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历史上的北京是如何命名道路街巷名称的？古代的路牌又是个什么样儿？
老北京地名命名大致分为五类
我国地名起源很早，可以说有了文字便有了地名。先秦时期的古籍《山海经》中已经有了“山名”“川名”之类的名词。“地名”一词最早出现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中，《周礼·夏官》记载：“山师，掌山林之名。川师，掌川泽之名，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邦国，使致其珍异之物。邍（yuán）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坟、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这里的“地名”含义与现今的“地名”语意大致相同，而其中的“山师”、“川师”和“邍师”则是古代掌管地名的官职。
地名的命名从古至今一直在发展中。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墨子即提出了“取实予名”。他认为，“名”要依据“实”来确定，“名”必须与“实”相符。南宋学者王观国在《学林》中吸取了古代命名思想，总结出古代州县地名命名的四大原则，并使地名的命名“规范化”和“系统化”：“或由山名，或因水名，或因事迹而名之，非此三者而以意创立，则必取美名。”
北京建城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武王封蓟”的周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045年），现在已有3000多年，在城市发展中逐渐形成一套地名命名的标准和规范。历史上北京地名特别是北京城里的街巷名称到底是如何命名的？《北京传统文化便览》一书概括出了五大类：一、官定民承；二、俗成官认；三、官定与俗成并行；四、俗成官改；五、官定官改。也就是说，第一类地名是官府命名，民众接受并使用，如“西单（牌楼）”“西四（牌楼）”“东单（牌楼）”“东四（牌楼）”之类；第二类是老百姓约定俗成、官府认可的，如“豆腐巷”“羊圈胡同”“门框胡同”等；第三类是官府命名的和百姓俗称的并存，如“正阳门”是官名，老百姓俗称“前门”；“厚载门”“北安门”“地安门”是官名，老百姓俗称“后门”；第四类是老百姓约定俗成的地名，官府予以更改，如“苦水井”改为“福绥境”，“屎壳郎胡同”改为“时刻亮胡同”等。第五类是官府命名的地名，此后官府又予以更改，如北京城门元代的名称到了明代大多被更改了，“丽正门”改为“正阳门”，“文明门”改为“崇文门”，“和义门”改为“西直门”等。
从明清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虽然北京历史上曾有过多次地名整顿，但如上这五种大致的“原则”并无多大改变。
北京街巷地名最早源自唐幽州城“坊额”名称
北京道路街巷的命名沿袭的是唐幽州坊的命名。坊市制度是古代社会对城市进行管理和规划布局的一种制度。《北京城史话》记载：“唐幽州城坊之格局为田字形，中间为十字街，把坊分为几个部分。坊四周有围墙，四周各开一个坊门，门上有坊名，并由专人管理，每天五更开坊门，黄昏关闭，坊内有大路一二条，路旁有巷，巷内为住房。坊与坊之间则通过大十字街道相连接。”每个坊最初设有围墙及坊门，坊门上方正中悬有坊额，而“坊额”就是最早的地名。以后围墙消失，坊门依存，并逐步演化为牌坊、牌楼。据记载：唐幽州城和辽南京城均有26坊，金中都城有62坊，元大都有50坊，明代北京城有34坊。到了清代，北京城全部按“旗”而划分区域，“坊”被取消。坊名多为三字，少量为四字，用字讲究，组词典雅，并被赋予了一定意义。宋使路振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出使遼国，他在记录自己见闻的《乘轺录》中称：“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jì）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名也。”
元大都城的规划布局主要由刘秉忠主持设计。刘秉忠按《易》蓍草求卦卜筮“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之法，将大都城划分五十个坊。《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八引《元一统志》：“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省部照依大都总管府讲究，分定街道坊门，翰林院拟定名号。”《析津志》记载：“坊名元五十，以大衍之数成之，名皆切近，乃翰林院侍书学士虞集伯生所立。”
虞集是南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孙，元代时官至太常博士、集贤院修撰、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等。元仁宗时，曾受命为大都五十坊重新拟名，他博览《尚书》《周易》《诗经》《论语》《左传》等古代典籍，又查阅元代以前的著名掌故，每个坊名都经过反复推敲。最后由大都路都总管府颁布并制成坊额，重新悬挂于各坊门之上。
