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和埃德加·格兰德(Edgar Grande)以种种第二现代性(second modernity)为概念性地标勾勒出当今世界版图——西方与非西方,欧洲与欧洲外;本文将从两种显著的分析视角,即乌尔里希·贝克所提出的日常"世界主义化"(everyday‘cosmopolitization’)及方法论性世界主义(methodologicalcosmopolitanism),对该版图进行测探和考察。其中一条研究路径即当今种种现代性就本质而言是对同一深层现代化动力的表达,或它们是彼此不可调和的迥异实体;另外,通过对照音乐模型及其变化产生的机制,以揭示将现代性之种种视为"变体和变奏"的原因。在对方法论性世界主义的考察中,文章将论及某种程度上与后殖民时期"地方化"欧洲图景相左的"去地方化"问题。囿于"国家疆界"的社会学二元论存在于可把握多变现实的"分析单元"选取过程之中。文章将一窥超越该疆界的尝试;而超越疆界是否意味着与"独一性"(singularity)进行对峙,即一种回避"普遍与特殊"和与之相关的"非此即彼"思维的概念化模式?参照在殖民力量不均等"中心/边缘"关系下的"第一现代性"建构,可能对第二现代性之勾勒有借鉴之处。"国家空间集装箱"(container of the national space)完全处于单一的全球政经链条和体制的渗透和包裹之中,这也正是乌尔里希贝克"非纯粹的、现实存在的世界主义"的源头所在,这与衍生于纯粹理念、仅凭臆断推测的同类理论5不同。在移民活动令人捉摸不定的世界主义影响下,这种非纯粹世界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有效运转的"世界主义现实政治"(cosmopolitan realpolitik )。那么它是否仍有发展空间,或者只是作为国家及部落区域利益的幌子而停滞不前,正如"文化多元主义和多样性"那样,日益成为应对全球性差异的政府意识形态,第二现代性之种种是否会生发出各自不同的"世界主义观",这仍有待进行全面的考察。诸多现代性之间的摩擦对峙似乎可能在更深层的领域造成世界主义观之间的碰撞。如诉诸历史先例,我们将鲜有慰藉。无论是古典时代"第一世界主义时期"大同帝国的命运,还是在二十世纪30年代反世界主义潮流末期,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和杜波依斯(WE.B. Du Bois )丰碑式的世界主义努力,一直盛行一种恒久不变的怀疑主义:即"非纯粹世界主义"是否能独当一面,并从非自愿、本能式反应(reflex)状态演化为自反性(self-reflexive)、批判性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