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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打”工作开展以来，通过不断的行动及总结，已经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工作机制
一年前，一位从事外经贸工作的资深人士在以中国为第二大贸易国的阿根廷调查时发现，当地人公认为“假冒伪劣商品集中地”的一个著名小商品城，几乎就是浙江人的天下。
“整个大卖场上千个摊位，通常都被整排承包，一个家族的人都在那里售假。一款奢侈品牌女士围巾，市场价折合5000多元人民币，高仿品卖400元人民币。”上述人士对《瞭望东方周刊》提到在阿根廷的所见所闻时，忍不住摇头苦笑。
而在国内，假货更加触手可及。
“我还专门网购过一块售价600元的欧米伽手表作研究，内外包装真假难辨，就连说明书都有英文、法文、阿拉伯文等好几个语种。”上述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随着电子商务、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侵权假冒正在变得更加隱蔽、手段更加“高明”，流通范围也更加广泛，这给以工商、质检、公安三部门为主体的传统打假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
新形势下，新的机制也应运而生。
2011年，为加强对保护知识产权和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的统筹协调，国务院成立了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商务部。同时，各地也设立了相应的“双打”机构。
由此，中国形成了全国上下一体、部门协作配合、地方联合行动的打假工作格局。
一场国家层面的“打假总动员”由此开启。
“双打”工作开展以来，通过不断的行动及总结，已经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工作机制。
“这套机制令保护知识产权和打击假冒伪劣工作的合力大大增强，中国创新和消费环境不断改善，获得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双打办”）副主任柴海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2015年伦敦召开的知识产权犯罪国际执法大会上，中国“双打办”的代表应邀作了专题发言，介绍情况。会上，国际刑警组织评价中国的“双打”机制“非常先进，成果显著”。
29个部委的“联合参谋部”
“双打”领导小组的29个部委的成员阵容可谓豪华，涉及到所有实物及虚拟产品的制造及销售全链条——其中包括海关、工商、质检、新闻出版广电、食药、文化、农业、林业、知识产权等9个行政执法部门，公检法3个刑事司法部门，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等12个综合与行业管理部门，及中宣部等5个法制宣传部门。
通过工作例会制度、重点推进制度、督察督办制度、统计通报制度及绩效考核制度，领导小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作机制。
柴海涛将“双打办”形象地比喻为“军队的联合参谋部”，“我们本身不办案子，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全国领导小组的决策意图，协调各部门、指挥各省市开展工作。”
以车用燃油专项整治行动为例，由“双打办”牵头，各部门在抓好各自环节的情况下有效地形成了合力，织就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细密网络：
质监部门抓生产源头治理，重点抓好调和油问题;
商务部门严格经营资质管理，对加油站的购销台账、油品来源情况、证书有效期限及基础设施是否符合有关规范等加强检查;
工商部门强化市场监管，重点查看加油站点证照是否齐全并在有效期内、油品进货来源是否合法、是否存在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等;
环保部门控制机动车尾气排放，严格实施储油库、汽油运输、加油站大气污染排放系列标准，无害化处理假劣车用燃油;
税务部门重点查处成品油生产企业通过变换油品名称、改变换算比例、减少计税数量等手段，将高税率油品变更为低税率油品或非应税油品出售进而偷逃消费税的行为（其中，海南省国税部门查处海南华塑石化有限公司购进免税和完税石脑油未进行加工就直接销售骗税的案件，涉案金额达3.98亿元）;
公安部门则加大刑事打击力度，侦破22起案件，抓捕犯罪嫌疑人35人（其中，重庆市公安局及质监部门则协同破获了利用废弃机油勾兑生产假劣柴油大案，查封大型储油罐和搅拌罐14个，查明累计销售假冒伪劣柴油2.6万吨，涉案金额1.56亿元）。
在此次市场整顿中，行政执法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23万多人次，作出行政处罚近2000件，查缴假劣车用燃油1500多吨。
“这其中，每个地区、每个部门的努力都非常关键，必不可少。”柴海涛强调。
