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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的命运往往在波涛间和海岸边上演。但单调的万顷碧波是没有多少历史可言的，人类的种种奋斗都发生在海岸上，偶然延伸至大洋深处。透过全人类的奋斗、功绩与创造，我们能听见大海的咆哮，瞥见大海的忧伤。
讲述大海的历史与讲述河流的历史不同。海洋是所有沿海政权希冀掌控的对象，是所有戏剧性事件为之争夺的战利品。它又像古希腊的海伦，万众觊觎，在一个又一个主人之间辗转飘零。
无论作为一个生存环境，还是作为一个争夺中心，地中海在所有海洋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本该是个湖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直布罗陀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苏伊士运河限制了它的自由。这三者开凿的动机与产生的影响都是那么引人注目，其中，苏伊士运河更是左右了地中海近代以来的命运。
在人类从原始人进化到现代人的整个历史上，地中海始终是西方文明的中心，我们全部的宗教、哲学、科学与艺术都在这里萌芽、演变、分化乃至最终成型。欧洲人的灵魂和精神能在此找到他们政治、智慧与艺术之圭臬，而美国的所有宗教理念、宪法章程以及精神支柱也都起源于此。在这些渊源的伟大发现之后，人们的探索才开始转向其他大洋。我们记述的重点将在公元1500年左右改变，也就是说，从第四章起，将把重点由文明智慧转向贸易与交通。因为，随着岁月流逝，这段漫长的文明史并非益加先进，而是每况愈下了。地中海在古代时的地理长度远远超过现在，要是它的古代历史也能再延长三倍就好了。
一直到中世纪，地中海的历史实际上都从属于欧洲史，因此，我可以相当详尽地在此展现一种历史写作的新形式——始终围绕细节展开叙述的笔法。一个简单的构想是：唯有人性才真正具有价值，而要发掘人性，需从个人与公众两方面入手，二者互为参证。在我看来，揭示一个人在行为表象之下的真实面貌，比关注其行为本身更为有趣。
如果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象征寓意不加探寻，那研究历史便成了无益之举。这种象征意义之重大，是因为它能反映敌对双方的激情以及命运的伟力，令我们对照自己的时代，自己国家历史上的胜利与失败，以及我们自身心路历程所经历的成功与挫折。我们寻回前人的身影是为了发现自我，若非如此，便只能了解到种种史实，而全然无益于自身的进步。
上述处理方式是将人的因素放在前面，而拙作却试图将着眼点放在民族传上，并遵循三点基本原则：第一，以所有文化运动为重，因为哲学家、法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才是真正的历史支柱；第二，以深刻影响我们自己时代的事件为重，因为正所谓“离开历史，政治便是无本之木；离开政治，历史便是不实之花”；第三，以人物为重，因为历史事件已成过眼云烟，人物才是思想行动的主体，才能贴近每一个个体的头脑与心灵。
智慧与艺术的产物往往比它们的创造者更有生命力，然而国王、政客、主教、总统和将军们那些名噪一时的业绩，却很快与他们一道腐朽成泥。没有一个王国能够幸免，哪怕它的存在时期还印在某个中学生的脑子里。所有的谈判与联盟如今都成了一纸空文，流传下来的唯有它们的精神源泉以及象征寓意。而战争本身则如老画片中表现的一样可笑，没有一个战士能从中学到任何东西。那些郑重签订的密约中提到的行省和港口，要么面目全非，要么不复存在。