辽金及元明时期北京街区多以“坊”而称，“州县之郭内为坊，郊外为邨（村）”。至少在元代，北京的地名基本上没有以“路”命名的。元代出现了××胡同及××街、××巷等，但并无像今天路牌这样的统一标识。
“路”最初是古代的高级行政或监察区划名称，元代北京“大都路”即为一级地方高级监察机关。明代以“路”而称的地名也很少见，《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内外城以“路”而称的只有三个，清代《京师坊巷志稿》中以“路”而称的只有十个。明清时期的北京内外地图上，道路街巷名称多以“胡同”“街”“巷”等相称。
清末民初，京城的道路开始“现代化”。过去除了“御街”之外，各地的街道都非常狭窄，所谓“大街”也就一丈多（三米多）宽，而新建或改造后的主要街道大多有十来米甚至十多米宽，于是就改称为“路”以示其新、其大，以“路”而称的地名才逐渐增多。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全面开展，在城里城外兴建了数以百计的道路，且多以“某某路”相称。城区出现了北纬路、南纬路、万明路等，城外出现的“路名”更多，这些道路往往处于城乡结合部，以北京城为中心，向京郊延伸，在命名上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多以临近或经过的建筑物、景观、村镇得名，如经过闵庄的道路称“闵庄路”；二是将某条路起止点的两个地名各取一个字而成为路名，如“京良路”因北起北京城南至良乡而得名。三是某一条大街向外延长以后，便将这条大街的名称转化为新路名。如“复兴路”是从复兴门外大街延长的，故得名。
据《北京志·市政卷·道路交通管理志》记载：“清末，北京街巷、胡同名牌始由警察机关管理，此前有官建的，也有民建的，式样不一、大小各异，街道命名方式大致有官定民承、俗成官认等若干种。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五日，清政府承政厅与巡警总厅商定，将北京城的牌楼统一由警政司管理。”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名称的牌子仍无统一规范，形式各异，有木牌制作的，有铁牌涂漆的，有铁胎搪瓷的，有以牌楼、街门标识的。1949年以后，京城的道路街巷名称才逐步规范，同时通过地名强化了道路的方向感，“南北为街，东西曰路”。
老北京地名命名大致分为五类
我国地名起源很早，可以说有了文字便有了地名。先秦时期的古籍《山海经》中已经有了“山名”“川名”之类的名词。“地名”一词最早出现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中，《周礼·夏官》记载：“山师，掌山林之名。川师，掌川泽之名，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邦国，使致其珍异之物。邍（yuán）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坟、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这里的“地名”含义与现今的“地名”语意大致相同，而其中的“山师”、“川师”和“邍师”则是古代掌管地名的官职。
地名的命名从古至今一直在发展中。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墨子即提出了“取实予名”。他认为，“名”要依据“实”来确定，“名”必须与“实”相符。南宋学者王观国在《学林》中吸取了古代命名思想，总结出古代州县地名命名的四大原则，并使地名的命名“规范化”和“系统化”：“或由山名，或因水名，或因事迹而名之，非此三者而以意创立，则必取美名。”
北京建城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武王封蓟”的周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045年），现在已有3000多年，在城市发展中逐渐形成一套地名命名的标准和规范。历史上北京地名特别是北京城里的街巷名称到底是如何命名的？《北京传统文化便览》一书概括出了五大类：一、官定民承；二、俗成官认；三、官定与俗成并行；四、俗成官改；五、官定官改。也就是说，第一类地名是官府命名，民众接受并使用，如“西单（牌楼）”“西四（牌楼）”“东单（牌楼）”“东四（牌楼）”之类；第二类是老百姓约定俗成、官府认可的，如“豆腐巷”“羊圈胡同”“门框胡同”等；第三类是官府命名的和百姓俗称的并存，如“正阳门”是官名，老百姓俗称“前门”；“厚载门”“北安门”“地安门”是官名，老百姓俗称“后门”；第四类是老百姓约定俗成的地名，官府予以更改，如“苦水井”改为“福绥境”，“屎壳郎胡同”改为“时刻亮胡同”等。第五类是官府命名的地名，此后官府又予以更改，如北京城门元代的名称到了明代大多被更改了，“丽正门”改为“正阳门”，“文明门”改为“崇文门”，“和义门”改为“西直门”等。
