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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仁曾将鲁迅比作“中国文化的守夜人”，其实，对他这样将鲁迅思想视为一种经过独立思考之后的信仰看待的人，同样称得上“新文化的守夜人”。
震惊与哀悼
5月2日，76岁的学者王富仁因病逝世。比他年长两岁的钱理群，另一位在鲁迅研究乃至人文研究领域具有同等影响的重镇，很快写下一篇深情的回忆文章，以纪念这位思想上的知己与搀扶者。在文章开头，钱理群写道：“富仁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一炮打响，迅速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在我们这一代鲁迅研究者看来，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富仁也就成为新一代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者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事实上，这篇堪称开启了一个研究范式的论文，在比王富仁更为年轻的上世纪80年代学子中间，带来了更早也更强烈的震动。1983年，高远东刚刚考上北京大学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一次课堂上，导师严家炎兴奋地告诉大家：“北师大的王富仁，写了一篇特别好的论文。”其时，王富仁还有一年才博士毕业，严家炎口中那篇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上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正是他博士论文的先声。“当时看的时候特别震惊，觉得里面论辩的力量，理论的说服力都特别强，这篇文章跳出了陈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角度看待《呐喊》《彷徨》意义的框架，最早从思想革命、启蒙主义的角度去理解鲁迅。”30多年过去了，高远东依然清晰地记得最初的阅读感受。
1984年，王富仁博士毕业。其实，还在西北大学读研期间，王富仁关于鲁迅研究的论文已经入选全国性学术会议。不过，作为“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王富仁大学毕业后还在山东聊城当过8年中学老师，读博时已是41岁的大龄青年。在师弟王培元的印象里，当时的他“拎着一个旧得有些发白的老式黄帆布衣箱，笑着朝我们走过来。他的衣着模样透出一股泥土气，看上去就像一个来自乡间的村镇干部”。
1982年，国内整个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只有北京师范大学的李何林、北京大学的王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唐弢三个博导。略为年轻的王瑶与唐弢达成默契，当年不招生，因而李何林招收的王富仁与金宏达成为首批现代文学博士。而在答辩时间上，王富仁又略早于金宏达，他也从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现代文学博士。
王富仁的博士论文提要在《文学评论》连载两期，真正产生巨大影响。同一年，刚刚进入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怡——王富仁后来的博士生，还记得自己在图书馆读到那篇博士论文摘要时的感觉。“我当天晚上读这篇文章时，整个人都在抖，然后情不自禁地掏出笔记本，开始抄这篇文章，从头抄到尾。”让他激动的原因在于，“那篇文章一下子把鲁迅研究从纯粹政治学的解释，放入一个更大的思想史、文化史里面，更重要的是，里面有我們每个人的人生，就是为了人生而写作，为了人生而研究鲁迅。”那种通过抄写，想将文章思想与自己融为一体的强烈冲动，并非李怡一个人的感受。工作之后，李怡碰到过好几位不同专业的学者，大家在读到王富仁的这篇论文后共同的举动是，掏出笔来抄。
如果不回到80年代的历史现场，今天的人们，显然难以理解一篇文章所能带来的震动。彼时，经历了十年动乱，国内理论界学术界面临的共同任务是解放思想，在各个领域反思“文革”。“当时有关真理问题的讨论，是从马列经典理论的角度，重新理解和认识当代现实出现的新问题；而从历史角度展开的反思，就是回到五四新文化，现代文学研究就成为整个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走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王富仁对《呐喊》《彷徨》的解释，从思想启蒙角度理解鲁迅，实际上成了80年代人文研究甚至整个理论界的最强音。”高远东说。
“现在回想起来，从初中一直到大学，始终没有放掉的，就是鲁迅。为什么喜欢他？他好在哪儿？我不知道。但一翻开鲁迅作品，他实在让我入迷，尤其是它那个语言。那种魅力，在别人的作品中是没法获得的。”2001年，在接受师弟王培元的一次访谈中，王富仁回忆道，早在初中二年级时，自己就读了父亲所买的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受鲁迅《青年必读书》的影响，还从此调整阅读方向，大量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进而在“文革”前攻读了山东大学的外语系。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更多建立在自己的阅读感受之上，那种将自己烧入研究对象的极富代入感的论述方式，对经历过特殊年代的极其压抑的人们来说，无疑更具打动人心的力量。从最早那种“打开天灵盖”一般的閱读体验开始，鲁迅这个此后伴随终生的研究对象，便开始进入了王富仁的生命。用李怡的话来说：“鲁迅给了他一种勇气，对他来说，研究鲁迅，也是获得勇气、打开自己的过程。”
