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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一代名相张居正，缠绵病榻半年以后，在痛苦和污秽中死去。他一死，也就意味着大明王朝的顶梁柱倒了，这大厦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它倾圮塌毁下去。
死，对死者来说，是结束。但对非一般的死者来说，就未必是结束。福兮祸兮，死的人自然了无所知了，但还活着的人，就必然要面对不知是好是坏的未来。所以，他那年迈的老母，他那成年的子女，尤其他那备受宠幸的年轻姨太，至少有七位，哭得呼天抢地，恸不欲生。
其深层次的原因，说白了，是恐惧，是明天的叵测，是对于随之而来的灾难的一种第六感觉。
万历十年六月，寿终正寝，备极哀荣；
十月，追劾者起，反攻倒算；
十一年三月，尸骨未寒，夺其官阶；
十二年四月，抔土未干，又籍其家。
最为惨毒的，万历因抄不出想象中那么多的金银财宝，令围其江陵祖居，挖地三尺，株连勒索，刑讯逼供，家人有饿死的，有上吊的，剩下的也都永戍烟瘴地面，充军发配。张居正这个家破人亡的最后结果，并不比在他以前的商鞅和在他以后的谭嗣同更好一些。
在这场清算运动中，最起劲的恰恰是信任或是听任他进行改革，并坐享其改革成果的万历。而最莫明其妙的是，清算张居正的同时，矫枉过正，将初见成效的改革大计，也否定了。这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竟没有估计到，你过去箝制他的压力愈大，他后来反弹你的抗力也愈高。一旦得手，不狠狠地往死里收拾才怪。《实录》说张“威权震主，祸荫骖乘”，海瑞说张“工于谋国，拙于谋身”，都有为他惋惜之意，认为他这样具有高智商的政治家，应该懂得最起码的机变韬晦之道。人走茶凉，当是不可避免，但死无葬身之地，险几抛尸弃骨，就得怪张居正太相信自己的强，而太藐视别人的弱。
我在想，树敌太多的张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识见，以其在嘉靖、隆庆年间冷眼旁观朝野倾轧的无情现实，会对眼前身边的危机全然无知？后来，我读袁小修的文章，有一段说法，使我释疑解惑了。“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日记》卷五）
袁中道散文写得漂亮，炼字如金，一个“挺”字，便将其特立独行、四面受敌的处境形容出来。这位骑在虎背上的改革家，显然，下来是死，不下来也是死，他只有继续“挺”下去一条路好走。我想他那时肯定有一种理念在支撑着，他估计不至于马上与死神见面，只要不死，他就继续当首辅。只要在这个座位上，一切都可以从长计议。
然而，张居正的死亡，早有预感，掌政十年，心力交瘁，是主因。“靡曼皓齿”，也是促其早死的“伐性之斧”。
张居正的全部不幸，是碰上了不成器的万历，这个精神忭急，性格偏执，缺乏自律能力，心理素质不算健全的青年人，做好事，未必能做好，做坏事，却绝对能做坏。诸葛亮比张居正幸运，虽然阿斗同样不成器，但后主闟懦，始终不敢对相父说不。张居正辅佐的朱诩钧，却是一个翻脸不认账的小人。你在，我怕你，你不在了，我还用怕你？再说，冯保给外放了，太后也交权了。一拍御案，统统都是张居正的错，又能奈我何？
明亡祸根，缘起多端，但总结起来，无非，一，内乱，二，外患。这一切，都始自于朱翊钧这个无赖。历史是无法假设的，如果张居正的改革，不因其死而止，不因万历的感情用事而废，不因继其任者避事趋时而停顿；萧规曹从，坚持改革，明王朝的气数，不至于那么快就尽的。
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为国之命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农业的生产周期短，以年计，只要有休养生息，恤民安农的政策，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年景，用不了数年功夫，国家就会富足起来。更可贵的是中国人所具有的耐受精神，乃汉民族绵亘五千年的最大支撑力。哪怕命悬一丝，稍有纾解，立能生聚出复兴的活力。也只不过经张居正十年努力，太仓存帑积至四百万两，国库之充盈，国力之雄厚，为明历朝之最。这当然是张居正的改革奇迹，也是中国人一旦有了正确指引，民族精神就必能焕发的结果。
据陈登原《国史旧闻》，载林潞（此人约与方苞同时）的《江陵救时之相论》竭力赞许这位改革家：“江陵官翰苑日，即已志在公辅，户口阨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條列，一旦柄国，辅十龄天子，措意边防，绸缪牖户。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殁，盖犹享其余威，以固吾圉者，又十年也。”
从太仓银库岁入银两统计，也确实证实，即使在其死后，张居正的改革，还让朱翊钧当了多年太平天子：
张居正生前 太仓存银数
万历元年（1573） 2，819，153
万历五年（1577） 4，359，400
万历六年（1578） 2，559，800
万历八年（1580） 2，845，483
万历九年（1581） 3，704，281
张居正死后 太仓存银数
万历十一年（1583） 3，720，000
万历十三年（1585） 3，700，000
万历十四年（1586） 3，890，000
万历十八年（1589） 3，270，000
万历二十年（1592） 4，512，000
（据樊树志《万历传》）
