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菊和那些往湖北送卫生巾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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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菊。图/受访者提供

  一场疫情,让当时远在美国求学的艺人王菊和上海姑娘梁钰扯上了联系。
  事情要从一则新闻和一条微博说起。2月6日晚,在武汉封城两周多后,上海一名24岁的姑娘梁钰发了一条微博:“前线医护人员的卫生巾和考拉裤还够吗?这么多的女性医护人员如何解决她们月经期问题啊?……”
  而大洋彼岸,正在美国上表演课的王菊某天偶然看到了这样的消息:驰援湖北的某地医疗队女性医护人员,被剪掉长发、剃光头出征,视频截图里,女性医护人员眼中蓄泪。王菊觉得心疼,“挺难受的,连男性医护人员都没有把头发剃光,为什么女性医护人员需要剃掉光头,到这种地步,还被拍照片?”
  自从疫情发生,王菊一直在想自己能做点什么,但一直找不到可行的方式。在防护物资紧缺的当口,她想过在国外采购口罩支援国内,但在美国跑了几家店,得到的答复都是口罩已全部卖光。捐钱也不是她认为靠谱的方式,她希望能把实际需要的东西给到一线医护人员手上,直接让他们受益。
  直到梁钰发起的“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公益活动被王菊和经纪团队看到。梁钰没想到一条几百字的微博能激起这么大的波澜:就在发完那条微博的当晚,梁钰收到了好些来自疫区医院护士的求助私信,也有不少人在她微博下表达了捐款意愿;她开始上淘宝搜索湖北省内的女性生理用品商家,一家家问是否能送货到疫区的医院;湖北当地卫生巾品牌洁婷得知她自费购买捐赠物资后,执意把钱款退还……
  从一人孤军奋战,到招募志愿者成立团队,到挂靠灵山慈善基金会并组织募捐,一念而起的善意落地成有组织的公益行动,这一切发生在短短三四天之内。“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由此而生,专门在疫情期间为一线女性医护捐赠安心裤、卫生巾、一次性内裤等物资。
  很快,王菊通过经纪人联系上了梁钰的团队。在不同的地域,命运似乎迥然不同的女性,各自为女性发声的女性,因为疫情,她们的轨迹开始相交。

在一线,不被听见的女性声音


  穿着带血的防护服走,每天穿防护服8到10小时,因穿脱防护服不方便、生理期只能一片卫生巾用一整天,血和尿混在一起,甚至孕妇医护人员也要上一线……
  一线女性医护人员的状况一度让梁钰想哭。但所有这些声音,在梁钰替她们发声前,似乎都匿而不见,或者出于忍耐,或者出于羞耻感。那条微博引起热议后,她形容自己和各大卫生巾品牌来了一场“热恋”,而洁婷的负责人告诉她,公司之前就想捐物资给两家疫区内的大医院,但对方一直说不收、不需要。
王菊工作室捐赠的安心裤和卫生巾送达同济医院光谷院区
志愿者車队在雪天将物资送到了疫区医院一线女性医护手上。图/受访者提供

