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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作为第40个世界地球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世纪，创造绿色世纪，善待地球，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心愿。目前，世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土壤污染、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淡水资源污染等时刻威胁着人类的母亲——地球，尤其是土壤污染问题格外严重，而中国拥有历史上较为脆弱的生态系统，治理土壤污染更是迫在眉睫，
2005年，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要求把防治土壤污染提上重要议程，
温家宝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部署，后一个时期环境保护工作时明确要求积极开展土壤污染防治，
十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现状调查，综合治理土壤污染”。
《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提出，“以防治土壤污染为重点，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并要求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超标耕地综合治理。
“十一五”规划对全国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作出了部署，国家已安排10亿资金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006年7月18日，国家环保部门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会议，宣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正式启动、
与土壤污染的较量正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拉开大幕。
就世界范围而言，土壤污染尚是一个“新的问题”，在中国尤其如此，人们曾固执地以为可以高枕无-比，“眼不见为净”，可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这让人想起环保史上的经典著作《寂静的春天》，它正是一本论及土壤污染的作品，书中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经济部九的抨击，也震撼了社会上的广大民众，引发了人类既有思想的波涛激荡
本书的作者蕾切尔·卡逊第一次对人类主宰世界意识的绝对正确性提出了质疑，最终在这场思想的斗争中获胜这之后，更多的环保法令和行动在全球实施，可人类的环境仍在持续恶化
严酷的现实逼问人类，如果失去了清洁的空气、水、土壤、安全的食品和平衡的生态空间，经济发展还有什么意义?
对此，有关媒体采访了土壤污染的研究者、治理者，以及相关的民间环保人士与政府部门的管理人员，切身体会到土壤污染问题的复杂性与严重性。
对于人多地少的中国，每一寸安全而健康的国土都须加倍爱惜，治理土壤污染已是刻不容缓，好在战车已经启动——
北京：地铁工人倒下之后
刘 巍
“北京污染场地的治理在全国是一个好的开端。北京的企业已经认识到，如果不控制土壤污染，土地的最终出让价会因之下降。”
在北京短暂的土壤治污史中，2004年三名地铁探井工人的故事，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转折点。
这一年的4月28日中午，北京市宋家庄地铁工程建筑工地的探井工人正在挖掘施工。当31号坑的三位工人挖掘到地表以下3米处时，他们闻到一股强烈刺鼻的味道。
由于施工方早有预先准备，三位工人戴上了防毒面具。当土坑被掘至5米深处时，三人均出现不适症状，其中一人开始呕吐。
其后，三位工人被送至铁营医院，其中症状最重的一人接受了高压氧舱治疗，至当日下午4时出院。另两人症状较轻，简单治疗后回到工地。
出事地点原是北京一家农药厂的厂址，这家农药厂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北京红狮涂料厂合并。
“这是北京市对场地(土壤)污染重视的开始，那是2004年。”北京市环保局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副主任李立新告诉记者，“2005年，北京市就开展了潜在污染场地调查工作。”
治污大棚
2月23日中午，李立新带着记者前往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的污染土储存地。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在此地修建了一个暂时存贮污染土壤的大棚。
