，比如重复的个人接触，面对面的交流，长期的关系和成功关系的历史纪录，这种信任可以称之为“实践证实信任”；也来源于长期作为第三方局外人对交易双方的信用观察，或者通过网络其它成员的对该成员的反复声誉传播，获得了该个成员有关信任的知识与信息，这种信任可以称之为“信息证实信任”。“实践证实信任”来源于集群内部的重复合作关系，为成员间的经常性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信息证实信任”来源与第三方的信息传播，为成员间的合作开拓新的合作空间，并且“信息证实信任”保证了某一个企业子网络组织的活力，避免了路径依赖、技术刚性以及专用性资产敲竹杠的网络风险。因此第一层次的信任机制是普遍的、基础的，为高技术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最基本的非正式制度支持，客观上也满足了企业技术创新对动态开放网络的本质需求。
第二层次的信任机制是基于理性计算的信任机制，这种层次的信任机制满足了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网络动态扩展与有限次重复合作要求，是高技术产业集群信任机制结构的重要组成内容。这种信任来源于对其他行动者行为可预期性的计算。这种信任机制假设，理性的行动者会按照他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这意味着组织中的其他行动者可以预期他的行为，这个行动者知道自己的行为后果，这样这个行动者就会按照其他行动者所预期的那样去做，否则成本会太高。所以这种形式的信任产生于，一旦合作者出现违约行为或不诚实行为，就会由网络内部的规制制度产生某种形式的制止和威慑效应，或者即使没有惩罚，违约者本身的机会主义收益也甚小——这本质上是一种“双赢”信任机制。对于高技术产业集群内部的某一个创新企业而言，合作的对象不应该只局限于已有网络中的经常合作对象以及具有良好信用记录的潜在合作对象，也可能与集群新进入企业以及集群内部新的衍生企业进行合作，可是这些企业由于嵌入产业集群时间很短，甚至没有一个系统的信用记录，那么如果需要进行合作，就只好依赖于基于理性计算的信任机制。但是，随着合作活动的有限次或无限次重复进行，这种基于理性计算的信任机制就会演变为“实践证实信任”（对参与成员而言）或者演变为“信息证实信任”（对第三方而言）。
第三层次信任机制是基于身份的信任机制，它是高技术产业集群的信任机制结构中的最高层次信任，产生于多次重复交易之中，由“信息证实信任（或理性计算信任）——实践证实信任——身份信任”发展而来。与传统产业集群不同，高技术产业集群的“身份”信任绝大部分不是基于亲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由于高技术产业集群具有开放性，人力资源流动特征非常明显（如美国硅谷和我国深圳），所以高技术产业集群并不普遍存在基于地缘的“乡亲关系”与“宗族关系”，也不是基于“血缘关系”与“姻亲关系”的扩展家庭（传统身份关系恰恰体现在我国江浙一带的传统产业集群），很多时候是基于个人多次重度交易所形成的特殊友谊。当然，这种身份（友谊特征）有时也发生在一个类似“泛家族”的网络中，比如同学关系、同事关系、伙伴关系与俱乐部成员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与传统“泛家族关系”具有本质区别。正如前述，高技术企业是一个由不同人力资本组成的特殊契约，由此形成的企业间关系是知识交易关系，这就决定了传统家族关系难以支撑高技术企业发展并维持企业间的知识交流活动，因此高技术企业绝大部分关系由现代身份所支撑，这与传统产业集群存在根本区别。第三层次信任是由于参与者对对方身份认可而产生的，合作成员的期望和意图被内部化。这种信任建立在个人关系基础上，是基于对他人的了解而建立和发展的。Granovetter认为，信任是嵌入于经济行为的个人关系网络[5]。这种信任和激励结构的一个共同点是在于相信的基础，X相信Y不会利用自己的脆弱性，部分原因是因为这可能会破坏它们之间的友谊，X相信Y珍惜它们之间的友谊。关系意味着相互的义务，而义务感会使人做出值得信任的行为。一个人如果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他就会失去面子，不仅会受别人的谴责；而且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失去关系网及其中所包含的社会资源和网络资源。这是基于个人关系的一种社会制裁。在Granovetter看来，个人关系作为信任的基础比作为治理结构的信任有更重要的含义，比如得到第一手信息的质量使得基于个人关系成为信任的最重要的基础。这个信息更丰富、更具体、更准确，而且可以很便宜。亲密的个人关系成为信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第四层次的信任机制是基于社会伦理与商业道德的信任机制，这种信任机制既是其它信任机制的基石，又为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其它层次治理机制可能存在的治理盲点与失灵空间提供了补充。这种层次的信任机制作为一种抽象的社会制度，可以表述为X有信心相信Y不会利用自己的脆弱性，是因为X相信 Y的处世标准和价值观符合社会伦理与商业道德的一般原则，这是一种最低限度的信任。因此，这种形式的社会信任既是其它信任机制的奠基石，又为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其它层次治理机制的治理盲点与失灵空间提供了补充。这种信任和法律一样，使得在商业环境中人们接受普遍遵循的商业准则和规范。这种形式的信任和个人信任相互交织，没有这种确认，社会将变得不可知。
第五层次的信任机制是基于制度的普遍信任机制，这种信任机制为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其它层次治理机制提供正式制度支持，能够促进信任范围的进一步扩展。制度性信任越成熟，个人之间的信任越容易发展起来。基于制度的普遍信任建立在政府的公共政策与行业之间的规则之上。
2.信任的治理绩效