1984年，博士毕业后，王富仁留校任教，学术生命异常活跃。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改革与保守力量不断拉锯的时代，由于鲁迅研究界与政治运动历来的紧密关联性，王富仁的鲁迅研究也难免会受到影响，给他带来了压力。
1986年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兴起。在鲁迅博物馆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王富仁的博士论文成为批评的焦点。一些学者从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提出批评。这些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值一驳的学术观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却给王富仁带来了政治上的压力。与一般年轻学者不同，正如钱理群所说“富仁性格比我刚烈，抗压力更强”，会后，情绪激动的王富仁在《鲁迅研究月刊》写了长文进行回应，由于反对者的意见没有整理成文，反倒让王富仁的回击当时没有了落点，大家还觉得，“王富仁的火气为什么这么大？”
所幸的是，保护、支持他的人更多，批评意见并没有中止王富仁的学术研究，他在学界也逐渐变得越来越有影响。1989年后，王富仁则沉默了一年多，进入一段学术生涯中少有的“顿挫期”。
最堅定的捍卫者
1991年10月上旬，在山东济南的一次学术会议期间，王培元因为午夜无法入眠，在楼道来回踱步，不想发现王富仁和钱理群正在房间里热烈地谈论着。这次竟夜长谈给他留下了深刻记忆：“我坐到一旁，听这两位相知很深的友人，就面对汹汹而来的质疑否定思想启蒙的潮流，下一步路该如何走进行讨论。富仁兄坚定地认为，90年代思想文化思潮的大变动不能表明启蒙主义道路走错了，而只是未能走得通，遭遇了挫败，启蒙主义理想依然是我们必须维护和坚守的。时间已是清晨，两人似乎仍无倦意，窗帘已透进了微明的天光。” 90年代，学术研究发生所谓“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整体转向。与此同时，以鲁迅为核心的“五四”启蒙主义受到后现代主义与“新国学”运动的双重质疑。高远东曾在《现代如何“拿来”》一书序言中对此做出描述：“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近代以来中国关于现代性的言说突然遭遇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五四’启蒙主义所代表的塑造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前景的主流思想突然遭受普遍质疑，而‘新国学’运动则从另一翼，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对‘五四’以来的现代性方向提出了批判，二者分进合击，现代思想研究和文学批评领域一时狼烟四起，烽火遍地。”
王富仁与钱理群的那次长谈，正是对这种质疑的回应。在李怡印象里，王富仁对思潮变化带来的危机感极其敏感：“比如新儒家刚兴起的时候，他就写过一篇文章谈新儒家的思潮对现代文学可能造成的新的桎梏与干扰。那时绝大多数人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觉得他是不是夸大其词。但后头你会发现，王老师对凡是妨碍启蒙理想与五四文化精神的思潮，都格外敏感。在迎接挑战的人当中，他是最自觉最坚持的一个，可以说他就是新文化的守夜人。”
学者王富仁
高远东对此也有同样的感受。在他看来，王富仁在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显著特点是，捍卫“五四”，捍卫现代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等人一起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将20世纪中国文学作為整体看待，体现了重要的文学史视野的变化，代表了学术的进展，但客观上其效果也将“五四”价值相对化了，甚至多少消解了其作为现代中国文化与思想起源的意义和价值。不仅面对“国学热”和后现代批评所造成的冲击，而且面对学科内部学术进步所引发的价值观变异，王富仁敏锐感受到此点，起而捍卫作为起点的“五四”以及新文化的价值。学界曾有人一度建议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改名《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王富仁提出反对意见，在他看来，现代文学显然要比20世纪文学更大。