在“双打”领导小组的指挥下，近3年来，全国共组织开展了150多次专项行动，累计查办违法犯罪案件107.7万件，起诉6.3万件，判决7.8万人。
其中，2016年，全国共查办违法犯罪案件18.9万件，抓获犯罪嫌疑人2.2万人，生效判决1.8万人。
“双打”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对此评价为：“双打动真格的，成绩不小。”
要比犯罪分子进化得更快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深度介入，侵权假冒模式不断演变，呈现出区域分布碎片化、产销分工精细化、物流支付信息化、违法行为组织化的趋势和跨区域、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运作特点。
“互联网打破了区域和国别界限，电子商务虚拟化、碎片化，传统的分段监管、属地查处的‘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监管方式，已经很难有效发挥作用。”柴海涛告诉本刊记者。
比如，在网络侵权售假方面，不法分子故意将生产、仓储、销售、发货地分离，进而逃避打击，明显超出了单个部门、单个地区的职责范围。而信息流、资金流、交易结算等在网上进行，零部件、生产组装、物流在线下开展，执法监管难度很大。此外，网上经营主体数量迅速增加，监管任务日趋繁重，而对虚假交易、微商售假等新事物又缺乏有力的监管措施。 为了应对这种新形势，公安部突出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完善和升级统一指挥、情报导侦、合成作战，推出了“集群战役”的新战术。
2016年，浙江温州和台州的市场监管部门接到群众举报，称在某QQ群发现有人联系销售假冒保健品和化妆品，在介入之后，通过政企大数据合作渠道，结合售假网店的注册、发货、退货、资金流等渠道信息追根溯源。
最后发现：在浙江销售的这批假冒伪劣商品批发自黑龙江的哈尔滨;而货物的生产环节是在河南平顶山;商品的原料供应商在广州;成品包装和储运则是在汕头。
“社交软件做前端联络、订货发货才进入电商交易环节，而生产、包装、库存、销售整个链条跨地区协作，这个案件违法犯罪的新手法，几乎包含了当前‘双打’工作面临的所有新元素。”柴海涛总结称。
如果像以前一样，案件止于浙江的监管部门查获、处罚假冒伪劣商品的线上销售商，其上游的制造商、原材料供应商等整个制假链条几乎不会受到任何动摇，假货依然会在线上、线下的其他渠道流通销售。
而在该案件中，公安部发动“集群战役”，会同各地工商、质检等部门同步收网，一举摧毁了纵横南北跨多省市的制假售假产业链。尽管这个案件中网上售假金额只有几十万元，但落地破获的案件金额达上千万元，铲除黑窝点20多个。
2016年7月，公安部组织了一场打击涉烟经济犯罪行动，26个省市区161个城市协同作战，上游瞄准造假设备烟机、原辅材料，中游咬住制造、加工包装窝点，下游紧盯微商、网店、论坛、贴吧等销售渠道，一举捣毁黑窝点339个，设备35台，假烟总值7.6亿元，创近年之最。
柴海涛认为，“集群战役充分发挥了信息化、大数据精准打击的优势，威力惊人。”
阻止假货“走出去”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在输出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产品的同时，也输出了一批假冒伪劣商品。
为维护“中国制造”的海外形象，打击进出口领域侵权假冒违法行为，“双打办”2015年起组织开展了一场名为“清风”的打假行动。
2016年，海关总署加强了非洲、中东和拉美等地区重点航线的监控和精准打击，查获侵权商品3073万件，案值近1.5亿元;国家质检总局2016年以输往非洲、中东的商品为重点，检验3.2万批次，查处不合格商品1000余批次，不合格率较上年明显下降。
同时，质检总局还开展了出口商品质量提升行动，加大对重点国别出口货物装运前检验，查处不合格商品数百批、假冒伪劣商品十几万件，这个数字较2015年有了明显下降。
2016年，宁波公安、海关破获的假农药案查扣假农药20多吨，假冒杜邦和瑞士先正达商标60多万件，查扣了7条生产线。此案中的犯罪分子成立了多家化工厂仿冒系列农药产品，以氨基酸等产品报关出口老挝、柬埔寨、泰国，假冒商标货标分离另行出口，还在柬埔寨成立了加工厂贴牌分装，销往周边国家。
中国驻外大使馆经商机构也积极投入到这场行动中，利用中国参加的国际展会机会，大力宣传“清风”行动，与当地执法部门加强协调沟通，共同打击侵权假冒行为，通过网站和当地主流媒体，广泛宣传中国制造的正面形象，对诋毁“中国制造”现象进行主动交涉。
地方也围绕“清风”行动开展了一系列专项行动。以江苏省为例，其“出口品牌提升”专项行动，确定升级了315个出口名牌的宣传扶持计划，并对重点国家出口的“厂货”，在重点口岸敏感商品进行目录外抽检，当地公安部门还在“洋河”、“波司登”、“好孩子”等品牌企业设立了驻企经侦警务室1638家。
中国的“清风”行动获得了相关国家的一致肯定。
2015年，希腊出口中国的一种猕猴桃在中国被贴牌仿制，“双打办”接到这条线索后立即行动，情况很快得到了遏制。
希腊外交部负责中国事物的官员盛赞中国的行动力，说这样的效率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塞浦路斯商工部也表示，中国的“清风”行动体现了大国担当。
打假需要“组合拳”
