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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碑，又称孔祭酒碑，是著名的昭陵唐碑之一。贞观二十二年一六四八一，于志宁一字仲谧一撰。碑文正书，三十五行，行七十六字，凡二千五百余字，额篆书阳文十六字。原立于陕西省礼泉县烟霞乡袁家村孔颖达墓前，现藏于昭陵博物馆。自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始，历代金石学者多有著录考证。故宫博物院收藏一《孔颖达碑》拓本，存八百余字，为碑之上半。第一行『右庶子』下『银』字，及后之『颖达字冲远』下『冀』字皆未损，系典型明代拓本。此本经明徐淮、邵弥、清施何牧、杨宾、云矫一待考一诸家递藏，后入清内府，贮藏于紫禁城建福宫内延春阁，嘉庆《石渠宝笈·三编》著录，属流传有序之本。一九二〇年代初期，该本流散出宫沦落民间，或是宫内人员监守自盗所为，却因此幸免毁于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七日的建福宫火灾，可谓不幸之万幸。该本后经清朝遗老宝熙从中周旋，最终为民国时期北京著名碑帖收藏家朱翼盦先生以八百五十元高价购藏。一九五二年，朱氏哲嗣朱家济、家濂、家源、家溍兄弟四人秉承遗志，由翼盦先生夫人张慧祗女士率领，举所藏全部碑帖七百余种一千余件无偿捐赠，化私为公，泽被后人，经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调拨，悉数人故宫博物院保藏，此本《孔颖达碑》亦在其中，即所谓『二进宫』者。《孔颖达碑》的历代著录与考证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欧阳棐《集古录目》，赵明诚《金石录》，黄伯思《东观余论》，陈思《宝刻丛编》，赵均《金石林时地考》，赵崡《石墨镌华》，于奕正《天下金石志》，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林侗《来斋金石刻考略》，李光英《观妙斋藏金石文字考略》，严长明《西安府志》，毕沅《关中金石记》，朱枫《雍州金石记》，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王昶《金石萃编》，孙星衍、邢澍《寰宇访碑录》，鲁泉《汉唐存碑跋》，洪颐煊《平津读碑续记》，王志沂《关中汉唐存碑跋》，梁章钜《过苍金石书画跋》，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朱士端《宜禄堂收藏金石记》，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郑业敩《独笑斋金石文考残稿》，罗振玉《昭陵碑录》，武树善《陕西金石志》，宋伯鲁等《续修陕西通志稿》，方若《校碑随笔》，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杨震方《碑帖叙录》，张彦生《善本碑帖录》，马子云、施安昌《碑帖鉴定》均著录考证。兹撷取前贤著述精华，略表一二：
（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
唐孔颖达碑（贞观二十二年）
右《孔颖达碑》，于志宁撰。其文磨灭，然尚可读。今以其可见者质于《唐书》列传，传所阙者，不载颖达卒时年寿，其与魏郑公奉耢共修《隋书》亦不著。又其字不同，传云字仲达，碑云字冲远。碑字多残阀，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传之缪不疑。以冲远为仲达，以此知文字转易失其真者，何可胜数？幸而因余集录所得，以正其讹舛者，亦不为少也。乃知余家所藏，非徒玩好而已，其益岂不博哉！一集本无此六字一治平元年端午日书。（右真迹）
（宋）欧阳棐《集古录目》：
唐赠太常卿孔颍达碑
唐太子左庶子于志宁撰。不著书人名氏。颕达字冲远，冀州衡水人。官至太子左庶子国子祭酒，封曲阜公，谥日宪。碑以贞观二十一年立。
（宋）赵明诚《金石录》：
唐孔颖达碑
右唐孔颖达碑，于志宁撰。世传虞永兴书。据碑云颖达卒于贞观二十二年，时世南之亡久矣。然验其笔法，盖当时善书者规摹世南之书而为者也。
（宋）黄伯思《东观余论》：
孔祭酒碑世传虞永兴书者，非也。冲远之没乃后伯施十年，岂非当时学永兴法书者耶，然笔势道媚，亦自可珍。
（明）赵崡《石墨镌华》：
唐祭酒孔颕达碑
此碑于志宁撰，不著书者名氏，其书全习虞永兴而结法稍疏，自非中唐以后人所办。黄长春亦云，世传为永兴书，非也。祭酒殁后永兴十年，乃学永兴法者书也。碑半没土中，据《集古录》已谓磨灭，而摘其与史传不同者，传字仲达，碑字冲远，碑与魏郑公同修《隋书》而传不著，传又不著颍达卒时年寿，今碑字冲远与修《隋书》事尚如新，年寿字半泐隐隐可读，云贞观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薨，春秋七十有五。然则欧公所有碑与今碑略同，数百年间岂无剥蚀之灾，且昭陵诸碑多不可读，而孔公碑独尚如此，或公有功于六经而鬼神呵护之耶。
（清）叶奕苞《金石录补》：
孔颍达碑螭首嵌空处，有至正四年三月顾游特看此碑墨书十四字。赵崡子函云，在泥土中，拂拭之如新。子函见时，为万历戊午，溯至正甲申，已二百七十五年，而墨书无恙，斯足奇也。
（清）朱枫《雍州金石记》：
国子监祭酒孔颖单碑 于志宁撰 正书
