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崇祯一朝无实录，《国榷》记载虽较为详实但仍有不足，而《崇祯长编》有缺佚，因而明末史事时常存在记载缺失和矛盾。朝鲜使节李忔曾著《雪汀先生朝天日记》，记载了他己巳之变前后出使明朝的见闻，《雪汀先生朝天诗文》也曾刊刻。因其留心时事，对邸报、私人信件、传闻多有搜集，故其著述颇有价值。本文通过《朝天日记》和《诗文》的记载，考订一些史实。
　　关键词：李忔 袁崇焕 己巳之变
　　“媾倭款奴”与毛镇被杀
　　天启七年（1627）丁卯胡乱后，朝鲜被迫与后金互市、纳岁币，此举影响了明与朝鲜的关系。李忔（1568-1630），字尚中，号雪汀、吾溪，隆庆二年（1568）生，崇祯三年（1630）出使时卒于北京。李忔出使明朝的原因，李忔的行状（以下简称《行状》）中记载：“皇孙诞生，丑月差进贺上使兼以辩诬，盖宁远将袁崇焕题本有朝鲜媾倭款奴之语也，卞咨文字悉委于公，时袁将又奏塞登州路，俾由宁远以通朝贡”。“媾倭款奴”，即丁卯胡乱后朝鲜对后金的妥协。袁崇焕督师辽东后，上奏指责朝鲜“媾倭款奴”，因而李忔此行，有辩诬使命。崇焕上对东江总兵毛文龙的半独立现状颇为不满，为统一事权，从饷道上遏制毛文龙，并掌控鲜事。因而请改贡道，《两世燕行录》记载：“袁崇焕题本，登莱是内地，不宜外国使臣来往，改路于宁远卫”。
　　崇祯二年（1629）九月二十一日，李忔抵达宁远，二十二日，受到宁前兵备孙元化的接见，首次见到了蓟辽督师袁崇焕，上呈咨奏，并进呈礼物，而袁崇焕辞而不受，由此可见袁崇焕的清廉。十月十六日，李忔第二次面见袁崇焕，上呈辩诬和毛文龙事情文，《行状》记载了袁崇焕对辩诬的反应：“留待军门之还，参见于衙门，细陈辩诬曲折，则军门答曰：此事专为图文龙而发也，至于媾款等语亦泛然说话，非有他意，而因此一句话贵国至有辩诬之举矣，因以手指其心曰俺心里尤有所未安者，当具奏本毕陈事情，兼达陪臣忠敬之意。”
　　对话既体现了袁崇焕的坦诚，直接道出了朝鲜使臣最关心的媾倭款奴原委，也道出了贡道由登莱海道改宁远陆路，是为了裁制毛文龙。当时毛文龙俨然是半独立王国，控制登、莱海上的税收，与朝鲜有密切的联系。为了约束毛文龙，袁崇焕“奏设东江饷司于宁远，令东江自觉华岛转饷，禁登莱商舶入海，毛文龙累奏其不便，崇焕不听。”在袁崇焕一步步的设计之下，毛文龙在双岛与袁崇焕议饷时被杀，袁崇焕统一事权的目标初步实现。十月二十三日，李忔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面见袁崇焕，此次会见后李忔辞行前往山海关，《行状》记载了其对话内容：“公（李忔）曰：老爷既赐温谕，且欲为之上闻，小邦冤枉之昭雪已八九矣。然媾字义有婚媾、和媾二义，老爷若以为婚媾之媾，则尤岂不冤枉乎？”在此时，李忔对辩诬之事依然有疑虑，以解析媾字为由，探取袁崇焕的意见。袁崇焕的回答也很巧妙：“答曰：媾字从女傍，故用之与婚姻，然俺意本不如此，乃书合字于其掌而示之曰：是此意也”，很坚定的取媾字和媾之义，更在手上写出合字来消除李忔的忧虑，合即交好、联合之义，李忔心中的疑虑顿消，“公谢曰：今闻老爷之言，心中释然矣。”《朝天日记》中记载李忔喜出望外：“今日督师言笑宴宴，赐款颇洽，所陈皆快从，喜幸何极”。从袁崇焕接待使臣可以看出，袁崇焕颇有大国高官气度，不偏信朝鲜此前的仁祖反正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对朝鲜使臣颇有礼遇，令朝鲜使臣心悦诚服，很好的维护了两国关系。
　　己巳战事考订
　　李忔辞行后，即有十月二十七日清军破关之事，《内阁藏满文老档》记载了清军破关的时间：“二十七日丑刻，台吉阿巴泰、阿济格潜攻龙井关，克之。
　　李忔对此事件记道：“二十八日乙卯，闻西达犯遵化卫，故烟台放炮，连络不觉，赵总兵率教近日已为领兵西行。” “二十九日庚辰，仍闻西达数万余骑陷入，军门闻达奇，驰到前屯卫，明当入关云。又闻作贼者非西达，乃努贼云，此闻未可信也。”二十九日的记载反映了一个重要事情，最初袁崇焕对于破关的究竟是西达（察哈尔、朵颜三卫）还是努贼（清军），并未作出正确判断，认为还是西达入侵：“：“又朝报中初一军门往文庙行香毕，升明伦堂，道协诸府将以次揖毕，问及诸将夷情，有以插酋部落为对者，有以东奴西夷为对者。据本部院说，稳是束卜的家达子勾引前月通好的千数奴兵为前锋人犯，必非奴酋大举，亦非插汉的兵马”。
　　接下来是有关遵化之战的一系列记载，“十一月一日壬午，追见报草，则遵化于是日失守，或云初四见陷耳”，记载遵化失陷于十一月一日或四日，此处显然是后来追记，但遵化陷落时间应当是十一月四日较为准确。同时日记记载：“得见军门朝报草，则有遵化抚院王元雅差夜役塘报，今二十七日子时，贼从棚路潘家口大举入犯大安保、龙丼关，离遵化二十里扎营”，此处破关记载与《满文老档》记载完全相同，由此也可见李忔记载较为可靠。
