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我喜欢读书，年轻时候把读书看成是追求真理的门径，觉得书中虽然不一定有“黄金屋”，不一定有“颜如玉”，但书中有我不懂的科学知识是实在的，我只要沿着科学知识的理性途径去寻求真理，即使我学问不够，发现不了真理，路子总不会错。后来读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一些其他哲学家的书，虽然我读得半懂不懂，可觉得，康德已经看透了，人的理性的作用是有极限的。纯粹理性认识往往在极点上出现“二律背反”，并不能确切地认识什么是真理。而且，人要對人世间的善、恶、美、丑下判断，也并不只是一个理性认识问题，还有主观爱憎和个人利害关系的考虑。至于要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付诸实践的行动，能不能下决心，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比如邻居起火，有一个小孩关在屋里，照理说，应该见义勇为去救人，但你能不能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还是只能凭你自己的良心决断。哲学家说，人的自由意志会在道德意识的驱动下作出合乎道义的选择，我觉得那“道德意识驱动下的自由意志”，无非就是和中国人说的“良心”差不多的东西。我有时候觉得，哲学家讲的道理总不免于有点“玄”。因为，我想来想去，并不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有良心，即使都有良心，也不一定都能按合乎道德的准则去行事，而且，人的心似乎是个瞬息万变最难于猜度的东西。中国哲学里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西方哲学里康德和许多哲学家都说“性善”，而黑格尔却认为“说性恶比说性善”是“说出了更深刻的道理”。（對不起，我这里都没有引用原文，只是凭我的记忆和理解在作概略性的转述，并不一定准确。）由是，我對哲学总觉得我学力太浅，钻不透，我大概也当不成哲学家。后来，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就觉得他们的哲学，不但那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非常新颖，而且最使我吃惊的是，他们追求真理的路向，并不只是在哲学里面绕圈圈，几乎是撇开了哲学，沉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认识真理。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似的，觉得这才是找對了路！
从我认为“找對了路”那时候起，马克思主义就渐渐成了我的“信仰”。后来，有什么问题，就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思考。久而久之就很自负地认为，只要我说的话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不论你怎么批判我，我决不认错，因为那是“坚持真理”。后来，为“坚持真理”碰了许多钉子，最惨的那一次，几乎碰丢了小命。虽然有时也觉得，自己这种“坚持真理”的态度未免有点傻，仍然认为那些“不坚持真理”的人，虽然比我聪明，其行为与做人的品格却是不足取的。人不仅应该“坚持真理”，而且应该像屈原那样“虽九死而不悔”，才合乎中国传统道德那“智者不惑、仁者不移、勇者不惧”的标准。如果既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又不坚持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做人的准则，那还怎么有脸活下去呢？——就靠着这样一些中西合璧的“信仰”，我居然窝窝囊囊、赖死赖命地坚持着活到二十多年后的出狱平反。而且，出狱之后，我更加觉得一个人的灵魂是靠“信仰”支撑着的，无论如何，决不可以没有“信仰”。
二