今在醴泉县北二十里古村昭陵南十里。碑首篆书大唐故国子监祭酒曲阜宪公之碑铭十六字。碑已磨泐，可识者仅二百馀字。《集古录》云，字冲远及与郑公修《隋书》，至今刻识。《石墨镌华》所云，贞观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薨，春秋七十有五，已不可识矣。明苟好善作《醴泉志》云，孔颖达碑，存字千，时崇祯十一年也。相去百馀年，顿失八九。好古者所宜亟为保护者也。按《金石文字记》孔颖达碑作贞观十六年，《集古录》云二十二年，与《石墨镌华》合，宜从《集古》。
（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
右曲阜宪公孔颖达碑。新旧书本传并云字仲达，宰相世系表则云字冲远。碑虽曼惠一漫漶一而冲远字特分明。表所书三代名讳官阶尽与碑合。汲古阁本脱颖达一格，监本初不误也。颖达长子名志元，碑与表同而传但作志，盖宋人避讳去下一字。然传讳而表不讳，它传于元字亦多不避，当时史官非一手，无素定之例故也。
（清）王昶《金石萃编》：
按此碑文凡二千五百馀字，《集古录》已云字多残缺，《石墨镌华》犹及见薨年月及春秋七十有五，今已尽灭。然则《雍州金石记》云可识者仅二百馀字。今所见本尚存一千六百馀字，何多寡之数若此，岂摹拓人工拙悬殊耶。碑但有撰人无书人，亦无立碑年月。碑书撰文者于志宁，题衔云礼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上柱国黎阳口开国公。于志宁字仲谧，撰人书名及字，与蜀王师盖府君碑同，然彼碑云字处谧，此云仲谧。旧唐书传不著字，新书传及宰相世系表皆云字仲谧，与此碑同，则当从仲谧为是也。黎阳下阀一字是县字。旧唐书于志宁传，贞观三年加授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累封黎阳公，十四年兼太子詹事，明年以母尤解，高宗为皇太子，复授太子左庶子迁侍中，永徽元年加光禄大夫，进封燕国公。此碑尚是黎阳县公，则即贞观二十二年葬时所立。新书传云，晋王为皇太子，复拜左庶子，迁侍中加光禄大夫，进封燕国公。晋王为皇太子乃贞观十七年事，而此碑在二十二年犹题黎阳，则新书传为晰也。又碑题礼部尚书，两唐书皆不载，亦略也。旧唐书传云，孔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人也。祖硕后魏南台丞，父安齐青州法曹参军。颖达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时炀帝征诸郡儒官集于东都，令国子秘书学士与之论难，颖达为最。时颖达少年，而先辈宿儒耻为之屈，潜遣刺客图之。礼部尚书杨元感舍之于家，由是获免，补太学助教。太宗平王世充，引为秦府文学馆学士。武德九年，擢授国子博士。贞观初，封曲阜县男，转给事中。六年累除国子司业，岁余，迁太子右庶子，仍兼国子司业，与魏征撰成《隋史》，加位散骑常侍。十一年又与朝贤修定《五礼》，进爵为子。庶人承乾另撰《孝经义疏》，太宗以颖达在东宫数有匡诔，与左庶子于志宁各赐黄金一斤，绢百匹。十二年拜国子祭酒，仍侍讲东宫。十四年，太宗幸国学，观《释奠》，命颖达讲《孝经上释奠颂》，手诏褒美。与诸儒受诏撰定《五经义训》凡一百八十卷，名日《五经正义》附国子监施行。十七年以年老致仕。十八年图形于凌烟阁。二十二年卒。陪葬昭陵，赠太常卿，谥日宪。新书传同，后附子志，终司业。志予惠元，与为司业，累擢太子谕德，三世司业，时人美之，此皆可与碑参校补闳也。颖达撰《五经正义》自序称，《周易》十四卷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马嘉运、守太学助教赵乾叶等对共参议详其可否，至十六年奉耢与前修疏人及给事郎守四门博士上骑都尉苏德融等对耢，使赵宏智覆更详审为之。《尚书》二十卷与朝散大夫兴太学博士王德韶、前四门助教李子云等谨共铨叙，至十六年又奉勅与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门博士骁骑尉朱长才、苏德融、登仕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随德素、儒椿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王士雄等对耢，使赵宏智覆更详审为之。《毛诗》四十卷，与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门博士齐威等对共讨论，辨详得失，至十六年又奉勅与前修疏人及赵乾叶、登仕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贾普曜等对勅，使赵宏智覆更详正。《札记》七十卷，与中散大夫守国子司业朱子奢、国子助教李善信、守太学博士贾公彦、兴太常博士柳士宣、魏王东阁祭酒范义頵、魏王参军事张权等对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勅与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赵君赞、王士雄等对耢，使赵宏智覆更详审为之。《春秋》三十六卷，与朝请大夫国予博士谷那律、四门博士杨士勋、朱长才等对共参定，至十六年又奉耢与前修疏人及马嘉运、王德韶、苏德融、随德素等对勅，使赵宏智覆更详审为之。据《新唐书，艺文志》《五经正义》《周礼》十六一北误旧书十四卷与序同一卷，国子监祭酒孔颖达、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谈、于志宁等奉诏撰。