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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田蓝由中央乐团调入中国杂技团主持工作,担任团长兼党总支书记。
值此中国杂技团建团60年之际,89岁高龄的田蓝先生接受了本刊采访,回顾了在中国杂技团工作的岁月。田蓝独到的管理理念和干练的办事风格,为中国杂技团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记者:请谈谈您在中国杂技团的工作经历。
田蓝:1958年秋,我调入中国杂技团工作,全面领导业务。那个时候,中央文化部所有的文艺团体都下放了,中国杂技团归属北京市文化局。
杂技团是一个很强的团体,演员力量很强,组建之初是由全国挑选最好的节目、最好的演员。说实在的,以前并没有做过杂技工作,我得不断地学习,了解演员、了解杂技艺术、了解团里的情况。
进入杂技团之后,建立了各种艺术上的制度,配备好艺术上、行政上的机构,如演出处、党委办公室等。我依靠团里的老演员和原有各级干部,同时在上级和团内外的支持下,调入了一批新文艺工作者和中层管理干部。加强了各队中党的领导力量,充实了各个业务和行政管理部门,建立、健全了各种工作制度。
特别是艺术节目的创作、讨论、排练、彩排审查制度,强调了杂技是一门综合艺术,力求进一步全面提高杂技艺术的民族性、时代性和艺术性。此外,在团部建立艺术委员会,把水平比较高的杂技演员汇聚于此,发动大家创作、排练节目。不管是传统的还是新创作的,都要经过艺术委员会讨论、决定。细化到各个队里,每队都要建立艺术小组。每个节目先经艺术小组讨论,然后再拿到艺术委员会讨论,大家同心协力,决定如何修改、加工。
记者:在充实团队方面,您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田蓝:对于一个综合性的艺术,不光是要讲技巧、练功夫,还要讲表演、美术、音乐、舞蹈基础等。鉴于此,我从各个方面引进人才,充实杂技团的力量。譬如说,从儿童剧院调入指挥马庸田,从青年艺术剧院调来做资料工作的朱赤,还想办法将《东方红》的舞台监督王熙调入团里,在对外联系演出、舞台监督方面,他当时在国内可以算得上一把手。
记者:如何充分调动杂技演员的积极性?
田蓝:上任之初,我对杂技懂得并不多。于是,我依靠团里的老演员,把他们的积极性发挥起来。他们的经验非常丰富,我现在还记得,文艺三级以上就有10个人:《车技》金业勤,《成家小武术》的成连生,《耍花坛》的树旺,《钻圈》的关玉和等等。
每一个节目进行总排、彩排,老演员、艺委会、艺术小组的人都得来看。看完后再讨论、提意见、修改。我做文艺工作好多年,从1937年就开始参加剧团演出,一直没有离开文艺岗位。我把在其他职位上搞艺术工作的经验,运用到杂技上了。
记者:这段时间,杂技节目有何创新和发展?
田蓝:艺术工作的制度、演出工作的制度都在逐步建立、完善,很多节目做到了精益求精。1961年5月～8月,杂技团召开过8次挖掘传统节目座谈会、挖掘整理传统魔术节目座谈会,对杂技的创作规律进行了探讨。大家提炼出杂技艺术的一些创作规律,促成会后编排出两台魔术晚会和一台杂技晚会。共整理出50多个滑稽节目和40多个杂技节目的发展计划,对以后杂技节目的编排和演出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
举个例子来说,金业勤、张华创作的《抢椅子》在当时很受欢迎。金业勤这个演员的文化水平比较高,脑子很灵活,很有创造性。
记者:与其他文艺节目相比,杂技节目的创作和排练有何特殊之处?
田蓝:杂技在群众当中是一项传统的、综合性的艺术,现在杂技可以组成一个有情节的整体晚会,过去强调杂技的技术特点,要优美、健康、活泼、技术追求高精尖。
杂技的特点就是技术性很强,要好多年才能练出来。当时,节目在质量上提高了,经过艺术加工,美了,但是,要一下子搞出很多新节目来,是不容易的。总的来说,艺术质量提高,演出严谨了,滑稽节目和技巧节目穿插安排,整个一场晚会比较生动。
过去杂技演员有个特点,大都是一家一个节目,要搞集体节目很困难,有个“合作”的问题。大家在技术上各有一套,合作起来有些阻碍。在演员中,我们积极开展思想工作。当时,共有两个杂技队、马戏队、魔术队和飞车队,我们在其中四个队里建立了党支部,委派了党员干部,或在演员里选拔政治水平较高的担任支部书记,如《花盘》尹钰宏、《绳鞭》秦斌。
记者:杂技在外交方面起到了哪些作用?
