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个世纪，独裁者有很多名字，不胜枚举：列宁与斯大林、希特勒与墨索里尼、胡志明与波尔布特、卡斯特罗与特鲁希略、萨达姆与霍梅尼、齐奥塞斯库与米洛舍维奇。
　　 在19世纪，乐观的人们相信，暴政已经完结。无论如何，欧洲已经进入了现代，而所有人都明白，附着于世俗的、民主价值上的现代复杂社会绝不能用老式专制手段统治。现代社会或許依然不脱极权主义色彩，官僚机构冷冰冰，工作场所是残酷的，但它不可能是叙拉古意义上的暴政。
　　 现代化让关于暴政的古典概念变得过时，此外，当欧洲以外的国家完成现代化的时候，它们也会迎来后暴政的未来。今天，我们已知道这一论断何其错误。古时候后宫三千、侍从成群的现象确已消逝在历史中，但宣传部长、革命卫士、毒品巨头和瑞士银行家正粉墨登场。暴君没有走远。
　　20世纪的欧洲大陆产生了两大专制制度，也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类型，我们给它起了一个新的名字：亲暴政的知识分子。其中几位大思想家的著作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依然是有意义的，但他们当初不惮于在言行上公然支持现代的独裁者，他们的事迹是不光彩的，其中包括纳粹德国的马丁·海德格尔和卡尔·施密特，等等。
　　 在铁幕的两边，都有许多人在并没有多大风险的情况下，加入了法西斯党，他们或是出于选择上的亲和性，或是出于职业上的抱负，有几位还一度在第三世界的丛林和沙漠中度过了一段戎马生涯。那么多人都前往建立在莫斯科、柏林、河内、哈瓦那的叙拉古城朝圣。他们是政治上的窥视癖者，经由精心的算计，手握回程票前往暴君的领地作秀，对那儿的集体农庄、拖拉机厂、甘蔗林、学校无不连声称道，但奇怪的是，他们从不造访监狱。
　　这主要是因为，欧洲的知识分子不过是待在书斋内神游叙拉古，并用有趣的、时而闪烁智慧的想法去打发那些民族的苦难，他们永远不会正视那些人的眼睛。杰出的教授、天才的诗人、著名的记者，他们用自己的天赋努力说服所有可能的受众去相信，现代的暴君是解放者，只要透过恰当的视角，就可以看到，暴君们无意识的犯罪是高贵的。如果有人想写一部诚实的20世纪欧洲思想史，那么他真的要有很好的耐力，得忍住别吐。
　　他还需要点别的。他需要克服厌恶之情，去发掘这一奇怪的、令人困惑的现象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促成了20世纪的思想界对暴政的捍卫？西方政治思想源于柏拉图《理想国》中对暴政的批评与他对叙拉古的失败之旅，它又何以走到恭敬有加地主张暴政是好的甚至美妙的这一步呢？
　　 我们的历史学家不能把这些大问题看作不寻常行为的个案，他将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普遍现象。在我们记忆犹新的历史上，海德格尔不过是20世纪中最为戏剧化的例子，表明了爱智慧的哲学何以沦为对暴政的亲和。
　　但这一切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我们的历史学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去考察观念史，他们基于以下假设：知性上的亲暴政与现代的暴政实践有着共同的知识根源。他们会发现，论及现代政治思想的许多学识渊博的研究都做了这样的假设，并采取同一进路，亦即将欧洲思想传统划分为截然不同的潮流，并把其中一种标定为亲暴政的那个。启蒙运动是这些研究最中意的靶子，19世纪以后，研究者普遍认为：是启蒙运动将欧洲社会的复杂根源从基督宗教与传统的沃土中拽了出来，并鼓舞了根据单一的合理秩序观念重塑社会的傲慢试验。
　　在这一图景下，启蒙运动不仅催生了暴政，而且它在思想方法上就具有暴政特质。它兼具绝对主义、决定论、不灵活、不宽容、冷酷无情、傲慢自大、盲目等种种不是。这种描述源自以赛亚·伯林的著作，他在战后就思想史撰写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文章，在哲学上对现代暴政的理论和实践做了迄今为止最为精微的研究。
　　 伯林最关注的是他在西方主流传统中辨识出的对多样性和多元主义的敌意，这始于柏拉图，于启蒙运动中在思想上达到顶点，最终在20世纪导致了政治上的后果。这一思潮的假设就是：所有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只有唯一的正解，通过理性可以获致那些答案，而所有的这类真理都必然是兼容的。古拉格和死亡集中营就建立在这些假设上。用伯林的话说，启蒙运动创设的理念“使得在我们的时代，为之牺牲的人们或许比人类历史上为了任何别的理由而牺牲的人都多”。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美）马克·里拉著，邓晓菁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8月。本文摘自该书“后记”，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