苏德融、赵宏智覆审。《尚书》二十卷，孔颖达与王德韶、李子云等撰，朱长才、苏德融、随德素、王士雄、赵宏智覆审。太尉扬州都督长孙无忌、司空李劫、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吏部尚书侍中高季辅、吏部尚书褚遂良、中书令柳夷、宏文馆学士谷那律、刘伯庄、太学博士贾公彦、范义頵、齐威、太常博士柳士宣、孔志约、四门博士赵君赞、右内率府长史宏文馆直学士薛伯珍、国子助教史士宏、太学助教郑祖元、周元达、四门助教李元植、王真儒与王德韶、随德素等刊定。《毛诗》四十卷，孔颖达、王德韶、齐威等撰。赵乾叶、贾普曜、赵宏智等覆正。《札记》七十卷，孔颖达、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颓、张权等撰，与周元达、赵君赞、王士雄、赵宏智覆审。《春秋》三十六（旧书误作三十七）卷，孔颖达、杨士勋、朱长才撰，马嘉运、王德韶、苏德荣与随德素覆审。此《五经正义》新唐书所载刊定姓名与自序详略不同，盖其精审如此，故能独有千古。而碑于此事，文既简略，复多缺泐，因详记于此。《唐书》宰相世系表，下博孔氏出自关内侯福七世孙郁后，汉冀州刺史生扬，下博亭侯子孙因居焉，七世孙灵龟，后魏国子博士生硕，后魏治书侍御史硕生安，齐青州法曹参军，硕与安即颖达之祖、父也，颖达子志元、志约、志亮，志元子惠元，惠元子立言、奋言。新书传惟有志元一人而已，但著志字。碑则志元已泐，然潜研犹及见之。颖达薨于贞观二十二年、年七十五。推其生在北齐后主武平五年，炀帝大业初年仅二十余，传故云颖达少年先辈宿儒耻为之屈也。碑云薨于万口县平康里第，县名阀一字，以臆度之，当是雍州京兆郡之万年县也。传称上释奠颂手诏褒美。今碑中节取其文约三百余字，惜阙泐难卒读也，碑书灰烬作灰尽，省文也。閥阅作伐阅，借用字。又墓上又一石题：唐国子祭酒孔公墓八字。隶书石高三尺六寸，字径八寸，无年月。当是后人所题附记于此。 （清）朱士端《宜禄堂收藏金石记》：
唐国子祭酒孔颖达碑
……士端按：碑云撰《五经义疏》，《五经正义》是石刻之可证者。
（清）洪颐煊《平津馆读碑记》：
曲阜宪公孔颍达碑贞观二十二年
右曲阜宪公孔达碑，在醴泉县。碑已残泐，可辨字无几。以《新唐书》本传考之，官阶俱与碑合，唯碑称贞观四年，加员外散骑常侍口太子中允，本传不载。奉敉口撰《五经义疏》，本传作《义训》。
（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
司徒鄂国公孔颖达碑贞观廿二年六月十八日。《萃编》载卷四十七。
拓本仅得半截。先就所见补之。
《孔颖达碑》的历史价值主要表现在史料文献上的补缺正谬。特别是当一碑云字冲远b与一传云字仲达b产生矛盾时，研究者凭藉碑刻一名字特完b而以为是。进而指出『以冲远为仲达』是古籍文献『文字转易失其真』不可避免的讹舛。前文中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唐孔颖达碑》对此已有精辟阐释，为历代奉为经典。裘锡圭、孙钦善先生编著《中国古文献学文选》时，将欧公此则题跋文字选人其中，在充分肯定欧公考证结论的同时，亦再次印证了《孔颖达碑》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关于《孔颖达碑》的艺术价值，因无书者姓名而颇多周折。虽然笔势道媚，几近虞世南，但鉴于『颖达卒于贞观二十二年，时世南之亡久矣』的不争事实，后人多认同宋赵明诚《金石录》所谓『盖当时善书者规摹世南之书而为者也』的观点。其书法『专学《庙堂碑》，得其挺秀而体势修长，往往得六书遗意』，『行笔虽视《庙堂》稍疏，而发笔处及波荣皆具见墨彩』，虽非出自虞世南之手，却不失其应有的艺术价值，『亦自可珍』。所以，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国家文物局公布全国第一批书法艺术名碑九十四方，《孔颖达碑》名列其中也就不足为奇了。作为隋末唐初最受推崇的书法家，世人渴望多保留一些虞世南书迹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诚如翁方纲所云：『盖自《庙堂碑》石既亡追蠡，遂专属此碑也，亦见唐世书道人皆知二王正脉，必以永兴为轨则也，后来《开成石经》《嘉祐石经》皆师此碑笔法为之，而永兴笔髓无若此碑得之最真，盖以《庙堂》《昭仁》合为之，亦因以知《昭仁》信是虞也。今《庙堂》原本既不可见，得此想像遗意，尚可与王节度本参合微茫一顾亭林跋《庙堂碑》云：「及之为反，重刻之误。」予向疑顾氏说未然，按其文义亦非「及」字也，今观是碑「反」字，始知其出自《庙堂》，益见顾说之不足据矣。一是由永兴问津二王，所必由之坦途，而今日遂为希有之迹矣。』翁方纲尝于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春得『吴门陆孝廉谨庭所赠』，『拓本尚可见一千三百六十余字』，同年夏又得『钱君待庵自陕寄新拓本，可辨者凡二千三百五十九字。』翁氏『梦想是碑三十年』，一朝得见『若望层台之缓步者，平林散朗间偶一遇梯桄也。』谛审之余，长跋累累，条分缕析，详加考证。甚至矫枉过正，对该碑为『于志宁撰』也提出了质疑，并以此作为『书亦效虞者所书』的旁证：
于志宁名位年齿不能居颖达之前，且万无自撰文而自称黎阳公之理，且系衔自称字，尤碑法所无，以此论之，则是碑之文或是尊志宁者代为撰也。文既尊于者所撰，书亦效虞者所书，而黄长叡、赵德父皆言世传永兴书，则沿称为虞，其来已久。