“文革”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生活的变化，我在思想上也渐渐地解放了些，觉得原来我那种从书本和经典理论去追求真理的路向，很容易在到达一种“信仰”之后，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迷信”，原先的“理性思维”忽然就“到此止步”，人就变成了与理性分道扬镳的“迷信家”。因此，一旦那迷信被揭穿，很多事情、很多问题都必须重新认识，重新思考，自己就觉得茫然不知所措，特别是面對着变化了的现实世界所涉及的新问题、新情况，就像面對一个“烟迷雾绕的黑森林”。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地重新思考，重新探索，就会像迷途的羔羊，在黑森林面前不知道要往哪里走。例如，当时有人向我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按你们原先那种用阶级斗争的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主张，现在资本主义的国家有了核武器，一斗就可能斗出核大战，难道你们那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要通过核大战才能实现吗？——这样的问题，我当时就感到没法回答。我想，作为一个人，当然不能像迷途的羔羊那么乱窜。那么，怎么办呢？这似乎就成了一个必须研究的问题。
这个“信仰危机”问题，就个人来说，可能只是一个心理问题或人生观与世界观的问题，但如果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那就形成了一种社会问题，说严重点，就是社会心理危机的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个时候，大家都在谈论“信仰危机”。许多过去挨过“整”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以及感到自己是受了“骗”的青年人（包括“红卫兵”和上山下乡的“知青”），都有一种失去了“信仰”、失去了“精神依托”的空虚感，也似乎感到了人生的虚幻、前途的渺茫。这些，不能不引起许多人的忧虑与担心。
那时候，我看到许多衣冠楚楚的中青年人，其中不乏白领的帅哥、红妆的倩女，有一定身份的国家干部，有相当学历的知识分子以及气宇轩昂衣装阔绰的商人，曾经煊赫一时的造反派头头等等，忽然一个劲地挨挨挤挤，挤到庙子里去拜菩萨、烧香，我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杂酱味：滑稽、荒诞，好像觉得是中国几十年科学普及教育的失败，导致了沉渣的泛起；又好像是“文革”的十年浩劫之后，人们从“打砸抢烧抓”的混乱中觉醒过来，发现“造反”使自己陷入了罪恶的深渊，因此才猛然地回过头来，向宗教去祈求回归自己做人的善性。——我说的“杂酱味”，就是这样一种弄不明白是什么一回事的感觉。
关于“迷信”，中国人通常是指信神信鬼，无神论者把宗教信仰也一律划在“迷信”之列。但對孔夫子所讲的“三纲五常”、“五伦八德”等等，虽然说是“旧学”，却并没有划为“迷信”。我在早年读过梅叶的《遗书》和中国禅宗六祖的《坛经》以后，就自信是与中西宗教迷信都绝缘了的，對中国的传统文化，自觉也能够作批判鉴别的思考。但是，在忽然面對“信仰危机”问题的时候，我才突然体察到，传统文化早已在我的骨子里深深地播下了“迷信”的种子。我所谓的“坚持真理”，不就是儒家的“尽忠”吗？坚持到“虽九死而不悔”，不就是儒家的“守节”吗？这些难道是“理性”的吗？显然不是！那都是“迷信”的种子在起作用。可见，我虽然没有去烧香、拜菩萨，我的迷信可能比别人更深入骨髓。想到这里，我有点不寒而栗。
三
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是儒、释、道杂糅的。在国家政治层面上（即所谓“庙堂之上”）是以儒家为主；而在民间，则释、道二家的信奉者往往比儒家更多。而在国家丧乱的时候，即使是士大夫，也会有各种不同的人生取向。例如明朝亡国的时候，从皇帝到许多在朝的士大夫都按照儒家的礼数，自杀殉国（投降的人，连他自己也觉得是没脸见人的）。不投降又不殉国的人，有的便削发受戒遁入空门去做和尚，或是乌衣黄冠地成为云游道士，用这种方式，表示自己已经选择超然世外的人生归宿，不再承当国家兴亡的责任（这并没有谁能责备他，而且通常都是被谅解和受尊重的）。可自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仅释、道信仰在民间已大为衰落，就连儒家的教义，也不再是對国家政治与社会兴衰起重要作用的东西。现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无论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或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對传统文化都是采批判态度或半保留、半批判态度的。不过，传统文化在民间的根子扎得很深，革命并没有真正铲除掉它的影响。辛亥革命以后，大学生为破除迷信去打庙子、烧菩萨时，还曾经遭到过农民的强烈抵制。记得我小时候听老辈子说过，那时农民甚至曾把湖南大学的大学生丢在火里面活活地烧死，可见那抵制情绪之暴烈程度。“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没有听说过火烧大学生的事件，但“红卫兵”初下乡时，被农民打死的也不少。