2016年，“双打办”在长三角、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泛珠三角地区的18个省（市区）开展了试点，探索建立区域间信息共享、线索通报、证据转移、案件协查等机制，并推出了信息公开制度。
“也就是说，所有打击侵权假冒的行政执法部门在对案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20个工作日以内要主动向全社会公开，目的就是让犯罪分子在全社会曝光。很多违法人员不怕罚款就怕曝光，信息公开还是很有威慑力的。”柴海涛说。
2017年“双打办”将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与国家发改委一起，联合30个部门推出“联合惩戒”机制，让违法行为、失信行为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某个行政执法部门处罚了你的侵权假冒行为，或者你在侵犯知识产权方面出现了严重失信行为，那么交通部门会限制你坐飞机和软卧，你在注册公司的时候工商部门会给予负面评价，银行监管部门限制你的资金流动，等等。”柴海涛解释道。
此外，“双打”工作的统一领导和协调机制，有力推進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实现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无缝对接，防止两者脱节，这是发挥中国执法体制优势的关键。目前，全国打击侵权假冒“两法衔接”的信息平台的基础建设工程已经基本完成。
“过去海关只能了解海关的，工商只了解流通环节市场的，质检只了解生产厂家的，现在通过这个平台，省与省，部门与部门之间连起来，实现案件信息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共享，这将大大增强打击合力。”柴海涛介绍。
截至2016年底，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建成了“两法衔接”平台，28个省级平台实现了与中央平台的对接，录入案件信息34万件。公安机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公安受理行政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占案件总数的比例，较2013年提高了5个多百分点。
在浙江大学刑法研究所执行所长高艳东看来，类似的打假“组合拳”思路还应该扩展到整个产业链上的共同犯罪方。
“一个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的厂家受罚，连带其零部件供应商甚至物流运输商都会被计入不诚信档案，并受到相应‘联合惩戒’的处罚，将来自然不会再有人敢跟他做生意。”他说。
一年前，一位从事外经贸工作的资深人士在以中国为第二大贸易国的阿根廷调查时发现，当地人公认为“假冒伪劣商品集中地”的一个著名小商品城，几乎就是浙江人的天下。
“整个大卖场上千个摊位，通常都被整排承包，一个家族的人都在那里售假。一款奢侈品牌女士围巾，市场价折合5000多元人民币，高仿品卖400元人民币。”上述人士对《瞭望东方周刊》提到在阿根廷的所见所闻时，忍不住摇头苦笑。
而在国内，假货更加触手可及。
“我还专门网购过一块售价600元的欧米伽手表作研究，内外包装真假难辨，就连说明书都有英文、法文、阿拉伯文等好几个语种。”上述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随着电子商务、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侵权假冒正在变得更加隱蔽、手段更加“高明”，流通范围也更加广泛，这给以工商、质检、公安三部门为主体的传统打假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
新形势下，新的机制也应运而生。
2011年，为加强对保护知识产权和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的统筹协调，国务院成立了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商务部。同时，各地也设立了相应的“双打”机构。
由此，中国形成了全国上下一体、部门协作配合、地方联合行动的打假工作格局。
一场国家层面的“打假总动员”由此开启。
“双打”工作开展以来，通过不断的行动及总结，已经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工作机制。
“这套机制令保护知识产权和打击假冒伪劣工作的合力大大增强，中国创新和消费环境不断改善，获得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双打办”）副主任柴海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2015年伦敦召开的知识产权犯罪国际执法大会上，中国“双打办”的代表应邀作了专题发言，介绍情况。会上，国际刑警组织评价中国的“双打”机制“非常先进，成果显著”。
29个部委的“联合参谋部”
