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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加快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把查办大案要案作为反腐败的重要举措，同时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各级政府都要努力为人民办事；每一个公务员都要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温家宝的讲话激起人大代表们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这是一个大国总理对本国民众的谦恭态度，是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执政理念的具体化。
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是政府的性质和职责所系
温家宝指出，我们要不断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建设。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接受人民监督；必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强维护群众利益的法规建设，推进依法行政；必须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中国政府是代表人民意愿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责任的政府，政府因人民的需要而设立，政府的负责对象是公众。政府与公众是服务与被服务的责任关系，是一种委托与代理的关系。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的委托，政府为实现公民的利益而行使管理权力，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同时就具有了对公众尽责的义务。这种委托与代理的关系从性质上决定了人民有权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但是，从权力运作的实际来看，政府权力的边界还不是十分明确，扩张以至滥用权力的现象时有发生。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会碰到政府权力扩张的问题，政府自身也有不断扩张权力的条件和动力，如果缺少对政府权力的控制，政府权力就会在作为与不作为之间任意选择，权力与生俱来的两重性决定着权力既可以做有利于公众的事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可以做公众反对的事而阻碍经济的发展。防止权力滥用，规范政府行为最好的办法是：授予政府权力的同时，课以相等的责任。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多少事就是这种责任的具体化。
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追求的目标是政府公共管理的责任和义务的统一。政府公共管理的责任对于公共管理的主体来说，是一个为公民服务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政府的义务性。因为，从理论上说，公共管理的责任和义务是一致的，都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一种特殊关系。在近代社会，虽然有在政治理念上平等的要求，然而事实上人们之间的社会等级差别并没有真正取消。由于近代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造成了对社会等级的痛恨，进而这种情感在人们的心理结构中所产生的作用总是表现为极力去模糊那些具有等级社会特征的概念，更多地赋予其形式化的内涵。所以，公共管理责任和义务也越来越趋于不同。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实质上是在努力追求政府公共管理责任与义务相统一的执政理念，并以此作为规范政府行为，追究政府责任的依据，使政府做到行之有据，使公众做到问之有理。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体现的正是这种鲜明的政治主张。
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是建立和健全责任控权体系，用制度化责任规范政府行为的庄严承诺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定房价和住房保障工作实行省级人民政府负总责，市县人民政府负直接责任。有关部门要加快完善巡查、考评、约谈和问责制度，对稳定房价、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不力，从而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地方，要追究责任。温家宝总理的报告直面当今社会人们十分关注的住房建设和房价问题，毫不回避政府公共管理的责任，明确地说明了政府的责任层级。这是政府建立和健全责任控权体系，以政府的制度化责任来规范政府行为的庄严承诺。
过去发生腐败案件表明，“一把手”权力过大、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约束，必定会滥用权力、滋生腐败。要建立起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机制，就必须把权力和责任向人民公开，让人民知道政府在做什么、花了多少钱、取得了什么成果，将政府的决策、运作程序等施政全过程，置于全体民众的监督之下，以确保其最大限度地不被用于谋取个人私利，还要让人民敢于提意见，有罢免和质询官员的权力。
政府的公共管理责任是制度化的控权体系。在民主政治的社会里，公共管理责任，主要依靠外在的控权体系来约束政府权力，为了确保公共的意志和法律得以执行，就需要依据控权的程序来防止和反对政府权力用来追求自身的利益。政府公共管理责任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它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并积极采取行动加以满足；政府必须积极地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承担道义上的、政治上的和法律上的责任。控权理论的意义在于有效地防止政府权力滥用，警示政府官员要有失责的风险意识。西方国家责任型政府理论的特点之一是强调政府应承担的责任，然后控制政府的责任，追究政府的不负责任。