但“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发动的史无前例的大事，是民间力量所难于阻挡的。从孔林文庙到各地的佛寺道观、历代帝王将相留下的文物古迹，直到中山陵和蒋介石原配夫人的坟墓，几乎都被打打砸砸闹了个遍。（“文革”之后，我到中山陵去看的时候，发现原先国民党立的“党葬碑”已经换了，孙中山重要著作的石刻全文，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好像是被砂石磨洗过的，字迹已有些模糊。那“党葬碑”是张继写的，那些石刻文字，传说是汪精卫写的，这两人的历史罪孽可能是招致破坏的原因。“红卫兵”痛恨他们，也是有道理的，但我觉得，他们的字写得好，作为中山陵的文物，看在伟大的孙中山先生的份上，也未必非破坏不可。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过：“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这篇文章是1956年写的，后来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由此可见，如果“文革”时有人依据这篇“最高指示”事先打个招呼，中山陵便可能不致遭到破坏。）出人意料的是，在“文革”對传统文化与一切文物古迹那么凶狠地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仍然并没有被真正“革”掉，在批判了“四人帮”搞“封建社会主义”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而整个人民生活富裕之后，人们却忽然一窝蜂地去烧香、拜菩萨，这无疑是一幕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剧。但这到底是历史的滑稽剧还是历史的讽刺剧呢？这问题却没人回答。我们唯一能认识到的是：这是一种“信仰危机”的现象，而且，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它似乎意味着“极左派”所鼓吹的那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全面专政”，确乎已经按照“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规律，半遮半掩、半含糊半赖账地在不甚心甘情愿的情况下破产了。它破产虽然是一件好事，它破产后遗留下来的“信仰危机”，却是一个不好收拾的麻烦。
我们这个五千年历史、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泱泱大国，从辛亥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搞了近一百年，比法国大革命的时间还长，死了几千万人，却并没有给世界带来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影响。原先以为“文化大革命”将会惊天动地，却不料收场时的“信仰危机”，几乎使人感到“不好意思向全世界瞪大眼睛看中国演‘样板戏’的好心观众谢幕”。因此，中国的有识之士，便不能不为这种“信仰危机”尽一切可能地去寻求有效的药方。
俗话说，“膏药人人有卖，各人熬炼不同”。这医治“信仰危机”的药方，也好像是张家医生说要补，李家医生说要泄，王家医生要开刀，赵家医生叫输血，有各种不同的主张。比如说：有人主张“读经”，这是要用民族传统文化意识来为病人“固本”；有人主张“反對利用外来文化意识搞自由化”，这是要把病人关进隔离室，在病人身上“打防疫针”、“泄毒”；有人主张扫除一切非主流的黄色黑色书刊，这是要在社会文化领域动手术，“开刀”；也有人主张要输入外国新兴的人文科学理论知识，这是要给中国文化“输入人造血浆”，帮助他恢复新陈代谢的生命活力。由于这些医生的诊断不同、处方各异，病家也便不免于有瞻前顾后、难于决断的犹豫，因而對这“信仰危机”的治疗，也就只好在各种医方的补补泄泄之中，治一治、停一停、试一试、拖一拖地拖延下去，好像并没有找到十分有效的办法。