“双打”领导小组的29个部委的成员阵容可谓豪华，涉及到所有实物及虚拟产品的制造及销售全链条——其中包括海关、工商、质检、新闻出版广电、食药、文化、农业、林业、知识产权等9个行政执法部门，公检法3个刑事司法部门，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等12个综合与行业管理部门，及中宣部等5个法制宣传部门。
通过工作例会制度、重点推进制度、督察督办制度、统计通报制度及绩效考核制度，领导小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作机制。
柴海涛将“双打办”形象地比喻为“军队的联合参谋部”，“我们本身不办案子，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全国领导小组的决策意图，协调各部门、指挥各省市开展工作。”
以车用燃油专项整治行动为例，由“双打办”牵头，各部门在抓好各自环节的情况下有效地形成了合力，织就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细密网络：
质监部门抓生产源头治理，重点抓好调和油问题;
商务部门严格经营资质管理，对加油站的购销台账、油品来源情况、证书有效期限及基础设施是否符合有关规范等加强检查;
工商部门强化市场监管，重点查看加油站点证照是否齐全并在有效期内、油品进货来源是否合法、是否存在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等;
环保部门控制机动车尾气排放，严格实施储油库、汽油运输、加油站大气污染排放系列标准，无害化处理假劣车用燃油;
税务部门重点查处成品油生产企业通过变换油品名称、改变换算比例、减少计税数量等手段，将高税率油品变更为低税率油品或非应税油品出售进而偷逃消费税的行为（其中，海南省国税部门查处海南华塑石化有限公司购进免税和完税石脑油未进行加工就直接销售骗税的案件，涉案金额达3.98亿元）;
公安部门则加大刑事打击力度，侦破22起案件，抓捕犯罪嫌疑人35人（其中，重庆市公安局及质监部门则协同破获了利用废弃机油勾兑生产假劣柴油大案，查封大型储油罐和搅拌罐14个，查明累计销售假冒伪劣柴油2.6万吨，涉案金额1.56亿元）。
在此次市场整顿中，行政执法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23万多人次，作出行政处罚近2000件，查缴假劣车用燃油1500多吨。
“这其中，每个地区、每个部门的努力都非常关键，必不可少。”柴海涛强调。
在“双打”领导小组的指挥下，近3年来，全国共组织开展了150多次专项行动，累计查办违法犯罪案件107.7万件，起诉6.3万件，判决7.8万人。
其中，2016年，全国共查办违法犯罪案件18.9万件，抓获犯罪嫌疑人2.2万人，生效判决1.8万人。
“双打”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对此评价为：“双打动真格的，成绩不小。”
要比犯罪分子进化得更快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深度介入，侵权假冒模式不断演变，呈现出区域分布碎片化、产销分工精细化、物流支付信息化、违法行为组织化的趋势和跨区域、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运作特点。
“互联网打破了区域和国别界限，电子商务虚拟化、碎片化，传统的分段监管、属地查处的‘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监管方式，已经很难有效发挥作用。”柴海涛告诉本刊记者。
比如，在网络侵权售假方面，不法分子故意将生产、仓储、销售、发货地分离，进而逃避打击，明显超出了单个部门、单个地区的职责范围。而信息流、资金流、交易结算等在网上进行，零部件、生产组装、物流在线下开展，执法监管难度很大。此外，网上经营主体数量迅速增加，监管任务日趋繁重，而对虚假交易、微商售假等新事物又缺乏有力的监管措施。 为了应对这种新形势，公安部突出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完善和升级统一指挥、情报导侦、合成作战，推出了“集群战役”的新战术。
2016年，浙江温州和台州的市场监管部门接到群众举报，称在某QQ群发现有人联系销售假冒保健品和化妆品，在介入之后，通过政企大数据合作渠道，结合售假网店的注册、发货、退货、资金流等渠道信息追根溯源。
最后发现：在浙江销售的这批假冒伪劣商品批发自黑龙江的哈尔滨;而货物的生产环节是在河南平顶山;商品的原料供应商在广州;成品包装和储运则是在汕头。
“社交软件做前端联络、订货发货才进入电商交易环节，而生产、包装、库存、销售整个链条跨地区协作，这个案件违法犯罪的新手法，几乎包含了当前‘双打’工作面临的所有新元素。”柴海涛总结称。
如果像以前一样，案件止于浙江的监管部门查获、处罚假冒伪劣商品的线上销售商，其上游的制造商、原材料供应商等整个制假链条几乎不会受到任何动摇，假货依然会在线上、线下的其他渠道流通销售。
而在该案件中，公安部发动“集群战役”，会同各地工商、质检等部门同步收网，一举摧毁了纵横南北跨多省市的制假售假产业链。尽管这个案件中网上售假金额只有几十万元，但落地破获的案件金额达上千万元，铲除黑窝点20多个。
2016年7月，公安部组织了一场打击涉烟经济犯罪行动，26个省市区161个城市协同作战，上游瞄准造假设备烟机、原辅材料，中游咬住制造、加工包装窝点，下游紧盯微商、网店、论坛、贴吧等销售渠道，一举捣毁黑窝点339个，设备35台，假烟总值7.6亿元，创近年之最。