从明清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虽然北京历史上曾有过多次地名整顿，但如上这五种大致的“原则”并无多大改变。
北京街巷地名最早源自唐幽州城“坊额”名称
北京道路街巷的命名沿袭的是唐幽州坊的命名。坊市制度是古代社会对城市进行管理和规划布局的一种制度。《北京城史话》记载：“唐幽州城坊之格局为田字形，中间为十字街，把坊分为几个部分。坊四周有围墙，四周各开一个坊门，门上有坊名，并由专人管理，每天五更开坊门，黄昏关闭，坊内有大路一二条，路旁有巷，巷内为住房。坊与坊之间则通过大十字街道相连接。”每个坊最初设有围墙及坊门，坊门上方正中悬有坊额，而“坊额”就是最早的地名。以后围墙消失，坊门依存，并逐步演化为牌坊、牌楼。据记载：唐幽州城和辽南京城均有26坊，金中都城有62坊，元大都有50坊，明代北京城有34坊。到了清代，北京城全部按“旗”而划分区域，“坊”被取消。坊名多为三字，少量为四字，用字讲究，组词典雅，并被赋予了一定意义。宋使路振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出使遼国，他在记录自己见闻的《乘轺录》中称：“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jì）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名也。”
元大都城的规划布局主要由刘秉忠主持设计。刘秉忠按《易》蓍草求卦卜筮“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之法，将大都城划分五十个坊。《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八引《元一统志》：“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省部照依大都总管府讲究，分定街道坊门，翰林院拟定名号。”《析津志》记载：“坊名元五十，以大衍之数成之，名皆切近，乃翰林院侍书学士虞集伯生所立。”
虞集是南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孙，元代时官至太常博士、集贤院修撰、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等。元仁宗时，曾受命为大都五十坊重新拟名，他博览《尚书》《周易》《诗经》《论语》《左传》等古代典籍，又查阅元代以前的著名掌故，每个坊名都经过反复推敲。最后由大都路都总管府颁布并制成坊额，重新悬挂于各坊门之上。
辽金及元明时期北京街区多以“坊”而称，“州县之郭内为坊，郊外为邨（村）”。至少在元代，北京的地名基本上没有以“路”命名的。元代出现了××胡同及××街、××巷等，但并无像今天路牌这样的统一标识。
“路”最初是古代的高级行政或监察区划名称，元代北京“大都路”即为一级地方高级监察机关。明代以“路”而称的地名也很少见，《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内外城以“路”而称的只有三个，清代《京师坊巷志稿》中以“路”而称的只有十个。明清时期的北京内外地图上，道路街巷名称多以“胡同”“街”“巷”等相称。
清末民初，京城的道路开始“现代化”。过去除了“御街”之外，各地的街道都非常狭窄，所谓“大街”也就一丈多（三米多）宽，而新建或改造后的主要街道大多有十来米甚至十多米宽，于是就改称为“路”以示其新、其大，以“路”而称的地名才逐渐增多。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全面开展，在城里城外兴建了数以百计的道路，且多以“某某路”相称。城区出现了北纬路、南纬路、万明路等，城外出现的“路名”更多，这些道路往往处于城乡结合部，以北京城为中心，向京郊延伸，在命名上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多以临近或经过的建筑物、景观、村镇得名，如经过闵庄的道路称“闵庄路”；二是将某条路起止点的两个地名各取一个字而成为路名，如“京良路”因北起北京城南至良乡而得名。三是某一条大街向外延长以后，便将这条大街的名称转化为新路名。如“复兴路”是从复兴门外大街延长的，故得名。
据《北京志·市政卷·道路交通管理志》记载：“清末，北京街巷、胡同名牌始由警察机关管理，此前有官建的，也有民建的，式样不一、大小各异，街道命名方式大致有官定民承、俗成官认等若干种。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五日，清政府承政厅与巡警总厅商定，将北京城的牌楼统一由警政司管理。”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名称的牌子仍无统一规范，形式各异，有木牌制作的，有铁牌涂漆的，有铁胎搪瓷的，有以牌楼、街门标识的。1949年以后，京城的道路街巷名称才逐步规范，同时通过地名强化了道路的方向感，“南北为街，东西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