四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说过一个故事，说：“有书生嬖一娈童，相爱如夫妇。童病将殁，凄恋万状，气已绝，犹手把书生腕……”云云，说的是那时的一个同性恋故事。那娈童死后，书生精神失常，无论走到哪里都看见那娈童的影像。这在当时的人们心中，当然会认为是那娈童的鬼魂在跟着他。后来，他家里人把他领到庙子里，请了两位老和尚来给他说法，用佛法来为他驱鬼治病。其中，一位老和尚说：“一切魔障，皆由心生。果此童耶，是心所招。非此童耶，是心所幻。但空尔心，一切俱灭矣。”另一位老和尚，认为这是“對下等人说上等法”，估量他懂不了，应该教给他一种除病的方法。于是，这位老和尚就教书生，应该这样去想一想，想那娈童死后，他那僵硬冰冷的尸体，渐渐膨胀、发臭、腐烂、生蛆，蛆蠕蠕动，脏腑破裂，血肉狼藉，变成猩红臭紫的各种颜色，他的面目更变得像恶鬼一样的狰狞，这样想，你是不是会感到恐怖呢？再想一想，如果那娈童没有死，继续活着，那么，他慢慢地由青少年变成壮汉，就不再有逗人怜爱的媚态了，渐渐地会长胡子，胡子越长越硬，脸皮由白嫩变成灰青黧黑，渐渐地长出白头发，渐渐地秃顶，变得头秃齿豁，变得弯腰驼背，变得咳咳咔咔，鼻涕口水滴滴嗒嗒脏兮兮的样子，这样想，你是不是会感到厌恶了呢？再想一想，如果他没有死，而是你先死了，他还是花季少年，他绝不会像寡妇样的守节，他会投入别人的怀抱，那时候，他会把从前對你的种种恩爱、娇柔和亵荡浪漫的痴情都转移到那个人身上，从前對你的亲昵淫狎之情全都烟消云散了。这样想，你是不是会感到气愤呢？纪晓岚把这个故事写得很生动，對读者很有吸引力。但我觉得，虽然纪晓岚的这部书里面包含有不少封建意识的糟粕，但他讲这么一个“养娈童”的故事，却不像是要在书中加一个“黄段子”，故事的内容，我这里不可能全盘转译。可是，我觉得，那个叫书生转换思想的老和尚，他的这种引导病人自行解脱精神负担的方法，确实有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医疗方法相似的意味。而且，弗洛伊德的方法，主要是引导病人宣泄内心压抑的情感结节，而这位老和尚的方法则除了引导病人宣泄之外，还有思路的转移、情感的對消和观念的替补。按照这位老和尚所讲的道理来说，他与前面那位老和尚的“上等法”不同的是，他可能是“對下等人讲下等法”，比较容易懂。他用了一个比喻来做说明，他说：“邪念纠结，如草生根，当如物在孔中，出之以楔，楔满孔，则物自出。”就是说，他主要是通过思路的转移，以及情感的對消，达到观念的替补，用新的观念作楔子，楔进病人心里，把旧的邪念从心里面挤出去。我觉得，这种方法，對于我们消解“信仰危机”，有可以借鉴之处。
为什么呢？
就我所看到的那些“拜菩萨、烧香”的人来说，我感到他们也和那个“养娈童”的书生的症状有某种性质上的相似之处，他们的心里都有很沉重的精神负担，也就是一种“邪念纠结”的状态。是一些什么“邪念”呢？一是感情上的恋旧，二是思想上的守旧，三是生活信念的失落，四是對未来命运的困惑与疑惧。
这是因为我国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系列运动，“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肃反”、“反右”、“一化三改造”、“农业集体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社教”、“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运动每一次都要批斗惩处一些人，造成一些人及其家属子女甚至亲戚朋友的命运，陡然发生“翻车”、“坠机”式的逆转，给人们心理上遗留下一种“社会翻覆无常、人生祸福难测”的恐惧情绪。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看到许多“平地风雷、飞天横祸、朝为崇山、暮为死海”的骇人现象，不能不为之惊魂悸魄。许多根本不能置信的事，忽然在红旗如海、口号如潮的一阵喧闹之后，被作成了不容分辩的钦定铁案；许多开国元勋、英雄将帅，忽然在一夕之间被贬成了十恶不赦的黑狱牢囚；许多著作等身的文人学者被无缘无故地关进牛棚，视为蛇神牛鬼；许多胸怀坦荡正直敢言的社会名流，被横揪暴打批来斗去地凌辱至死。而许多能言善辩的佞人宵小，却在上串下跳挑灯拨火的活动中居然上升为掌握生杀大权的“革命阎王”、“造反判官”。听说，“文革”中曾有人在房门上贴了副春联：“文攻武斗，世间难觅桃源；实弹真枪，人命轻如草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對过去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信仰，自然是免不了要产生“信仰危机”的。不过，在“文革”时，这种危机意识是严严实实地压抑着的，所以到“文革”之后，才以“烧香，拜菩萨”之类的形式公开地表露出来。
