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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安娜·托罗（Joana Toro）是一位在美国纽约工作的摄影师。她出生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曾在哥伦比亚的几家主流杂志社和报社担任摄影记者。2011年，托罗从哥伦比亚移民到美国，继续她对报道摄影和艺术创作的追求。
托罗的系列作品《我是凯蒂猫》（IAm Hello Kitty）便拍摄于纽约，记录了她作为一名拉美裔移民在纽约生活的个人经历——穿着凯蒂猫（日本著名动漫卡通角色——编者注）的服装在时代广场街头赚取小费。这组作品受到广泛关注，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Lens（《纽约时报》旗下博客——编者注）和《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等媒体发表，并在众多国际摄影展中展出，包括危地马拉GuatePhoto、美国Just Another Photo Festival摄影节、平遥国际摄影节等，还曾获得En Foco摄影奖。En Foco成立于1974年，旨在记录那些被主流艺术世界所忽略的摄影艺术家的艺术旅程，并不断培育美国、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及印第安、太平洋岛国地区等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与纪实摄影师。
谁是凯蒂猫
拉美裔移民在美国的生活面临着很多困难，不论他们是否具有合法的移民身份，似乎都很难被社会真正接纳。许多移民做着美国白人不愿从事的工作，为了微薄的收入在屈辱中挣扎生存，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托罗的《我是凯蒂猫》系列作品记录了她在纽约时报广场街头装扮成凯蒂猫的一段经历。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学习英语期间，为了支付学费，她不得不从事这份辛苦且报酬极低的工作。
托罗发现，在纽约从事这项特殊工作的数百名移民，几乎全都是拉丁美洲人。作为街头娱乐者，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跟游客拍照合影，在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同时谋求生计。在纽约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他们的存在已经成为时报广场一个鲜活而生动的组成部分，然而他们却常常遭受路人的白眼、羞辱和性骚扰。甚至有的时候，他们不被当作“正常人”。
《我是凯蒂猫》不仅记录了托罗在美国谋生的经历，也反映出她作为一名新移民重新寻求个人身份的艰难历程。她陷入一种奇怪的窘境——作为凯蒂猫，她不再是乔安娜·托罗，不再是专业摄影师，也不再是一名学生，而是一位全球知名的卡通人物。但与此同时，这个日本大众文化的典型角色又被持反移民态度的美国人所鄙视，甚至认为其对美国构成威胁。此刻，凯蒂猫这一身份与托罗的移民身份重叠在一起，使凯蒂猫不再只是一个服装套子，而成了托罗本人。
面具背后的拉美移民
托罗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摄影师，她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在读平面设计专业的一个学期中掌握了照相机的用法，此后就开始不停拍照。她在哥伦比亚拍摄的文化遗产项目曾于2009年被哥伦比亚文化部授予国家摄影奖。
移民到美國之后，她与人合租在纽约的皇后区。一位室友是舞蹈演员，托罗曾跟随她来到时代广场拍摄她表演舞蹈。在表演过程中，室友用自己做的真人大小的奥巴马总统玩偶当作道具。就在那时，托罗意外地发现，纽约时报广场街头还散布着各式各样由移民者扮演的卡通角色——不会讲英语的“米老鼠”是一位来自墨西哥的移民，不远处的“自由女神”和纽约警察发生了口角——这种极具讽刺性的超现实矛盾冲突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些街头表演者大多是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移民。同为拉美移民，托罗拮据的经济状况使其对这一群体更为感同身受，也萌生了加入这些拉美同胞的念头。她租来许多套卡通人物服装，成为街头表演者的一员。
很多拉美裔表演者从新泽西州的巴塞克市乘坐大巴来到纽约曼哈顿，没有更衣室，换乘途中的地铁站常常是他们更换服装的场所。从事这一行当的圈子比较封闭，不为外人所知。因为这份工作并不正式，有些人没有合法的工作身份，而且是在公共场所进行活动，所以他们更不愿露出自己的真面目。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其中一员，托罗得以有机会深入了解这些表演者。她在时报广场扮演卡通人物几个月后逐渐和一些同行成为朋友，并决定去拍摄这些表演者。