果是如此的话，《孔颖达碑》岂不是真成了无撰人、无书者、无立碑年月的『三无』碑了。但翁方纲的这一观点并未得到学界的认同，王昶在《金石萃编》中就未予引录，且言『于志宁字仲谧，撰人书名及字，与蜀王师盖府君碑同，然彼碑云字处谧，此云仲谧。旧唐书传不著字，新书传及宰相世系表皆云字仲谧，与此碑同，则当从仲谧为是也。』乃是对翁氏『且系衔自称字，尤碑法所无』质疑的有力回应。
另，一九七四年秋，昭陵文物管理所筹建昭陵碑林时，把散处在昭陵陵园内各陪葬墓前的碑石集中起来，在搬迁孔颖达碑时，发现了碑座铆口两侧刻有字迹，右侧二十二字，左侧十八字。这些『被压、被埋没了一千三百五十六年唐代工匠留下的四十个试刀的刻字，真一二十八字一、草、篆均有，更是难得一见，乃是原汁原味的唐人真迹、唐人风采。』『反映了唐代镌碑刻字匠工们具有的书法水平，是难得的唐代下层人的书法作品，又是研究书法艺术至为宝贵的资料。』因此，孔颖达碑也就成为了集同一时期一唐初一官方书法一虞派风格一与民间书法（刻工风格）为一身的罕见唐碑。
故宫旧藏《孔颖达碑》拓本
乾嘉以降，《孔颖达碑》的著录研究多集中在拓本版本考据上，由于该碑损坏时间较早、较甚，所以记载流传的善本碑拓数量很少，屈指可数。
（清）方若《校碑随笔》：
国子祭酒孔颖达碑
正书，三十五行，行七十六字。有额，篆书，阳文十六字。在陕西醴泉。贞观二十二年。
昭陵诸碑之一。昭陵碑旧拓多止上截，不仅此碑有然也。此碑旧拓第一行右庶子下银字，与后行字冲远下一冀字皆完好者，虽只上截，较王氏金石萃编所录多二百六十馀字。曾见宋拓八百余字，残缺可采者尚三百馀字。王兰泉精拓本约四百馀字，较近拓则多百许字矣。萃编云千五百馀字者盖指全碑拓本言也。又草编所录振力声旧拓明明振声又作近口随口下将谓等字，旧拓明明近至隋运将终。
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
孔颖达碑
传世墨本以故宫藏临川李氏旧藏宋拓本为最。此外赵声伯藏本、上海博物馆藏吴县吴氏本，皆元、明间拓本。稍旧拓本，文内五行『大小之岳』之『大』字稍损能辨，后即泐损尽。
周季木云：『宋拓八百馀字本，旧藏谢氏契兰堂，庚子为赵声伯所得，近为日人以三千金收去，真海内孤本也。』
按：此石今尚在陕西，并非孤本，惟近拓存字不多耳。除赵声伯本外，临川李氏藏一本，存一千七百馀字，乃宋拓佳本，胜赵本多矣。
临川李氏藏本：商务印书馆曾影印。
赵声伯本：神州国光社有珂罗版印本。有正书局有石印本。
日本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辑入者乃旧拓本。 通过对朱翼盦先生《欧斋藏碑帖目录》的梳理，可知朱先生在对碑帖藏品进行著录时，一般包括名称、刻石年代、书者姓名、拓本时代、早先藏家、自题自署、开数、计件、来源、购价等若干项。故宫马玥佳先生曾撰写《朱翼盦先生与厂肆碑帖》一文，对朱先生碑帖收藏的来源与购价有过详尽的统计分析，可资参考。此外，诸如名称、刻石年代、书者姓名、拓本时代、早先藏家、自题自署、开数、计件等项，属客观显性信息，而价格、来源则属主观隐性信息，朱翼盦先生既然皆予以记载，也就无所忌讳。但像此本这样，明明是购买却不说明来源，就颇耐人寻味了，或是一时疏漏，或是另有隐情。
《宋拓孔祭酒碑》于一九二〇年代为朱翼盦先生购藏，虽未注明来源，但通过分析可知当与宝熙有关，仅钤印不题跋就充分体现了藏家的谨慎小心。无独有偶，同样来源不明者还有朱翼盦先生收藏的另一件清官旧藏《宋拓汝帖》，『购价六百元』，是其所购三十四件刻帖（均价143.76元）中最贵的，这与该本亦为《石渠宝笈·三编》著录不无关系，其上朱先生题跋、钤印皆无，更是讳莫如深。这些归根结底可能还是与来源问题有关。朱翼盦先生的碑帖藏品主要是通过购买获得的，因为先生为人厚道出价公道，碑估也愿意与他打交道，每每遇到好的碑帖总是先予他看。据《欧斋藏碑帖目录》和《欧斋石墨题跋》记载，北京琉璃厂、地安门、东四等处的古玩店是朱翼盒先生经常光顾的地方。朱翼盒先生能够收得诸多善本碑帖，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得益于这种近水楼台的便利。其中『地安门』又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地区。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曾提道：『庄士敦师傅曾告诉我，他住的地安门街上，新开了许多家古玩铺。听说有的是太监开的，有的是内务府官员或者官员的亲戚开的……』
朱翼盦先生生前曾与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有约，愿将其所藏全部碑帖归诸国家博物院中，冀以永久保藏，不致散失。但不久先生弃世，卢沟桥事变起，京津沦陷，此约未能实现。一九五二年，先生哲嗣朱家济、家濂、家源、家潘兄弟四人秉承遗志，由翼盒先生夫人张慧祗女士率领，举所藏全部碑帖七百余种一千余件无偿捐赠，经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调拨，悉数人故宫博物院保藏。此《宋拓孔颖达碑》亦在其中，谓之『二进宫』者。
余论