记者乘车在北京市北郊一路行驶，蓦然在公路边，过早春稀疏的林木枝条，看到公路一侧的围墙内，有一枕形的巨大白色立方体，其体积可以达到一个室内运动场的规模。建工环境修复公司总经理高艳丽对记者说，这就是贮存污染土壤的大棚。
数分钟后，经过一道大门，越野车停在大棚出入口的一侧，大棚长150米，宽50米，高度25米，可以容纳七八万方的土壤，大棚底部由水泥铺就，完全与大棚下的土壤隔绝。大棚本身采用了高分子阻燃材料充气膜。
这座大棚建起还不到一个月。现在已装填了7万多吨被污染土壤，这些土壤是从原北京染料厂厂址运来的。
北京染料厂始建于1956年，以生产分散染料、还原染料和有机颜料为主。染料厂原址接受了环境评估，被确认主要污染物为重金属、半挥发性有机物和部分染色染料污染，其污染物对环境和人体健康均有危害。
2008年11月，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和北京市环保局对该地块污染修复工程进行了公开招标。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中标。这是这家公司在北京参与土壤修复工程的第四个案例。
记者在大棚入口不远处的平房内，换上了白色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与两位工作人员进入大棚。大棚的入口分为两层，类似船闸。进入外层门后，外层门关闭，内层门开启，双层门可以有效防止棚内空气的外漏，以防止二次污染。
通过两层卷帘门进入大棚后，记者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广大空间的白色雾气中，无法看清大棚中的景象。工作人员说，雾气中既有水蒸气，也有土壤中的挥发性物质。
几分钟后，看清了棚内的景象，几台挖掘机正在开足马力把土堆到更高处，工作人员说，土要堆到20米高，以利于更多的土装入大棚。
高艳丽说，大棚内以万吨计的污染土壤，将采用热解析方法进行处置，该技术能满足污染土壤修复标准，且不破坏土壤的成分。
事实上，原北京染料厂的一部分污染土壤已送至北京市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树林公司)所属的水泥焚烧窑处置。
焚烧窑
23日下午，记者来到同样位于南口镇的红树林公司。
这是北京第一家规模化安全处置污染土的单位，承担过多起涉及污染土壤的环境应急抢险任务：
2004年，在地铁5号线开挖工程遭遇被农药污染土壤的事件中，这家公司共处置污染土壤2万吨；2006年，处理化工三厂污染土壤1.4万吨：2007年至今，处理红狮涂料厂污染土壤23万吨。
红树林公司市场部经理刘科告诉记者“处理污染土壤，先要对污染土壤的成分进行化验分析，确定是否适宜利用水泥窑焚烧处置，适宜焚烧处置的污染土，需结合水泥生产的要求，确定单位时间的焚烧量，进入水泥窑内进行锻烧。水泥的配料之一是粉煤灰，污染土壤替代了水泥的原料粉煤灰，最后锻烧 为水泥的熟料。”
污染土主要成分仍然是土壤，其有害成分的含量一般不会超过其质量的1％。进入水泥窑内进行锻烧后，有机污染物就生成二氧化碳和水，这就是有机物彻底焚毁的定义。
剩下的无机物，进入水泥熟料当中，将被进一步加工成水泥。最后成品还要经过检测，成为符合标准的水泥。
“水泥回转窑处理土壤类废物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刘科说，为保证污染土埭处置全过程无二次污染，红树林公司委托科研机构对污染土存储库区的周边空气进行定期监测，对水泥窑尾气的排放实行24小时在线监测，监测数据直接与北京市环保局联网，监测结果表明，该公司在处置污染土期间，周边环境及大气排放低于国家允许排放标准。
李立新说“根据目前北京市的经验，受有机污染物污染的土壤，采用焚烧的技术处理得彻底，对环境不产生二次污染，价格相对便宜，不失为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治理技术。”
针对不同的污染状况，北京市采用阻隔填埋、焚烧等异位土壤治理技术，完成了北京化工三厂、北京红狮涂料厂、北京轮胎厂，共3个厂区的原址污染土壤的治理，共清除治理受污染土壤约30万吨。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红树林公司都是首次参与处置大规模的被污染土壤。
李立新说“城市土壤污染问题这两年才受到关注，以前也搞过土壤调查，但是，仅是从农产品安全与生态安全的角度。城市土壤污染问题，实际上是随着污染企业搬迁提出来的。”
随着城市的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北京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起，一直有工厂停产、搬迁，相比其他城市，拆迁的规模较大，时间较早。这使城市不同区域的功能不断发生变化。
为了兴办“绿色奥运”，首钢渐次压产、停产，2006年7月，北京焦化厂停产。随即，北京市面对这些工厂停产后的厂址再利用问题。
2005至2006年，北京市环保局组织调查了18家已停产或即将停产的化工企业，其中在对6块场地进行现场土壤和地下水采样检测中，确定了场地污染物。