  类似的情况也反复出现在梁钰和对接组联系医院的过程中。原因很多,有些是出于女性生理用品并不在紧急防护物资清单里,医院无法接收;有些是出于行政原因,尤其当医院领导层是男性时,她们被拒绝的可能性往往也更大。有时,医院官方表示不需要,但同一医院下面科室的护士明明告诉梁钰:“需要,我们非常需要。”
  评论里也有人质疑:卫生巾让医护人员去超市买不就解决了吗?纸尿裤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安心裤?
  “何不食肉糜,”梁钰气不打一处来:“这种时候,别说武汉封城交通不便、超市物资不齐,等医护人员下班,超市也下班了,哪有时间去买?”她还得在网上苦口婆心地科普女性经期的常识,解释安心裤和纸尿裤的区别——前者专为女性经期设计,面料更透气、更不容易细菌感染,尤其对长时间穿防护服的医护人员来说,舒适度和卫生度都要比纸尿裤高。
  后来电话打多了,她们探索出“死缠烂打”的方法:如果初次询问医院需求被拒绝,她和伙伴会换个问法再突破,比如直接表明有一批女性用品需捐赠,问对方医院有多少女性医护人员,或者拿出最后一招,询问对方身边有无女性工作人员可接电话。
  最头疼的物流问题,梁钰至今还在寻找更好的解决方式。为了把厂家仓库的货直接拉到对口医院,她招募了武汉本地的车队志愿者,比如常常在她微博里出现的酷女孩笛子——为了能多陪陪长年在国外读书、好不容易回家一趟的笛子,笛子妈妈也成了车队志愿者,每天跟着女儿早出晚归,但乐在其中。
  拉货本身虽然辛苦,通行证的申请也相当繁琐且经常出意外,可志愿者总嘻嘻哈哈的。有的佯装抱怨,“每天晚上7点就回到家了,太早了我要求多拉点(货)”;有的把意外频出的拉货过程笑称为“薛定谔的物流”,货物不到医院之前,谁也不敢保证一路上会在哪个环节出岔子,比如通行证都申请好了,却卡在了自家的小区大爷大妈不放行上……
  梁钰把这些当段子讲给记者听,说自己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接受采访,就是“希望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人看到后说不定能帮她们一把”。
  项目刚运转起来时,有医护人员收到货后特别激动地向梁钰道谢,梁钰却开始担心。她不知道自己的能力能支撑这个项目多久。她害怕这批物资消耗完后,疫区女性医护人员还会再次陷入相同的困境,而那时她已无能为力。

当声音传得足够远


  巨大的压力下,梁钰曾崩溃到大哭一场,凌晨5点给专业心理咨询热线打电话。但她的无力感消散得很快。发出声音后,“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得到了更多回响,企业、艺人、粉丝后援会、媒体纷纷找来,其中便包括王菊。   向梁钰了解医院物资缺口后,王菊和工作室对接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后文中简称“同济医院”)。她们自行联系了发货商家,采购10240条安心裤、72000片卫生巾,但仓库在天津,申请通行证便走了许多流程。更麻烦的是,原定货车司机从天津开到河南,对方突然顾虑到进武汉后要隔离14天,说什么也不肯走了。反复协商无果,物流公司重新找了一个司机,但是要多付1000元的运输费。“菊姐二话不说自己把钱给掏了。”梁钰回忆。
  后来,梁钰只当朋友闲聊,顺口提到同济医院临时来了外地医疗救援队,没想到王菊和团队立马决定补捐,表示能帮多少是多少。
  王菊和工作室并不希望自己因为这件事得到过分的关注和宣传,但梁钰还是觉得,好人好事要留名。在确定同济医院已经收到王菊工作室捐赠的物资后,她终于把自己对王菊的溢美之词毫无保留地发在了微博里:“这是此次疫情第一位公开捐赠卫生巾安心裤的女艺人,啊不,是第一位艺人。我要怎么去讲菊姐这次的援助?我感觉,不只是物资本身,我感受到的鼓励更具有力量。……当年你一票我一票,菊姐一定能出道,我们把手伸给了菊姐,现在菊姐又把手伸回给了我们。”
  如今,项目已经运转一个月,团队目前七十多人,对接、找货、募捐、物流、信息、宣传、媒体对接,每项分工各有专门负责小组,甚至有财务、HR,志愿者里不乏专业审计、注册会计师。梁钰最自豪的是,这个纯民间自发的公益项目,却做到了许多大型专业公益组织都没达到的高效和透明。为了每天的项目公示,每晚10点当天的数据收集截止后,信息组、对接组、募捐组分别要把整理后的表格审核检查一遍。“募捐组有一个小伙伴眼睛特别精,”梁钰夸,“每次把当天的表全部拉出来后,他就会把对的标蓝、错的整行标红,导致我们团队的人现在特别讨厌红色(笑)——但如果看到一张蓝表,就意味着今天的工作结束了。”
  作为整个项目的统筹负责人,梁钰的消息几乎没停过。采访前一晚,她只睡了两个小时,从凌晨5点到7点。电话那头,梁钰经常说着说着就“掉线”:
  “……对不起你稍等一下啊,我这边……”人声骤断,传来一阵敲打键盘的声音。紧急需要回复的消息太多了,大概每隔十来分钟就断一次,和梁钰的采访就这样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大家都说我是个AI,”她的笑声很爽朗,“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秒回。”
  经过一个月的呼吁和行动,武汉市内的情况渐渐有了好转。最近,她们开始筹备第二期项目,准备把女性生理用品送往湖北省内更偏远的地方,那些“很难送、司机不愿送”的地方。和武汉不同的是,偏远地区的当地车队志愿者招募并不顺利,梁钰考虑与物流公司合作。之前她舍不得,想把有限的款项用在刀刃上,连公益项目支出中的管理费也不知为何物。但事情本身始终是最重要的,她开始对自己说:“耽误时间真的没意义,不要那么抠了!”