作为对90年代学术转向的呼应，王富仁格外强调赋予鲁迅研究学院派的学术品格。只是，他的着眼点正在于鲁迅本身对现实问题的掘进，以及学术与现实的融通之上，反对那种“和现实感受、艺术感受、人生追求脱离开，把思想和学术分离开”的学术浪费。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90年代学术转向带来的弊端，学术研究虽然更有技术性，却不再具有生命的热度。作为从小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教育中成长的一代，李怡第一次在课上听到王富仁所讲的早期鲁迅的“立人思想”，如何关心个人发展，非常困惑，他问老师：“鲁迅这样一个个人主义者，后来如何达到大公无私的道德境界？”对这样一个今天看来有些幼稚的问题，王富仁稍加沉吟之后的回答是：“鲁迅式的个人主义发展，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就是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两者之间没有矛盾。”王富仁的回答，一下子解答了李怡的困惑。让他感慨的是，“那时候师生间关于学术与人生的探讨，多么重要，现在学生很少想这些，管他信不信，也不会提这类问题”。
只是，面对不断发展的现实，鲁迅何以成为一种价值乃至信仰的尺度？在对他不够了解的人看来，王富仁似乎一直在说鲁迅的“好话”。部分原因在于，人们一般将鲁迅视为五四新文化的主将看待，难以避免地，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似乎同构与对鲁迅的反思。事实上，在王富仁等鲁迅研究的同道看来，鲁迅要大于五四新文化。这也是高远东对鲁迅与新文化运动评价不一的原因所在。早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对鲁迅思想中“改造国民性”的思路有所批评，“人可以改造，便不是以人为目的，有点把人当工具”。新文化运动暗含的悖论在于：其最大功绩在于人的发现，然而在走向社会实践时，尤其是在后来的革命中，却依然将人工具化了。不过后来，鲁迅思想中“相互主体性”意识被发现：“看他的早期思想，发现有相互主体性意识，不只是改造国民性这一面。如果将它作为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前提，它对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侵略性就形成了一种制约。”
在李怡看来，王富仁虽然自始至终带有一种启蒙的情怀和理想，但他不是在重复启蒙，而是在深化启蒙，赋予启蒙新鲜的含义。这种深化体现在，王富仁自80年代后期特别强调鲁迅早年的“立人”思想，进一步挖掘出“五四”最有生命力的内容：本质不是打倒和破坏，而是重新为面临困惑的中国人的生命寻找一条新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李怡认为，新儒家后来对“五四”反传统的激进主义应为后来的“文革”负责的批评，存在着对历史的误解：“‘五四’批判的從来都是那些举着传统文化为招牌，来不思进取的人，所以‘五四’的针对点从来是同时代另外一些人的主张，而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富仁在2000年以后提出“新国学”的理念，试图用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观，重新阐述传统文化。
与90年代后出现的一代学人的专业化不同，王富仁、钱理群、王得后等人对鲁迅的理解，多有价值观乃至生命信仰的意味。只是，这种信仰并非迷信与盲从，而是伴随着各自的独立思考与生命体验。代价之间的差异不难理解，如果说那批80年代的大学生，思想与文学的起点更多是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存在主义还有尼采思想，以及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话，王富仁等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的学者，其思想与文学的起点多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19世纪法俄文学。也许正因如此，多年之后，与王培元谈起当年自己博士论文受到“离经叛道”的批评时，他气愤而自信地回答：“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我肯定比他们读得多，理解得深！”
以鲁迅为视角
从鲁迅研究出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王富仁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的诸多领域。首先是鲁迅与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一系列作家的比较研究。进入90年代之后，他又写了关于古典诗歌阅读的“旧诗新解”系列文章。此后，王富仁还写作了关于左翼文学、现代文学思潮的大量论文。无一例外的，这些研究，都具有“回看鲁迅”的意味，用李怡的话来说，就是“以鲁迅研究为视角，展开了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恢弘图景”。
2003年，王富仁被汕头大学聘为终身教授，此后创立新国学研究中心，主编《新国学研究》辑刊，并在《光明日报》发表系列文章，试图将整个中国文化融合起来，建立一个更为宏大的思想体系。实际上，这也是王富仁鲁迅研究自然的学术延伸。早在80年代后期，王富仁即开始关注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将鲁迅思想放入晚清背景考察，其成果就是发表于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论文：《从“兴业”到“立人”——简论鲁迅早期文化思想的演变》。其时，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是学界的研究热点。“大家希望通过考察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纠正人们对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刻板印象，进入新文化运动内部，你会发现，他们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并非整体性否定，而是有深刻而复杂的联系。”高远东说。
