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新锐导演

　　王晓振用镜头对准婚姻生活，捕捉创作者跳脱日常的出神时刻。影片不断地在真实和虚构之间切换，人物在自身和他者之间跳转，多重戏剧性模糊了创作和现实的边界，迈出了危险而惊人的一步。而这也是真实生活里王晓振和电影之间的关系——创作不仅来源于生活，还始终在场。《情诗》是丈夫送给妻子的情诗，也是创作者自我反思的现场。

王晓振

　　1989年生于山东潍坊。2013年处女作《田园将芜》获得第10届中国独立影像展“首作奖”，2020年第二部长片《情诗》获得第14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剧情长片奖”。两部电影均为自编自导，独立制作，并和妻子周青共同主演。
　　我准备出门接他们，提了一嘴表哥也在。周青一听就生气了，“怎么还来一个呢？”周青是个脾气很直接的人，她不会忍着，她所有情绪都必须马上流露出来。她的语气词，包括她的表情都非常准确地传递出一个信念：我不想让他们来。
　　“这样是不是太混蛋了，而且他们都已经到小区门口了。”我对周青说。以前上学的时候，我经常去我舅家吃饭，他非常照顾我。人家来投靠，我肯定得帮忙。
　　这时候，房间里就转变成另外一种情绪。我觉得周青做事太过分，周青觉着我误解她，眼里全是泪，天塌地陷了一样。实际上这是我俩性格差异的问题，我后来反思，她只是需要表达一下她的情绪，当我真把亲戚弄来了之后，她还是会非常开心地照顾他们，她是这样的人。
　　但我俩就呛在这句话了，吵得越来越激烈。我爸就在旁边，我舅他们还在门口等着，我很着急，还好面子，就像这边得紧急救人，外面还有一炸弹要引爆。周青一直跟我僵持着，她是不会在这个时候示弱的。她说，行，你跟我吵，那咱看谁能耗得起。
　　这时我舅已经在门口等了10分钟，按理来说我接到电话一两分钟就能过去。
　　我气急败坏，一绷不住，我就把茶几掀了，茶碗、杯子碎了一地，还有一个40厘米高、插着绿植的白花瓶。那个花瓶里的水很久没换了，洒了一地，非常臭，整个客厅里一时间全是臭味。
　　就这样又僵持了几分钟。
　　家里—地狼藉，但无论如何我得出门去接他们了，只能把情绪强行压下去。一见面，我跟我舅说，“我跟周青刚吵架了，但不是因为你们啊。”你不补一句，人家会想是不是因为我们来了，你补了，又此地无银三百两。
　　领到家里后，我舅和我哥坐在沙发上，局促不安，不知道说点儿什么好。我爸在一旁打扫一地的茶碗，所有人都很尴尬，屋里还非常臭，场面显得更滑稽了。我只好提议，正好都没吃饭，我带你们出去吃饭吧。
　　起身出门的那一刻，我舅小声对我表哥说，“把行李拿上吧。”那是一个红色塑料纤维包，放在旮旯里，和碎掉的花瓶留下的气味一样显眼。
　　就这么一句话，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舅一个快六十岁的乡下人，但他不是看不明白，他很敏感的，他能看出来他打扰到我们了。
　　我当时一边阻止他，一邊觉得这个场景要是拍下来，放在电影里多好啊。
　　这一幕就发生在我们从FIRST青年电影展回来后不久。
　　就像《情诗》所展示的那样，我生活中经常会抽离出来，家里也放着摄像机。一个正常人的现实生活，你高兴的时候，就应该很高兴。你难受的时候，就应该很难受，但是你突然有一个创作视角，你就会在一个本来所有人都应该很难受的状态里，突然变成了一个局外人，你会觉得我傻，我回头把它做成一个电影的场景应该很不错。
　　在没有能力找投资的时候，没有能力天马行空虚构的时候，你只能从自己的生活里挖掘素材。卡佛说，“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他给了我一种方法论，后来这形成了一种创作习惯。
　　我不确定这个东西是好还是坏，但它肯定会影响生活。能够很心安地创作，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最好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