李立新说：“空气、水作为扰动的介质，在一定空间取样，就可以判断空气和水的质量。而土壤不同，是固态的介质。土壤质量的监测，就涉及到合理布设采样点以及污染的判断标准问题。”
1995年国家颁布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主要是针对农用土壤的质量标准，标准值仅涉及部分重金属和六六六、滴滴涕。这一标准，难以适用于城市用地的污染评价。
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与方法，国内一些科学研究机构在作土壤评价时，参照了国外不同的方法与标准，有的是参照美国的，有的是荷兰的，这就造成了评价结论的不一致与不可比性。
2007年1月，北京市环保局发布了《场地环境评价导则》，用于规范土壤评价的方法和程序。
2007年7月，北京市环保局发布《关于开展工业企业搬迁后原址土壤环境评价有关问题的通知》(京环发151号)，要求工业用地原址在二次开发利用前必须进行场地环境评价，发现存在污染的场地要制订土壤治理修复方案，由原污染企业负责污染场地的治理和修复，污染场地经治理修复合格后，方可进行其他用途的开发建设。
“这个法规非常重要，作为行政性规章，这在全国是第一个。”李立新说。
截至目前，北京市环保局已组织相关单位对近50个场地进行了场地环境评估，评估场地涉及钢铁、焦化、化工、染料、纺织印染、汽车制造、农药等行业。
评估发现，7块场地受到污染。必须修复，才可达到规划用途的环境要求。其中部分场地污染严重，污染深度达到15米。
李立新坦言，最大苦恼在于，该法规的制约力有限，没有相应处罚权。希望国家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能尽早出台。
北京的土地资源紧张，尚未因土壤污染而出现废弃土地的情况。原红狮涂料厂厂址污染是比较重的，但其高达1亿元的治理费用，最终都消化在土地流转交易的费用之中。这是因为土地的利用价值远远大于治理价值。
李立新认为，地价的昂贵，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土壤污染的治理。
“北京污染场地的治理在全国是一个好的开端。北京的企业已经认识到，如果不控制土壤污染，土地的最终出让价会因之下降。”李立新说，“其他大中城市，土地的利用价值较高的，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土壤污染的治理成本问题，但对于偏远地区，土地价值不高，这在治理机制上可能就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2005年，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要求把防治土壤污染提上重要议程，
温家宝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部署，后一个时期环境保护工作时明确要求积极开展土壤污染防治，
十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现状调查，综合治理土壤污染”。
《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提出，“以防治土壤污染为重点，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并要求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超标耕地综合治理。
“十一五”规划对全国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作出了部署，国家已安排10亿资金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006年7月18日，国家环保部门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会议，宣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正式启动、
与土壤污染的较量正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拉开大幕。
就世界范围而言，土壤污染尚是一个“新的问题”，在中国尤其如此，人们曾固执地以为可以高枕无-比，“眼不见为净”，可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这让人想起环保史上的经典著作《寂静的春天》，它正是一本论及土壤污染的作品，书中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经济部九的抨击，也震撼了社会上的广大民众，引发了人类既有思想的波涛激荡
本书的作者蕾切尔·卡逊第一次对人类主宰世界意识的绝对正确性提出了质疑，最终在这场思想的斗争中获胜这之后，更多的环保法令和行动在全球实施，可人类的环境仍在持续恶化
严酷的现实逼问人类，如果失去了清洁的空气、水、土壤、安全的食品和平衡的生态空间，经济发展还有什么意义?