无疑，王富仁是这股学术思潮中走得最遠的一位。他的“新国学”理念，也有感于90年代“国学热”中反新文化运动、回归“五四”学衡派立场的观点，“借‘国学’一词，赋以新义，行新文化运动价值观之实”。
王富仁晚年关于新国学的研究，站在新文化运动价值观的立场上，重新梳理阐述了儒、法、道、墨、佛等传统文化的几大学说。其思想启示在2000年写就的作为先声的长文——《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见一斑：“鲁迅是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以自己的心灵重新感受社会和社会人生，重新思考自己和自己的历史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继承和发展孔子文化传统的不是现代的新儒家，而是鲁迅，而是像鲁迅这样具有独立创造精神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90年代末，中语教育问题所以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在高远东看来，正因为“新时期的语文教育，恢复和接续的是‘文革’前50年代形成的高度工具化的思路，而在新时期的学术研究早已接上了五四新文化传统。中语教育与文学研究之语文价值观的脱节，让大家忍无可忍，因而开始攻击高考制度，反思新时期以来的中学语文教育，都想接续到民国时期多样化、人文性强的教育”。
2006年1月，王富仁（左）和王得后在汕頭参加“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留影
1998～1999年，王富仁与对教育改造更富自觉性的钱理群，同时受聘为九年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改革工作小组顾问，试图恢复教育领域的新文化运动价值。尽管困难重重，两人先后退出课改工作小组，中语教育改革至今仍处在妥协折中的纠结之中，但王富仁与钱理群、孙绍振等人作为“闯将”，却一起开辟出中语教育的改革局面。
王富仁走了。与他一起逐渐消隐的似乎还有整整一个时代，80年代那个“做梦的年代，青春不仅饱满、充盈了人的生命，而且也会把年轻人的妄想合理化”。
（本文写作参考王富仁所著《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中国需要鲁迅》，感谢孟庆澍对采访的帮助）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 2017年23期）
震惊与哀悼
5月2日，76岁的学者王富仁因病逝世。比他年长两岁的钱理群，另一位在鲁迅研究乃至人文研究领域具有同等影响的重镇，很快写下一篇深情的回忆文章，以纪念这位思想上的知己与搀扶者。在文章开头，钱理群写道：“富仁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一炮打响，迅速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在我们这一代鲁迅研究者看来，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富仁也就成为新一代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者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事实上，这篇堪称开启了一个研究范式的论文，在比王富仁更为年轻的上世纪80年代学子中间，带来了更早也更强烈的震动。1983年，高远东刚刚考上北京大学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一次课堂上，导师严家炎兴奋地告诉大家：“北师大的王富仁，写了一篇特别好的论文。”其时，王富仁还有一年才博士毕业，严家炎口中那篇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上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正是他博士论文的先声。“当时看的时候特别震惊，觉得里面论辩的力量，理论的说服力都特别强，这篇文章跳出了陈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角度看待《呐喊》《彷徨》意义的框架，最早从思想革命、启蒙主义的角度去理解鲁迅。”30多年过去了，高远东依然清晰地记得最初的阅读感受。
1984年，王富仁博士毕业。其实，还在西北大学读研期间，王富仁关于鲁迅研究的论文已经入选全国性学术会议。不过，作为“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王富仁大学毕业后还在山东聊城当过8年中学老师，读博时已是41岁的大龄青年。在师弟王培元的印象里，当时的他“拎着一个旧得有些发白的老式黄帆布衣箱，笑着朝我们走过来。他的衣着模样透出一股泥土气，看上去就像一个来自乡间的村镇干部”。
