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者更正
【机 构】
：
安徽省巢湖学院中文系
【出 处】
：
文学遗产
【发表日期】
：
2004年5期
其他文献
本文引入了一个客观地度量契约实施及产权安全性的指标，即“契约密集型货币（contract-intensive money）”，或简称为CIM。它建立在人们选择以何种方式持有金融资产的决策基础之上。不同国家的案例研究表明，作为对政治事件的反映，CIM按照本文预测的方式随时变化。研究还表明，CIM和一国的投资额、经济增长率及依赖契约部门的相对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
本文根据1999年商业环境与企业绩效调查数据，从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对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俘获、企业影响力和行政腐败展开了研究。文章分析了企业对政府施加影响的各种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带来的私人成本、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研究结果表明，在很多转轨经济体中都出现了俘获经济，因此这些转轨国家未来改革的重点，应是引导企业通过透明改革、政治责任和经济竞争等合法方式而非俘获政府的非法手段来对政府施加影响。
从1980年代起，巴西的社会政策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些变革为巴西政府提高服务效率与效力做出了贡献。本文主要探讨了公共政策领域的创新，特别是巴西地方政府层面的社会政策创新。
本文结合以往的危机干预经验，以美联储的次贷危机应对措施为重点，分析、归纳美联储危机政策操作的理念。在这次危机处理中，关联储秉持实用主义原则，在流动性工具上进行了大胆创新，注资范围也大大扩展，同时多次大幅度降息，这些激进的、创新的举措是与当前美联储所面对的复杂的、严峻的局面相称的。这些创新大大丰富了央行应对危机的手段，提高了解决危机的能力，但同时也可能带来道德风险问题。
实验和现实数据均显示，即使在一次性的交往过程中人类也会惩罚非合作者。即使这种“利他性惩罚”可以解释人类社会较高水平的合作行为，但是它也会产生一个演化悖论：现有模型认为非亲缘个体之间的利他性合作只有在小规模群体中才可以稳定地演化，因而用这一模型来解释利他性惩罚的演化时就会产生一个结果，即人们不会自己承担成本去惩罚别人，并为大量非亲缘的成员提供利益。然而，本文认为，利他性合作与利他性惩罚之间是不对称的，这就使得利他性惩罚可以在一次性和匿名交往中演化，并使利他性惩罚和利他性合作都得以维持。
《史记》自流播以来，就以其巨大的文化价值和宏博富厚的文化魅力深得历代学人的高度赞赏和重视，对其作者、文本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历久不衰。尤其是自上世纪80年代迄今为止的二十多年间，研究专著至少应有150部，论文亦应在1800篇之上。这两个数字都超过了过去历史的总和。研究者更是人数剧增，遍布海内外。
作为资本市场的核心，投资银行有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我国投资银行制度的变迁同样也表现出很强的制度变迁特征，具体表现为政府供给主导的强制性变迁、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渐进性变迁以及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滞后性变迁。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可以从产权制度、组织制度、经营制度、融资制度和监管制度等方面进行路径选择。
在比较政治学中，不同方法的研究者对于彼此的理论主张往往争论不休。本文对三个用来评价理论建构和假设检验的基本标准做了界定，并采用这三个标准来评价比较政治学中的三种方法：规范理论、小样本比较案例研究和大样本统计分析，以拓宽学者们的理论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