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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9月17日，中国成功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这个本该让国人骄傲的巨大飞跃，最终却因为对诺贝尔奖的“争夺”而变得更像是一出闹剧。上纲上线的政治宣传、铺天盖地的流言蜚语、“邀功请赏”的你争我夺……今天再回首曾经的这段历史，除了看到科研上的成果外，或许更多的，是“满纸荒唐言”和“一把辛酸泪”。
当科研披上政治的嫁衣
1958年这个“火红的年代”里，到处都是豪言壮语和雄伟目标，工业、农业、教育领域都已经“成绩斐然”，科研领域自然也无法“退居其后”。“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我国科学技术面貌，争取在1962年完成十二年科学规划，赶上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全国科学界以这样的口号，制定了科学技术大跃进的奋斗目标。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一课题被推上了舞台。秉着“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方针，课题完成的时间由预想的20年变成了5年。就这样，一个科学畅想成为了国家意志的体现，被列入全国1959年科研计划（草案）中。
1958年12月，提出人工合成胰岛素课题的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生化所），邀集北大生物系、北大化学系、复旦大学生物系、上海第一医学院、中科院有机所等单位的代表，在上海举行了“胰岛素文献报告学习讨论会”，规定了第一、二、三、四、五次“战役”的重点，以及“三八”“五一”“七一”“十一”等节日的献礼内容，准备于1959年7月1日前完成全合成，向党的生日献礼。课题于1958年12月底正式启动，最终决定由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化学系有机教研室共同协作完成。
牛胰岛素合成的工作在初期就取得了一些成绩，到1959年底，课题组虽然未能像早期计划的那样全面完成胰岛素的合成工作，但也已获得拆、合天然胰岛素等几项重要的成果，解决了胰岛素合成的大路线问题。1959年11月16日，生化所向科学院党组上书，要求尽快发表重合成成果——“目前在胰岛素再合成问题上，我们已经抢先。若等待A、B链完全合成后，胰岛素全合成成功时，再一并发表，则很可能在再合成的发表上落后于国外。”然而，科学院领导最终以“为了避免‘帝国主义’的同行利用该发现而首先完成胰岛素的合成”为理由拒绝了这一要求。未能成功发表中间成果，这只是胰岛素工作遇到的第一个麻烦，随后而来的，是混乱不堪的科研寒冬。
“百团大战”的科研乱象
基于1959年胰岛素合成取得的重大成果，一些领导人和科学家认为，接下来胰岛素合成的工作只剩下“堆肽”方面的“技术活”了。加之受庐山会议过后的“反右倾、鼓干劲”运动的影响，胰岛素合成工作的科研模式从“专家小组作战”变成了“大兵团作战”，以北大最先响应号召为开端，胰岛素工作进入了“百团大战”的科研乱象。原来参与科研的老师被青年学生批评为搞“爬行主义”，搞科研“神秘论”等等。几百名“革命师生”涌入科研队伍，大批“连氨基酸符号都不认识”的青年教员和学生，成了合成胰岛素研究的“尖兵”和“主力军”。随后，生化所等其他机构也相继展开了胰岛素合成的群众运动。
当科学研究变成了一场运动，一切就都偏离了正轨。本该“严格、严肃、严密”、注重质量的研究，变成了几个研究机构之间的科研“竞赛”；原本正常的研究编制被变成了混合编队和各个“战斗组”；常规的研究节奏被打破，科研工作变成了两班倒、流水线操作的“进度赶超”。然而，“一个人三十天的工作等于三十个人一天的工作”这种逻辑在科研领域并不成立，混乱的群众运动并没有带来丝毫的科研进步，反而导致了研究停滞、事故频出、严重浪费等等的混乱局面。
由于受到上层的压力，研究人员为了赶进度、出成果，不得不日夜开工，老师学生也都全部停课，紧张的状态让许多人疲惫不堪，一旦有些许失误也可能招致群众批斗；“大兵团作战”期间执行严格的保密制度，甚至同组的成员之间也不知道彼此在研究什么，工作进行到了哪一步；由于实验室条件恶劣，在极差的环境下进行的化学实验经常导致化学材料爆炸和火灾等事故的发生，许多学生因此受伤甚至毁容；每天长时间接触有毒溶剂导致许多学生患病、退学，而由一些没有知识基础、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学生进行实验，导致了材料和资金上的巨大浪费。最终，“几百人拼死拼活干了近一年，连一篇学术论文都没能拿出，只是得了一堆垃圾”。这场群众路线下的大兵团作战运动，就这样在彻底的失败下狼狈告终。
“中国特色科研主义”