格拉诺维特认为：信任来源于社会网络，信任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而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就嵌入于社会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在经济领域最基本的行为是交换，而交换行为得以发生的基础是双方必须建立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6]。在一个复杂的社会性及互依性高的社会中，如果交易双方没有信任就不可能预期对方会回报为他想做的事，因此也就不能确保自己的需求或意愿得到满足。Fukuyama认为，社会道德是经济成功和经济效率的重要的但通常是隐形的贡献者[7]。信任使得社会可以在更大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从事活动，信任可以使人们在社会在没有权力或市场的前提下从事合作。高技术产业集群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和动态性，信任变得越来越有价值。市场或权力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合作方面存在失灵，所以信任成为赢得合作行为的一种很重要的治理工具。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增大了交易双方信息的不透明性，因此也增大了经济活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如果交易双方的信任程度低，交易的双方将大行机会主义行为。这将减少未来的经济活动，因此经济活动和增长将受到损害。如果交易双方高度信任，尽管潜在机会主义行为也会出现，但经济活动会更加活跃。网络型组织的基本运行机制为信任[8]，建立高绩效网络的最重要的要求是信任或社会认同，透过信任，组织之间的交易成本才得以降低。
信任是高技术产业集群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生产性社会资本。传统研究强调信任在减少交易成本方面的功能，但是交易成本的减少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可以穷尽的（因为它可以趋向零值），而高技术产业集群基于信任网络的合作却具有非常大的生产潜力。特别重要的高技术产业集群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合作创新，要求合作网络具有动态开放性，以满足技术创新复杂性、时效性的要求，合作对象包括一次性交易对象、有限次重复交易对象以及多次重复交易对象，所以需要一种完善的信任体系支撑参与主体之间的技术创新活动。合作主体间的信任能够促进双方遵循理性预期原则，提高技术创新活动的成功概率。而一旦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获得成功，就具有“破坏性”的生产力。基于此，本文认为，与传统产业集群相比较，高技术产业集群需要一种更加复杂而完善的信任结构体系以支撑高技术产业集群的有效运行，同时，一旦这种信任体系建立，具有非常大的生产力。
四、声誉是一种重要的网络组织治理机制
声誉之于信任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如果交易双方没有交易记录，但是存在一个声誉市场，参与双方就有可能开展交易活动。声誉的基础在于第三方信任，同时声誉拓展了信任空间。一个良好的声誉无疑是网络组织成员进行内部合作的一个必要前提，声誉是网络组织成员合作的一个有效激励[9]。根据Fombrun和Rindova（1996）的定义，“企业声誉是企业过去一切行为及结果的综合体现，这些行为及结果反映了企业向各类利益相关者提供有价值产出的能力。”[10]声誉是一种特殊的信任/激励机制，它为网络组织的信任机制提供了基础和重要前提。Desgupta认为，所有的信任都基于声誉[11]。从这个意义上讲，声誉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治理（激励）机制。科瑞普斯也认为，合作行为受声誉效应的控制：行动者不愿意欺骗另一个成员，因为这个成员与共同的第三方成员相联系，这些共同的联系会意识到他们的行动[12]。正如2000年6月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哈佛大学演讲所说，“如果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引擎，那么声誉就是使之运行的燃料”。
正如前述，在高技术产业集群中，网络成员间的合作具有动态开放性：参与主体基于技术创新任务的复杂性、环境不确定性以及技术变迁的迅捷性，合作对象不可能总是锁定于一个特定的子网络，成员间的合作既要发生在重复交易的参与主体之间，也可能基于任务的需要发生在没有交易记录的经济主体之间，此时声誉在高技术产业集群的网络治理机制中就发生非常重要的作用。Cravens等学者也指出，声誉在风险投资行业有着格外重要的价值，基于声誉的信任是一种重要的激励/治理结构安排。高技术产业集群声誉机制的重要含义在于，拓展了交易范围与交易空间，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的资源选择，使潜在交易对象可以演变为现实的可利用资源。假设，X为了某一项技术创新任务需要与集群内部的Y合作，但是此前双方并没有交易记录。由于地理邻近信息容易扩散并且交易成本不高，它们在集群内部与其它经济主体的交易状况都可以被了解到。虽然对Y来说利用X的脆弱性符合其短期利益，但由于存在一个声誉市场，所以Y在未来与其他人交易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Y过去的交易中没有利用其它交易伙伴的脆弱性的信誉。
当声誉这一无形资产成为企业技术创新进而创造价值的重要要素时，一旦企业出现不诚实行为，就会很快在网络中快速扩散，高技术企业所面临的风险种类就会增加：此前可能仅仅面临技术创新风险和市场风险，此时还增加了缺少交易对象的风险。这种缺少交易对象的风险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一是难以获取中间产品、风险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等技术创新所需要的资源；二是分销商渠道可能被堵塞，进入市场的难度加大；三是作为知识主动溢出的受益者机会大大减少，不容易在企业间开展互动学习；四是当企业声誉及其恶化时及容易被集群整体网络所排斥拒绝，此前投资所形成的沉淀资本迅速贬值；五是如果存在一个典型的法律惩罚机制，面临着一定数量的货币损失。
声誉机制在高技术产业集群的重要性还体现在拓展网络合作创新空间方面。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声誉是依靠过去的良好交易记录而获取，被第三方所识别，其主要功能却体现在为潜在的参与双方提供未来的交易活动空间，这一点对于拓展创新网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技术创新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任何一个高技术企业在集群的合作创新子网络都需要拓展，此时声誉机制产生主要作用。
五、结 语