较之乾隆九年（一七四四）编纂完成的《石渠宝笈·初编》只收入一件碑帖，即《唐怀仁集王圣教序》一卷，未注明拓本年代，仅是著录于『列朝人书画·书卷次等·养心殿』之『晋王羲之《破羌帖》』法书之后；嘉庆二十一年一一八一六一成书的《石渠宝笈-三编》不仅收入的碑帖数量已有大幅增加，而且继承了《石渠宝笈·续编》的体例，将碑帖列为『摹刻法帖』，辟为专门目录，还进一步考证鉴别，对收入拓本的时代予以确定。这说明宫廷已愈发重视历代刻帖的价值。在与此同时的六十余年间，也正是金石考据学逐渐发展成为乾嘉显学的时期，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考据学对清内府收藏书画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金石学的影响却远未达到人们的预期。虽然在民间是『碑学』的兴起，但是于宫廷仍然是『帖学』的延续，二者似乎并未有明显的交集，这一局面直到清末才有所改变。
此《宋拓孔祭酒碑》，《石渠宝笈·三编》著录所定拓本时代『宋拓』，乃是源白杨宾的题跋；『虽剥蚀居多，而风神无损，抑且纸墨甚旧，其为宋拓何疑？』并无更为细致严谨的考证考据。故宫马子云先生依据校碑考据，对此本乃是『明中期拓本』的鉴定意见是相对准确的，朱翼盦先生一九二〇年代以八百五十元购藏的民国初年碑帖市场价格，也再次验证了这一点，而深谙此遭的宝熙『题跋称其为宋拓本，是因为此碑原藏内廷，有意抬高之。』所以，对于《石渠宝笈》著录藏品，我们即不能因出身皇家而盲目迷信，亦不可因某些讹误而妄加菲薄。应当以客观公允的态度，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毕竟我们现在要比古人占有更丰富的资料，研究条件也远远优于前人。如此这般，将是对《石渠宝笈》著录藏品特别是『二进宫』者有益的补充和完善，亦是我们坚持个案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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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
唐孔颖达碑（贞观二十二年）
右《孔颖达碑》，于志宁撰。其文磨灭，然尚可读。今以其可见者质于《唐书》列传，传所阙者，不载颖达卒时年寿，其与魏郑公奉耢共修《隋书》亦不著。又其字不同，传云字仲达，碑云字冲远。碑字多残阀，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传之缪不疑。以冲远为仲达，以此知文字转易失其真者，何可胜数？幸而因余集录所得，以正其讹舛者，亦不为少也。乃知余家所藏，非徒玩好而已，其益岂不博哉！一集本无此六字一治平元年端午日书。（右真迹）
（宋）欧阳棐《集古录目》：
唐赠太常卿孔颍达碑
唐太子左庶子于志宁撰。不著书人名氏。颕达字冲远，冀州衡水人。官至太子左庶子国子祭酒，封曲阜公，谥日宪。碑以贞观二十一年立。
（宋）赵明诚《金石录》：
唐孔颖达碑
右唐孔颖达碑，于志宁撰。世传虞永兴书。据碑云颖达卒于贞观二十二年，时世南之亡久矣。然验其笔法，盖当时善书者规摹世南之书而为者也。
（宋）黄伯思《东观余论》：
孔祭酒碑世传虞永兴书者，非也。冲远之没乃后伯施十年，岂非当时学永兴法书者耶，然笔势道媚，亦自可珍。
（明）赵崡《石墨镌华》：
唐祭酒孔颕达碑
此碑于志宁撰，不著书者名氏，其书全习虞永兴而结法稍疏，自非中唐以后人所办。黄长春亦云，世传为永兴书，非也。祭酒殁后永兴十年，乃学永兴法者书也。碑半没土中，据《集古录》已谓磨灭，而摘其与史传不同者，传字仲达，碑字冲远，碑与魏郑公同修《隋书》而传不著，传又不著颍达卒时年寿，今碑字冲远与修《隋书》事尚如新，年寿字半泐隐隐可读，云贞观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薨，春秋七十有五。然则欧公所有碑与今碑略同，数百年间岂无剥蚀之灾，且昭陵诸碑多不可读，而孔公碑独尚如此，或公有功于六经而鬼神呵护之耶。
（清）叶奕苞《金石录补》：
孔颍达碑螭首嵌空处，有至正四年三月顾游特看此碑墨书十四字。赵崡子函云，在泥土中，拂拭之如新。子函见时，为万历戊午，溯至正甲申，已二百七十五年，而墨书无恙，斯足奇也。
（清）朱枫《雍州金石记》：
国子监祭酒孔颖单碑 于志宁撰 正书
今在醴泉县北二十里古村昭陵南十里。碑首篆书大唐故国子监祭酒曲阜宪公之碑铭十六字。碑已磨泐，可识者仅二百馀字。《集古录》云，字冲远及与郑公修《隋书》，至今刻识。《石墨镌华》所云，贞观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薨，春秋七十有五，已不可识矣。明苟好善作《醴泉志》云，孔颖达碑，存字千，时崇祯十一年也。相去百馀年，顿失八九。好古者所宜亟为保护者也。按《金石文字记》孔颖达碑作贞观十六年，《集古录》云二十二年，与《石墨镌华》合，宜从《集古》。
（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
右曲阜宪公孔颖达碑。新旧书本传并云字仲达，宰相世系表则云字冲远。碑虽曼惠一漫漶一而冲远字特分明。表所书三代名讳官阶尽与碑合。汲古阁本脱颖达一格，监本初不误也。颖达长子名志元，碑与表同而传但作志，盖宋人避讳去下一字。然传讳而表不讳，它传于元字亦多不避，当时史官非一手，无素定之例故也。
（清）王昶《金石萃编》：