在胰岛素研究的整个过程中，充满了政治色彩和“中国特色”。在相关文献的记载里，也到处都是军事化的用词：“作战的组织机构”“全体战斗人员已经进入阵地”“革命还很不够，还需继续大破框框、大闹革命”……将战争经验运用到科研工作中，是那个时代给科研工作赋予的特殊色彩。
同时，胰岛素的合成工作也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合成蛋白质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够上马，是因为“如果我们真能在刚发现蛋白质结构的时候就合成蛋白质，那就不仅能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制度在科学上的优越性，还能‘清除唯心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给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及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伪科学一个致命打击’，表现唯物辩证学说的正确性。”胰岛素研究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挫折，之所以能坚持7年的时间最后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党和政府需要这样一项基础研究成果以证明自己对科学界的领导能力。
胰岛素研究工作过程中，极强的计划性也是一大特点。比如，胰岛素工作被划分为四大战役：
由于计划性很强，整个胰岛素工作中充满了各种献礼和报喜。“三八指标”“七一献礼”“周年献礼”等词经常出现。为了准备要献上的“礼”，胰岛素工作就必须加快进度。“比方说为了献礼要在某个日期完成一个八肽。四肽加四肽等于八肽，为了冲上去，把四肽原料全部用完。一过五一、七一，发现八肽没接起来，又从最初的原料重新做起。这样造成很大的浪费，是个非常不好的经验，但当时是非常风行的，所以损失很大。”《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4日头版头条报道《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也是为了向毛泽东12月26日的生日献礼。 如此“畸形”的科研环境，遭遇寒冬的国家经济，所剩无几的研究人员——胰岛素合成工作在这样的逆境中苦苦支撑。而最终，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随着各科研单位后来的协作攻关，胰岛素工作终于守得云开，1965年9月17日，中国获得了全合成的胰岛素结晶。
一个诺奖引发的谜案
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成功，并没有让这场“人间乱象”接近尾声，在你争我夺的口水战中，这场闹剧被推向了另一个高潮。
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在很多人看来，中国获得诺奖已经是水到渠成之事。加上这项工作在国际上获得的轰动效应，也让更多人坚定了中国能获得诺奖的信念。然而随后不久，“文革”风暴席卷而来，申请诺奖的工作自然必须偃旗息鼓。1972年，杨振宁在访问上海生化所期间，提出要为我国胰岛素工作提名诺贝尔奖，但由于国内紧张的局势，国家领导人以“我们去拿一个炸药发明家的奖金有失身份”为由拒绝了杨振宁的提议。1975年，杨振宁“旧案重提”，最终被江青以“资产阶级的奖金我们不要”为理由再次拒绝。直到文革过后的1978年，杨振宁的第三次提议才被邓小平采纳。于是，推荐候选人名单的工作被提上了日程。
由于胰岛素工作的特殊性，候选人的提名工作也成为了老大难。三个合作单位，十几名研究骨干，人们为了谁的贡献大、该提名谁等诸多问题争得不可开交。贡献大小、单位之争、性别差异都成为了需要争论和协调的问题，最终，候选名单由八个人改为四个人，四个人改为一个人，各种斟酌和协商后，钮经义成为了代表我国胰岛素工作去申请诺奖的推荐人员。但最终，中国却没能获奖。
“煮熟的鸭子飞了”，这让很多人无法接受。中国究竟为何没能获奖，各种版本的原因在民间到处流窜。有人声称是歧视说，这是资本主义对我国的偏见；有人认为是申报时间太晚，曾经轰动世界的工作已经不再新鲜；有人谎称是申报人员太多，连做饭和刷厕所的人都报上去了……当然，事实证明，流传的原因最终只是谣言，而我们没能获奖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成就不够级别。
诺贝尔奖针对的，是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以及完全创新，同时，与同类诺奖项目相比，我们的成就稍显逊色。它既没有提出理论上的重大革新，又没有带来工具、方法上的革命性进展。既没能引发一系列的后继研究（譬如掀起合成蛋白质的高潮），也没能产生多少经济效益。它确曾领先于世界，但并没能领导世界的潮流。同时，在当时究竟哪个国家是第一，是否是人工合成第一个蛋白质等问题上也存在着诸多争议。因此，中国与诺贝尔奖才十分遗憾地失之交臂。但或许，令人更加遗憾的是，承认没能获奖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技不如人，中国又花费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当科研披上政治的嫁衣