1982年，国内整个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只有北京师范大学的李何林、北京大学的王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唐弢三个博导。略为年轻的王瑶与唐弢达成默契，当年不招生，因而李何林招收的王富仁与金宏达成为首批现代文学博士。而在答辩时间上，王富仁又略早于金宏达，他也从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现代文学博士。
王富仁的博士论文提要在《文学评论》连载两期，真正产生巨大影响。同一年，刚刚进入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怡——王富仁后来的博士生，还记得自己在图书馆读到那篇博士论文摘要时的感觉。“我当天晚上读这篇文章时，整个人都在抖，然后情不自禁地掏出笔记本，开始抄这篇文章，从头抄到尾。”让他激动的原因在于，“那篇文章一下子把鲁迅研究从纯粹政治学的解释，放入一个更大的思想史、文化史里面，更重要的是，里面有我們每个人的人生，就是为了人生而写作，为了人生而研究鲁迅。”那种通过抄写，想将文章思想与自己融为一体的强烈冲动，并非李怡一个人的感受。工作之后，李怡碰到过好几位不同专业的学者，大家在读到王富仁的这篇论文后共同的举动是，掏出笔来抄。
如果不回到80年代的历史现场，今天的人们，显然难以理解一篇文章所能带来的震动。彼时，经历了十年动乱，国内理论界学术界面临的共同任务是解放思想，在各个领域反思“文革”。“当时有关真理问题的讨论，是从马列经典理论的角度，重新理解和认识当代现实出现的新问题；而从历史角度展开的反思，就是回到五四新文化，现代文学研究就成为整个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走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王富仁对《呐喊》《彷徨》的解释，从思想启蒙角度理解鲁迅，实际上成了80年代人文研究甚至整个理论界的最强音。”高远东说。
“现在回想起来，从初中一直到大学，始终没有放掉的，就是鲁迅。为什么喜欢他？他好在哪儿？我不知道。但一翻开鲁迅作品，他实在让我入迷，尤其是它那个语言。那种魅力，在别人的作品中是没法获得的。”2001年，在接受师弟王培元的一次访谈中，王富仁回忆道，早在初中二年级时，自己就读了父亲所买的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受鲁迅《青年必读书》的影响，还从此调整阅读方向，大量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进而在“文革”前攻读了山东大学的外语系。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更多建立在自己的阅读感受之上，那种将自己烧入研究对象的极富代入感的论述方式，对经历过特殊年代的极其压抑的人们来说，无疑更具打动人心的力量。从最早那种“打开天灵盖”一般的閱读体验开始，鲁迅这个此后伴随终生的研究对象，便开始进入了王富仁的生命。用李怡的话来说：“鲁迅给了他一种勇气，对他来说，研究鲁迅，也是获得勇气、打开自己的过程。”
1984年，博士毕业后，王富仁留校任教，学术生命异常活跃。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改革与保守力量不断拉锯的时代，由于鲁迅研究界与政治运动历来的紧密关联性，王富仁的鲁迅研究也难免会受到影响，给他带来了压力。
1986年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兴起。在鲁迅博物馆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王富仁的博士论文成为批评的焦点。一些学者从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提出批评。这些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值一驳的学术观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却给王富仁带来了政治上的压力。与一般年轻学者不同，正如钱理群所说“富仁性格比我刚烈，抗压力更强”，会后，情绪激动的王富仁在《鲁迅研究月刊》写了长文进行回应，由于反对者的意见没有整理成文，反倒让王富仁的回击当时没有了落点，大家还觉得，“王富仁的火气为什么这么大？”
所幸的是，保护、支持他的人更多，批评意见并没有中止王富仁的学术研究，他在学界也逐渐变得越来越有影响。1989年后，王富仁则沉默了一年多，进入一段学术生涯中少有的“顿挫期”。
最堅定的捍卫者
1991年10月上旬，在山东济南的一次学术会议期间，王培元因为午夜无法入眠，在楼道来回踱步，不想发现王富仁和钱理群正在房间里热烈地谈论着。这次竟夜长谈给他留下了深刻记忆：“我坐到一旁，听这两位相知很深的友人，就面对汹汹而来的质疑否定思想启蒙的潮流，下一步路该如何走进行讨论。富仁兄坚定地认为，90年代思想文化思潮的大变动不能表明启蒙主义道路走错了，而只是未能走得通，遭遇了挫败，启蒙主义理想依然是我们必须维护和坚守的。时间已是清晨，两人似乎仍无倦意，窗帘已透进了微明的天光。” 90年代，学术研究发生所谓“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整体转向。与此同时，以鲁迅为核心的“五四”启蒙主义受到后现代主义与“新国学”运动的双重质疑。高远东曾在《现代如何“拿来”》一书序言中对此做出描述：“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近代以来中国关于现代性的言说突然遭遇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五四’启蒙主义所代表的塑造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前景的主流思想突然遭受普遍质疑，而‘新国学’运动则从另一翼，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对‘五四’以来的现代性方向提出了批判，二者分进合击，现代思想研究和文学批评领域一时狼烟四起，烽火遍地。”