按此碑文凡二千五百馀字，《集古录》已云字多残缺，《石墨镌华》犹及见薨年月及春秋七十有五，今已尽灭。然则《雍州金石记》云可识者仅二百馀字。今所见本尚存一千六百馀字，何多寡之数若此，岂摹拓人工拙悬殊耶。碑但有撰人无书人，亦无立碑年月。碑书撰文者于志宁，题衔云礼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上柱国黎阳口开国公。于志宁字仲谧，撰人书名及字，与蜀王师盖府君碑同，然彼碑云字处谧，此云仲谧。旧唐书传不著字，新书传及宰相世系表皆云字仲谧，与此碑同，则当从仲谧为是也。黎阳下阀一字是县字。旧唐书于志宁传，贞观三年加授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累封黎阳公，十四年兼太子詹事，明年以母尤解，高宗为皇太子，复授太子左庶子迁侍中，永徽元年加光禄大夫，进封燕国公。此碑尚是黎阳县公，则即贞观二十二年葬时所立。新书传云，晋王为皇太子，复拜左庶子，迁侍中加光禄大夫，进封燕国公。晋王为皇太子乃贞观十七年事，而此碑在二十二年犹题黎阳，则新书传为晰也。又碑题礼部尚书，两唐书皆不载，亦略也。旧唐书传云，孔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人也。祖硕后魏南台丞，父安齐青州法曹参军。颖达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时炀帝征诸郡儒官集于东都，令国子秘书学士与之论难，颖达为最。时颖达少年，而先辈宿儒耻为之屈，潜遣刺客图之。礼部尚书杨元感舍之于家，由是获免，补太学助教。太宗平王世充，引为秦府文学馆学士。武德九年，擢授国子博士。贞观初，封曲阜县男，转给事中。六年累除国子司业，岁余，迁太子右庶子，仍兼国子司业，与魏征撰成《隋史》，加位散骑常侍。十一年又与朝贤修定《五礼》，进爵为子。庶人承乾另撰《孝经义疏》，太宗以颖达在东宫数有匡诔，与左庶子于志宁各赐黄金一斤，绢百匹。十二年拜国子祭酒，仍侍讲东宫。十四年，太宗幸国学，观《释奠》，命颖达讲《孝经上释奠颂》，手诏褒美。与诸儒受诏撰定《五经义训》凡一百八十卷，名日《五经正义》附国子监施行。十七年以年老致仕。十八年图形于凌烟阁。二十二年卒。陪葬昭陵，赠太常卿，谥日宪。新书传同，后附子志，终司业。志予惠元，与为司业，累擢太子谕德，三世司业，时人美之，此皆可与碑参校补闳也。颖达撰《五经正义》自序称，《周易》十四卷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马嘉运、守太学助教赵乾叶等对共参议详其可否，至十六年奉耢与前修疏人及给事郎守四门博士上骑都尉苏德融等对耢，使赵宏智覆更详审为之。《尚书》二十卷与朝散大夫兴太学博士王德韶、前四门助教李子云等谨共铨叙，至十六年又奉勅与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门博士骁骑尉朱长才、苏德融、登仕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随德素、儒椿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王士雄等对耢，使赵宏智覆更详审为之。《毛诗》四十卷，与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门博士齐威等对共讨论，辨详得失，至十六年又奉勅与前修疏人及赵乾叶、登仕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贾普曜等对勅，使赵宏智覆更详正。《札记》七十卷，与中散大夫守国子司业朱子奢、国子助教李善信、守太学博士贾公彦、兴太常博士柳士宣、魏王东阁祭酒范义頵、魏王参军事张权等对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勅与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赵君赞、王士雄等对耢，使赵宏智覆更详审为之。《春秋》三十六卷，与朝请大夫国予博士谷那律、四门博士杨士勋、朱长才等对共参定，至十六年又奉耢与前修疏人及马嘉运、王德韶、苏德融、随德素等对勅，使赵宏智覆更详审为之。据《新唐书，艺文志》《五经正义》《周礼》十六一北误旧书十四卷与序同一卷，国子监祭酒孔颖达、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谈、于志宁等奉诏撰。苏德融、赵宏智覆审。《尚书》二十卷，孔颖达与王德韶、李子云等撰，朱长才、苏德融、随德素、王士雄、赵宏智覆审。太尉扬州都督长孙无忌、司空李劫、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吏部尚书侍中高季辅、吏部尚书褚遂良、中书令柳夷、宏文馆学士谷那律、刘伯庄、太学博士贾公彦、范义頵、齐威、太常博士柳士宣、孔志约、四门博士赵君赞、右内率府长史宏文馆直学士薛伯珍、国子助教史士宏、太学助教郑祖元、周元达、四门助教李元植、王真儒与王德韶、随德素等刊定。《毛诗》四十卷，孔颖达、王德韶、齐威等撰。赵乾叶、贾普曜、赵宏智等覆正。《札记》七十卷，孔颖达、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颓、张权等撰，与周元达、赵君赞、王士雄、赵宏智覆审。《春秋》三十六（旧书误作三十七）卷，孔颖达、杨士勋、朱长才撰，马嘉运、王德韶、苏德荣与随德素覆审。此《五经正义》新唐书所载刊定姓名与自序详略不同，盖其精审如此，故能独有千古。而碑于此事，文既简略，复多缺泐，因详记于此。《唐书》宰相世系表，下博孔氏出自关内侯福七世孙郁后，汉冀州刺史生扬，下博亭侯子孙因居焉，七世孙灵龟，后魏国子博士生硕，后魏治书侍御史硕生安，齐青州法曹参军，硕与安即颖达之祖、父也，颖达子志元、志约、志亮，志元子惠元，惠元子立言、奋言。新书传惟有志元一人而已，但著志字。碑则志元已泐，然潜研犹及见之。颖达薨于贞观二十二年、年七十五。推其生在北齐后主武平五年，炀帝大业初年仅二十余，传故云颖达少年先辈宿儒耻为之屈也。碑云薨于万口县平康里第，县名阀一字，以臆度之，当是雍州京兆郡之万年县也。传称上释奠颂手诏褒美。今碑中节取其文约三百余字，惜阙泐难卒读也，碑书灰烬作灰尽，省文也。閥阅作伐阅，借用字。又墓上又一石题：唐国子祭酒孔公墓八字。隶书石高三尺六寸，字径八寸，无年月。当是后人所题附记于此。 （清）朱士端《宜禄堂收藏金石记》：
