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藏书画，甲於一时，至今论真迹者，尚以墨林印记别真伪。
　　项子京确是真正的玩家、大家。看看他周围之人便知：文嘉、文彭是其知己，仇英曾在项家为仆，董其昌曾为其家庭教师，文征明长子文寿曾为其刻印，写意花鸟画宗师陈淳教其绘画……他逝世一百多年后，尚有一位忠实的精神追随者——乾隆皇帝为之倾倒。
　　
　　探秘墨林壶
　　
　　如此重量级的收藏家刚好生在紫砂壶兴起的中、晚明时代，他和紫砂的结缘就在所难免了。根据史料可知，项子京是最早一批参与并影响紫砂壶创作的文人，甚至比给予制壶大师时大彬巨大影响的陈继儒还要早些。明晚期的这批江南文人最先推崇紫砂壶并用自己的艺术修养和审美眼光来帮助艺人们提升紫砂壶的文化品位，使其成为文房雅玩。
　　项子京还应是第一批从艺人手中定制紫砂壶的消费者之一。但目前能见到烙下项子京印记的砂壶已极少。最为著名的有李茂林制僧帽壶，盖内有“茂林”长方印记，壶底刻有：“万历TA子京先生索，文嘉铭。”有藏于香港茶具文物馆的时大彬制印包方壶，壶底刻有“墨林堂大彬”五字楷书款。不过此印包壶尚有疑点：项子京卒于1590年(万历十八年)，而时大彬则生于1573年。从印包壶所呈现的高超工艺，再对照大彬其他早期作品来看，可以推断此壶即便为项子京卒年所定制，大彬亦不过十七岁，很难相信十七岁的时大彬就有如此刚柔并济、韵致怡人的作品呈现。
　　项子京定制壶中最为我欣赏的是墨林壶。此壶身桶饱满大气，圈足直颈简洁有力，盖面穹起与壶身浑然一体，钮为乳头状，挺拔而实用，长圆直圈把与短流弯嘴相呼应。整壶呈现出简劲、大气、雅致的明代典型审美风格。壶底刻铭文：“煮茶亭长项氏子京墨林”。遗憾的是未见制作者刻款或印记。那么这款墨林壶的制作者会是谁呢?翻阅著有《阳羡名陶录》的清代著名文士吴骞另一著作《桃溪客语》，发现这样的一条记载：“蒋时英：明万历十年至崇祯十四年间(1582年～1641年)人，原籍江西婺源。时大彬弟子。初名伯敷，后客于陈继儒时改名时英。凡所制作，坚致不俗，其壶为项子京定式，世称‘天籁阁壶’。”今人吴山庄编《中国紫砂辞典》亦承袭此说，称“传项子京(墨林)定其壶式，世称‘天籁阁壶～’(天籁阁是项子京斋号，因得古琴“天籁”而命名)。然而细味此条记载亦不能作为墨林壶是蒋时英所制的证据。因项子京离世时蒋时英年方八岁，如何为其定壶式?吴骞此语至多可解为蒋时英所制壶式多为项子京当年所设计。当然，从此条记载可知项子京不仅定制壶、收藏壶，而且如同两百多年后的陈曼生一样已经参与到紫砂壶造型设计之中，为紫砂壶注入了人文气息。
　　那么，如此精彩而堪把玩的砂壶还能出自谁之手呢?在那个紫砂壶草创时代，能入收藏大家项子京之眼的人不多啊?时大彬尚年少，供春离去已久，而四名家(董翰、赵梁、袁锡、时朋)皆制大壶，且除董翰始造菱花式而追求工巧之外，三家多古拙，都与此壶简劲雅致之风难符。除此之外所剩选项只有李茂林了。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记载：“李茂林，行四，名养心。制小圆式，妍在朴致中，允属名玩。”从正德至万历，艺人所制多大壶，李茂林始制小圆式，实为紫砂小壶之鼻祖。而墨林壶的尺寸正堪把玩，若非李茂林所制，与项子京同时之人还有谁制紫砂小壶呢?且“妍在朴致中”似乎就是为墨林壶所下的断语。
　　墨林壶若果为李茂林所制，不知在项子京众多顶级藏品里是否得意?据《项子京历代名瓷图谱》载，他还收藏有两款能变色的供春壶。但李茂林亦非泛泛之辈，明末四公子之一的陈贞慧就赞扬他“壶艺在时大彬之上，为供春劲敌”。然而，项子京死后不足六十年，清兵入嘉兴，项家累世所藏尽皆散去，只留下了书画、文玩上他的一方方印记。又过百年，连他忠实的崇拜者乾隆帝南巡至天籁阁遗址亦写诗感叹：“槁李文人数子京，阁收遗迹欲充楹。云烟散似飘天籁，明史怜他独挂名。”