王富仁与钱理群的那次长谈，正是对这种质疑的回应。在李怡印象里，王富仁对思潮变化带来的危机感极其敏感：“比如新儒家刚兴起的时候，他就写过一篇文章谈新儒家的思潮对现代文学可能造成的新的桎梏与干扰。那时绝大多数人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觉得他是不是夸大其词。但后头你会发现，王老师对凡是妨碍启蒙理想与五四文化精神的思潮，都格外敏感。在迎接挑战的人当中，他是最自觉最坚持的一个，可以说他就是新文化的守夜人。”
学者王富仁
高远东对此也有同样的感受。在他看来，王富仁在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显著特点是，捍卫“五四”，捍卫现代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等人一起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将20世纪中国文学作為整体看待，体现了重要的文学史视野的变化，代表了学术的进展，但客观上其效果也将“五四”价值相对化了，甚至多少消解了其作为现代中国文化与思想起源的意义和价值。不仅面对“国学热”和后现代批评所造成的冲击，而且面对学科内部学术进步所引发的价值观变异，王富仁敏锐感受到此点，起而捍卫作为起点的“五四”以及新文化的价值。学界曾有人一度建议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改名《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王富仁提出反对意见，在他看来，现代文学显然要比20世纪文学更大。
作为对90年代学术转向的呼应，王富仁格外强调赋予鲁迅研究学院派的学术品格。只是，他的着眼点正在于鲁迅本身对现实问题的掘进，以及学术与现实的融通之上，反对那种“和现实感受、艺术感受、人生追求脱离开，把思想和学术分离开”的学术浪费。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90年代学术转向带来的弊端，学术研究虽然更有技术性，却不再具有生命的热度。作为从小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教育中成长的一代，李怡第一次在课上听到王富仁所讲的早期鲁迅的“立人思想”，如何关心个人发展，非常困惑，他问老师：“鲁迅这样一个个人主义者，后来如何达到大公无私的道德境界？”对这样一个今天看来有些幼稚的问题，王富仁稍加沉吟之后的回答是：“鲁迅式的个人主义发展，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就是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两者之间没有矛盾。”王富仁的回答，一下子解答了李怡的困惑。让他感慨的是，“那时候师生间关于学术与人生的探讨，多么重要，现在学生很少想这些，管他信不信，也不会提这类问题”。
只是，面对不断发展的现实，鲁迅何以成为一种价值乃至信仰的尺度？在对他不够了解的人看来，王富仁似乎一直在说鲁迅的“好话”。部分原因在于，人们一般将鲁迅视为五四新文化的主将看待，难以避免地，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似乎同构与对鲁迅的反思。事实上，在王富仁等鲁迅研究的同道看来，鲁迅要大于五四新文化。这也是高远东对鲁迅与新文化运动评价不一的原因所在。早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对鲁迅思想中“改造国民性”的思路有所批评，“人可以改造，便不是以人为目的，有点把人当工具”。新文化运动暗含的悖论在于：其最大功绩在于人的发现，然而在走向社会实践时，尤其是在后来的革命中，却依然将人工具化了。不过后来，鲁迅思想中“相互主体性”意识被发现：“看他的早期思想，发现有相互主体性意识，不只是改造国民性这一面。如果将它作为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前提，它对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侵略性就形成了一种制约。”
在李怡看来，王富仁虽然自始至终带有一种启蒙的情怀和理想，但他不是在重复启蒙，而是在深化启蒙，赋予启蒙新鲜的含义。这种深化体现在，王富仁自80年代后期特别强调鲁迅早年的“立人”思想，进一步挖掘出“五四”最有生命力的内容：本质不是打倒和破坏，而是重新为面临困惑的中国人的生命寻找一条新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李怡认为，新儒家后来对“五四”反传统的激进主义应为后来的“文革”负责的批评，存在着对历史的误解：“‘五四’批判的從来都是那些举着传统文化为招牌，来不思进取的人，所以‘五四’的针对点从来是同时代另外一些人的主张，而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富仁在2000年以后提出“新国学”的理念，试图用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观，重新阐述传统文化。