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是建立廉洁高效政府的基本要件
政府公共管理责任是政府廉洁的体现，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政府高效廉洁的基本前提。实现高效行政是实现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基本目标和应有之义。 政府履行职责体现在效率上，体现在为公民和社会提供高效的组织管理和社会服务上，也体现在有效地利用各种公共资源造福人类，体现在有效地推动社会生活的全面发展上，而廉政则意味着政府及其官员坚持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责任政府与行政效率具有内在的互动关系，一个政府有效率才能切实地履行政府责任，不负责任的政府谈不上有效率。责任政府与廉政也是相辅相成的，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与廉政具有共同的制度基础和人格基础，贪污腐败的官员人格低下，不会有对公民、对社会负责，一个不廉洁的政府也不会把公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因此，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就充分体现了政府高效廉洁的价值追求，体现了责任的政府具有高效廉洁的意愿。
评价政府是否尽到了责任，怎么评，谁来评，依据什么评？ 只能由公众来根据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多少质量优劣来评，但是，这种评价不能简单地用数字和成果测量，要通过用法律的、政治的、行政的、道德的标准综合测评才能防止片面性，走出唯GDP的圈子，得出公正的结论。
一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宪法责任。宪法责任是政府公共管理核心的责任，是公共管理过程的所应承担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责任。让公众从宪法的角度来评价政府行为的责任，可以抓住要领，从最高层次的宪法精神上评判政府应承担的责任。我国的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一规定提示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宪法必须承担违宪责任。宪法的权威关键不在于公民是否服从，而在于政府自身是否遵守。制订宪法的目的，更不是为了用宪法来管制公民，而是要规制国家的权力、配置国家的权力。
二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政治责任。在民主政治之下，政府的一切行为、政府官员的一切行为须以民意为归依，统治者的权力建筑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所在。民主政治与传统专制的最大区别之一是政府要承担政治责任。政府的政治责任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看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所作所为是否合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二是看行政机关的首长履行职责是否负责和是否监督执行。一级政府的行政首长不愿意让人民知道该级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对来自公众的，也不让下级政府告诉公众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对来自公众的要求推诿回避，就不是一个负政治责任的合格政府。
三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行政责任。政府是一个依据层级制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依据官僚层级制的要求， 政府机关一旦建立，经过合法程序进入行政体系的公职人员必须遵守法定的权限，不能越权行事。我国的政府行政组织具有严格的等级制，每一个公务员要严格地执行权力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在层级制的体系中，对上要服从，对下要监督。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除了司法人员依法审查的诉讼案件不受上级的干涉外，一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上级的命令有忠实服从的义务和责任。因此，是否忠实地执行上级的指示，是否自觉地执行国家的法令法规，对上级的指令强调本单位本部门的特殊性，在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的问题上不愿说明，就可以认定没有履行行政责任。
四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道德责任。在现代社会，对于官员首先要求他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如果政府行为明显与社会公理和公序良俗相左，就应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一个官员不仅要有娴熟的政策执行技术，更要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对于公共管理来说，法律责任是一种被动的责任，而道德责任则是主动的责任。道德责任具有主动性和自觉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只有具有了充分的道德责任，才能在法律对于他的岗位责任存在空缺的时候，更加自觉地履行其岗位责任，而不是强调自己所作所为没有违背所谓的规定而无据追究。
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呼唤着对政府新的管用的考核办法