她们只是想做自己


  “因为这件事情,我第一次得以与这么多女性共同工作。一线女性医护工作者,女性志愿者,女司机,女性工作人员……她们真的太棒了!能力超强、抗压能力超强,并且团结一心,为了共同的愿望而各自努力着。我感受到每一個人的专业,深切地感受到了大家的力量,同时也看到她们身上闪耀出来的、无法被忽视的光芒——真的太美了。”
  在给菊姐的实名表扬信里,梁钰写了这样一段话。
“姐妹战疫安心行动” 发起和负责人梁钰。图/受访者提供

  “看见女性劳动者”,这是她反复在微博里提到的话题。过去的四五年里,在社交网络上,梁钰经常对一些女性议题发声,比如职场中的男女不平等,也鼓励女性独立、自信、创造价值。王菊亦是——打从两年前《创造101》中一句“重新定义中国女团的权力”起,外貌条件并不出众的她靠独立和自信的女性主张赢得了自己的主场。
  但她们不希望镁光灯只打在自己身上。梁钰不断配合媒体采访,是为了寻求帮助,也是为了那些更大、更重要的主张被更多人听见和看到。
  梁钰有许多“希望”。比如希望媒体对女性的报道更深入地关注她们的专业能力本身,而不是反复在女性的外貌、家庭事业平衡中做表面文章;比如提高女性医护人员的待遇——“希望疫情结束后,她们平安回来时,能够得到应有的真金白银升职加薪,拥有更广阔的职业天地”;比如呼吁职场上的男女平等——“也希望此次女战士们已经足够证明了女性职业者的素养,请接下来高校以及单位招生招聘时,以同样录取标准对待每一个人。”
  所有这些被她表达出来的希望,总像被注入了沸腾着的炽热和诚挚。但她并不自我标榜为“女权主义者”,至少目前为止无意“被标签”:
  “我只是想做我自己而已。但可能很多人认为我不应该做我自己,认为我应该牺牲、奉献、无私,没有的。也可能就是因为一个女生想做自己,她只要做自己、说自己的情绪、说自己的想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人家就会认为她是女权主义者,认为她要为女性发声——一定非要给我上一个套?我们就不能轻松快乐地做自己吗?”
  梁钰是个普通的24岁女孩,爱美爱打扮,爱穿漂亮的裙子拍照,当初一念想到关心一线女性医护的生理期问题,不过是推己及人。王菊其实也是个普通女孩,无论出道成为艺人之前或之后。
  她们眼中的一线女性医护人员,亦是普通而可爱的:有两位护士送痊愈的病人出院后,穿着防护服在门口跳芭蕾舞《小天鹅》。
  不是“无私奉献”,也没有太多“舍己为人”;但也许正是轻松快乐的态度,正是热爱本身,给了梁钰、王菊和无数其他女性淋漓尽致做自己的勇气和能力。
  (截至3月6日22:00,“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募捐及协调捐赠共计:安心裤581105条、一次性内裤304179条、卫生巾86400片、护手霜700支,覆盖162家(支)医院和医疗队,超76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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