一个时代的重要性完全取决于它留给后人的东西，无论是学术，艺术，一个辉煌年代的记忆，还是一位伟人的人格。就地中海的历史而言，雅典卫城远比整个摩洛哥的历史重要。除了文明史之外，一切都取决于历史缔造者身上展现出的人性。这便是我的导师普鲁塔克书写历史的秘诀，正是这一秘诀，令他成为人类最伟大的导师之一。
跟我早期的作品一样，本书清楚地表达了我的信念：在人类历史上，决定一切大事件进程的，往往都是单独的个体。关于地中海地区的商业贸易，经济学上的统计量是没有用的，能够比较明确详述的只有19世纪初的情形。另一方面，本书也描述了气候、河流与农产品的情况，它们都是对地中海这一主人公大有影响的要素。
本书贯穿着一个明确的政治哲学，是根据以下个人信念来写作的：智慧远胜武力，然而先进的思想要获得人们的认同却相当缓慢。一位思想家不可能在他生活的时代便领导一个国家，而地中海地区却有一些例外，如伯利克里和萨拉丁。一位政治思想家只有像穆罕默德那样承担其历史使命，才有望在生前便功成名就，柏拉图和但丁有着更为杰出的头脑，却没能实现这一点。在本书中，匈奴王之流没有智慧的征服者被忽略不计，只有在以下情况，征服者才会得到密切关注：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把文明带给被征服者，或者像某个罗马人那样把思想传播给阿拉伯酋长，或者像查士丁尼和拿破仑那样制订了法律，或像某些托勒密、拜占庭人、罗马教皇和共和国总督那样对文明社会的发展有所贡献。
这种史传写法能让我们对照当代历史的转折期，并不断提出质询。古代革命的发展方式与现代完全不同，我们确实无法从中汲取教训，但从前的独裁者建立党羽的途径，却仍能给予我们相当的启发。
首先，不管到哪儿，我们都得面对民主政治问题。历朝历代，紧随着一个腐败的民主政权之后，便是独裁专制，随后这一独裁政体又因为它天生的缺陷而灭亡。所有民主国家里都隐藏着狡猾的独裁者，离奇的是，有的独裁者甚至会公然现身——一些伟大的古代政治家如今看来都是暴君。民主政治的价值并非仅仅体现在公众投票权上，而是体现在给了每一个天才出人头地的机会，同时对掌权者加以监督和制约。无论在雅典共和国、罗马共和国还是在今天，只有在民主政治中，天才方能如鱼得水。不过，民主政治既造就天才，也削弱其力量，并常常伴随着天才的陨落而覆灭。
讲述大海的历史与讲述河流的历史不同。海洋是所有沿海政权希冀掌控的对象，是所有戏剧性事件为之争夺的战利品。它又像古希腊的海伦，万众觊觎，在一个又一个主人之间辗转飘零。
无论作为一个生存环境，还是作为一个争夺中心，地中海在所有海洋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本该是个湖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直布罗陀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苏伊士运河限制了它的自由。这三者开凿的动机与产生的影响都是那么引人注目，其中，苏伊士运河更是左右了地中海近代以来的命运。
在人类从原始人进化到现代人的整个历史上，地中海始终是西方文明的中心，我们全部的宗教、哲学、科学与艺术都在这里萌芽、演变、分化乃至最终成型。欧洲人的灵魂和精神能在此找到他们政治、智慧与艺术之圭臬，而美国的所有宗教理念、宪法章程以及精神支柱也都起源于此。在这些渊源的伟大发现之后，人们的探索才开始转向其他大洋。我们记述的重点将在公元1500年左右改变，也就是说，从第四章起，将把重点由文明智慧转向贸易与交通。因为，随着岁月流逝，这段漫长的文明史并非益加先进，而是每况愈下了。地中海在古代时的地理长度远远超过现在，要是它的古代历史也能再延长三倍就好了。
一直到中世纪，地中海的历史实际上都从属于欧洲史，因此，我可以相当详尽地在此展现一种历史写作的新形式——始终围绕细节展开叙述的笔法。一个简单的构想是：唯有人性才真正具有价值，而要发掘人性，需从个人与公众两方面入手，二者互为参证。在我看来，揭示一个人在行为表象之下的真实面貌，比关注其行为本身更为有趣。
