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李洁非不喜交游，每天都保持着一种节奏：上午写作，“大致可得2000字左右”，以外时间看书，闲暇之余下下围棋、逛逛旧书摊。10年前，他在旧书摊上偶然翻拣出一本小册子，封皮很简陋，上印着《近代史资料》和1979等字样，出版单位是中华书局。
　　翻开来，首页是编者的话，上写着：“洪秀全于1836年去广州应考时，得到了一部《劝世良言》。这是一种很浅陋的基督教宣传品。作者梁发，是第一个华人牧师……”开头几行字吸引了李洁非。他当即付了几元钱，将那本小册子买下。回去细细地读，薄薄230页的书却内容丰富，其中新西兰教士麦占恩所撰写的梁发传记，描述了梁发将《劝世良言》派给一个青年童生——洪秀全，“这件微小的事情后来竟造成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个大变局！”书中写道。
　　“片刻之间，我就从原来厌闻厌读太平天国之事，变成热烈渴望探问它的人。从这儿开始，我遍搜尽寻一切相关史料和前人著述，积年浸读何止亿万言，愈读愈津津有味。”10年过去，回忆起当年与太平天国的偶然邂逅，李洁非对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在阅读了大量的上谕、奏折、情报、亲历见闻、外媒报道等之后，他写下了这本刚刚面市的近600页的大书——《天国之痒》。

是古非今

　　很多人知道李洁非的名字都是从他的书开始。他前前后后写了20余本书，文学理论、散文、小说……均有涉足，且在业内反响极好，作家毕飞宇、李锐都是他的老读者。但他本人鲜少露面，更少接受采访，也不怎么参加活动，过着一种遗世独立的旧式读书人生活。
　　因父亲在大学教书，李洁非从小就不缺书读。古希腊罗马传说、四大名著等，都是那一时期读的。“不知怎么，我从小就有鄙薄当下的习气，很习惯地为古代东西吸引。读《西游》，常常乐得床上打滚;读《红楼》暗自泪下，平生初尝锥心滋味。”
　　1978年高中畢业，正赶上恢复高考，李洁非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他就读期间，文学思潮风起云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等，火得不行，“我却跟这些不沾边，还隐隐地有点排斥。当时复旦古典文学研究又超强，更助长了我是古非今的心理。”李洁非说，他的阅读都在旧书上，特别是先秦和元明清，那时打定主意将来搞古典文学研究。
　　但事与愿违。大学毕业后，李洁非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结识了几个同年分配来的朋友，大家常常在一起聊天，大多谈论的都是当代文学和时下的种种思潮，不知不觉就转到了当代，开始写文学评论，后来到中国社科院文学院工作，专门研究起当代文学史。
　　李洁非研究文学史，注重史实梳理，少做主观判断。他关注延安时期的文学和知识分子，写成《解读延安》。之后，又从1949年以来当代文学史中的“典型文坛”“典型文案”“典型年度”出发，梳理细枝末节，勾勒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与心灵履痕，引起文坛关注。2011年，《典型文案》中的一篇报告文学《胡风案中人与事》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研究当代文学史的同时，李洁非也开启了自己的另一个兴趣——明史研究，最终完成了“明史三部曲”。这套“明史书系” 涉及帝王、将军、士大夫、艺人、学者、隐士、起义者等，以历史上的人物细节和故事写一个时代的悲剧，后来成为很多明史爱好者的必读之书。
　　接下来，李洁非本想着继续沿着明上溯到宋，“往前再探一探头绪”，就在这时，他遇到了太平天国。