　　《国榷》记载，己巳之变前，九月袁崇焕就因朵颜三卫抚赏问题与朝廷交涉，要求抚赏，因为朵颜三卫之地紧邻蓟镇防区，需要羁縻笼络。袁崇焕的判断与后金主力入犯这一事实，存在较大偏差，体现了皇太极这一军事行动令明朝措手不及。此日的日记还反映了一条重要信息，“又已时王都爷差夜役执令箭报称哨拨斩夷三颗，至今贼势猖獗，扎营在东西关，速求救兵云。据夜役禀，在中路见赵总爷，谅于今日到遵化云。”王都爷即顺抚王元雅，他能派遣人到关门，根据日程计算，说明在十月三十日，遵化尚未陷落，而赵率教在十一月二日抵达遵化，也有确切依据。
　　“三日甲申，晴。赵总兵、张参将并差夜役告急，而赵总兵以追滦河去远，不知虚实如何，不敢前进。徐敷奏蒙委署山海总兵事，亲授龙旗一桿〔杆〕而出。”根据推算，当时骑兵大约日行110里，赵率教也应约在十一月二日左右先到达三屯营。“五日丙辰，又有山海中军王良臣由三屯营来面禀，赵总兵同各将方裕崙、侯体乾、李居正领兵救遵化，过关家屯，与虏对阵，尚未知的信云”，此处也可知赵率教大约十一月二日或三日抵遵化，之后方与清军交战。“七日戊子，又有遵化差人报称贼围城三日，甚急，今见有救援，撤圍扎营等语”。由七日的记载同样可推知赵率教援军大约在三日左边抵遵。 “九日庚寅，晴。又闻报草，赵总兵初一日在袁家屯对贼中伤阵亡，又遵化失守云”，这里的记载则稍显矛盾。以上是日记关于清军破关及遵化失陷的记载。 　　姚念慈详细考证了赵率教阵亡和遵化城陷、三屯营失陷的时间，他认为赵率教抵达遵化应当在十一月初二日或三日，而非《满文老档》所载十一月一日杀赵率教，赵率教战死应当在十一月四日左右。十一月四日或五日遵化城破，巡抚王元雅自缢，初六日三屯营兵溃。姚教授的考证是基于考辩《国榷》、《明史》、《崇祯长编》、《清实录》、《满文老档》等多种史料而成，由此也可以验证李忔的记载是较为准确的。
　　“十六日丁酉，晴。朝报中有袁爷初九到玉田，见人民等十逃八九。谓知县杨初芳、县丞典吏等曰：“知县乃守土之官，土守则生，土失则死。今虏未抵城下，知县等官竞先逃走，以致百姓惊慌，民庐烧毁，那有此理。尔既做了朝廷大官，就是虏至，消不得以死守之。丰润知县尽力死守，百姓安堵，方是尽守土职分。如尔等官都该枭首了，但非本部院督属，且会同军门另议”。此处的记载看似平淡无奇，但是却反映了袁崇焕无权管理顺抚、蓟督辖区的事实，袁崇焕虽是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津、登莱等地军务，名义上辖区有蓟，但却没有处置玉田知县等官的权力，这也证明袁崇焕只能管理辽东，而无法管理蓟辽总督辖区。同时表明《明史》所言袁崇焕入关援京师有功无罪有其合理性：“所入隘口乃蓟辽总理刘策所辖，而崇焕甫闻变，即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
　　小结
　　崇祯朝史事因史料缺失，且记载不无龃龉之处，多须进行细致考辩。除史料记载本身的问题外，因作史者的立场而产生的未实记载，如清修《明史》、《清实录》等史料对遵化之战的记载，也需要多方核验，而非偏信。故而域外的汉籍史料，无疑是对具体史事考辩的有力佐证。
　　参考文獻
　　谈迁：《国榷》卷九十，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477页
　　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708页。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甲编》第八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707页。
　　李忔：《雪汀先生朝天日记》，收入邱瑞中《燕行录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80 、296、297、298、299、300、302页。
　　李忔：《雪汀先生朝天日记》，收入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1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李忔：《雪汀先生朝天诗文》，收入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1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358-365页。
　　孟宪尧、孟小泸：《明代朝鲜使臣经行路线考-以《皇华集》较为集中的吟咏胜地为中心》，《北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59页。
　　姚念慈：《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明金己巳之役若干问题考辨》，《清史论丛》2017年第1辑 ，第54-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