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曲折
　　几个星期前，一位波兰神父来吃饭。克里斯神父（Father Chris）是所谓的“白人神父”，他是撒哈拉大沙漠深处寥寥无几的天主教传教士之一。偶尔，他会到首都阿尔及尔来会会朋友、聊聊天。
　　吃着中餐外卖，我们问他，在绿洲城镇盖尔达伊（Ghardaia）过去这一年过得怎么样？克里斯神父承认，能有机会换换口味、不用再吃“中东小米”（couscous）了，感觉很好。他说，日子还好。人们很善良，有时候会到小小的传教士寓所来喝茶、聊天。但是，去年圣诞节期间，遇到了很多麻烦。起因是克莱特修女（Sister Colette）。
　　克莱特修女和其他几位修女一起，住在大沙漠的更深处阿德拉（Adrar）。圣诞前夜，克里斯神父赶了600公里的路，前往那里的一座教堂主持弥撒。他和修女们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一个星期，新年夜挥手告别。
　　克莱特修女年逾七旬，但依然生气勃勃。她送克里斯神父去乘公车，虽然身体略有不适，但坚持要给神父提行李。转天，克里斯神父回到家中，接到一个电话，得知克莱特修女当天早晨去世了。克莱特的修女姐妹们立刻开始四处打听买棺材，安排将她的遗体送回盖尔达伊的天主教公墓下葬。但是，穆斯林人下葬不用棺材，修女们用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一位愿意做棺材的木匠。
　　买钉棺材盖的钉子，用了更长的时间。
　　然后，运棺材的急救车引起了更多延误。为什么要用急救车呢？因为，这是仅有的能拉棺材的车型。急救车中途被迫返回阿德拉，原因是装错了遗体！
　　转天，木匠来了，坚持要把棺材要回去，因为他需要木材。
　　克里斯神父说，听到这些事，他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最后，修女们总算谈妥价钱，留下棺材。但是，等待仍然没有就此结束。
　　克莱特修女是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安葬一个外国人，需要准备大量的书面材料。
　　最后，克莱特修女总算安葬在盖尔达伊了。她的丧事几乎和生前的经历一样，变化多端、丰富多彩。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包含着今日阿尔及利亚面临的所有的矛盾。
　　各种矛盾
　　此地到处是令人寸步难行的官僚主义。在阿尔及利亚想去游泳，你必须出示体检合格证书，血型证书，护照。所有文本均须翻译成阿拉伯语，由市长亲自签字、盖章，同时，还要提交8张照片。
　　但是，克莱特修女的故事也凸现，在这个国家，动动脑筋、见机行事，大多时候，还是能办成事的。
　　16年前，在血腥的内战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七名西多会（Cistercian）教士在泰伯利亚（Tiberine）被谋杀，据说，凶手是民兵。但是，也正是在阿尔及利亚，两年前，常年失修的“非洲圣母圣殿”（Basilica of Notre Dame d’Afrique）重新开放。圣殿内的神坛上写着，“非洲圣女，为我们祈祷吧。”
　　那场内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一地区动荡的先奏——的暴力给阿尔及利亚人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但是，这也是一个迫切希望变革的国家。阿尔及利亚的领导人都已经年过古稀了，50年前阿尔及利亚摆脱法国统治获得独立时就已经是成年人了。
　　这是一个被困在过去的国家。学校中，孩子们仍然用粉笔在石板上写字，银行仍然用吱嘎作响的充气传送带在大楼内运钱。
　　但是，这也是一个不断挑战、出新的国家。最近一次议会选举中，女性当选议员的数量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位居首位。女议员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议会不得不连夜修建新的洗手间。在这以前，整个议会大厦内仅有一个女性洗手间。
　　这也是一个仍在继续寻找自己身份认同的国家。阿拉伯语是官方语言，但是，在法国殖民统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阿拉伯语。报纸、书籍和电视节目都是用正式的古典阿拉伯语，大多数人连说都很费劲。因此，他们使用自行凑出来的另版阿拉伯语，其中包含大量法语、西班牙语和柏柏尔语（在阿尔及利亚首都以东居住地非阿拉伯人社区使用的语言）的成分。
　　克里斯神父站起身来准备离开。转天一大早，他需要坐公车赶回盖尔达伊。
　　克里斯神父说，路很远，有的是时间琢磨这个高深莫测的国家……
　　（编辑/唐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