田蓝:1963年1月15日～5月10日,在中日尚未建交之时,中国杂技团承担了艺术团体首次访日的重大演出任务。全团共60人,以中国杂技团为主,同时还有国内另外5个杂技团的演员参加。演出遍布15个城市,共计100多场,节目精彩,影响很好,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当时,对外文委中国演出公司的经理丁波担任团长,他在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中很有经验。这是一次民间的文化艺术交流和友好访问活动,在日本上层人士、地方官员、民间团体、劳动人民和华侨中间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且,在与未建交国家开展友好活动上,积累了经验。
我们跟当地的艺术团体互相拜访,进行交流。当时我们去的乐队是民乐队,因此在音乐上大家也能彼此借鉴。有趣的是,甚至当地有年轻人要结婚了,还邀请我们主持婚礼。可见在群众中的影响也是不错的。
这次中日文化交流活动中,日方的主办单位国际艺术交流协会是一个赢利性团体,据丁波讲,他们那次赚了不少钱,我方(中国演出经理公司)也第一次赚了外汇回来,是一次成功的经验。
值此中国杂技团建团60年之际,89岁高龄的田蓝先生接受了本刊采访,回顾了在中国杂技团工作的岁月。田蓝独到的管理理念和干练的办事风格,为中国杂技团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记者:请谈谈您在中国杂技团的工作经历。
田蓝:1958年秋,我调入中国杂技团工作,全面领导业务。那个时候,中央文化部所有的文艺团体都下放了,中国杂技团归属北京市文化局。
杂技团是一个很强的团体,演员力量很强,组建之初是由全国挑选最好的节目、最好的演员。说实在的,以前并没有做过杂技工作,我得不断地学习,了解演员、了解杂技艺术、了解团里的情况。
进入杂技团之后,建立了各种艺术上的制度,配备好艺术上、行政上的机构,如演出处、党委办公室等。我依靠团里的老演员和原有各级干部,同时在上级和团内外的支持下,调入了一批新文艺工作者和中层管理干部。加强了各队中党的领导力量,充实了各个业务和行政管理部门,建立、健全了各种工作制度。
特别是艺术节目的创作、讨论、排练、彩排审查制度,强调了杂技是一门综合艺术,力求进一步全面提高杂技艺术的民族性、时代性和艺术性。此外,在团部建立艺术委员会,把水平比较高的杂技演员汇聚于此,发动大家创作、排练节目。不管是传统的还是新创作的,都要经过艺术委员会讨论、决定。细化到各个队里,每队都要建立艺术小组。每个节目先经艺术小组讨论,然后再拿到艺术委员会讨论,大家同心协力,决定如何修改、加工。
记者:在充实团队方面,您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田蓝:对于一个综合性的艺术,不光是要讲技巧、练功夫,还要讲表演、美术、音乐、舞蹈基础等。鉴于此,我从各个方面引进人才,充实杂技团的力量。譬如说,从儿童剧院调入指挥马庸田,从青年艺术剧院调来做资料工作的朱赤,还想办法将《东方红》的舞台监督王熙调入团里,在对外联系演出、舞台监督方面,他当时在国内可以算得上一把手。
记者:如何充分调动杂技演员的积极性?
田蓝:上任之初,我对杂技懂得并不多。于是,我依靠团里的老演员,把他们的积极性发挥起来。他们的经验非常丰富,我现在还记得,文艺三级以上就有10个人:《车技》金业勤,《成家小武术》的成连生,《耍花坛》的树旺,《钻圈》的关玉和等等。
每一个节目进行总排、彩排,老演员、艺委会、艺术小组的人都得来看。看完后再讨论、提意见、修改。我做文艺工作好多年,从1937年就开始参加剧团演出,一直没有离开文艺岗位。我把在其他职位上搞艺术工作的经验,运用到杂技上了。
记者:这段时间,杂技节目有何创新和发展?
田蓝:艺术工作的制度、演出工作的制度都在逐步建立、完善,很多节目做到了精益求精。1961年5月～8月,杂技团召开过8次挖掘传统节目座谈会、挖掘整理传统魔术节目座谈会,对杂技的创作规律进行了探讨。大家提炼出杂技艺术的一些创作规律,促成会后编排出两台魔术晚会和一台杂技晚会。共整理出50多个滑稽节目和40多个杂技节目的发展计划,对以后杂技节目的编排和演出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
举个例子来说,金业勤、张华创作的《抢椅子》在当时很受欢迎。金业勤这个演员的文化水平比较高,脑子很灵活,很有创造性。
记者:与其他文艺节目相比,杂技节目的创作和排练有何特殊之处?
田蓝:杂技在群众当中是一项传统的、综合性的艺术,现在杂技可以组成一个有情节的整体晚会,过去强调杂技的技术特点,要优美、健康、活泼、技术追求高精尖。
杂技的特点就是技术性很强,要好多年才能练出来。当时,节目在质量上提高了,经过艺术加工,美了,但是,要一下子搞出很多新节目来,是不容易的。总的来说,艺术质量提高,演出严谨了,滑稽节目和技巧节目穿插安排,整个一场晚会比较生动。
过去杂技演员有个特点,大都是一家一个节目,要搞集体节目很困难,有个“合作”的问题。大家在技术上各有一套,合作起来有些阻碍。在演员中,我们积极开展思想工作。当时,共有两个杂技队、马戏队、魔术队和飞车队,我们在其中四个队里建立了党支部,委派了党员干部,或在演员里选拔政治水平较高的担任支部书记,如《花盘》尹钰宏、《绳鞭》秦斌。
记者:杂技在外交方面起到了哪些作用?
田蓝:1963年1月15日～5月10日,在中日尚未建交之时,中国杂技团承担了艺术团体首次访日的重大演出任务。全团共60人,以中国杂技团为主,同时还有国内另外5个杂技团的演员参加。演出遍布15个城市,共计100多场,节目精彩,影响很好,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当时,对外文委中国演出公司的经理丁波担任团长,他在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中很有经验。这是一次民间的文化艺术交流和友好访问活动,在日本上层人士、地方官员、民间团体、劳动人民和华侨中间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且,在与未建交国家开展友好活动上,积累了经验。
我们跟当地的艺术团体互相拜访,进行交流。当时我们去的乐队是民乐队,因此在音乐上大家也能彼此借鉴。有趣的是,甚至当地有年轻人要结婚了,还邀请我们主持婚礼。可见在群众中的影响也是不错的。
这次中日文化交流活动中,日方的主办单位国际艺术交流协会是一个赢利性团体,据丁波讲,他们那次赚了不少钱,我方(中国演出经理公司)也第一次赚了外汇回来,是一次成功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