对此，有关媒体采访了土壤污染的研究者、治理者，以及相关的民间环保人士与政府部门的管理人员，切身体会到土壤污染问题的复杂性与严重性。
对于人多地少的中国，每一寸安全而健康的国土都须加倍爱惜，治理土壤污染已是刻不容缓，好在战车已经启动——
北京：地铁工人倒下之后
刘 巍
“北京污染场地的治理在全国是一个好的开端。北京的企业已经认识到，如果不控制土壤污染，土地的最终出让价会因之下降。”
在北京短暂的土壤治污史中，2004年三名地铁探井工人的故事，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转折点。
这一年的4月28日中午，北京市宋家庄地铁工程建筑工地的探井工人正在挖掘施工。当31号坑的三位工人挖掘到地表以下3米处时，他们闻到一股强烈刺鼻的味道。
由于施工方早有预先准备，三位工人戴上了防毒面具。当土坑被掘至5米深处时，三人均出现不适症状，其中一人开始呕吐。
其后，三位工人被送至铁营医院，其中症状最重的一人接受了高压氧舱治疗，至当日下午4时出院。另两人症状较轻，简单治疗后回到工地。
出事地点原是北京一家农药厂的厂址，这家农药厂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北京红狮涂料厂合并。
“这是北京市对场地(土壤)污染重视的开始，那是2004年。”北京市环保局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副主任李立新告诉记者，“2005年，北京市就开展了潜在污染场地调查工作。”
治污大棚
2月23日中午，李立新带着记者前往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的污染土储存地。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在此地修建了一个暂时存贮污染土壤的大棚。
记者乘车在北京市北郊一路行驶，蓦然在公路边，过早春稀疏的林木枝条，看到公路一侧的围墙内，有一枕形的巨大白色立方体，其体积可以达到一个室内运动场的规模。建工环境修复公司总经理高艳丽对记者说，这就是贮存污染土壤的大棚。
数分钟后，经过一道大门，越野车停在大棚出入口的一侧，大棚长150米，宽50米，高度25米，可以容纳七八万方的土壤，大棚底部由水泥铺就，完全与大棚下的土壤隔绝。大棚本身采用了高分子阻燃材料充气膜。
这座大棚建起还不到一个月。现在已装填了7万多吨被污染土壤，这些土壤是从原北京染料厂厂址运来的。
北京染料厂始建于1956年，以生产分散染料、还原染料和有机颜料为主。染料厂原址接受了环境评估，被确认主要污染物为重金属、半挥发性有机物和部分染色染料污染，其污染物对环境和人体健康均有危害。
2008年11月，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和北京市环保局对该地块污染修复工程进行了公开招标。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中标。这是这家公司在北京参与土壤修复工程的第四个案例。
记者在大棚入口不远处的平房内，换上了白色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与两位工作人员进入大棚。大棚的入口分为两层，类似船闸。进入外层门后，外层门关闭，内层门开启，双层门可以有效防止棚内空气的外漏，以防止二次污染。
通过两层卷帘门进入大棚后，记者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广大空间的白色雾气中，无法看清大棚中的景象。工作人员说，雾气中既有水蒸气，也有土壤中的挥发性物质。
几分钟后，看清了棚内的景象，几台挖掘机正在开足马力把土堆到更高处，工作人员说，土要堆到20米高，以利于更多的土装入大棚。
高艳丽说，大棚内以万吨计的污染土壤，将采用热解析方法进行处置，该技术能满足污染土壤修复标准，且不破坏土壤的成分。
事实上，原北京染料厂的一部分污染土壤已送至北京市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树林公司)所属的水泥焚烧窑处置。
焚烧窑
23日下午，记者来到同样位于南口镇的红树林公司。
这是北京第一家规模化安全处置污染土的单位，承担过多起涉及污染土壤的环境应急抢险任务：
2004年，在地铁5号线开挖工程遭遇被农药污染土壤的事件中，这家公司共处置污染土壤2万吨；2006年，处理化工三厂污染土壤1.4万吨：2007年至今，处理红狮涂料厂污染土壤23万吨。
红树林公司市场部经理刘科告诉记者“处理污染土壤，先要对污染土壤的成分进行化验分析，确定是否适宜利用水泥窑焚烧处置，适宜焚烧处置的污染土，需结合水泥生产的要求，确定单位时间的焚烧量，进入水泥窑内进行锻烧。水泥的配料之一是粉煤灰，污染土壤替代了水泥的原料粉煤灰，最后锻烧 为水泥的熟料。”