我喜欢读书，年轻时候把读书看成是追求真理的门径，觉得书中虽然不一定有“黄金屋”，不一定有“颜如玉”，但书中有我不懂的科学知识是实在的，我只要沿着科学知识的理性途径去寻求真理，即使我学问不够，发现不了真理，路子总不会错。后来读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一些其他哲学家的书，虽然我读得半懂不懂，可觉得，康德已经看透了，人的理性的作用是有极限的。纯粹理性认识往往在极点上出现“二律背反”，并不能确切地认识什么是真理。而且，人要對人世间的善、恶、美、丑下判断，也并不只是一个理性认识问题，还有主观爱憎和个人利害关系的考虑。至于要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付诸实践的行动，能不能下决心，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比如邻居起火，有一个小孩关在屋里，照理说，应该见义勇为去救人，但你能不能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还是只能凭你自己的良心决断。哲学家说，人的自由意志会在道德意识的驱动下作出合乎道义的选择，我觉得那“道德意识驱动下的自由意志”，无非就是和中国人说的“良心”差不多的东西。我有时候觉得，哲学家讲的道理总不免于有点“玄”。因为，我想来想去，并不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有良心，即使都有良心，也不一定都能按合乎道德的准则去行事，而且，人的心似乎是个瞬息万变最难于猜度的东西。中国哲学里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西方哲学里康德和许多哲学家都说“性善”，而黑格尔却认为“说性恶比说性善”是“说出了更深刻的道理”。（對不起，我这里都没有引用原文，只是凭我的记忆和理解在作概略性的转述，并不一定准确。）由是，我對哲学总觉得我学力太浅，钻不透，我大概也当不成哲学家。后来，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就觉得他们的哲学，不但那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非常新颖，而且最使我吃惊的是，他们追求真理的路向，并不只是在哲学里面绕圈圈，几乎是撇开了哲学，沉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认识真理。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似的，觉得这才是找對了路！
从我认为“找對了路”那时候起，马克思主义就渐渐成了我的“信仰”。后来，有什么问题，就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思考。久而久之就很自负地认为，只要我说的话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不论你怎么批判我，我决不认错，因为那是“坚持真理”。后来，为“坚持真理”碰了许多钉子，最惨的那一次，几乎碰丢了小命。虽然有时也觉得，自己这种“坚持真理”的态度未免有点傻，仍然认为那些“不坚持真理”的人，虽然比我聪明，其行为与做人的品格却是不足取的。人不仅应该“坚持真理”，而且应该像屈原那样“虽九死而不悔”，才合乎中国传统道德那“智者不惑、仁者不移、勇者不惧”的标准。如果既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又不坚持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做人的准则，那还怎么有脸活下去呢？——就靠着这样一些中西合璧的“信仰”，我居然窝窝囊囊、赖死赖命地坚持着活到二十多年后的出狱平反。而且，出狱之后，我更加觉得一个人的灵魂是靠“信仰”支撑着的，无论如何，决不可以没有“信仰”。
二