一梦成天王

　　太平天国研究在国内算是一门显学。搜集资料时，李洁非却发现一个问题：近年来对太平天国的研究不乏深入细致的成果，但都默默无闻，乏人问津。相反地，对其人物示褒贬、表美恶却总能博人眼球。“国人投向这段历史的目光，亟待出离‘评价’，转而落于‘研问’。”他对《环球人物》记者如此解释自己落笔的初衷。
　　李洁非“研问”的第一人便是洪秀全。1814年生于广州花县（今广州北站附近）的洪秀全，“从十几岁到二十多岁，生活几乎是一部应试史，年复一年地赴广州考试”。1837年，就在梁发赠他《劝世良言》的第二年，他再次赴考，又落第。回家后整个人卧床不起，迷迷糊糊、满嘴胡言。一病便是40余日。他出入梦境，还“幻游仙境”。他看到无数天使自天降下，接他升天，“其中却有身着黄袍之孩童，长相像雄鸡”。他去见“天父上主皇上帝”，上帝命他批判孔子，战逐妖魔。大获全胜后，上帝十分欢喜，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
　　奇怪的是从梦境中醒来，洪秀全回归原态，只是梦中记忆尽失。之后，他又过起安静平常的日子，一面教书，一面备考。当他蜗居在小村庄，默默背负着典型的中国式梦想时，清帝国却面临亘古未有之变局——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鸦片战争有如楬桩，标识着中国‘千年变局’发端，也向中国社会注入全新元素，以致以后各种故事都变换了幕布背景而上演，包括最为老套、千百年似乎一成不变的农民起义故事。”李洁非说。
　　洪秀全无意间成了故事的主角。1843年的一天，弟子李敬芳偶然在他那里翻出《劝世良言》，才又引起他注意。重读此书，他忆起梦中种种。之后，他与李敬芳一起自行洗礼，自称“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单独创立了一种宗教，称之“拜上帝会”。
　　“中国的民众并不需要上帝，对于上帝究系何等神圣亦难有兴趣，他们需要的只是可以尽快改变自己现状与命运的力量，而‘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听上去就是这样一种力量。”李洁非说。于是，在同村友人冯云山的匡扶下，拜上帝会信徒以星星之火之势燎原。其间“天父”杨秀清、“天兄”萧朝贵、“天嫂”杨宣娇亦纷纷“下凡”，洪秀全组成了“神天小家庭”。 　　拜上帝会的发展壮大与“天父下凡”有很大关系。作为天父，杨秀清的角色是代世人 “赎病”——将凡间人民的病痛转移到自己身上，替他们受苦。他赎病之时，常常寝不安枕，食不甘味，甚至 “口哑耳聋，眼内流水，苦楚殆甚”。当时，两粤地区神巫文化盛行，杨秀清的出现对缺医少药、多灾多难的贫苦大众自然极具诱惑力。到了1851年，金田起义那一年，杨秀清再次“大病袭身”，自4月一直到10月，“为的是用‘病赎’诱招、聚集会众弃家‘团营’，举事起义”。李洁非说。
　　杨秀清病愈为何不早不晚偏偏是10月？根据史料分析，李洁非发现他这次“发病”夹带私货。当时，藏身于平南花洲山人村的洪秀全、冯云山，被本县官军包围，情势危急，再不起义，洪、冯恐怕就沦为阶下囚，杨秀清借此换得洪秀全对他地位抬升的承认。起义后的第二年，永安封王，杨、萧、冯、韦、石依以上座次，分封东、西、南、北、翼王，冯云山从二号人物跌至第四位。
　　“杨秀清的‘天父下凡’，对以后影响最深刻，甚至可以说是注定了太平天国的命运。”李洁非说，定都天京（今南京）之后洪秀全与杨秀清的权力争夺， 以及“天京之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