1958年这个“火红的年代”里，到处都是豪言壮语和雄伟目标，工业、农业、教育领域都已经“成绩斐然”，科研领域自然也无法“退居其后”。“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我国科学技术面貌，争取在1962年完成十二年科学规划，赶上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全国科学界以这样的口号，制定了科学技术大跃进的奋斗目标。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一课题被推上了舞台。秉着“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方针，课题完成的时间由预想的20年变成了5年。就这样，一个科学畅想成为了国家意志的体现，被列入全国1959年科研计划（草案）中。
1958年12月，提出人工合成胰岛素课题的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生化所），邀集北大生物系、北大化学系、复旦大学生物系、上海第一医学院、中科院有机所等单位的代表，在上海举行了“胰岛素文献报告学习讨论会”，规定了第一、二、三、四、五次“战役”的重点，以及“三八”“五一”“七一”“十一”等节日的献礼内容，准备于1959年7月1日前完成全合成，向党的生日献礼。课题于1958年12月底正式启动，最终决定由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化学系有机教研室共同协作完成。
牛胰岛素合成的工作在初期就取得了一些成绩，到1959年底，课题组虽然未能像早期计划的那样全面完成胰岛素的合成工作，但也已获得拆、合天然胰岛素等几项重要的成果，解决了胰岛素合成的大路线问题。1959年11月16日，生化所向科学院党组上书，要求尽快发表重合成成果——“目前在胰岛素再合成问题上，我们已经抢先。若等待A、B链完全合成后，胰岛素全合成成功时，再一并发表，则很可能在再合成的发表上落后于国外。”然而，科学院领导最终以“为了避免‘帝国主义’的同行利用该发现而首先完成胰岛素的合成”为理由拒绝了这一要求。未能成功发表中间成果，这只是胰岛素工作遇到的第一个麻烦，随后而来的，是混乱不堪的科研寒冬。
“百团大战”的科研乱象
基于1959年胰岛素合成取得的重大成果，一些领导人和科学家认为，接下来胰岛素合成的工作只剩下“堆肽”方面的“技术活”了。加之受庐山会议过后的“反右倾、鼓干劲”运动的影响，胰岛素合成工作的科研模式从“专家小组作战”变成了“大兵团作战”，以北大最先响应号召为开端，胰岛素工作进入了“百团大战”的科研乱象。原来参与科研的老师被青年学生批评为搞“爬行主义”，搞科研“神秘论”等等。几百名“革命师生”涌入科研队伍，大批“连氨基酸符号都不认识”的青年教员和学生，成了合成胰岛素研究的“尖兵”和“主力军”。随后，生化所等其他机构也相继展开了胰岛素合成的群众运动。
当科学研究变成了一场运动，一切就都偏离了正轨。本该“严格、严肃、严密”、注重质量的研究，变成了几个研究机构之间的科研“竞赛”；原本正常的研究编制被变成了混合编队和各个“战斗组”；常规的研究节奏被打破，科研工作变成了两班倒、流水线操作的“进度赶超”。然而，“一个人三十天的工作等于三十个人一天的工作”这种逻辑在科研领域并不成立，混乱的群众运动并没有带来丝毫的科研进步，反而导致了研究停滞、事故频出、严重浪费等等的混乱局面。
由于受到上层的压力，研究人员为了赶进度、出成果，不得不日夜开工，老师学生也都全部停课，紧张的状态让许多人疲惫不堪，一旦有些许失误也可能招致群众批斗；“大兵团作战”期间执行严格的保密制度，甚至同组的成员之间也不知道彼此在研究什么，工作进行到了哪一步；由于实验室条件恶劣，在极差的环境下进行的化学实验经常导致化学材料爆炸和火灾等事故的发生，许多学生因此受伤甚至毁容；每天长时间接触有毒溶剂导致许多学生患病、退学，而由一些没有知识基础、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学生进行实验，导致了材料和资金上的巨大浪费。最终，“几百人拼死拼活干了近一年，连一篇学术论文都没能拿出，只是得了一堆垃圾”。这场群众路线下的大兵团作战运动，就这样在彻底的失败下狼狈告终。
“中国特色科研主义”
在胰岛素研究的整个过程中，充满了政治色彩和“中国特色”。在相关文献的记载里，也到处都是军事化的用词：“作战的组织机构”“全体战斗人员已经进入阵地”“革命还很不够，还需继续大破框框、大闹革命”……将战争经验运用到科研工作中，是那个时代给科研工作赋予的特殊色彩。