“文革”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生活的变化，我在思想上也渐渐地解放了些，觉得原来我那种从书本和经典理论去追求真理的路向，很容易在到达一种“信仰”之后，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迷信”，原先的“理性思维”忽然就“到此止步”，人就变成了与理性分道扬镳的“迷信家”。因此，一旦那迷信被揭穿，很多事情、很多问题都必须重新认识，重新思考，自己就觉得茫然不知所措，特别是面對着变化了的现实世界所涉及的新问题、新情况，就像面對一个“烟迷雾绕的黑森林”。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地重新思考，重新探索，就会像迷途的羔羊，在黑森林面前不知道要往哪里走。例如，当时有人向我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按你们原先那种用阶级斗争的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主张，现在资本主义的国家有了核武器，一斗就可能斗出核大战，难道你们那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要通过核大战才能实现吗？——这样的问题，我当时就感到没法回答。我想，作为一个人，当然不能像迷途的羔羊那么乱窜。那么，怎么办呢？这似乎就成了一个必须研究的问题。
这个“信仰危机”问题，就个人来说，可能只是一个心理问题或人生观与世界观的问题，但如果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那就形成了一种社会问题，说严重点，就是社会心理危机的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个时候，大家都在谈论“信仰危机”。许多过去挨过“整”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以及感到自己是受了“骗”的青年人（包括“红卫兵”和上山下乡的“知青”），都有一种失去了“信仰”、失去了“精神依托”的空虚感，也似乎感到了人生的虚幻、前途的渺茫。这些，不能不引起许多人的忧虑与担心。
那时候，我看到许多衣冠楚楚的中青年人，其中不乏白领的帅哥、红妆的倩女，有一定身份的国家干部，有相当学历的知识分子以及气宇轩昂衣装阔绰的商人，曾经煊赫一时的造反派头头等等，忽然一个劲地挨挨挤挤，挤到庙子里去拜菩萨、烧香，我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杂酱味：滑稽、荒诞，好像觉得是中国几十年科学普及教育的失败，导致了沉渣的泛起；又好像是“文革”的十年浩劫之后，人们从“打砸抢烧抓”的混乱中觉醒过来，发现“造反”使自己陷入了罪恶的深渊，因此才猛然地回过头来，向宗教去祈求回归自己做人的善性。——我说的“杂酱味”，就是这样一种弄不明白是什么一回事的感觉。
关于“迷信”，中国人通常是指信神信鬼，无神论者把宗教信仰也一律划在“迷信”之列。但對孔夫子所讲的“三纲五常”、“五伦八德”等等，虽然说是“旧学”，却并没有划为“迷信”。我在早年读过梅叶的《遗书》和中国禅宗六祖的《坛经》以后，就自信是与中西宗教迷信都绝缘了的，對中国的传统文化，自觉也能够作批判鉴别的思考。但是，在忽然面對“信仰危机”问题的时候，我才突然体察到，传统文化早已在我的骨子里深深地播下了“迷信”的种子。我所谓的“坚持真理”，不就是儒家的“尽忠”吗？坚持到“虽九死而不悔”，不就是儒家的“守节”吗？这些难道是“理性”的吗？显然不是！那都是“迷信”的种子在起作用。可见，我虽然没有去烧香、拜菩萨，我的迷信可能比别人更深入骨髓。想到这里，我有点不寒而栗。
三
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是儒、释、道杂糅的。在国家政治层面上（即所谓“庙堂之上”）是以儒家为主；而在民间，则释、道二家的信奉者往往比儒家更多。而在国家丧乱的时候，即使是士大夫，也会有各种不同的人生取向。例如明朝亡国的时候，从皇帝到许多在朝的士大夫都按照儒家的礼数，自杀殉国（投降的人，连他自己也觉得是没脸见人的）。不投降又不殉国的人，有的便削发受戒遁入空门去做和尚，或是乌衣黄冠地成为云游道士，用这种方式，表示自己已经选择超然世外的人生归宿，不再承当国家兴亡的责任（这并没有谁能责备他，而且通常都是被谅解和受尊重的）。可自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仅释、道信仰在民间已大为衰落，就连儒家的教义，也不再是對国家政治与社会兴衰起重要作用的东西。现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无论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或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對传统文化都是采批判态度或半保留、半批判态度的。不过，传统文化在民间的根子扎得很深，革命并没有真正铲除掉它的影响。辛亥革命以后，大学生为破除迷信去打庙子、烧菩萨时，还曾经遭到过农民的强烈抵制。记得我小时候听老辈子说过，那时农民甚至曾把湖南大学的大学生丢在火里面活活地烧死，可见那抵制情绪之暴烈程度。“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没有听说过火烧大学生的事件，但“红卫兵”初下乡时，被农民打死的也不少。
