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文学而结识的朋友不少，但我与夏志清先生的一段文学因缘，却特殊而又悠久，前后算算竟有半个多世纪了。
　　
　　对青年作家少说重话
　　 我在台大念书的时期，便从业师夏济安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上读到夏志清先生的文章。两位夏先生可以说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文学启蒙老师。
　　 1963年我到美国念书，暑假到纽约，遂有机会去拜访夏志清先生，同行的有同班同学欧阳子、陈若曦等人。因为我们都是夏先生兄长济安先生的学生，同时又是一群对文学特别爱好、开始从事创作的青年，我们在台大创办的《现代文学》杂志，夏先生亦是知晓的，所以他对我们特别亲切，分外热心。他領了我们一伙去哈德逊河坐游船，夏先生那天的兴致特别高，笑话一直没有停过。
　　 我在爱荷华大学毕业后，到加州大学教书，这段期间，我开始撰写《台北人》与《纽约客》系列短篇小说，同时也开始与夏先生通信往来，几乎我每写完一篇小说登在《现代文学》上后，总会在信上与他讨论一番。夏先生私下与人相处，非常随和，爱开玩笑，有时候兴奋起来，竟会“口不择言”，但他治学严谨却是出了名的。
　　 夏先生对已成名的作家，评判标准相当严苛，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鲁迅、巴金等人丝毫不假辞色，可是他对刚起步的青年作家却小心翼翼，很少说重话，以免打击他们的信心。那段期间我与夏先生在文学创作上互相交流，是我们两人交往最愉快的时光，每次收到他那一封封字体小而密的信，总是一阵喜悦，阅读再三。我的小说，他看得非常仔细，而且常常有我意料不到的看法。《纽约客》系列他比较喜欢《谪仙记》，他认为结尾那一段李彤自杀，消息传来，她那些朋友们的反应，压抑的悲哀，写得节制而达到应有的效果。后来他把《谪仙记》收入他编的那本《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英文是我自己译的，经过夏先生精心润饰，其中也选了张爱玲的《金锁记》，这本选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当时有不少美国大学当作教科书。
　　 1969年夏先生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长文《白先勇论（上）》评论我的小说，这篇文章发表在《现代文学》12月第39期上。那时我只写了25篇短篇小说，《台北人》系列才完成7篇。夏先生这篇论文，对我的小说评价起了很大的肯定作用。
　　
　　推荐信帮我渡过难关
　　 1965年我从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拿到艺术硕士学位。
　　 这种学位以创作为主，止于硕士。当时我的选择有两个：我可以继续攻读博士，循着一般当教授的途径。在美国念文学博士起码要花四五年的功夫，我那时急着要写自己的小说，不愿意花那么大的工夫去苦读研究别人的作品，而且好像写小说的人，很少有念博士学位的。另一个选择就是找份工作，一面写作。正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东方语文系有一个讲师空缺，教授中国语文，我去申请得以录取，夏先生的推荐函起到很大的作用。以夏先生在美国汉学界的地位，他的推荐当然有一定的分量。
　　 后来，在我长期的教书生涯中，每逢升等的关键时刻，夏先生都会大力推荐，呵护备至。因为我没有博士学位，在美国大学升等，十分不容易，我很幸运凭着创作及教学，一直升到正教授退休，夏先生一封封强而有力的推荐信，的确帮我渡过不少难关。
　　 虽然我长年在美国西岸加州大学教书，但我也有机会常到东岸，尤其是纽约探望亲友、开会演讲。每次到纽约，我一定会去拜访夏先生。夏先生好客，我去了，他总会约好住在纽约我的老同学、老朋友丛甦、庄信正等人一同到他喜欢的几家中国饭馆共进晚餐。去世前一天还吃了我送的梨。
　　 2012年11月间我因出版父亲的传记《父亲与民国》，纽约世界日报及华人作家协会，邀我到纽约演讲，同时苏州昆剧院也应邀到纽约演出青春版《牡丹亭》的精华折子。我在法拉盛演讲，听众有六七百人，夏先生与夏太太也去参加。青春版《牡丹亭》折子戏上演，我请了一批朋友去看，当然还有夏先生夏太太。那天的戏男女主角俞玖林、沈丰英演得特别卖力，尤其是俞玖林的《拾画》分外出彩，半个钟头的独角戏挥洒自如，夏先生坐在我身旁兴奋地指着台上叫了起来：那个男的怎么演得那么好！
　　 看完戏第二天，夏先生、夏太太请我吃饭，庄信正夫妇俩也参加了，还有夏先生的妹妹。我们在附近一家有名的法国餐馆吃龙虾大餐，那次夏先生的精神气色都特别好。
　　 夏先生病后已不便于行，需坐轮椅，那晚吃完饭，夏太太用轮椅推着夏先生回家，我看见夏太太努力地推着轮椅过马路，在秋风瑟瑟中两老互相扶持，相依为命，我心中不禁一阵悯然，深深被他们感动。
　　 2013年12月29日夏先生过世，噩耗传来台北，我打电话到纽约给夏太太，她说夏先生走得很平静，前一天28号还吃了我送过去的皇家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