同时，胰岛素的合成工作也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合成蛋白质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够上马，是因为“如果我们真能在刚发现蛋白质结构的时候就合成蛋白质，那就不仅能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制度在科学上的优越性，还能‘清除唯心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给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及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伪科学一个致命打击’，表现唯物辩证学说的正确性。”胰岛素研究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挫折，之所以能坚持7年的时间最后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党和政府需要这样一项基础研究成果以证明自己对科学界的领导能力。
胰岛素研究工作过程中，极强的计划性也是一大特点。比如，胰岛素工作被划分为四大战役：
由于计划性很强，整个胰岛素工作中充满了各种献礼和报喜。“三八指标”“七一献礼”“周年献礼”等词经常出现。为了准备要献上的“礼”，胰岛素工作就必须加快进度。“比方说为了献礼要在某个日期完成一个八肽。四肽加四肽等于八肽，为了冲上去，把四肽原料全部用完。一过五一、七一，发现八肽没接起来，又从最初的原料重新做起。这样造成很大的浪费，是个非常不好的经验，但当时是非常风行的，所以损失很大。”《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4日头版头条报道《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也是为了向毛泽东12月26日的生日献礼。 如此“畸形”的科研环境，遭遇寒冬的国家经济，所剩无几的研究人员——胰岛素合成工作在这样的逆境中苦苦支撑。而最终，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随着各科研单位后来的协作攻关，胰岛素工作终于守得云开，1965年9月17日，中国获得了全合成的胰岛素结晶。
一个诺奖引发的谜案
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成功，并没有让这场“人间乱象”接近尾声，在你争我夺的口水战中，这场闹剧被推向了另一个高潮。
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在很多人看来，中国获得诺奖已经是水到渠成之事。加上这项工作在国际上获得的轰动效应，也让更多人坚定了中国能获得诺奖的信念。然而随后不久，“文革”风暴席卷而来，申请诺奖的工作自然必须偃旗息鼓。1972年，杨振宁在访问上海生化所期间，提出要为我国胰岛素工作提名诺贝尔奖，但由于国内紧张的局势，国家领导人以“我们去拿一个炸药发明家的奖金有失身份”为由拒绝了杨振宁的提议。1975年，杨振宁“旧案重提”，最终被江青以“资产阶级的奖金我们不要”为理由再次拒绝。直到文革过后的1978年，杨振宁的第三次提议才被邓小平采纳。于是，推荐候选人名单的工作被提上了日程。
由于胰岛素工作的特殊性，候选人的提名工作也成为了老大难。三个合作单位，十几名研究骨干，人们为了谁的贡献大、该提名谁等诸多问题争得不可开交。贡献大小、单位之争、性别差异都成为了需要争论和协调的问题，最终，候选名单由八个人改为四个人，四个人改为一个人，各种斟酌和协商后，钮经义成为了代表我国胰岛素工作去申请诺奖的推荐人员。但最终，中国却没能获奖。
“煮熟的鸭子飞了”，这让很多人无法接受。中国究竟为何没能获奖，各种版本的原因在民间到处流窜。有人声称是歧视说，这是资本主义对我国的偏见；有人认为是申报时间太晚，曾经轰动世界的工作已经不再新鲜；有人谎称是申报人员太多，连做饭和刷厕所的人都报上去了……当然，事实证明，流传的原因最终只是谣言，而我们没能获奖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成就不够级别。
诺贝尔奖针对的，是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以及完全创新，同时，与同类诺奖项目相比，我们的成就稍显逊色。它既没有提出理论上的重大革新，又没有带来工具、方法上的革命性进展。既没能引发一系列的后继研究（譬如掀起合成蛋白质的高潮），也没能产生多少经济效益。它确曾领先于世界，但并没能领导世界的潮流。同时，在当时究竟哪个国家是第一，是否是人工合成第一个蛋白质等问题上也存在着诸多争议。因此，中国与诺贝尔奖才十分遗憾地失之交臂。但或许，令人更加遗憾的是，承认没能获奖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技不如人，中国又花费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