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了祖国的南北西东，也到过世界各地风情各异的美丽城市，游历过诸多名山大川，也饱览过不少湖光水色，静静地想一想，我还是最爱自己的家乡——杭州，最爱杭州的明珠——西湖。
　　其实我真正的祖籍是绍兴，再说细一点，准确的老家在上虞。但我生在杭州，长在杭州，我从来就觉得自己是个杭州人，是喝西湖水长大的。祖上故居在我脑海里只是一个遥远模糊的影子，我从小就没有见过爷爷奶奶，老家的房子里也没有我一丁点儿的气息和印记。
　　我出生在杭州最老的市中心龙翔桥附近，一个名叫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的老房子里。那是一栋民国时期的小洋楼，前有花园，后有天井，楼房两侧有长长的青砖高砌，只见一线天的弄堂。
　　花园里有两棵桂花树，两棵枣树，一片竹子，几株葡萄。秋天，满园金桂银桂飘香；夏天，葡萄藤爬满院墙。宽宽长长的磨石子露廊，是我们夏天乘凉、冬天晒太阳的地方；而天井则是我们搭个小圆桌吃饭和写作业的所在了。
　　从老房子的后门出去，没几步就有一口井，井水不深，却清澈冰凉。盛夏酷暑时，我们会打几桶井水回来，泼洒在天井的地上，暑气顿收。再吊几桶井水倒在大木盆里，把西瓜浸泡在里面一天，等晚上星星满天的时候，在露廊上铺上篾席，家人围坐一圈，吃着冰凉爽脆的西瓜，唱着“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的歌儿，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
　　那时候，我就读的天长小学几步路就走到了，我站在晾台上就能看到学校的操场；而爬上操场上的滑竿，高高地坐在滑竿顶端的木杠上，也可以看到我家小楼上晾晒的衣服和被子。
　　放学了，不会有家长伸长脖子等在学校门口，急吼吼地要接你回家。同学们会三五成群地结伴玩各种游戏，抓抓儿，躲猫猫古尔，跳牛皮筋，踢毽子，拍洋片，男孩女孩疯玩在一起。
　　我家老宅离西湖很近，走走也只有五六分钟路程。从菩提寺路拐到长生路，从长生路穿过延龄路，一直走，就走到湖光山色中去了。
　　夏天，我们会去断桥边的凉亭里看西湖的荷花，偷摘一片翠绿的荷叶当凉帽，嚼几颗脆生生的新鲜莲子过嘴瘾；我们也会去钱塘江摸黄萱儿，摸完后踩着细软的沙子，穿着碎花运动衫和短脚裤跳进江里游泳；我们还会去栖霞岭钻紫云洞，把汗津津的小脸贴在湿漉漉的石壁上收汗、纳凉。
　　春天，我们会骑着自行车翻六吊桥，任苏堤两岸柳丝轻拂，桃花瓣片片飘落发梢，映红我们的脸庞；我们也会摘下细藤长茎的迎春花，做成碎星黄花满圈的花环，一会儿戴在头顶，一会儿扔上蓝天；我们还会在傍晚时分，踏着西湖细微的水波声.走在杨公堤上，拽着嫩绿的柳条，屏息静听南屏晚钟的袅袅余音。
　　秋天，我们会提着小竹篮去满觉陇，吸吮着漫天飞舞的香气，偷偷地采集金桂花银桂花，让妈妈做桂花糖；我们也会追逐着北山街满街飞舞的金黄的梧桐落叶奔跑.再挑几片颜色鲜亮形状好的叶子，带回家夹在书里做书签；我们还会钻进农家的茶园挖几块带着泥土清香的石子儿，跑到西湖边用石子砸碎平湖秋月的倒影，数那一圈圈的涟漪。
　　冬天，我们会去爬山登塔，保俶塔、雷峰塔、六和塔，玉皇山、南高峰、北高峰……登高望远，白雪覆盖下的湖光山色，别有一番清韵景致；我们也会在西湖边长坐，看积着薄薄冰雪的湖而一片萧瑟苍凉，想象着湖心水底的魚虾是不是在冬眠做梦……
　　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杭州好美啊！西湖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照出了环绕着西湖的杭州，整个城市就像一座美丽的花园。
　　而我开始领略到杭州的与众不同，感受到西湖内在的精神气质，则是在自己长大成人，尤其是经历了“文革”这样的动乱和劫难，面对过牢狱和生死之后。
　　那样的劫难和牢狱之灾是不堪回首的，但这样的劫难和牢狱之灾，对我来说却是一笔可遇不可求的人生财富，我由此懂得了许多，明白了许多。