把评价政府的权力交给人民，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政府一切施政的最高标准，是一种理想的治理姿态。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考核评价主体单一，考核指标单一，这种缺陷的后果是民众没有发言权，政府和官员更多地是要满足上级的考核和评价标准，这使政府的职能、官员的角色难免不发生变异，使群众的困难和诉求受不到政府和官员的重视。民众的幸福感不强，与此有很大关系。要改变这种现象，就必须改变现在惯用的考核方式，将目前的官方定标准、官方出评价的考核模式，过渡到兼顾社会机构和民间评议普通群众参与。在对官员的考核中，始终贯彻公民满意原则，所有的评价标准和评价途径，都以人们最后获得的服务作为依据，做到了这一点，政府就不敢有丝毫懈怠，人民对政府权力实施有效监督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公务员是否当好了“公仆”，政府及公务员不能自我评价，要由公众评价，这就要引入公众评价机制，让公众督促政府遵循公共责任，前提是要有明确的公共追究责任机制。这就需要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明确哪种行为是必须的，哪种行为是不可为的，做了不可为之事，要受到什么责任的追究。有了这个“明确”的标准，公众就能很方便地监督政府，推动政府履行责任。在政府管理过程中，有些标准是十分明确的，它保证着一个机构的正常运转，而有些标准是模糊的，模糊的标准往往要靠道德的自律做到，但是，自律的办法往往靠不住，对于不道德的缺少自律的行为，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就给过去模糊的标准找到了明朗化的镜子，让评价和监督政府走上了可操作可公开的轨道。
比如，公务车改革写进了政府报告，表示政府已经对三公消费中的“公车消费”重视。来自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表明，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社会上私家轿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是0.82万元，而党政机关单位公务轿车高达3万元以上。不可用公车办私事、不准将办公用品带回家私用，这样一些标准往往不需要任何教育，工作人员人人明白。但是，我们缺少一种治理的机制，使公车改革难以彻底进行，就是因为公车私用不是公众不知道，而是知道以后没有追究机制。
再比如，政府强调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把发展的成果用在改善民生上来，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以牺牲资源和环境的代价来换取高速增长。但是，一些地方和领域出现的重经济指标，轻社会进步；重物质成果，轻人的价值；重眼前利益，轻长远福祉的偏颇仍然此消彼长。原因同样是考核指标，特别是效益、环境和人民生活的考核指标含糊片面。对政府和官员的考核往往仅看经济的增长，没有更多地考虑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和给百姓谋取的福利。建立有效的管用的便于操作的考核机制还有待于我们去花极大的气力进行探索，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事业。中国政府的决心已经下定，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掷地有声地说：“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力和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对此，我们有理由充满信心。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
这是一个大国总理对本国民众的谦恭态度，是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执政理念的具体化。
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是政府的性质和职责所系
温家宝指出，我们要不断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建设。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接受人民监督；必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强维护群众利益的法规建设，推进依法行政；必须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中国政府是代表人民意愿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责任的政府，政府因人民的需要而设立，政府的负责对象是公众。政府与公众是服务与被服务的责任关系，是一种委托与代理的关系。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的委托，政府为实现公民的利益而行使管理权力，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同时就具有了对公众尽责的义务。这种委托与代理的关系从性质上决定了人民有权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但是，从权力运作的实际来看，政府权力的边界还不是十分明确，扩张以至滥用权力的现象时有发生。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会碰到政府权力扩张的问题，政府自身也有不断扩张权力的条件和动力，如果缺少对政府权力的控制，政府权力就会在作为与不作为之间任意选择，权力与生俱来的两重性决定着权力既可以做有利于公众的事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可以做公众反对的事而阻碍经济的发展。防止权力滥用，规范政府行为最好的办法是：授予政府权力的同时，课以相等的责任。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多少事就是这种责任的具体化。