但“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发动的史无前例的大事，是民间力量所难于阻挡的。从孔林文庙到各地的佛寺道观、历代帝王将相留下的文物古迹，直到中山陵和蒋介石原配夫人的坟墓，几乎都被打打砸砸闹了个遍。（“文革”之后，我到中山陵去看的时候，发现原先国民党立的“党葬碑”已经换了，孙中山重要著作的石刻全文，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好像是被砂石磨洗过的，字迹已有些模糊。那“党葬碑”是张继写的，那些石刻文字，传说是汪精卫写的，这两人的历史罪孽可能是招致破坏的原因。“红卫兵”痛恨他们，也是有道理的，但我觉得，他们的字写得好，作为中山陵的文物，看在伟大的孙中山先生的份上，也未必非破坏不可。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过：“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这篇文章是1956年写的，后来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由此可见，如果“文革”时有人依据这篇“最高指示”事先打个招呼，中山陵便可能不致遭到破坏。）出人意料的是，在“文革”對传统文化与一切文物古迹那么凶狠地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仍然并没有被真正“革”掉，在批判了“四人帮”搞“封建社会主义”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而整个人民生活富裕之后，人们却忽然一窝蜂地去烧香、拜菩萨，这无疑是一幕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剧。但这到底是历史的滑稽剧还是历史的讽刺剧呢？这问题却没人回答。我们唯一能认识到的是：这是一种“信仰危机”的现象，而且，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它似乎意味着“极左派”所鼓吹的那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全面专政”，确乎已经按照“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规律，半遮半掩、半含糊半赖账地在不甚心甘情愿的情况下破产了。它破产虽然是一件好事，它破产后遗留下来的“信仰危机”，却是一个不好收拾的麻烦。
我们这个五千年历史、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泱泱大国，从辛亥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搞了近一百年，比法国大革命的时间还长，死了几千万人，却并没有给世界带来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影响。原先以为“文化大革命”将会惊天动地，却不料收场时的“信仰危机”，几乎使人感到“不好意思向全世界瞪大眼睛看中国演‘样板戏’的好心观众谢幕”。因此，中国的有识之士，便不能不为这种“信仰危机”尽一切可能地去寻求有效的药方。
俗话说，“膏药人人有卖，各人熬炼不同”。这医治“信仰危机”的药方，也好像是张家医生说要补，李家医生说要泄，王家医生要开刀，赵家医生叫输血，有各种不同的主张。比如说：有人主张“读经”，这是要用民族传统文化意识来为病人“固本”；有人主张“反對利用外来文化意识搞自由化”，这是要把病人关进隔离室，在病人身上“打防疫针”、“泄毒”；有人主张扫除一切非主流的黄色黑色书刊，这是要在社会文化领域动手术，“开刀”；也有人主张要输入外国新兴的人文科学理论知识，这是要给中国文化“输入人造血浆”，帮助他恢复新陈代谢的生命活力。由于这些医生的诊断不同、处方各异，病家也便不免于有瞻前顾后、难于决断的犹豫，因而對这“信仰危机”的治疗，也就只好在各种医方的补补泄泄之中，治一治、停一停、试一试、拖一拖地拖延下去，好像并没有找到十分有效的办法。