　　我的三位亲人，曾经在动乱岁月里蒙冤经历了一场牢狱之灾，其中我的哥哥，又因为这场牢狱之灾在身体中留下的隐患而得了一场大病，差点阴阳两隔。我哥哥是个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抱着《资本论》这样深奥的大书磕磕绊绊阅读，一心想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做大事的人。但当他从死亡之门里逃脱出来，重新漫步在两湖边时，有一天，他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拿着一把硕大的芭蕉扇为一只小小的蜂窝煤炉扇风，红红的炉膛在芭蕉扇轻轻的扇动下蹿起朵朵火苗，他呆呆地在一旁看了很久。事后他对我说，他觉得那就是一种幸福生活，那把芭蕉扇动的，是一种深微的恒常。每天生炉子其实是一桩很开心的争情，你用火钳给红红的炉膛添煤.用钩子捅下一撮撮炉灰，在炉子上炖一砂锅猪蹄，香味飘散出来。生命的大欢喜，其实就蕴藏在这样日常的琐碎和烦杂中，那过程里流淌着一种美的韵味。
　　哥哥的话说得很平淡，却让我在一瞬间对两湖有了一种别样的感觉，虽然我当时并没有想清楚这种别样意味着什么，但我觉得他所说的这种韵味，或许就藏在两湖平静的水波下，藏在两湖周边的树丛中。西湖的美丽是融入树木、湖水和空气，轻轻地渗入人们心灵深处的，它不喜欢纷争和嘈杂，它是需要有一份宁静的心境才能体味的。
　　真正体悟到两湖的风骨，触摸到西湖的文脉，已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有幸认识中国文坛泰斗巴金先生以后的事了。
　　记得那是在一九八一年的春天，巴金先生在女儿李小林和女婿祝鸿生的陪同下来到杭州，下榻在两湖边的新新饭店。
　　我和李小林相识在一九七六年的春天，当时她是浙江省唯一的一本文学杂志《东海》的编辑，而我则是杭州织锦厂的一名青年女工。因为写了一篇小散文《摄影记》，我被邀请参加《东海》杂志在四明山的一个笔会。参加那次笔会的编辑和作者中，一共只有我和小林两个女的，于是.我们俩很自然地被安排住在一个房间。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她是巴金先生的女儿，只是觉得两个人很聊得来，对时局有共同的看法，对四人帮掌控下的祖国命运都充满了担忧。后来当有人告诉我，李小林是巴金先生的女儿时，我很吃惊。因为小林朴素得就像山间的一棵竹子.一点也看不出她是大文豪的女儿。我当时随身带了一份“总理遗言”的手抄件，就拿给李小林看，我们对总理的共同感情，对四人帮的一样痛恨，让彼此的心走得很近。 　　我在笔会上写了一个小说，小林看了以后对我说，小袁，回去后把这部小说改出来给《东海》吧。小林的话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没想到笔会回来后不久，我还没来得及对小说进行修改，我们全家就因为“总理遗言案”而遭遇劫难，哥哥、父亲、姐姐先后被抓，关进监狱。我和重病的母亲被软禁在家，度过了长长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后来我才听说，小林也因为和我接触频繁，而被公安部门多次传讯。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的亲人们出狱不久被平反，小林也被落实政策，回到了父亲巴金先生身边，进了《收获》杂志当编辑。小林从上海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小袁，把你家一九七六年的事情写出来吧，你都不用编故事，生活本身就是小说。在小林的鼓励下，我写出了一部八万字的中篇小说《天上飘来一朵云》，把稿子寄给了李小林。
　　没过多久，小林就陪着巴老来杭休养了。小林打电话让我去新新饭店，我在新新饭店一个可以眺望西湖的大露台上，见到了自己从小就景仰的文坛泰斗巴金先生。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巴老居然看过了我的小说初稿，还给我提了几条修改意见，并亲切地对我说：你是可以写东西的，好好写。
　　我至今都不会忘记多少年前那个春天的下午，西湖在暖阳下闪着银鳞般的波光，巴老慈祥的面容和亲切的话语，为我推开了文学的大门，在我心中点燃了一盏文学的灯。
　　从那以后，巴老几乎每年春天或者秋天都会来杭州休养，在西湖边小住。无论是正对着西湖的新新饭店，还是坐落在北高峰脚下的灵隐创作之家；无论是被湖水环抱的汪庄，还是柳丝拂面的柳莺宾馆，处处都留下了巴老的身影和足迹。巴老晚年创作的，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真话集》《随想录》，都是在西湖边完成的。巴老曾在《随想录·西湖》一文中写道：“对于美丽的风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全国也有不少令人难忘的名胜古迹，我却偏爱西湖。”
