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认同，别无牵挂
　　
　　对于战争的记忆，曼德勒的老兵韩天海更多的是不断重复一句话：天天枪响，天天死人。
　　韩天海出生在重庆，父亲在成都一个叫棉花街的地方开了一家织袜子的店铺，聊以为生。年幼时，韩天海就跟着父亲往来于重庆和成都，帮父亲做事，学业也因此受到影响。有一天，学校的老师找到韩天海的父亲，说这孩子挺聪明的，好好供他念书，将来肯定会有出息。父亲听了老师的话，送他到重庆一个学堂。
　　1938年的一天，韩天海正在上课的时候，来了一帮兵，要求年仅16岁的韩天海去当兵，那时他正跟着老师唱“抗日救国来当兵”这首歌，没有任何反抗，韩天海跟着这帮人走了。
　　 “那时候好多新兵连手榴弹都不会甩，自己把自己炸死的都不少。”韩天海说。韩天海所在的预备二师，是第一支打入敌占区的成建制的中国军队，在滇西的多场战斗中，功绩卓越，死伤惨烈。
　　在滇西的高黎贡山上，即使现在，当地的村民翻修土地时，还经常会发现当年死去的士兵的遗骨。
　　“上了战场，猪狗不如。枪一响，人就成堆成堆地死。”每到雨季来临，韩天海至今还残留着弹头的右腿总是隐隐作痛，也总是让他回到那场不堪回首的战斗中，“我们排在二台坡遇到敌人的伏击，全排人几乎都死光了。那是命令，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师部下令，要地点不要人，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限几点几点攻下来，前面有日本人，后面有自家人，都会打死你。”
　　和其他远征军相比，韩天海更多一份让他心悸的经历。就在那次二台坡被伏击之后，韩天海被俘。在日本兵押着他经过刚刚打完仗的一个战场时，他看到，地上全是预备二师兄弟们的遗体，路边的一条小溪，也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被俘的日子里，韩天海受尽了折磨，他亲眼看到，被俘的战友被活埋或者被灌水致死。让韩天海心惊胆战的是，有好几次他都被日军蒙着眼睛押上刑场，但最后，他身边的人都被杀了，他却没有被杀，后来才知道，他是被押去陪杀。
　　经过几天折磨后，韩天海被送到了宪兵队。因为韩天海是一名新兵，且年龄太小，经过一番审讯，日本人并没有问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谁都知道宪兵队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韩天海已觉得难逃一死，想到还未孝敬的父母，他不禁唱起歌来：“第一杯茶敬我的爸，您在家里不要怄，儿去当兵保国家；第二杯茶敬我妈，您在家里不要气，等着儿子回来吧。”
　　就在韩天海唱歌的时候，日本宪兵队的队长松岗从旁边经过，听到歌声，叫卫兵将韩天海带到自己面前。
　　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当说话已经颤颤巍巍的韩天海在曼德勒的家中给我讲到这里的时候，竟然当着我的面失声痛哭。拉着哭声的韩天海说，他已经是一个快死的人了，有一个秘密在他的心里一直隐藏了几十年，让他一生都感到压抑和自责，始终无法摆脱。
　　在经过一番讲述之后，我才知道，韩天海是求着松岗才被放过一命的。韩天海说，当时松岗找到他时，问了他一些情况，他感觉松岗可能有一些同情他，就借机乞求说，他是被抓壮丁才来当兵的，打日本人并不是出自他的真实意愿，恳求能放他一条生路。松岗接着问他，“那你愿意做我的儿子吗？”韩天海赶快说愿意。最后，松岗让韩天海帮自己去放马。
　　韩天海说，他是一个俘虏，他去求日本人才讨了一条命，这让他一生都感觉到非常的内疚和痛苦，他一直也不敢把这个秘密告诉太多的人，害怕别人看不起他，但现在，他觉得说了可能会轻松些。
　　听到这里，我坚定地告诉韩天海，他没有出卖国家，没有出卖自己的兄弟，是舍弃了自己的尊严挽回了一条命，这没有什么丢人的，不管怎么样，“您永远都是我们的抗日英雄。”
　　日本宪兵队撤走后，韩天海被日军带到腾冲城里，在军营里干苦役。有一天晚上，一同被俘的一位连长告诉他，日军马上就要完蛋了，肯定会在最后关头对他们下毒手，应该尽快想办法逃走。
　　1944年5月，反攻腾冲的战斗打响，韩天海和被俘的其他士兵一起，趁乱杀掉三位哨兵后，逃出俘虏营，返回部队，被编入预备二师师部特务连。随后韩天海跟着部队一直打到畹町，跨过河界与驻印军在芒友胜利会师，韩天海也历任排长、代理连长等职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韩天海离开部队去边境上做一些小生意，以此维持生计。他的另一个打算是，攒点钱后再回家看望父母。但局势逆转，身为中国远征军战士的韩天海已经难以回到他的家乡。
　　1953年的一天，他因做生意在云南边境碰到了当年的一位战友，这们战友告诉他，当年他被俘后，部队以为他牺牲了，在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里，有刻着他名字的墓碑。
　　在曼德勒的老兵里，韩天海回老家探亲的心情最为急迫。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曾回到成都找那条叫棉花街的地方，但最终没有找到。当听说我可以帮他找家时，韩天海脸上竟然露出难得的笑容。让我遗憾终生的是，最终因为安排上的一些保守，韩天海至死没能回到家乡。这位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在中国境内有了自己墓碑的中国远征军战士，仍然客死异域。
　　（摘自《异域：1945》，孙春龙著，新华出版社）
　　（更多“远征军”内容参见P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