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追求的目标是政府公共管理的责任和义务的统一。政府公共管理的责任对于公共管理的主体来说，是一个为公民服务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政府的义务性。因为，从理论上说，公共管理的责任和义务是一致的，都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一种特殊关系。在近代社会，虽然有在政治理念上平等的要求，然而事实上人们之间的社会等级差别并没有真正取消。由于近代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造成了对社会等级的痛恨，进而这种情感在人们的心理结构中所产生的作用总是表现为极力去模糊那些具有等级社会特征的概念，更多地赋予其形式化的内涵。所以，公共管理责任和义务也越来越趋于不同。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实质上是在努力追求政府公共管理责任与义务相统一的执政理念，并以此作为规范政府行为，追究政府责任的依据，使政府做到行之有据，使公众做到问之有理。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体现的正是这种鲜明的政治主张。
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是建立和健全责任控权体系，用制度化责任规范政府行为的庄严承诺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定房价和住房保障工作实行省级人民政府负总责，市县人民政府负直接责任。有关部门要加快完善巡查、考评、约谈和问责制度，对稳定房价、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不力，从而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地方，要追究责任。温家宝总理的报告直面当今社会人们十分关注的住房建设和房价问题，毫不回避政府公共管理的责任，明确地说明了政府的责任层级。这是政府建立和健全责任控权体系，以政府的制度化责任来规范政府行为的庄严承诺。
过去发生腐败案件表明，“一把手”权力过大、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约束，必定会滥用权力、滋生腐败。要建立起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机制，就必须把权力和责任向人民公开，让人民知道政府在做什么、花了多少钱、取得了什么成果，将政府的决策、运作程序等施政全过程，置于全体民众的监督之下，以确保其最大限度地不被用于谋取个人私利，还要让人民敢于提意见，有罢免和质询官员的权力。
政府的公共管理责任是制度化的控权体系。在民主政治的社会里，公共管理责任，主要依靠外在的控权体系来约束政府权力，为了确保公共的意志和法律得以执行，就需要依据控权的程序来防止和反对政府权力用来追求自身的利益。政府公共管理责任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它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并积极采取行动加以满足；政府必须积极地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承担道义上的、政治上的和法律上的责任。控权理论的意义在于有效地防止政府权力滥用，警示政府官员要有失责的风险意识。西方国家责任型政府理论的特点之一是强调政府应承担的责任，然后控制政府的责任，追究政府的不负责任。
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是建立廉洁高效政府的基本要件
政府公共管理责任是政府廉洁的体现，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政府高效廉洁的基本前提。实现高效行政是实现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基本目标和应有之义。 政府履行职责体现在效率上，体现在为公民和社会提供高效的组织管理和社会服务上，也体现在有效地利用各种公共资源造福人类，体现在有效地推动社会生活的全面发展上，而廉政则意味着政府及其官员坚持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责任政府与行政效率具有内在的互动关系，一个政府有效率才能切实地履行政府责任，不负责任的政府谈不上有效率。责任政府与廉政也是相辅相成的，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与廉政具有共同的制度基础和人格基础，贪污腐败的官员人格低下，不会有对公民、对社会负责，一个不廉洁的政府也不会把公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因此，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就充分体现了政府高效廉洁的价值追求，体现了责任的政府具有高效廉洁的意愿。
评价政府是否尽到了责任，怎么评，谁来评，依据什么评？ 只能由公众来根据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多少质量优劣来评，但是，这种评价不能简单地用数字和成果测量，要通过用法律的、政治的、行政的、道德的标准综合测评才能防止片面性，走出唯GDP的圈子，得出公正的结论。
一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宪法责任。宪法责任是政府公共管理核心的责任，是公共管理过程的所应承担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责任。让公众从宪法的角度来评价政府行为的责任，可以抓住要领，从最高层次的宪法精神上评判政府应承担的责任。我国的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一规定提示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宪法必须承担违宪责任。宪法的权威关键不在于公民是否服从，而在于政府自身是否遵守。制订宪法的目的，更不是为了用宪法来管制公民，而是要规制国家的权力、配置国家的权力。
二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政治责任。在民主政治之下，政府的一切行为、政府官员的一切行为须以民意为归依，统治者的权力建筑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所在。民主政治与传统专制的最大区别之一是政府要承担政治责任。政府的政治责任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看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所作所为是否合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二是看行政机关的首长履行职责是否负责和是否监督执行。一级政府的行政首长不愿意让人民知道该级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对来自公众的，也不让下级政府告诉公众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对来自公众的要求推诿回避，就不是一个负政治责任的合格政府。