与90年代后出现的一代学人的专业化不同，王富仁、钱理群、王得后等人对鲁迅的理解，多有价值观乃至生命信仰的意味。只是，这种信仰并非迷信与盲从，而是伴随着各自的独立思考与生命体验。代价之间的差异不难理解，如果说那批80年代的大学生，思想与文学的起点更多是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存在主义还有尼采思想，以及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话，王富仁等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的学者，其思想与文学的起点多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19世纪法俄文学。也许正因如此，多年之后，与王培元谈起当年自己博士论文受到“离经叛道”的批评时，他气愤而自信地回答：“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我肯定比他们读得多，理解得深！”
以鲁迅为视角
从鲁迅研究出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王富仁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的诸多领域。首先是鲁迅与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一系列作家的比较研究。进入90年代之后，他又写了关于古典诗歌阅读的“旧诗新解”系列文章。此后，王富仁还写作了关于左翼文学、现代文学思潮的大量论文。无一例外的，这些研究，都具有“回看鲁迅”的意味，用李怡的话来说，就是“以鲁迅研究为视角，展开了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恢弘图景”。
2003年，王富仁被汕头大学聘为终身教授，此后创立新国学研究中心，主编《新国学研究》辑刊，并在《光明日报》发表系列文章，试图将整个中国文化融合起来，建立一个更为宏大的思想体系。实际上，这也是王富仁鲁迅研究自然的学术延伸。早在80年代后期，王富仁即开始关注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将鲁迅思想放入晚清背景考察，其成果就是发表于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论文：《从“兴业”到“立人”——简论鲁迅早期文化思想的演变》。其时，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是学界的研究热点。“大家希望通过考察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纠正人们对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刻板印象，进入新文化运动内部，你会发现，他们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并非整体性否定，而是有深刻而复杂的联系。”高远东说。
无疑，王富仁是这股学术思潮中走得最遠的一位。他的“新国学”理念，也有感于90年代“国学热”中反新文化运动、回归“五四”学衡派立场的观点，“借‘国学’一词，赋以新义，行新文化运动价值观之实”。
王富仁晚年关于新国学的研究，站在新文化运动价值观的立场上，重新梳理阐述了儒、法、道、墨、佛等传统文化的几大学说。其思想启示在2000年写就的作为先声的长文——《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见一斑：“鲁迅是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以自己的心灵重新感受社会和社会人生，重新思考自己和自己的历史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继承和发展孔子文化传统的不是现代的新儒家，而是鲁迅，而是像鲁迅这样具有独立创造精神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90年代末，中语教育问题所以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在高远东看来，正因为“新时期的语文教育，恢复和接续的是‘文革’前50年代形成的高度工具化的思路，而在新时期的学术研究早已接上了五四新文化传统。中语教育与文学研究之语文价值观的脱节，让大家忍无可忍，因而开始攻击高考制度，反思新时期以来的中学语文教育，都想接续到民国时期多样化、人文性强的教育”。
2006年1月，王富仁（左）和王得后在汕頭参加“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留影
1998～1999年，王富仁与对教育改造更富自觉性的钱理群，同时受聘为九年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改革工作小组顾问，试图恢复教育领域的新文化运动价值。尽管困难重重，两人先后退出课改工作小组，中语教育改革至今仍处在妥协折中的纠结之中，但王富仁与钱理群、孙绍振等人作为“闯将”，却一起开辟出中语教育的改革局面。
王富仁走了。与他一起逐渐消隐的似乎还有整整一个时代，80年代那个“做梦的年代，青春不仅饱满、充盈了人的生命，而且也会把年轻人的妄想合理化”。
（本文写作参考王富仁所著《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中国需要鲁迅》，感谢孟庆澍对采访的帮助）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 2017年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