在这些卡通面具之下，托罗发现了很多迥然不同的真实人物，从十几岁的少年到老年妇女，从毫无受教育经历的人到前大学教授。其中有—位，在时报广场扮演卡通人物已经15年，并依靠这份工作供养了她的两个儿子攻读大学学业；还有一位扮演者曾是秘鲁军队的士兵，在伊拉克战场与美军对抗，现在的他则经常扮演迪斯尼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里的警长伍迪。
托罗的拍摄由最初的移民、文化迁移等主题入手，逐渐转变成为一种寻找自我的旅程。她在其中不断寻找新的身份、新的状态，并试图用艺术家的个人视角看待成为新移民的艰难过程。这段经历不仅让托罗对美国的拉美移民群体生活状况有了更多了解，也引起她的担忧和思考。她认为虚假的信息与模式化的观念使拉美移民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但每个人都值得尊重，托罗希望借用摄影来改变大众对拉美移民的模式化认知与故意的无视。
透过眼洞看世界
托罗在使用传统纪实摄影方式进行记录的同时，也透过凯蒂猫头套上的眼洞来进行拍摄，从而在作品中加入更多主观视角。
作为凯蒂猫，沉重的头套让托罗的脖子感到酸痛，又松又大的鞋套使她的活动变得困难，托罗时常感到自己像是在一个遥远的星球上穿着沉重的宇航服进行活动，她的视野被局限在一个小黑孔内，只能在服装套子里用一只眼来看世界。尽管如此，在租来的一套套服装中，从米老鼠、米妮到爱探险的朵拉，让她感到最为自在的还是凯蒂猫。
装扮米老鼠的时候，很多男孩会过来与她击掌，有的还会用力击打她的后背，但作为可爱的凯蒂猫，托罗就不会遭受这种待遇，因为喜欢凯蒂猫的大多是小女孩们。
透过眼洞的观察方式，让托罗对这份工作有了更多感受，这份喜忧参半的经历有时也能丰富她的心智，遇到友善的游客和小朋友们时，他们的微笑与拥抱也曾令她感到温暖。有一次，一个三岁的小女孩使劲咬了她的手指头一口，因为看到凯蒂猫让她兴奋异常。还有一次，一个5岁的小女孩对她说：“亲爱的凯蒂猫，我把所有钱都给你。”然后，她从自己的小钱包里掏出一张印着魔术师头像的百元玩具钞票。
在扮演凯蒂猫的日子里，托罗收到过各式各样的儿童礼物，还认识了一位非常特别的16岁自闭症少年比利，他连续两年每天晚上都去时报广场与卡通角色们拥抱，但他只找那些特定的角色，然而不管托罗穿的是什么服装，他总能认出她，拥抱她，有时还送她礼物。
正是这些人与事让托罗觉得这份工作也有温暖的一面。但这份工作也让托罗在街头一站就是6个多小时，收入却没有保证，还不能使自己免于遭受粗鲁的推挤、大喊大叫和毫无理由的攻击。在笨重的服装套子里，她无法在被侵犯时及时保护自己。
对于《我是凯蒂猫》这组作品，不同的观者也许会产生不同的主观感受，或感到惊讶，或产生情感上的联结与同情。而托罗用尊重的态度看待这些面具下的真实人物，也通过凯蒂猫受限制的视野，映射出拉美移民受限制的生活，从而引发人们对拉美移民在美国艰难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同时也让人们注意到这些处在全球化世界边缘地带上的移民的困境。
托罗的系列作品《我是凯蒂猫》（IAm Hello Kitty）便拍摄于纽约，记录了她作为一名拉美裔移民在纽约生活的个人经历——穿着凯蒂猫（日本著名动漫卡通角色——编者注）的服装在时代广场街头赚取小费。这组作品受到广泛关注，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Lens（《纽约时报》旗下博客——编者注）和《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等媒体发表，并在众多国际摄影展中展出，包括危地马拉GuatePhoto、美国Just Another Photo Festival摄影节、平遥国际摄影节等，还曾获得En Foco摄影奖。En Foco成立于1974年，旨在记录那些被主流艺术世界所忽略的摄影艺术家的艺术旅程，并不断培育美国、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及印第安、太平洋岛国地区等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与纪实摄影师。
谁是凯蒂猫
拉美裔移民在美国的生活面临着很多困难，不论他们是否具有合法的移民身份，似乎都很难被社会真正接纳。许多移民做着美国白人不愿从事的工作，为了微薄的收入在屈辱中挣扎生存，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托罗的《我是凯蒂猫》系列作品记录了她在纽约时报广场街头装扮成凯蒂猫的一段经历。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学习英语期间，为了支付学费，她不得不从事这份辛苦且报酬极低的工作。
托罗发现，在纽约从事这项特殊工作的数百名移民，几乎全都是拉丁美洲人。作为街头娱乐者，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跟游客拍照合影，在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同时谋求生计。在纽约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他们的存在已经成为时报广场一个鲜活而生动的组成部分，然而他们却常常遭受路人的白眼、羞辱和性骚扰。甚至有的时候，他们不被当作“正常人”。