污染土主要成分仍然是土壤，其有害成分的含量一般不会超过其质量的1％。进入水泥窑内进行锻烧后，有机污染物就生成二氧化碳和水，这就是有机物彻底焚毁的定义。
剩下的无机物，进入水泥熟料当中，将被进一步加工成水泥。最后成品还要经过检测，成为符合标准的水泥。
“水泥回转窑处理土壤类废物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刘科说，为保证污染土埭处置全过程无二次污染，红树林公司委托科研机构对污染土存储库区的周边空气进行定期监测，对水泥窑尾气的排放实行24小时在线监测，监测数据直接与北京市环保局联网，监测结果表明，该公司在处置污染土期间，周边环境及大气排放低于国家允许排放标准。
李立新说“根据目前北京市的经验，受有机污染物污染的土壤，采用焚烧的技术处理得彻底，对环境不产生二次污染，价格相对便宜，不失为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治理技术。”
针对不同的污染状况，北京市采用阻隔填埋、焚烧等异位土壤治理技术，完成了北京化工三厂、北京红狮涂料厂、北京轮胎厂，共3个厂区的原址污染土壤的治理，共清除治理受污染土壤约30万吨。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红树林公司都是首次参与处置大规模的被污染土壤。
李立新说“城市土壤污染问题这两年才受到关注，以前也搞过土壤调查，但是，仅是从农产品安全与生态安全的角度。城市土壤污染问题，实际上是随着污染企业搬迁提出来的。”
随着城市的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北京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起，一直有工厂停产、搬迁，相比其他城市，拆迁的规模较大，时间较早。这使城市不同区域的功能不断发生变化。
为了兴办“绿色奥运”，首钢渐次压产、停产，2006年7月，北京焦化厂停产。随即，北京市面对这些工厂停产后的厂址再利用问题。
2005至2006年，北京市环保局组织调查了18家已停产或即将停产的化工企业，其中在对6块场地进行现场土壤和地下水采样检测中，确定了场地污染物。
李立新说：“空气、水作为扰动的介质，在一定空间取样，就可以判断空气和水的质量。而土壤不同，是固态的介质。土壤质量的监测，就涉及到合理布设采样点以及污染的判断标准问题。”
1995年国家颁布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主要是针对农用土壤的质量标准，标准值仅涉及部分重金属和六六六、滴滴涕。这一标准，难以适用于城市用地的污染评价。
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与方法，国内一些科学研究机构在作土壤评价时，参照了国外不同的方法与标准，有的是参照美国的，有的是荷兰的，这就造成了评价结论的不一致与不可比性。
2007年1月，北京市环保局发布了《场地环境评价导则》，用于规范土壤评价的方法和程序。
2007年7月，北京市环保局发布《关于开展工业企业搬迁后原址土壤环境评价有关问题的通知》(京环发151号)，要求工业用地原址在二次开发利用前必须进行场地环境评价，发现存在污染的场地要制订土壤治理修复方案，由原污染企业负责污染场地的治理和修复，污染场地经治理修复合格后，方可进行其他用途的开发建设。
“这个法规非常重要，作为行政性规章，这在全国是第一个。”李立新说。
截至目前，北京市环保局已组织相关单位对近50个场地进行了场地环境评估，评估场地涉及钢铁、焦化、化工、染料、纺织印染、汽车制造、农药等行业。
评估发现，7块场地受到污染。必须修复，才可达到规划用途的环境要求。其中部分场地污染严重，污染深度达到15米。
李立新坦言，最大苦恼在于，该法规的制约力有限，没有相应处罚权。希望国家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能尽早出台。
北京的土地资源紧张，尚未因土壤污染而出现废弃土地的情况。原红狮涂料厂厂址污染是比较重的，但其高达1亿元的治理费用，最终都消化在土地流转交易的费用之中。这是因为土地的利用价值远远大于治理价值。
李立新认为，地价的昂贵，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土壤污染的治理。
“北京污染场地的治理在全国是一个好的开端。北京的企业已经认识到，如果不控制土壤污染，土地的最终出让价会因之下降。”李立新说，“其他大中城市，土地的利用价值较高的，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土壤污染的治理成本问题，但对于偏远地区，土地价值不高，这在治理机制上可能就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