唐国子祭酒孔颖达碑
……士端按：碑云撰《五经义疏》，《五经正义》是石刻之可证者。
（清）洪颐煊《平津馆读碑记》：
曲阜宪公孔颍达碑贞观二十二年
右曲阜宪公孔达碑，在醴泉县。碑已残泐，可辨字无几。以《新唐书》本传考之，官阶俱与碑合，唯碑称贞观四年，加员外散骑常侍口太子中允，本传不载。奉敉口撰《五经义疏》，本传作《义训》。
（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
司徒鄂国公孔颖达碑贞观廿二年六月十八日。《萃编》载卷四十七。
拓本仅得半截。先就所见补之。
《孔颖达碑》的历史价值主要表现在史料文献上的补缺正谬。特别是当一碑云字冲远b与一传云字仲达b产生矛盾时，研究者凭藉碑刻一名字特完b而以为是。进而指出『以冲远为仲达』是古籍文献『文字转易失其真』不可避免的讹舛。前文中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唐孔颖达碑》对此已有精辟阐释，为历代奉为经典。裘锡圭、孙钦善先生编著《中国古文献学文选》时，将欧公此则题跋文字选人其中，在充分肯定欧公考证结论的同时，亦再次印证了《孔颖达碑》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关于《孔颖达碑》的艺术价值，因无书者姓名而颇多周折。虽然笔势道媚，几近虞世南，但鉴于『颖达卒于贞观二十二年，时世南之亡久矣』的不争事实，后人多认同宋赵明诚《金石录》所谓『盖当时善书者规摹世南之书而为者也』的观点。其书法『专学《庙堂碑》，得其挺秀而体势修长，往往得六书遗意』，『行笔虽视《庙堂》稍疏，而发笔处及波荣皆具见墨彩』，虽非出自虞世南之手，却不失其应有的艺术价值，『亦自可珍』。所以，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国家文物局公布全国第一批书法艺术名碑九十四方，《孔颖达碑》名列其中也就不足为奇了。作为隋末唐初最受推崇的书法家，世人渴望多保留一些虞世南书迹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诚如翁方纲所云：『盖自《庙堂碑》石既亡追蠡，遂专属此碑也，亦见唐世书道人皆知二王正脉，必以永兴为轨则也，后来《开成石经》《嘉祐石经》皆师此碑笔法为之，而永兴笔髓无若此碑得之最真，盖以《庙堂》《昭仁》合为之，亦因以知《昭仁》信是虞也。今《庙堂》原本既不可见，得此想像遗意，尚可与王节度本参合微茫一顾亭林跋《庙堂碑》云：「及之为反，重刻之误。」予向疑顾氏说未然，按其文义亦非「及」字也，今观是碑「反」字，始知其出自《庙堂》，益见顾说之不足据矣。一是由永兴问津二王，所必由之坦途，而今日遂为希有之迹矣。』翁方纲尝于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春得『吴门陆孝廉谨庭所赠』，『拓本尚可见一千三百六十余字』，同年夏又得『钱君待庵自陕寄新拓本，可辨者凡二千三百五十九字。』翁氏『梦想是碑三十年』，一朝得见『若望层台之缓步者，平林散朗间偶一遇梯桄也。』谛审之余，长跋累累，条分缕析，详加考证。甚至矫枉过正，对该碑为『于志宁撰』也提出了质疑，并以此作为『书亦效虞者所书』的旁证：
于志宁名位年齿不能居颖达之前，且万无自撰文而自称黎阳公之理，且系衔自称字，尤碑法所无，以此论之，则是碑之文或是尊志宁者代为撰也。文既尊于者所撰，书亦效虞者所书，而黄长叡、赵德父皆言世传永兴书，则沿称为虞，其来已久。
果是如此的话，《孔颖达碑》岂不是真成了无撰人、无书者、无立碑年月的『三无』碑了。但翁方纲的这一观点并未得到学界的认同，王昶在《金石萃编》中就未予引录，且言『于志宁字仲谧，撰人书名及字，与蜀王师盖府君碑同，然彼碑云字处谧，此云仲谧。旧唐书传不著字，新书传及宰相世系表皆云字仲谧，与此碑同，则当从仲谧为是也。』乃是对翁氏『且系衔自称字，尤碑法所无』质疑的有力回应。
另，一九七四年秋，昭陵文物管理所筹建昭陵碑林时，把散处在昭陵陵园内各陪葬墓前的碑石集中起来，在搬迁孔颖达碑时，发现了碑座铆口两侧刻有字迹，右侧二十二字，左侧十八字。这些『被压、被埋没了一千三百五十六年唐代工匠留下的四十个试刀的刻字，真一二十八字一、草、篆均有，更是难得一见，乃是原汁原味的唐人真迹、唐人风采。』『反映了唐代镌碑刻字匠工们具有的书法水平，是难得的唐代下层人的书法作品，又是研究书法艺术至为宝贵的资料。』因此，孔颖达碑也就成为了集同一时期一唐初一官方书法一虞派风格一与民间书法（刻工风格）为一身的罕见唐碑。
故宫旧藏《孔颖达碑》拓本
乾嘉以降，《孔颖达碑》的著录研究多集中在拓本版本考据上，由于该碑损坏时间较早、较甚，所以记载流传的善本碑拓数量很少，屈指可数。
（清）方若《校碑随笔》：
国子祭酒孔颖达碑
正书，三十五行，行七十六字。有额，篆书，阳文十六字。在陕西醴泉。贞观二十二年。
昭陵诸碑之一。昭陵碑旧拓多止上截，不仅此碑有然也。此碑旧拓第一行右庶子下银字，与后行字冲远下一冀字皆完好者，虽只上截，较王氏金石萃编所录多二百六十馀字。曾见宋拓八百余字，残缺可采者尚三百馀字。王兰泉精拓本约四百馀字，较近拓则多百许字矣。萃编云千五百馀字者盖指全碑拓本言也。又草编所录振力声旧拓明明振声又作近口随口下将谓等字，旧拓明明近至隋运将终。