柴海涛认为，“集群战役充分发挥了信息化、大数据精准打击的优势，威力惊人。”
阻止假货“走出去”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在输出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产品的同时，也输出了一批假冒伪劣商品。
为维护“中国制造”的海外形象，打击进出口领域侵权假冒违法行为，“双打办”2015年起组织开展了一场名为“清风”的打假行动。
2016年，海关总署加强了非洲、中东和拉美等地区重点航线的监控和精准打击，查获侵权商品3073万件，案值近1.5亿元;国家质检总局2016年以输往非洲、中东的商品为重点，检验3.2万批次，查处不合格商品1000余批次，不合格率较上年明显下降。
同时，质检总局还开展了出口商品质量提升行动，加大对重点国别出口货物装运前检验，查处不合格商品数百批、假冒伪劣商品十几万件，这个数字较2015年有了明显下降。
2016年，宁波公安、海关破获的假农药案查扣假农药20多吨，假冒杜邦和瑞士先正达商标60多万件，查扣了7条生产线。此案中的犯罪分子成立了多家化工厂仿冒系列农药产品，以氨基酸等产品报关出口老挝、柬埔寨、泰国，假冒商标货标分离另行出口，还在柬埔寨成立了加工厂贴牌分装，销往周边国家。
中国驻外大使馆经商机构也积极投入到这场行动中，利用中国参加的国际展会机会，大力宣传“清风”行动，与当地执法部门加强协调沟通，共同打击侵权假冒行为，通过网站和当地主流媒体，广泛宣传中国制造的正面形象，对诋毁“中国制造”现象进行主动交涉。
地方也围绕“清风”行动开展了一系列专项行动。以江苏省为例，其“出口品牌提升”专项行动，确定升级了315个出口名牌的宣传扶持计划，并对重点国家出口的“厂货”，在重点口岸敏感商品进行目录外抽检，当地公安部门还在“洋河”、“波司登”、“好孩子”等品牌企业设立了驻企经侦警务室1638家。
中国的“清风”行动获得了相关国家的一致肯定。
2015年，希腊出口中国的一种猕猴桃在中国被贴牌仿制，“双打办”接到这条线索后立即行动，情况很快得到了遏制。
希腊外交部负责中国事物的官员盛赞中国的行动力，说这样的效率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塞浦路斯商工部也表示，中国的“清风”行动体现了大国担当。
打假需要“组合拳”
2016年，“双打办”在长三角、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泛珠三角地区的18个省（市区）开展了试点，探索建立区域间信息共享、线索通报、证据转移、案件协查等机制，并推出了信息公开制度。
“也就是说，所有打击侵权假冒的行政执法部门在对案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20个工作日以内要主动向全社会公开，目的就是让犯罪分子在全社会曝光。很多违法人员不怕罚款就怕曝光，信息公开还是很有威慑力的。”柴海涛说。
2017年“双打办”将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与国家发改委一起，联合30个部门推出“联合惩戒”机制，让违法行为、失信行为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某个行政执法部门处罚了你的侵权假冒行为，或者你在侵犯知识产权方面出现了严重失信行为，那么交通部门会限制你坐飞机和软卧，你在注册公司的时候工商部门会给予负面评价，银行监管部门限制你的资金流动，等等。”柴海涛解释道。
此外，“双打”工作的统一领导和协调机制，有力推進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实现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无缝对接，防止两者脱节，这是发挥中国执法体制优势的关键。目前，全国打击侵权假冒“两法衔接”的信息平台的基础建设工程已经基本完成。
“过去海关只能了解海关的，工商只了解流通环节市场的，质检只了解生产厂家的，现在通过这个平台，省与省，部门与部门之间连起来，实现案件信息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共享，这将大大增强打击合力。”柴海涛介绍。
截至2016年底，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建成了“两法衔接”平台，28个省级平台实现了与中央平台的对接，录入案件信息34万件。公安机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公安受理行政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占案件总数的比例，较2013年提高了5个多百分点。
在浙江大学刑法研究所执行所长高艳东看来，类似的打假“组合拳”思路还应该扩展到整个产业链上的共同犯罪方。
“一个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的厂家受罚，连带其零部件供应商甚至物流运输商都会被计入不诚信档案，并受到相应‘联合惩戒’的处罚，将来自然不会再有人敢跟他做生意。”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