四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说过一个故事，说：“有书生嬖一娈童，相爱如夫妇。童病将殁，凄恋万状，气已绝，犹手把书生腕……”云云，说的是那时的一个同性恋故事。那娈童死后，书生精神失常，无论走到哪里都看见那娈童的影像。这在当时的人们心中，当然会认为是那娈童的鬼魂在跟着他。后来，他家里人把他领到庙子里，请了两位老和尚来给他说法，用佛法来为他驱鬼治病。其中，一位老和尚说：“一切魔障，皆由心生。果此童耶，是心所招。非此童耶，是心所幻。但空尔心，一切俱灭矣。”另一位老和尚，认为这是“對下等人说上等法”，估量他懂不了，应该教给他一种除病的方法。于是，这位老和尚就教书生，应该这样去想一想，想那娈童死后，他那僵硬冰冷的尸体，渐渐膨胀、发臭、腐烂、生蛆，蛆蠕蠕动，脏腑破裂，血肉狼藉，变成猩红臭紫的各种颜色，他的面目更变得像恶鬼一样的狰狞，这样想，你是不是会感到恐怖呢？再想一想，如果那娈童没有死，继续活着，那么，他慢慢地由青少年变成壮汉，就不再有逗人怜爱的媚态了，渐渐地会长胡子，胡子越长越硬，脸皮由白嫩变成灰青黧黑，渐渐地长出白头发，渐渐地秃顶，变得头秃齿豁，变得弯腰驼背，变得咳咳咔咔，鼻涕口水滴滴嗒嗒脏兮兮的样子，这样想，你是不是会感到厌恶了呢？再想一想，如果他没有死，而是你先死了，他还是花季少年，他绝不会像寡妇样的守节，他会投入别人的怀抱，那时候，他会把从前對你的种种恩爱、娇柔和亵荡浪漫的痴情都转移到那个人身上，从前對你的亲昵淫狎之情全都烟消云散了。这样想，你是不是会感到气愤呢？纪晓岚把这个故事写得很生动，對读者很有吸引力。但我觉得，虽然纪晓岚的这部书里面包含有不少封建意识的糟粕，但他讲这么一个“养娈童”的故事，却不像是要在书中加一个“黄段子”，故事的内容，我这里不可能全盘转译。可是，我觉得，那个叫书生转换思想的老和尚，他的这种引导病人自行解脱精神负担的方法，确实有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医疗方法相似的意味。而且，弗洛伊德的方法，主要是引导病人宣泄内心压抑的情感结节，而这位老和尚的方法则除了引导病人宣泄之外，还有思路的转移、情感的對消和观念的替补。按照这位老和尚所讲的道理来说，他与前面那位老和尚的“上等法”不同的是，他可能是“對下等人讲下等法”，比较容易懂。他用了一个比喻来做说明，他说：“邪念纠结，如草生根，当如物在孔中，出之以楔，楔满孔，则物自出。”就是说，他主要是通过思路的转移，以及情感的對消，达到观念的替补，用新的观念作楔子，楔进病人心里，把旧的邪念从心里面挤出去。我觉得，这种方法，對于我们消解“信仰危机”，有可以借鉴之处。
为什么呢？
就我所看到的那些“拜菩萨、烧香”的人来说，我感到他们也和那个“养娈童”的书生的症状有某种性质上的相似之处，他们的心里都有很沉重的精神负担，也就是一种“邪念纠结”的状态。是一些什么“邪念”呢？一是感情上的恋旧，二是思想上的守旧，三是生活信念的失落，四是對未来命运的困惑与疑惧。
这是因为我国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系列运动，“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肃反”、“反右”、“一化三改造”、“农业集体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社教”、“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运动每一次都要批斗惩处一些人，造成一些人及其家属子女甚至亲戚朋友的命运，陡然发生“翻车”、“坠机”式的逆转，给人们心理上遗留下一种“社会翻覆无常、人生祸福难测”的恐惧情绪。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看到许多“平地风雷、飞天横祸、朝为崇山、暮为死海”的骇人现象，不能不为之惊魂悸魄。许多根本不能置信的事，忽然在红旗如海、口号如潮的一阵喧闹之后，被作成了不容分辩的钦定铁案；许多开国元勋、英雄将帅，忽然在一夕之间被贬成了十恶不赦的黑狱牢囚；许多著作等身的文人学者被无缘无故地关进牛棚，视为蛇神牛鬼；许多胸怀坦荡正直敢言的社会名流，被横揪暴打批来斗去地凌辱至死。而许多能言善辩的佞人宵小，却在上串下跳挑灯拨火的活动中居然上升为掌握生杀大权的“革命阎王”、“造反判官”。听说，“文革”中曾有人在房门上贴了副春联：“文攻武斗，世间难觅桃源；实弹真枪，人命轻如草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對过去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信仰，自然是免不了要产生“信仰危机”的。不过，在“文革”时，这种危机意识是严严实实地压抑着的，所以到“文革”之后，才以“烧香，拜菩萨”之类的形式公开地表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