朱翊钧统治的48年间，张居正辅佐的前10年，有声有色。此后的38年，这位皇帝渐渐与其祖父嘉靖一样颓唐庸惰，无所作为，“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以至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每况愈下，直到不可救药。（据《明史》）
神宗以后，败亡加剧，光宗在位一年，色痨而亡，熹宗在位七年，政由魏、客，思宗在位十七年，换五十相，明末的这些不成材的皇帝，不亡何待？所以，万历死后第25年，大明王朝也就国将不国了。他的孙子朱由检，被逼到景山顶上，那棵山顶上的歪脖树，见证了朱明王朝的终结。
所以，《明史》对这位昏君，有一句精彩的结论，“明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其实，明代的亡国之兆，张居正一死，就出现了。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强人，因为事实上只有他孤家寡人一个，鲜有同志，鲜有智囊，鲜有襄助，鲜有可依赖的班子，鲜有可使用的人马，甚至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都没有，只用了短短十年功夫，把整个中国捣腾一个够，实现了他所厘定的改革宏图。这种孜孜不息，挺然为之，披荆斩棘，杀出一条生路来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后人钦敬的。
但是，封建社会已经到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没落晚期，不论什么样的改革和改良，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腐朽的制度如下坠的物体，只能加速度地下落，而非人力所能逆转，这也是旧中国徒劳的改良主义者，最后逃脱不了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过，就张居正的改革而言，其杰出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肯定的同时，他的骄奢淫欲，恣情声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也是后来人对其持保留看法的地方。清《四库总目》收其《张太岳集》，提要评论他曰“神宗之初，居正独掌国柄，后人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其威福自擅之罪，两俱不能相掩”。
对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这样一位生前享尽荣华，死后惨遭清算的改革者，个人的是和非，还可以千古议论下去，张居正在历史上给我们的启示，便是这种对于改革的认知，便是他的永远的价值。
（作者系“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中国作协专业作家）
死，对死者来说，是结束。但对非一般的死者来说，就未必是结束。福兮祸兮，死的人自然了无所知了，但还活着的人，就必然要面对不知是好是坏的未来。所以，他那年迈的老母，他那成年的子女，尤其他那备受宠幸的年轻姨太，至少有七位，哭得呼天抢地，恸不欲生。
其深层次的原因，说白了，是恐惧，是明天的叵测，是对于随之而来的灾难的一种第六感觉。
万历十年六月，寿终正寝，备极哀荣；
十月，追劾者起，反攻倒算；
十一年三月，尸骨未寒，夺其官阶；
十二年四月，抔土未干，又籍其家。
最为惨毒的，万历因抄不出想象中那么多的金银财宝，令围其江陵祖居，挖地三尺，株连勒索，刑讯逼供，家人有饿死的，有上吊的，剩下的也都永戍烟瘴地面，充军发配。张居正这个家破人亡的最后结果，并不比在他以前的商鞅和在他以后的谭嗣同更好一些。
在这场清算运动中，最起劲的恰恰是信任或是听任他进行改革，并坐享其改革成果的万历。而最莫明其妙的是，清算张居正的同时，矫枉过正，将初见成效的改革大计，也否定了。这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竟没有估计到，你过去箝制他的压力愈大，他后来反弹你的抗力也愈高。一旦得手，不狠狠地往死里收拾才怪。《实录》说张“威权震主，祸荫骖乘”，海瑞说张“工于谋国，拙于谋身”，都有为他惋惜之意，认为他这样具有高智商的政治家，应该懂得最起码的机变韬晦之道。人走茶凉，当是不可避免，但死无葬身之地，险几抛尸弃骨，就得怪张居正太相信自己的强，而太藐视别人的弱。
我在想，树敌太多的张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识见，以其在嘉靖、隆庆年间冷眼旁观朝野倾轧的无情现实，会对眼前身边的危机全然无知？后来，我读袁小修的文章，有一段说法，使我释疑解惑了。“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日记》卷五）
袁中道散文写得漂亮，炼字如金，一个“挺”字，便将其特立独行、四面受敌的处境形容出来。这位骑在虎背上的改革家，显然，下来是死，不下来也是死，他只有继续“挺”下去一条路好走。我想他那时肯定有一种理念在支撑着，他估计不至于马上与死神见面，只要不死，他就继续当首辅。只要在这个座位上，一切都可以从长计议。
然而，张居正的死亡，早有预感，掌政十年，心力交瘁，是主因。“靡曼皓齿”，也是促其早死的“伐性之斧”。
张居正的全部不幸，是碰上了不成器的万历，这个精神忭急，性格偏执，缺乏自律能力，心理素质不算健全的青年人，做好事，未必能做好，做坏事，却绝对能做坏。诸葛亮比张居正幸运，虽然阿斗同样不成器，但后主闟懦，始终不敢对相父说不。张居正辅佐的朱诩钧，却是一个翻脸不认账的小人。你在，我怕你，你不在了，我还用怕你？再说，冯保给外放了，太后也交权了。一拍御案，统统都是张居正的错，又能奈我何？