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
孔颖达碑
传世墨本以故宫藏临川李氏旧藏宋拓本为最。此外赵声伯藏本、上海博物馆藏吴县吴氏本，皆元、明间拓本。稍旧拓本，文内五行『大小之岳』之『大』字稍损能辨，后即泐损尽。
周季木云：『宋拓八百馀字本，旧藏谢氏契兰堂，庚子为赵声伯所得，近为日人以三千金收去，真海内孤本也。』
按：此石今尚在陕西，并非孤本，惟近拓存字不多耳。除赵声伯本外，临川李氏藏一本，存一千七百馀字，乃宋拓佳本，胜赵本多矣。
临川李氏藏本：商务印书馆曾影印。
赵声伯本：神州国光社有珂罗版印本。有正书局有石印本。
日本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辑入者乃旧拓本。 通过对朱翼盦先生《欧斋藏碑帖目录》的梳理，可知朱先生在对碑帖藏品进行著录时，一般包括名称、刻石年代、书者姓名、拓本时代、早先藏家、自题自署、开数、计件、来源、购价等若干项。故宫马玥佳先生曾撰写《朱翼盦先生与厂肆碑帖》一文，对朱先生碑帖收藏的来源与购价有过详尽的统计分析，可资参考。此外，诸如名称、刻石年代、书者姓名、拓本时代、早先藏家、自题自署、开数、计件等项，属客观显性信息，而价格、来源则属主观隐性信息，朱翼盦先生既然皆予以记载，也就无所忌讳。但像此本这样，明明是购买却不说明来源，就颇耐人寻味了，或是一时疏漏，或是另有隐情。
《宋拓孔祭酒碑》于一九二〇年代为朱翼盦先生购藏，虽未注明来源，但通过分析可知当与宝熙有关，仅钤印不题跋就充分体现了藏家的谨慎小心。无独有偶，同样来源不明者还有朱翼盦先生收藏的另一件清官旧藏《宋拓汝帖》，『购价六百元』，是其所购三十四件刻帖（均价143.76元）中最贵的，这与该本亦为《石渠宝笈·三编》著录不无关系，其上朱先生题跋、钤印皆无，更是讳莫如深。这些归根结底可能还是与来源问题有关。朱翼盦先生的碑帖藏品主要是通过购买获得的，因为先生为人厚道出价公道，碑估也愿意与他打交道，每每遇到好的碑帖总是先予他看。据《欧斋藏碑帖目录》和《欧斋石墨题跋》记载，北京琉璃厂、地安门、东四等处的古玩店是朱翼盒先生经常光顾的地方。朱翼盒先生能够收得诸多善本碑帖，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得益于这种近水楼台的便利。其中『地安门』又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地区。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曾提道：『庄士敦师傅曾告诉我，他住的地安门街上，新开了许多家古玩铺。听说有的是太监开的，有的是内务府官员或者官员的亲戚开的……』
朱翼盦先生生前曾与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有约，愿将其所藏全部碑帖归诸国家博物院中，冀以永久保藏，不致散失。但不久先生弃世，卢沟桥事变起，京津沦陷，此约未能实现。一九五二年，先生哲嗣朱家济、家濂、家源、家潘兄弟四人秉承遗志，由翼盒先生夫人张慧祗女士率领，举所藏全部碑帖七百余种一千余件无偿捐赠，经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调拨，悉数人故宫博物院保藏。此《宋拓孔颖达碑》亦在其中，谓之『二进宫』者。
余论
较之乾隆九年（一七四四）编纂完成的《石渠宝笈·初编》只收入一件碑帖，即《唐怀仁集王圣教序》一卷，未注明拓本年代，仅是著录于『列朝人书画·书卷次等·养心殿』之『晋王羲之《破羌帖》』法书之后；嘉庆二十一年一一八一六一成书的《石渠宝笈-三编》不仅收入的碑帖数量已有大幅增加，而且继承了《石渠宝笈·续编》的体例，将碑帖列为『摹刻法帖』，辟为专门目录，还进一步考证鉴别，对收入拓本的时代予以确定。这说明宫廷已愈发重视历代刻帖的价值。在与此同时的六十余年间，也正是金石考据学逐渐发展成为乾嘉显学的时期，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考据学对清内府收藏书画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金石学的影响却远未达到人们的预期。虽然在民间是『碑学』的兴起，但是于宫廷仍然是『帖学』的延续，二者似乎并未有明显的交集，这一局面直到清末才有所改变。
此《宋拓孔祭酒碑》，《石渠宝笈·三编》著录所定拓本时代『宋拓』，乃是源白杨宾的题跋；『虽剥蚀居多，而风神无损，抑且纸墨甚旧，其为宋拓何疑？』并无更为细致严谨的考证考据。故宫马子云先生依据校碑考据，对此本乃是『明中期拓本』的鉴定意见是相对准确的，朱翼盦先生一九二〇年代以八百五十元购藏的民国初年碑帖市场价格，也再次验证了这一点，而深谙此遭的宝熙『题跋称其为宋拓本，是因为此碑原藏内廷，有意抬高之。』所以，对于《石渠宝笈》著录藏品，我们即不能因出身皇家而盲目迷信，亦不可因某些讹误而妄加菲薄。应当以客观公允的态度，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毕竟我们现在要比古人占有更丰富的资料，研究条件也远远优于前人。如此这般，将是对《石渠宝笈》著录藏品特别是『二进宫』者有益的补充和完善，亦是我们坚持个案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