　　而巴老偏爱西湖的原因，在我看来，恐怕很重要的就是因为西湖的风骨和文脉。巴老说：“我一九三〇年十月第一次游西湖，可是十岁前我就知道一些关于西湖的事情。在幼小的脑子里有一些神化了的人和事同西湖的风景连在一起。岳王坟就占着最高的地位。我每次来西湖，都要到这座坟前徘徊一阵。西湖的人物、历史、风景和我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活起来了，活在我的心里，而且一直活下去。我偏爱西湖，原因就在这里。岳飞、牛皋、于谦、张煌言、秋瑾……我看到的不是坟，不是鬼。他们是不灭的存在，是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的化身。西湖是和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它不仅美丽，而且光辉。”巴老晚年的写作能够坚持讲真话，不伪饰，不媚俗，博得人们巨大的尊敬，在他身上也体现了西湖的风骨。
　　而说到西湖的文脉，那就像树叶的筋络一样，纹理清晰，静静地支撑着美丽的叶子，却从不张扬。就像杭州有许多苍凉幽静的所在，是悄无声息地坐落在被人遗忘的角落的；西湖周边有许多如散落的珍珠一般的重要历史文化遗迹，更是内敛低調地藏匿在山石杂草丛中的。
　　当南来北往的游客蜂拥在西湖的断桥残雪、柳浪闻莺、平湖秋月、苏堤春晓、雷峰夕照、三潭印月，等等一连串如雷贯耳的名胜风景游览地时，或许鲜有人知道或者想起，其实那些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才是这座城市的命脉；那些不该遗忘的，那些深藏不露的，才是西湖的底蕴。
　　巴金先生是深知和真正了解西湖文脉的，巴老自己也是西湖文脉中最重要的一缕。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巴老第一次来西湖，游览岳庙等地，此后巴老几乎每年皆到西湖游览、访友，巴老曾在一篇散文中写道：“三十年代每年春天我和朋友们游西湖，住湖滨小旅馆，常常披着雨衣登山，过烟霞洞，上烟雨楼，站在窗前望湖上，烟雨迷茫，有一种说不出的美。”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巴金先生发表了第一部以西湖为背景的短篇小说《苏堤》。关于这篇短篇小说，巴老后来在他的一篇散文《西湖》中专门提到：“苏堤曾经给我留下深的印象，五十年前我度过一个难忘的月夜，后来发表了一篇关于苏堤的小说。”
　　一九三六年四月，巴金先生与友人陆蠡、丽尼等同游西湖，在湖上泛舟时，他们一起商定了分头翻译屠格涅夫“六大长篇”的计划，这一宏伟的计划后来得以实现，屠格涅夫的这些作品译出后陆续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至今仍为最有影响力的一套屠格涅夫中文译本。
　　一九三七年约六月，巴金送师陀、卞之琳出游雁荡山，同至杭州。分别的前一天，三个人在天香楼吃饭，点的菜单都是著名的杭帮菜：鱼头豆腐、龙井虾仁、东坡肉、西湖醋鱼……
　　新中国成立以后，巴金先生造访杭州的次数更加频繁，居住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西湖的的文气文脉，由此也更加厚重丰盈。去烟霞洞为师复扫墓，到白乐桥和方令孺大姐畅聊；在灵隐创作之家和夏衍先生会晤，登葛岭山与黄源老弟叙旧……
　　南山路的大华饭店，杨公堤的花港招待所，六公园对面的华侨饭店，巴金先生的足迹遍布西湖周边的角角落落，可以说他有一半的生命和西湖息息相关。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有幸认识巴金先生并聆听他的教诲至今，我一直有意识地寻觅巴金先生在西湖留下的踪迹，追踪巴金先生和那一代文人大师共同融注进西湖里的文气文脉。我一直心存一个愿望，想写一本《巴金与西湖》的书，假如我能由此写出西湖的风骨和文脉，那么，我和西湖与生俱来的情感，或许就有了一个寄托和安放的地方。
　　我将为此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