《我是凯蒂猫》不仅记录了托罗在美国谋生的经历，也反映出她作为一名新移民重新寻求个人身份的艰难历程。她陷入一种奇怪的窘境——作为凯蒂猫，她不再是乔安娜·托罗，不再是专业摄影师，也不再是一名学生，而是一位全球知名的卡通人物。但与此同时，这个日本大众文化的典型角色又被持反移民态度的美国人所鄙视，甚至认为其对美国构成威胁。此刻，凯蒂猫这一身份与托罗的移民身份重叠在一起，使凯蒂猫不再只是一个服装套子，而成了托罗本人。
面具背后的拉美移民
托罗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摄影师，她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在读平面设计专业的一个学期中掌握了照相机的用法，此后就开始不停拍照。她在哥伦比亚拍摄的文化遗产项目曾于2009年被哥伦比亚文化部授予国家摄影奖。
移民到美國之后，她与人合租在纽约的皇后区。一位室友是舞蹈演员，托罗曾跟随她来到时代广场拍摄她表演舞蹈。在表演过程中，室友用自己做的真人大小的奥巴马总统玩偶当作道具。就在那时，托罗意外地发现，纽约时报广场街头还散布着各式各样由移民者扮演的卡通角色——不会讲英语的“米老鼠”是一位来自墨西哥的移民，不远处的“自由女神”和纽约警察发生了口角——这种极具讽刺性的超现实矛盾冲突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些街头表演者大多是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移民。同为拉美移民，托罗拮据的经济状况使其对这一群体更为感同身受，也萌生了加入这些拉美同胞的念头。她租来许多套卡通人物服装，成为街头表演者的一员。
很多拉美裔表演者从新泽西州的巴塞克市乘坐大巴来到纽约曼哈顿，没有更衣室，换乘途中的地铁站常常是他们更换服装的场所。从事这一行当的圈子比较封闭，不为外人所知。因为这份工作并不正式，有些人没有合法的工作身份，而且是在公共场所进行活动，所以他们更不愿露出自己的真面目。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其中一员，托罗得以有机会深入了解这些表演者。她在时报广场扮演卡通人物几个月后逐渐和一些同行成为朋友，并决定去拍摄这些表演者。
在这些卡通面具之下，托罗发现了很多迥然不同的真实人物，从十几岁的少年到老年妇女，从毫无受教育经历的人到前大学教授。其中有—位，在时报广场扮演卡通人物已经15年，并依靠这份工作供养了她的两个儿子攻读大学学业；还有一位扮演者曾是秘鲁军队的士兵，在伊拉克战场与美军对抗，现在的他则经常扮演迪斯尼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里的警长伍迪。
托罗的拍摄由最初的移民、文化迁移等主题入手，逐渐转变成为一种寻找自我的旅程。她在其中不断寻找新的身份、新的状态，并试图用艺术家的个人视角看待成为新移民的艰难过程。这段经历不仅让托罗对美国的拉美移民群体生活状况有了更多了解，也引起她的担忧和思考。她认为虚假的信息与模式化的观念使拉美移民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但每个人都值得尊重，托罗希望借用摄影来改变大众对拉美移民的模式化认知与故意的无视。
透过眼洞看世界
托罗在使用传统纪实摄影方式进行记录的同时，也透过凯蒂猫头套上的眼洞来进行拍摄，从而在作品中加入更多主观视角。
作为凯蒂猫，沉重的头套让托罗的脖子感到酸痛，又松又大的鞋套使她的活动变得困难，托罗时常感到自己像是在一个遥远的星球上穿着沉重的宇航服进行活动，她的视野被局限在一个小黑孔内，只能在服装套子里用一只眼来看世界。尽管如此，在租来的一套套服装中，从米老鼠、米妮到爱探险的朵拉，让她感到最为自在的还是凯蒂猫。
装扮米老鼠的时候，很多男孩会过来与她击掌，有的还会用力击打她的后背，但作为可爱的凯蒂猫，托罗就不会遭受这种待遇，因为喜欢凯蒂猫的大多是小女孩们。
透过眼洞的观察方式，让托罗对这份工作有了更多感受，这份喜忧参半的经历有时也能丰富她的心智，遇到友善的游客和小朋友们时，他们的微笑与拥抱也曾令她感到温暖。有一次，一个三岁的小女孩使劲咬了她的手指头一口，因为看到凯蒂猫让她兴奋异常。还有一次，一个5岁的小女孩对她说：“亲爱的凯蒂猫，我把所有钱都给你。”然后，她从自己的小钱包里掏出一张印着魔术师头像的百元玩具钞票。
在扮演凯蒂猫的日子里，托罗收到过各式各样的儿童礼物，还认识了一位非常特别的16岁自闭症少年比利，他连续两年每天晚上都去时报广场与卡通角色们拥抱，但他只找那些特定的角色，然而不管托罗穿的是什么服装，他总能认出她，拥抱她，有时还送她礼物。
正是这些人与事让托罗觉得这份工作也有温暖的一面。但这份工作也让托罗在街头一站就是6个多小时，收入却没有保证，还不能使自己免于遭受粗鲁的推挤、大喊大叫和毫无理由的攻击。在笨重的服装套子里，她无法在被侵犯时及时保护自己。
对于《我是凯蒂猫》这组作品，不同的观者也许会产生不同的主观感受，或感到惊讶，或产生情感上的联结与同情。而托罗用尊重的态度看待这些面具下的真实人物，也通过凯蒂猫受限制的视野，映射出拉美移民受限制的生活，从而引发人们对拉美移民在美国艰难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同时也让人们注意到这些处在全球化世界边缘地带上的移民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