与传统产业集群相比，高技术产业集群的社会信任结构不同。传统产业集群存在一种广泛的、基于身份特征的特殊主义信任，不复杂的中间产品交易关系可以发生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嵌入性关系网络，这种信任结构相对稳定。但是高技术产业集群的中间产品具有技术复杂性，企业间的关系更多地是一种知识交易关系。不同于传统产业集群，促进技术创新的信息与知识可能在网络空间呈现匀质分布状态，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难以满足高技术产业集群网络空间多维度知识流动，网络趋向扩大，信任则向基于知识流动的普遍主义信任扩展。
从网络内部的声誉机制而言，传统产业集群的声誉机制局限于一个特定的社会网络，声誉机制具有内敛性，强的自约束性。一旦某一个企业出现非理性的机会主义行为，声誉扩散主要局限于已有的网络结构中，即使向外部扩散，范围不会很大。所谓家丑不可外扬，尤其是这种网络基于血缘和其它亲缘关系。但是对于高技术产业集群而言，声誉机制存在于弱联系占主导的社会结构中，许多交易行为不一定发生在稳态的重复交易之中，在扩展的网络中，机会主义行为更易于产生。但是，由于以企业为主体的网络具有开放性，每一个节点具有不同的网络安排，所以不同于传统产业集群，声誉机制的扩散效应更为明显。经济主体具有自平衡特征，一旦这个平衡机制被破坏，则会被网络“扫地出门”。
[注 释]
①正式制度安排包括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规制与协调机制、社会
中介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商会）的协调维护机制。这种正式
的制度安排具有强制力，保证企业间的合作关系能够有序进行，
达到互动、协调、整合与维护的网络治理目标。非正式制度安
排主要包括创业创新文化与合作信任文化，创业创新文化提供
了创业创新活动的本源动力，能够保持高技术产业集群的网络
生命力，促进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动态演化，尤其是创业创新文
化体现在促进新企业的诞生、促进原有创新企业裂变以及吸纳
外部创新企业进入方面。合作信任文化则体现产业集群内部高
技术企业之间的内部联系性与网络根植性。正是由于产业集群
内部存在一种基于专业化分工的合作信任文化，才导致了高技
术产业集群的网络根植性，知识流动与互动学习才成为可能。
反观我国的高技术产业集群，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和土地优惠政
策以及完善基础设施这种“筑巢引凤”措施来吸引高技术企业
落户高新园区，相对忽视集群内部的网络互动与信任合作关系，
这种产业集群不具备真正意义的网络根植性，一旦政策变化或
者其它区域存在更大的政策吸引力，高技术企业就可能“远走
高飞”，反而导致高新技术开发区之间的“政策倾销”式恶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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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Network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Hi-tech Industrial Cluster: Trust and Reputation
Xu Tao1，Zhang Zhaohua2
(1.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3，China；2.Anyang New-Technology Development Area, Anyang 455100,China)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hi-tech industrial cluster is shown on the relation structure that cooperation is dominant and competition is auxiliary. There is a subjective tendency on long-term cooperation for economic main bodies of hi-tech industrial cluster. Starting with analysis on rela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opportunism behavior of network members, in depth research has been made on the informal network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hi-tech industrial cluster: trust and reputation. The trust system structure of hi-tech industrial cluster includes five layers, where trust is the basic operation mechanism for organization of network type. The most important requirement for establishing a high performance network is trust or social identity, and trust mechanism could reduce transaction cost between organizations. The network of hi-tech industrial cluster dominated by enterprises is featured with openness, and the diffusing effect of reputation mechanism shall be more obvious. The important meaning of reputation mechanism in hi-tech industrial cluster is shown on the expansion of the scope and space for transaction, more resources selection for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transfering potential transaction objects into available resources in reality.
Key words：hi-tech industrial cluster；network governance mechanism；trust culture；reputation mechanism
（责任编辑：张改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