明亡祸根，缘起多端，但总结起来，无非，一，内乱，二，外患。这一切，都始自于朱翊钧这个无赖。历史是无法假设的，如果张居正的改革，不因其死而止，不因万历的感情用事而废，不因继其任者避事趋时而停顿；萧规曹从，坚持改革，明王朝的气数，不至于那么快就尽的。
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为国之命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农业的生产周期短，以年计，只要有休养生息，恤民安农的政策，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年景，用不了数年功夫，国家就会富足起来。更可贵的是中国人所具有的耐受精神，乃汉民族绵亘五千年的最大支撑力。哪怕命悬一丝，稍有纾解，立能生聚出复兴的活力。也只不过经张居正十年努力，太仓存帑积至四百万两，国库之充盈，国力之雄厚，为明历朝之最。这当然是张居正的改革奇迹，也是中国人一旦有了正确指引，民族精神就必能焕发的结果。
据陈登原《国史旧闻》，载林潞（此人约与方苞同时）的《江陵救时之相论》竭力赞许这位改革家：“江陵官翰苑日，即已志在公辅，户口阨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條列，一旦柄国，辅十龄天子，措意边防，绸缪牖户。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殁，盖犹享其余威，以固吾圉者，又十年也。”
从太仓银库岁入银两统计，也确实证实，即使在其死后，张居正的改革，还让朱翊钧当了多年太平天子：
张居正生前 太仓存银数
万历元年（1573） 2，819，153
万历五年（1577） 4，359，400
万历六年（1578） 2，559，800
万历八年（1580） 2，845，483
万历九年（1581） 3，704，281
张居正死后 太仓存银数
万历十一年（1583） 3，720，000
万历十三年（1585） 3，700，000
万历十四年（1586） 3，890，000
万历十八年（1589） 3，270，000
万历二十年（1592） 4，512，000
（据樊树志《万历传》）
朱翊钧统治的48年间，张居正辅佐的前10年，有声有色。此后的38年，这位皇帝渐渐与其祖父嘉靖一样颓唐庸惰，无所作为，“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以至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每况愈下，直到不可救药。（据《明史》）
神宗以后，败亡加剧，光宗在位一年，色痨而亡，熹宗在位七年，政由魏、客，思宗在位十七年，换五十相，明末的这些不成材的皇帝，不亡何待？所以，万历死后第25年，大明王朝也就国将不国了。他的孙子朱由检，被逼到景山顶上，那棵山顶上的歪脖树，见证了朱明王朝的终结。
所以，《明史》对这位昏君，有一句精彩的结论，“明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其实，明代的亡国之兆，张居正一死，就出现了。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强人，因为事实上只有他孤家寡人一个，鲜有同志，鲜有智囊，鲜有襄助，鲜有可依赖的班子，鲜有可使用的人马，甚至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都没有，只用了短短十年功夫，把整个中国捣腾一个够，实现了他所厘定的改革宏图。这种孜孜不息，挺然为之，披荆斩棘，杀出一条生路来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后人钦敬的。
但是，封建社会已经到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没落晚期，不论什么样的改革和改良，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腐朽的制度如下坠的物体，只能加速度地下落，而非人力所能逆转，这也是旧中国徒劳的改良主义者，最后逃脱不了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过，就张居正的改革而言，其杰出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肯定的同时，他的骄奢淫欲，恣情声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也是后来人对其持保留看法的地方。清《四库总目》收其《张太岳集》，提要评论他曰“神宗之初，居正独掌国柄，后人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其威福自擅之罪，两俱不能相掩”。
对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这样一位生前享尽荣华，死后惨遭清算的改革者，个人的是和非，还可以千古议论下去，张居正在历史上给我们的启示，便是这种对于改革的认知，便是他的永远的价值。
（作者系“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中国作协专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