三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行政责任。政府是一个依据层级制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依据官僚层级制的要求， 政府机关一旦建立，经过合法程序进入行政体系的公职人员必须遵守法定的权限，不能越权行事。我国的政府行政组织具有严格的等级制，每一个公务员要严格地执行权力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在层级制的体系中，对上要服从，对下要监督。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除了司法人员依法审查的诉讼案件不受上级的干涉外，一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上级的命令有忠实服从的义务和责任。因此，是否忠实地执行上级的指示，是否自觉地执行国家的法令法规，对上级的指令强调本单位本部门的特殊性，在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的问题上不愿说明，就可以认定没有履行行政责任。
四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道德责任。在现代社会，对于官员首先要求他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如果政府行为明显与社会公理和公序良俗相左，就应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一个官员不仅要有娴熟的政策执行技术，更要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对于公共管理来说，法律责任是一种被动的责任，而道德责任则是主动的责任。道德责任具有主动性和自觉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只有具有了充分的道德责任，才能在法律对于他的岗位责任存在空缺的时候，更加自觉地履行其岗位责任，而不是强调自己所作所为没有违背所谓的规定而无据追究。
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呼唤着对政府新的管用的考核办法
把评价政府的权力交给人民，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政府一切施政的最高标准，是一种理想的治理姿态。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考核评价主体单一，考核指标单一，这种缺陷的后果是民众没有发言权，政府和官员更多地是要满足上级的考核和评价标准，这使政府的职能、官员的角色难免不发生变异，使群众的困难和诉求受不到政府和官员的重视。民众的幸福感不强，与此有很大关系。要改变这种现象，就必须改变现在惯用的考核方式，将目前的官方定标准、官方出评价的考核模式，过渡到兼顾社会机构和民间评议普通群众参与。在对官员的考核中，始终贯彻公民满意原则，所有的评价标准和评价途径，都以人们最后获得的服务作为依据，做到了这一点，政府就不敢有丝毫懈怠，人民对政府权力实施有效监督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公务员是否当好了“公仆”，政府及公务员不能自我评价，要由公众评价，这就要引入公众评价机制，让公众督促政府遵循公共责任，前提是要有明确的公共追究责任机制。这就需要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明确哪种行为是必须的，哪种行为是不可为的，做了不可为之事，要受到什么责任的追究。有了这个“明确”的标准，公众就能很方便地监督政府，推动政府履行责任。在政府管理过程中，有些标准是十分明确的，它保证着一个机构的正常运转，而有些标准是模糊的，模糊的标准往往要靠道德的自律做到，但是，自律的办法往往靠不住，对于不道德的缺少自律的行为，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就给过去模糊的标准找到了明朗化的镜子，让评价和监督政府走上了可操作可公开的轨道。
比如，公务车改革写进了政府报告，表示政府已经对三公消费中的“公车消费”重视。来自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表明，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社会上私家轿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是0.82万元，而党政机关单位公务轿车高达3万元以上。不可用公车办私事、不准将办公用品带回家私用，这样一些标准往往不需要任何教育，工作人员人人明白。但是，我们缺少一种治理的机制，使公车改革难以彻底进行，就是因为公车私用不是公众不知道，而是知道以后没有追究机制。
再比如，政府强调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把发展的成果用在改善民生上来，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以牺牲资源和环境的代价来换取高速增长。但是，一些地方和领域出现的重经济指标，轻社会进步；重物质成果，轻人的价值；重眼前利益，轻长远福祉的偏颇仍然此消彼长。原因同样是考核指标，特别是效益、环境和人民生活的考核指标含糊片面。对政府和官员的考核往往仅看经济的增长，没有更多地考虑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和给百姓谋取的福利。建立有效的管用的便于操作的考核机制还有待于我们去花极大的气力进行探索，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事业。中国政府的决心已经下定，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掷地有声地说：“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力和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对此，我们有理由充满信心。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