学习太史公写《史记》的手法

　　与其他太平天国相关著述不同，李洁非写《天国之痒》旨在还原一个原原本本的太平天国，“是一种全景式的构思，其实是偷师了太史公写《史记》的手法”。
　　太平天国与之前的农民起义最大的不同在于其“革命性”。“比如让中国改弦更张，使它脱离过去的轨道。这种再造中国的决心，相当醒目。”李洁非说，他以定都天京后撤帝为例，当时洪秀全颁布诰谕“天父上主皇上帝而外，有人称皇帝者，论天法该过云中雪也”，实际等于终了“皇帝”尊号。在《原道觉世训》开篇中，洪秀全更是将人类社会关系定义为“平等”，“万姓同出一姓，一姓同出一祖，其源亦未始不同”。此外，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但这些都只是看上去很美，最终有的中途改弦更张，有的未曾实施便流产。
　　1856年发生了“天京之变”，史学家大都认为这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标志。但在李洁非的眼中，“其势运在定都天京那一刻达到顶点后，已开始由盛转衰”。他在书中还原了“天京之变”的过程。那年7月9日，杨秀清借着“天父下凡”，将洪秀全诳到东王府，求封万岁——之前他是九千岁。洪秀全表面应之，之后以“口口相传”的密诏，调韦昌辉回天京，韦昌辉杀掉杨秀清。
　　李洁非的叙述依据的是一位名叫肯能的欧洲冒险者的记录。他和同伴混迹于天京，当时正好在城内，目睹了事件的经过。一日早上约摸五六点钟，肯能被炮声惊醒，出门看“满街都是尸体”。当时，东王府已被攻破，所有人都在抢东西。第二日，肯能又见到燕王秦日纲和韦昌辉跪在洪秀全的府门前，“脖子上戴着锁链”。此时，杨秀清已被杀，首级就悬在洪秀全宫殿的大门对面。
　　韦、秦二人当时受了杖刑。当天夜里有6000人被扣押，这些人都是东王府之人，第二天黎明，悉数被杀。但这并不是终点，又经过几个星期的屠杀，肃清“杨逆党羽”。之后，便是耿直的石达开讨伐韦昌辉，韦昌辉决意杀石。石达开离开，阖家老小被韦杀害，其间洪秀全一直静观，直到最终处死韦昌辉，“神天小家庭”终结。
　　天京之外的民众如何过活，李洁非也撷取了一些民间日记和著述。其中就有庐州米商周邦福，他在《蒙难述钞》中记录了太平军首克庐州前后，一直到他从城中逃出，总共48天的经历。城破后，他没能及时逃出城，眼见“家家都是被掳的样子，尸横遍野，血流满街”。后来，米店成为太平军某部馆舍，“官章”多次劝其拜降入会，他都不从，其间挨了一百大板，被威胁开肚，他都不从，最终被放回家。

　　晚清大学问家顾观光之子顾深所写的《虎穴生还记》，描述的是1861年被抓往平湖后的经历。与周邦福不同，他被抓后没有受任何罪。“在他的记载中，可以窥见太平军后期的变化，从上到下有瓦解的趋势。”李洁非说。比如太平天国明令禁烟，但顾深刚被带上船，就见“一贼衣服华丽，蓝缎裹头，横卧吸食鸦片……”此外，关于奸淫大罪也被置若罔闻。他在街头看到“妇女逐队闲行”，被告知有的是明媒正娶，有的是掳夺所致。
　　内部异化，再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人组织的洋枪队成为清朝方面的雇佣军，介入和太平军的战争，太平天国开始败落。1864年，天京被困，城内粮食吃紧，洪秀全命大家“食甜露”，所谓“甜露”，实际上是野草。就这样，天王饿死，其后便是城被破，太平天国走向终点。

它的问题出在“搔不到痒处”

　　《环球人物》：为什么书名中会用了“痒”这个字？
　　李洁非：讴歌它的人或否定它的人，一般都着眼于“痛”这种感受。我恰恰觉得，“痒”才是那个使太平天国与中国历史的“曲径通幽”的字眼，并真正反映出这段历史在是非和道义上种种复杂矛盾、纠结暧昧、难以一语道尽的内涵，甚至太平天国作为一次“革命”本身，我也觉得它的问题出在“搔不到痒处”。
　　《环球人物》：与历史教科书，以及其他相关著述和研究相比，《天国之痒》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李洁非：这次写《天国之痒》，我所做的就是牢牢抓住鸦片战争和千年变局这个根本，力显太平天国革命的“近代”属性。传统农民起义中不含“新”“旧”冲突，太平天国截然不同，“新”“旧”冲突格外激烈，包括它的覆灭其实也是这种矛盾自我撕扯的结果。
　　太平天国无疑是一个典型的近代故事。只是顺着教科书上简单定论来认识太平天国，有些真相会错失。比如《天朝田亩制度》，在教科书中作为太平天国重要的创制必讲，但不会告诉你这个创制只停留于纸面，根本没有实行，更不会告诉你不能实行的原因。
　　《环球人物》：您如何来看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
　　李洁非：相对旧反清运动，洪秀全开启的进程或可称作“新反清运动”。新就新在洪氏反清，体现社会变革诉求，对中国历史构成一种改进和更新的性质;就民族主義上而言，太平天国更深的指向，是要重构中国、改造汉族，使其脱离儒家伦理，而以新的形态和面目立于世界。这与后来革命者提倡民族主义，精神实质完全相同;从建立“理想国”来讲，中国的历史，以太平天国为界，我们在之前二三千年可考的史事中，没有见着一例纯然为着理想慨然以赴的社会运动，可在它之后，此一情形却屡见不鲜。自它开了这先河，一百多年来中国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