如果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象征寓意不加探寻，那研究历史便成了无益之举。这种象征意义之重大，是因为它能反映敌对双方的激情以及命运的伟力，令我们对照自己的时代，自己国家历史上的胜利与失败，以及我们自身心路历程所经历的成功与挫折。我们寻回前人的身影是为了发现自我，若非如此，便只能了解到种种史实，而全然无益于自身的进步。
上述处理方式是将人的因素放在前面，而拙作却试图将着眼点放在民族传上，并遵循三点基本原则：第一，以所有文化运动为重，因为哲学家、法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才是真正的历史支柱；第二，以深刻影响我们自己时代的事件为重，因为正所谓“离开历史，政治便是无本之木；离开政治，历史便是不实之花”；第三，以人物为重，因为历史事件已成过眼云烟，人物才是思想行动的主体，才能贴近每一个个体的头脑与心灵。
智慧与艺术的产物往往比它们的创造者更有生命力，然而国王、政客、主教、总统和将军们那些名噪一时的业绩，却很快与他们一道腐朽成泥。没有一个王国能够幸免，哪怕它的存在时期还印在某个中学生的脑子里。所有的谈判与联盟如今都成了一纸空文，流传下来的唯有它们的精神源泉以及象征寓意。而战争本身则如老画片中表现的一样可笑，没有一个战士能从中学到任何东西。那些郑重签订的密约中提到的行省和港口，要么面目全非，要么不复存在。
一个时代的重要性完全取决于它留给后人的东西，无论是学术，艺术，一个辉煌年代的记忆，还是一位伟人的人格。就地中海的历史而言，雅典卫城远比整个摩洛哥的历史重要。除了文明史之外，一切都取决于历史缔造者身上展现出的人性。这便是我的导师普鲁塔克书写历史的秘诀，正是这一秘诀，令他成为人类最伟大的导师之一。
跟我早期的作品一样，本书清楚地表达了我的信念：在人类历史上，决定一切大事件进程的，往往都是单独的个体。关于地中海地区的商业贸易，经济学上的统计量是没有用的，能够比较明确详述的只有19世纪初的情形。另一方面，本书也描述了气候、河流与农产品的情况，它们都是对地中海这一主人公大有影响的要素。
本书贯穿着一个明确的政治哲学，是根据以下个人信念来写作的：智慧远胜武力，然而先进的思想要获得人们的认同却相当缓慢。一位思想家不可能在他生活的时代便领导一个国家，而地中海地区却有一些例外，如伯利克里和萨拉丁。一位政治思想家只有像穆罕默德那样承担其历史使命，才有望在生前便功成名就，柏拉图和但丁有着更为杰出的头脑，却没能实现这一点。在本书中，匈奴王之流没有智慧的征服者被忽略不计，只有在以下情况，征服者才会得到密切关注：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把文明带给被征服者，或者像某个罗马人那样把思想传播给阿拉伯酋长，或者像查士丁尼和拿破仑那样制订了法律，或像某些托勒密、拜占庭人、罗马教皇和共和国总督那样对文明社会的发展有所贡献。
这种史传写法能让我们对照当代历史的转折期，并不断提出质询。古代革命的发展方式与现代完全不同，我们确实无法从中汲取教训，但从前的独裁者建立党羽的途径，却仍能给予我们相当的启发。
首先，不管到哪儿，我们都得面对民主政治问题。历朝历代，紧随着一个腐败的民主政权之后，便是独裁专制，随后这一独裁政体又因为它天生的缺陷而灭亡。所有民主国家里都隐藏着狡猾的独裁者，离奇的是，有的独裁者甚至会公然现身——一些伟大的古代政治家如今看来都是暴君。民主政治的价值并非仅仅体现在公众投票权上，而是体现在给了每一个天才出人头地的机会，同时对掌权者加以监督和制约。无论在雅典共和国、罗马共和国还是在今天，只有在民主政治中，天才方能如鱼得水。不过，民主政治既造就天才，也削弱其力量，并常常伴随着天才的陨落而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